必须认真掌握政策，特别是要很好执行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打朔县时⑤，有的部队执行政策很差，搞了十几家天主教堂和二百多家与阎锡山没有关系的老百姓，甚至把打马掌的工具、理发匠的剪子都拿了，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你们在宜川战役⑥和洛川战斗中⑦加强了纪律性，群众对你们的印象不坏。在四十天的围攻中，你们虽然还有些缺点，但由于同敌人两者一对照，敌人把你们的缺点给掩盖了，虽然群众对我们的部队反映不错，但是还要警惕。比如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没有吃的，要买了再吃；没有烧的，也要买了再烧。不能搜俘虏的腰包，否则对我们争取俘虏会增加困难。我们对俘虏的政策：一个是争取，一个是释放。如果搜了他们的腰包，释放后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今后争取俘虏也就会更加困难。
还要严格组织纪律。有的部队不够自觉，组织纪律性差，违犯了战场纪律。如在清涧廖昂战斗中⑧，战斗还没有结束，有的部队不是积极的去消灭敌人，而是先去拉牲口、拿东西。对俘虏政策执行得也不好。由此看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策教育，团级干部要抓紧，但我们党的各项政策主要是靠班、排、连去贯彻执行，特别班、排、连，支书、支委、小组长要搞好，使他们要懂得各项政策，执行政策。我们教育的重心应放在连队，连长有百余名群众，营长才二十来个群众，团级干部最多就是马夫、警卫员、通信员等。打朔县高家堡时，由于部队少数指战员政治觉悟不高，所以对城市和工商业政策执行很差。为此，必须使每个同志都明白，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说一句话，解决一个问题，每一个行动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
我们要以革命的武装去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蒋介石反动政权。建设革命武装靠什么思想来建设?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建设。从部队中发生的自伤的现象来看，证明我们对部队的教育是不够的，值得我们干部很好警惕。我们的干部比山东、晋察冀老得多，他们那里老干部很少，在座的同志比陈毅⑨那里的干部老得多。他过去有三千名老干部，三分之一在江北，三分之二在江南，但他们的部队发展很快，是因为教育抓得紧。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发展得慢?提拔干部不大胆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将那种狭小的圈子打破，今后要大胆的提拔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教育接受很快，很有朝气。
要把反逃亡、反自伤作为部队的经常工作。这就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要巩固部队，反对逃亡和自伤，就要巩固战士们的心，要用积极的方法——思想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懂得革命的道理。
部队应该胜不骄败不馁，你们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够好，胜利了就高兴，受了一点挫折，碰了点小的钉子就受不了。如果这次你们捉了几千名俘虏，大家一定会很高兴，话也就少了。这一点表明你们这支部队比较脆弱，不是那样顽强。如果你们第一把党的工作，第二把政治工作，第三把供给工作，第四把卫生工作都做好了，那就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顽强的斗争意志，有优良的技术战术，有很好的物质保障。这样，你们这支部队的脆弱性就会减少，变得十分的顽强。
练兵要硬练苦练，对作战的战术技术要研究，特别是攻坚战，要很好的研究学习。这次在洛白公路上的这一仗⑩，既是伏击战，也是野战，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有美中不足，有缺点，干部不够顽强，希望各级干部要虚心的检讨，认真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本来这次延安、洛川的敌人是败兵，我们是胜利之师，两个旅相隔也不远，可以取得战术联系，伏击是完全可以成功的，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养、政结这些教训，今后再遇到此种情况就能打好了。
要充分发扬民主，很好的走群众路线，实行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到杨家沟去，就了解河东的情况。到了河东11沿路找农民谈话，找各工作团及各军政首长向他汇报。他又派乔木同志12去专门搜集情况。他感到还不够，又找分局13同志谈，才做的报告14。整理出来以后，发给大家看，征求意见，再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对报告补充修改，再发给大家看，就这样返复几次，他说可以印发。他坐车到了岢岚，在半路上，又打电话告诉我说：“慢些发，等工委同志看后再发。”毛主席的民主作风就是这样的，从农民到高级干部、中央委员，反复了解了情况，所以毛主席报告以后，干部们都反映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如果二、五旅的干部都像毛主席这样做的话，都有这种民主作风，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工作是一定会做好的。只有充分地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实行高度的集中，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大家就能坚决的执行。如果有谁不执行，那就是党性不纯。命令不准违抗，必须坚决执行，违抗命令就是党性不纯，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命令有缺点，一面要坚决执行，一面可向上级报告，如果上级不采纳，有错误由上级负责。对个别领导的缺点错误，要批评帮助，不要袒护，但又必须看到他们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才能做到对敌狠，对己和，团结一致去战胜敌人。对内和这一点三纵队过去做得不够，同级关系、军党关系、军政关系、特别是军民关系等都不够。傅作义教育他的部下对老百姓要如何称呼，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能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先进的军队，军民是鱼水关系，应该做得更好。
我们的母亲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人民勤务员，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对毛主席大家都是拥护的，但为什么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违反毛主席思想，违反毛主席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这主要是我们的思想上有毛病。
我们官兵关系，总的讲还是好的，但是还有缺点。我们对党、对群众、对同志要讲道理，做到对内和，对敌狠。对同志要养成谦虚谨慎，感到自己很不够，要很虚心；对老百姓要尊重。对同志、群众讲野蛮，要不得。这样搞，部队就会变色，红色会变成白色。发生了问题，先不要讲群众，首先检讨自己。对党政发生了问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首先批评军队。旅、团之间首先责备自己，然后交换意见，不团结是双方的问题。旅、纵队之间发生了问题，要站在纵队党委会的立场上解决问题。如你站在旅的立场上，还有那两个旅怎么办?特别是执行任务、分配任务，要站在纵队党委会的立场上。团、旅间就要站在旅的立场解决团的问题，不要站在团的小圈子内。这样对内和才能搞的差不多。
官兵团结，特别提出干部要为兵服务。现在后方积极生产，一只手为群众服务，一只手为兵服务，军队干部更要为兵服务。三纵经济是公开的，分配也是公道的。党、政、供、卫机关要为兵服务，后方同样也要为兵服务。
上下级之间，旅团之间，纵队之间，弄好团结首先自己吃点亏。团与团、旅与旅、纵队与纵队是否做到了，没有的。宜川为抢俘虏打死人。在作战上，自己旅完成了任务，援助了兄弟旅没有?不但不去支援，还说风凉话，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兄弟部队的伤亡也就是你自己的伤亡。过去有这样一句话，“打仗要亲兄弟，出征还要父子兵。”我们只有一个妈妈，我们都是亲兄弟，吃点亏怕什么，特别是分配东西，要吃得亏。二旅是三个指头合起来即变成一个拳头，五旅也变成一个拳头，五个纵队变成一个拳头，一定能战胜敌人，所以互相尊重是最要紧的。
功过问题，要有功不居，有过不避。一个战斗胜利，自己背上了包袱，认为胜利都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我们的干部在打胜仗后，必须认识到，功劳一是党的，二是广大群众的，三是干部战士的，四是军政首长，要功中求过，有多少功，有多少过，这样同级、下级都服气了，相互之间也就会团结了。现在，我们查功是自己的，过是人家的，上下推，自己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15，这是很不好的。毛主席在七大结论说，中国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要养成有过不避的良好作风，只要很好的努力，是能够建立的。
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主要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与领导问题。政治委员应该主动的去团结军事领导，工作应该主动去抓，不抓是你的责任。军事领导也应该尊重党委、尊重政治委员。否则就不是党员的态度。军事指挥上，领导同志应该很好的虚心的接受下级的意见，把自己的指挥很好的检查一下，提高一步，这点是很要紧的。
今后三纵队的党委，特别五旅、二旅的党委，内部要加强团结。党委是团结领导的中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对党不准抱任何不好的态度，否则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利益、对党的威信、对当前消灭蒋介石，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有害的，因此，党员对党应当绝对服从。
关于连队的党支部，过去在选举支部书记时，不管政治指导员称职与否都是他。今后党的支部一定要开党员大会，用无记名的投票选举支部委员。如连长、政指被选为支委，应该自觉的尊重选举的支书，如他能力不够，应该设法帮助他，有了工作先民主讨论，然后集中，作出决定，分工负责，交连长、政指去执行，支部来保证。在未决定前，支书领导讨论决定。在行政上，支书受连长、指导员的领导。在党内，连长、指导员受支书的领导。党委会也是一样，一切工作要由党委会讨论，讨论后党委会集中做出决定，然后分工负责。在执行中，党委书记有权督促检查，各部门不断的向党委会反映情况，汇报执行的情况，有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召集会议解决。常委会要经常不断的开会解决问题，指导工作。在党委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有保留的意见向党委会声明，但要少数服从多数，做出的决议要坚决执行，不准打折扣，保留的意见可向上请示。
提高部队战术技术的任务放在光达同志身上，你学的东西没有用出来。要把宜洛战斗的经验总结出来，通过上课教育干部。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由你召集大家来研究。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术素养比较差，军语也讲不上来。但我们的干部政治质量高，实战经验多，可惜没有系统地把经验整理出来。所以，提高干部军事理论的任务，光达同志要担负起来。
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二、五旅如何培养?两个旅都有自己的特长，各个兵团都有特长，如五团就愿攻坚，不愿野战。要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就要按部队的性质培养，但是能攻坚，也要学习野战，其他团既要学野战，也要学攻坚，有意识的培养，不断的进步。只要这样，优良作风才能保持。
政治工作也要进步。诉苦也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现新东西，研究创造新的东西，诉苦、三查要不断的向前发展。政治工作不够活跃，如果活跃起来，部队的管理教育就好搞了，对部队的巩固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会是团结的会，在会上，同志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缺点要确实改正，这对三纵队的党委、二、五旅党委的建设，有很大的利益。同志们对个别领导的批评，不会减低他们的威信，反而会提高威信。三纵队党委应该有决心和信心，团结一致，多打胜仗。
[注释]
①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旬，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其中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编成，调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延安的任务。一九四七年三月，第二纵(由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编成)西渡黄河，归彭德怀指挥。八月初，第三纵队(由独立第二、三、五旅编成)机关率二、五旅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第三旅仍留在黄河东岸。
②光达即许光达，第三纵队司令员。他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湖北洪湖地区组织武装，历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师长等职，后到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长兼政委、雁门军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等职。
③朱明，先后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和入党的老同志。
④志远即孙志远，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⑤指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军在晋北战役中，打下朔县城后，有些部队违反了群众纪律。
⑥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发动了宜川战役，我军参战的有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在宜川和瓦子街地区歼敌二万九千四百余人。
⑦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二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了黄龙山麓战役，参战的有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在洛川、黄陵、宜君、韩城等地与敌作战，歼敌三千余人。
⑧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延清战役，参战的有第一、三纵队和两个旅，在延长、延川、清涧地区歼敌八千余人。
⑨陈毅，当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共指挥十余个纵队。这里主要是说，华东部队的干部虽然没有晋绥地区的老，因能大胆重用新干部，所以部队发展很快。
⑩指在黄龙山麓战役中，三纵队担任伏击任务，由于内部协同没搞好，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11在西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离开了陕甘宁边区，二十五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了黄河以东山西省兴县的蔡家崖。
12指胡乔木，当时任新华通讯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13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等。
14指《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0至1212页。
15布尔什维克，俄文的译音，意即多数派。后来逐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同意彭总报告中讲的三点。今天我谈下面四个问题。
一、后方情况介绍
河东、河西去年一年做了些什么工作?第一是支援前线。第二是整党、土改。第三是金融贸易，财政供给。
首先，我讲讲人力、物力问题。全边区总共四百余万人，我们动员的情况是：河东最低在5％以上，最高超过14％，平均超过7％。我们估计九分区有很多女人，曾想将复员军人安置到该分区，但到中阳一看，好多村庄看不见一个青年的女人和少年，阎锡山把壮丁和青年妇女都带走了。蒲城等地空窑洞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群众生活很苦。去年，我们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军。陕甘宁边区动员了两万青年参军，其中延属分区超过了规定数目，绥德分区完成了任务，陇东分区没有完成。此外，还有很多脱离生产服军勤的。在警备区范围内还可以看到青年，到了青化砭就看不到青年了，大部分土地都荒着没人种。这说明，我们边区的人力已经枯竭。在前年和去年打仗，后方还可以供得上，现在除匪灾外，又遭天灾，仅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河东灾荒也很严重，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九分区也是很大灾荒，如大宁全县只剩下一万五千人。所以，在物力上，去年也已枯竭，这给保障部队供给带来严重困难。过去市场的物价变化是棉花和布起带头作用，而去年是粮食起带头作用，粮食很贵。
其次，谈一下晋绥的整党和土改问题。毛主席已经做了结论，一九四六年六月的高干会是反右倾；一九四七年的财政供给会议是反右倾、整贪污浪费；所以在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在划分成分中犯了“左”的错误。清理经济反革命本来是整公营商店，以后将面扩大，整到了私商头上，其中也包含有报复的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检查贸易局时，发现白银搞光了，就认为是经济反革命整了我们。在征收营业税时，有好多不该征的也征了。总之，在商业政策方面也犯了“左”的错误。还有打人问题，这是由别的解放区传过来的。我们晋南提出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口号，在这“左”的口号下，死了一部分不应该死的人。这次中央到兴县作了检查，晋绥地区有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二百万得到了土地。在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①以后，晋绥开始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征税征错了的退还，成份划错了的重划，有一部分成份划高了的就往下划。这种转变，也引起来一部分贫雇农的不满。他们提出：抗战八年，党和中农是亲近的，和贫雇农是疏远的。以后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检讨了领导上的错误，有的经过争论，才慢慢的把有些农民被划高了的成份往下划了。为什么把划高的成份往下划时就那么困难呢?关键是涉及到退东西的问题，贫雇农不愿意把已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特别是对退土地，中农认为拿走了他们的好地，就是挖了他的眼珠，而贫农得到了好地就不愿意退出来。最后，还是经过各方面的调剂才算解决了。
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毛主席在碛口、三交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他到兴县问我们是不是能够退出来?我们认为，有三千石粮食就能退。退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退还小摊贩的东西，这得到一些干部的同意。第二步，退第二等商人的东西，又得到干部们的同意。最后，退大商人的。直到毛主席过兴县，经过了一个说服教育和解释过程，最后才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了。这次毛主席在晋绥讲话时，用群众的话做了总结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②
我们在去年的土改中，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今年就有人开垦荒地了，三、九、十分区的灾荒也解决了。只是神木的领导对榆林地区的粮食估计过高，所以灾荒仍比较严重。
第三，战勤任务繁重。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万数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是经过土改和整党，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改和整党中，把一部分坏干部整掉了，培养了八到十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他们不脱离群众。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来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九四八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都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限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去很好的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82迫击炮弹需要一千五百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82迫击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一百五十万斤硝，在六月份我们可生产山炮弹五百发，七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六千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③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六、七、八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会，检讨后勤各部门的工作，使河东与河西的工作更好协调起来。
关于部队今后的供给问题，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边区已发展到六百五十万人，粮食、棉花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晋西南人人都会纺纱，新绛县手工业有七十二项，布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代县、运城的盐也是很大的收入，三边的盐池也可以发展，白水瓦窑堡的煤、河东右玉南山和左云东山的煤产量都很大，晋南的煤能供晋南几十万人用，五寨、宁武一带有大森林可以利用。我们现在自己办的火柴厂很好，可以不用外来的火柴，并能出口。总之，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在大片新解放区还没有人去做税收工作。所以，只要把财经工作做得好，吃饭、穿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同时，组织好运输也非常重要。现在晋察冀有几十万斤棉花，还没有运过来，如果把河东与河西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大大提高，那时估计可以抽出一万八千多名劳动力来从事运输工作。
二、对西府战役④的检讨
这几天，大家对西府战役的检讨很好，但是据我了解，同志们在会议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有的同志对党、对同志没有如实反映问题。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相互批评不够。纵队与纵队之间，旅与旅之间有意见，但当面都不讲，表面上看很和睦，而在背后又相互议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这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是没有好处的。有的领导说，他们的部队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而事实上没有做到，但没有同志出来批评。中国有句俗语说：“瞒病者必死。”我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没有把脸皮扯破，没有把存在的问题都揭露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对打瓦子街捉俘虏问题，某纵队对某纵队就有意见，但在这次会上，某纵队不公开提出来，某纵队自己也不讲，既然相互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放到桌面上呢?再如三五九旅一个团长为抢俘虏被人打伤了，某旅有个班长为了抢枪，就上起刺刀来杀人。对这种事情，这些部队的领导为什么不讲呢?如果现在不很好检查，那么将来还会犯错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彼此间应该做到亲如兄弟，团结友爱。但我们有些部队，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还要相互打。有的打仗时打滑头仗，做假报告，对这种情况，这些部队的领导要负责。
在杨家沟会议⑤上，毛主席指出：对整个的敌人可以轻视，而对具体敌人不可轻视。在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就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就是轻视敌人。如果你们集中兵力过了泾河，就能歼灭更多敌人，有力的支援友军，使敌人无法抽兵，我军就能占领宝鸡一星期，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关于军事问题，我问过毛主席，他说：只要把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原则⑥研究好了，就能解决问题。冬季休整以后，大家劲头很大，打第一仗，就消灭敌人五个旅，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有歼灭敌人的把握，做到了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攻打洛川时，由于那里地形很险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所以把握不大。打洛川，一方面影响了六纵、三纵的休整；另一方面，我们伤亡了二千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
在上次前委扩大会上，与会干部都表示了态度，就应该保障战役任务的完成。我们的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而且离根据地也不远。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没落阶级的队伍，所以，只要我们指挥员指挥得好，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比如在我军渡过泾河之初，利用敌人尚未集结，先扫清散敌，扩大我之占领区，把敌人逼到咸阳、三原以东，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几天时间，这一着做好了，就可以挽回被动局面。在岐山对抗时，我们有五个团，兵力不算少，但由于我们队形拉得很长，兵力分散，所以就不可能抗击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先占领屯子镇有利地形，进行顽强阻击，加之敌人十几个旅的兵力不是密集进攻，而是比较分散，我们只要打掉它一个团，它也要停一停，这样就可以打败它的进攻，争取二三天时间休息，再作好打的准备，这就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但这仗没有打好，所以应该检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在军阀混战时代，湖南郭炳珍的两万多人，被几十万四川军队打败，只剩下八千多人，退到了湖北某地，在河滩上睡觉。他手下好多军官问他怎么办?他都不答理，只有一个军官说：“服从命令。”于是郭起身重整队伍，问部队的官兵是愿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只有打，他率部队回头一个夜袭，一直杀到川军的指挥部，打败了三十多万敌人，收复了成都。其基本原因，就是部队服从命令和注意了对战术的研究。
关于四纵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由主要领导负责。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后，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纵队的主要领导对干部有些偏。如有的干部明明毛病很多，但该纵队主要领导几次来电报要这个干部，而他对积极的青年干部则认为没有经验，不能很好使用。在这次战役中，纵队主要领导对部队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也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他自讲的阶级意识不强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他起了副作用，他对有严重缺点的干部没有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弄到了撤职的地步。这些同志的本质还是好的，如果纵队领导能及时对他们批评帮助，本来是可以挽救和改造过来的。所以，四纵的问题，应由主要领导负责。
还有某纵队的问题，纵队领导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我认为，这些客观原因虽然都能算是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在那里筹粮，这就是命令，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命令就是错误的。我认为，有的纵队有不愿打仗，只想走的思想。但你们应该懂得，我们只有打垮了敌人，才有可能安安宁宁的走。本来某纵在打了宝鸡后伤亡不大，又有弹药，为什么不能再打?根据上述情况，我觉得我们有的部队还不是十分顽强。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在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这仗总的来说虽然打胜了，但有美中不足。我军西南行动虽然是被动的，增加了部队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汽车等，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某纵队在伏击敌人时，由于兵力少，加上指挥上有毛病，否则会打得更好一些。
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四纵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子弟兵，他们的质量比哪一个纵队都强，把这支部队带成现在这个样子，应由纵队领导负责，所以，我提议高级干部要好好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关于军事的那十条原则。
三、关于整军问题
彭总所提的方案，我完全同意。整军的目的是为了组织我们的力量，检讨经验教训，所以这次批评X纵队犯右的错误时，要同时注意防“左”。
首先，在组织上，对于干部称职的就用，不称职的就撤职或调动，X纵队就需要这样做。
其次，关于补充问题，最困难的是征新兵。在晋西北已征到五千人，石家庄有八千人，估计还可以动员归队二千人，拟六、七两个月补充到部队。另外，还可到各医院动员一至二千伤愈的老战士、机枪班长等回部队充当骨干，这是野战军的一部分力量，以上总共能动员二万多人补充部队。此外，对六纵队的武器补充问题，也要很快解决。
第三，整顿机关工作。整个边区司令部的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大多数是文参谋，没有一个参谋头。所以，我提议在整训期间，对司令部的工作要很好整顿一下，要实行分工负责：一科要负担起一科的工作，二科要负担起二科的工作。我觉得二科的战略战役侦察没有做起来，甚至连战术侦察也没有担负起来。在战斗中，电台很重要，我们骑兵侦察力量很小，主要靠电台，特别是离开根据地到蒋管区作战，没有电台或电台联络不好，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四，做好打出去的准备。野战军是一定要打出去的，所以现在就应该注意作好打到蒋管区去的各项准备工作。据我估计，前总的后勤工作也不是做得那样好，一定有缺点，比如前后方的协调就做得不大好，因此，在整训中对后勤工作也要好好进行检讨，特别是对运输队要很好进行整顿，因为违犯纪律的主要是运输队。在休整中，需要召开一个后勤会议，使前后方后勤工作衔接起来。如果后勤工作做得好，保障部队的供给，这是对前方最大的帮助，也是后方的中心工作。现在野战军有奖罚条例，做到了奖罚分明，对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做。
现在后方军干校有九百多名学员，为了使他们的训练不与前方的作战脱节，而能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我建议前方政治工作材料和各纵队整训中的材料，都送给军干校一份，以便学员了解前方的情况，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训练。
在两个月的整训中，对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进行整顿，以便两个月后打出去时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有提高，能适应打马打胡⑦的需要。打马需要骑兵，打胡也同样需要骑兵，所以，练兵的时候一定要苦练，还要加强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战时主要是看能灵活用兵，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以在平时就要教育和培养战士都能各自为战。练兵是要舍得皮肉之苦的，要把部队练得能攻能守，既能打攻坚战，又能打野战。
第五，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部队整训以后往西南行动时，群众纪律有所进步，但进步不算大，各级领导还没有把组织纪律性提高到阶级觉悟的高度，建立在阶级自觉的基础上。如在围洛川时，一纵队在秦关镇时群众纪律最好，但九旅的群众纪律还不是自觉的，而是带有命令性质。三纵队的纪律也比较好，某纵队的纪律就比较差，群众有意见。所以，我们各级干部要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并把它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觉悟基础上。我军的政治影响，就是我军的政治生命，为维护我军的政治声誉，必须加强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之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更为重要。三五九旅、二旅在整训以后，组织纪律性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第六，注意节省弹药。打仗时，各部队要注意节省弹药，这是件很重要的事，否则我们打仗是打不起的。比如攻临汾时，主要是冀晋、冀鲁豫供给的弹药，所以才能打。对我们的困难，我也曾向毛主席报告过，毛主席说：困难可以解决，一个办法是找蒋介石解决，再一个办法是划地区，从这两个方面，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战争中虽然缴获大，但还是要教育部队注意节省，节省弹药的主要方法是提高炮兵的射击技术，不放空炮。如果我们不注意节约，打下两个省以后，弹药供给困难还是没法解决。对上面讲的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节省弹药这两件事，请各级党委开会后认真讨论，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第七，加强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各部队之间要注意搞好团结。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在这次会议上，从有的部队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由于当前兵员不足，所以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捉俘虏，抢物资、武器、弹药，这是造成部队之间不团结的重要原因。此外，在战斗中打滑头仗，也是引起不团结的原因之一。对此，各纵队党委要好好的检讨。今后，俘虏应先交前总组织的解放旅训练，尔后再补充到各纵队。
四、关于中央指示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问题
弼时同志⑧在前委扩大会上已提到打击面应缩小。实行减租减息，主要是为了缩小打击面，这是个策略问题。这样，便于争取和团结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大多数人与我们合作，孤立极少数反动派，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
[注释]
①⑤即—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从会议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央用很大精力来纠正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
②见《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0页。
③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张经武。
④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二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了西府、陇东战役，我军参战的有第一、二、三、四、六共五个纵队，在西府、陇东、黄龙地区与敌作战，歼敌近二万二千人。“西府”即今陕西凤翔、宝鸡地区。西府陇东战役，有时简称“西府战役”。
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143至1144页。
⑦“马”即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胡”即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鸿逵、马步芳为副主任。
⑧即中央书记处书记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北野战军在土基(黄龙)召开高级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确定部队整训计划和对胡宗南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贺龙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我讲三个问题：一、目前形势。二、军事问题。三、今后的任务。
一、目前形势：
讲形势问题时，先把我们的力量谈一下。我们的解放区，过去只有延安这么一块，人口七十万，现在有十几块，人口一万万六千万。过去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几万人，现在有二百多万。我们军队，过去只有三个师，上自毛主席，下至伙夫、马夫在内，共四万五千(内有一个留守兵团)，现在我们有野战军一百多万，地方兵团一百多万。我们由一块根据地发展到十几块，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二百多万，由几万军队发展到两百多万，这就是我们力量的发展情况。《三国志》大家都看过吧?那书中讲到曹操率领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就多得不得了。今天，我们仅东北地区就有八十二万军队，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我军的装备怎样呢?东北的部队装备很好，华北我军也不比蒋军差多少，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的装备都很好。就拿我们西北地区来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战争，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各战场上都打了胜仗。
特别是在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后，各解放区都普遍进行了土改和整党，我们有了这样大的力量，又进行了这两件工作，土地问题除新解放区、边缘区尚未解决外，在老解放区已基本解决了。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我们发动贫雇农，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斗争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这一件伟大的工作，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不进行土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要负担这样大的战争费用，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今天一个战役就有几十万军队参战，吃粮食、用的草料以及弹药……，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比如运城临汾战役中①，就吃了五十万石粮食，用了追击炮弹三万发、子弹一百万发、山野炮弹五万发。“八二”追击炮弹一颗就顶一千五百斤小米，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还不够制造一颗“八二”追击炮弹花的钱。临汾打了七八十天，消灭敌人两万多。仅这一仗就这么大的开支，所以如果没有土改，这种仗是打不起的。
整党这件工作的收效也相当大。老百姓有几句话讲得很好(毛主席于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讲过了)，他们说干部：“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土改、整党后，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农民的代表会也组织起来了。因此，土改、整党这两件工作，对全国解放区的建党、建政、建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河东去年虽然闹得轰轰烈烈，但犯了“左”的错误。由于河东没有贫农小组、贫农团这一个广大的群众活动，所以对党内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就不可能清洗出去。对过去有些搞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自私自利的干部，在土改中我们采用了三种办法处理：对好的党组织，经过他们去做；对较好的党组织，就引导他们去做；对组织严重不纯的，就不要他们做。我们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有二百万农民得到了土地。
二、军事问题
从去年七月起，除个别地区外，各解放区都转入进攻。东北我军完全是进攻，把敌人打得招架不住，山东、华北也都一样。现在，蒋介石不得不调兵把守天津、上海、张家口、热河等地。与此同时，我们的部队不仅数量上增加了，而且质量也提高了。我们现在有正规军一百万，地方武装一百万。正规军的战斗力和装备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在去年冬季，我们各解放区的部队都得到了休整。我们西北野战军去年也在清涧得到了两个月整训，经过“三查”，把部队的政治水平、阶级觉悟提高了。进行了群众性的练兵，战术、技术水平提高了。又在绥德开了高干会议，统一了干部的思想。总之，经过整训，战士干部心都齐了，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所以在今年的春季攻势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在敌人力量大于我们好几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东北、山东、华北地区过去都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