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制成黄饼后，再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国家当时定出的价钱却超过了黄金，每吨二十来万元。
袁成隆说，土法炼铀，老百姓搞，我听说云南云沧那个地方有农民在炼铀，我就跟部里说了，我说这是个大事情，我得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后来我就去了。沿途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那儿炼呢，跑到云南边境，看了很让人惊奇的，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个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那个矿比较富，把那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呢，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把那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过滤，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到细一点儿的铀沫，也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道一道弄下去了。我看这个很好，很感动人啊，这里的人真积极啊。我就把情况报告给部里。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过，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又一时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勘察铀矿，开采矿石，是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终取得，又必须由专门的厂家进行复杂的生产，才能供给原子能发电与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铀矿勘探紧张进行的同时，也开始了几个核工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考虑到核工业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机密以及投入生产后又有放射性等特点，参考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时的办法，双方根据当时国家的战略要求确定了几个原则：安全、隐蔽性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要求。随后，成立了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领队的是二机部部长助理何克希，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成员有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以及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和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共22人。他们用两个来月时间跑了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苏联专家想在洛阳找一个地方建铀浓缩厂，后来又提出在西安，都很快就被上头否定了，选厂小组只好继续向西寻找。后来任铀浓缩厂副总工程师的刘宝庆是这个选厂小组的组长，让他参加，是因为苏联专家提出铀浓缩厂用电量很大，将来生产以后还不能断电，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选一个搞电的专家。刘宝庆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由铁道部保送到莫斯科机械电器工程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铁道电器化。当初是想将来回来搞铁道电器化的。但在他回国时，大使馆告诉他，钱三强要抽调他回国搞原子能。
1955年刘宝庆刚回国，三办的李绍州就带他到地质部报到，住在招待所。第二天钱三强来找他，刘宝庆说，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学电的，不是搞物理的，更不是搞原子能的，你为什么要把我吸收到原子能事业里来？钱三强说，将来我们要建原子能电站，你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嘛。刘宝庆一听，放下心来，觉得自己的专业至少有一半能用上了。他对钱三强说，你是专家，我连小学生的资历都不够，你能不能推荐一点这方面的书？钱三强便给了他一本苏联原子能应用方面的书。刘宝庆只知道铀浓缩厂是一方面给原子能电站提供燃料，一方面给军用原子弹提供原料。我回国之后和一个叫连培生的负责整理原子能电站方面的资料。
1957年，根据中苏协议，由陈一民带队，卢荣光和刘宝庆他们这些人先出去参加选厂普查。普查的时候是按原子能电站的要求进行普查的，首先要有电力供应，因为污染比较大，要求地下水越低越好，交通要方便，便于运输。回来以后，苏联选厂专家也来了，选厂组由苏方和中方各出任一名组长，苏方的鲁钦和中方的刘宝庆被指定担任，在何克希和王介福指导下展开工作。选厂组走了很多地方，苏联专家一路看了下来，总觉得条件都不是太好，比如西宁那边，地方比较小，丘陵比较多，平地少，水流量小。四川虽然有水，但气温又比较高，地下水位也不低，人口比较密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往西北再转转。转到兰州，他们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条件不错，专家说这个场地很好——铀浓缩厂运行起来发电量比较大，大部分电要变成热能把它排放出去，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