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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作者:马骏【完结】
前 言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不 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 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 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 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战斗、工作过。在这期间， 他有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曾因坚持正确的主张而受到错误 的打击，在江西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艰难、曲折的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中央 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 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出色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建立巩 固的红色区域，支援革命战争，建树了卓著的历史功勋。但他又因坚持从实 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 “左”倾冒险主义，遭到错误的斗争和处分。然而，他仍然对党襟怀 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作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 以后他在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机关报 《红星》主 编。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帽子， 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押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危难之时， 他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除了参加劳动，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 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以后并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 他在深深的思考着，从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他在江西度过了五个年 头的艰难岁月。邓小平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 和人民”，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坚定信念、智慧、魄力和威望，以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所建立的永远 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人民爱戴邓小平，邓小平与人民心连心。他时常惦记着江西革命老根据 地的父老乡亲，关心着江西的山山水水。新中国建立后，他对红色故土一往 情深，多次到江西视察工作，多次为江西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 勉励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建设好江西。1992年 1月30日，邓小平结束 南巡途经江西时，特地在鹰潭停留，对江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鼓舞和激 励江西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争取更大光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 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 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传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为了帮助人们了解邓小平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 彩的光辉革命生涯，学习邓小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他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 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学习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的鲜明的革命风格，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做 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和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现已征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选编，特编纂了 《邓小平在 江西》一书。我们怀着对邓小平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力求本书能从几个不同 阶段反映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战斗、工作和生活的若干侧面，使人们从这位领 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吸收丰富的政治营养。 《邓小平在江西》一书收录了散见于其他报刊图书中有关邓小平在江西 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史料，也有新整理的资料。书前收入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 照片，书后附录了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大事记，供读者参考。鉴于我们收集 选编的史料有限，加之水平不高，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 指正。 在本书的编纂中，有关地、市、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提供了部分文字和 图片资料，李新华拍摄了一部分图片和全部图片翻拍、洗印。刘端秤、章志 红、胡小珍、王天照、萧丹、熊华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对他们给予的支 持表示感谢。 本书于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如今为缅怀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 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 立者邓小平同志，特再次印刷、并更名为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奉献给广 大读者。 编者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① 1931—1934：邓小平在中央苏区 瑞金与中央苏区 931年7月中旬；父亲和阿金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 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 利地进入福建的永定，这里已经进入中央苏区的地界。然后，他们再向西北 经上杭、汀州（长汀），最后向西，跨过闽赣边界，到达江西的瑞金。 这时已是1931年8月间。 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认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不可能取得胜利，应把部 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以 发展革命力量，并决定向湘赣边界的山区进军，在湘赣交界之处的井冈山建 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军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 命根据地三项任务结合起来。而井冈山地处江西、湘南之间，远离敌人中心 城市，且山势险要，易于攻守。这个地区曾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 地方群众基础较好，还有中共的地方组织和地方群众武装，最宜作为革命根 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 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伟大转变的起点。 927年底到1928年，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部队和彭 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相继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 队会师，成功地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革命的区域，并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 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中央批准，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军，即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共一万余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1928 年 底，敌人成立了湘赣两省“剿匪”总部，纠集了二十五个团，约二万余人的 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猛扑。 为了打破敌人的 “会剿”，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红四 军三千六百人的主力开始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等留守井冈山。 月，红四军攻占赣东肩的宁都，此后由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湘 粤赣三省军队抽调到武汉地区，闽赣境内空虚，乘此机会，红四军先进闽西， 再转赣南，连克闽西长汀，赣南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到了6月，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边境进行游击战，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 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建立了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 930年，红四军打退了敌人的“会剿”，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 扰，又打通了赣、闽、粤三省红色区域的联系，解放了赣南大片土地，建立 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蓬勃开展。1930年初，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扩大 为拥有八十五万人口、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十万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 到了土地，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930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等部 ① 原载《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8 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队整编，成立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形成了比较 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掉 转头来，集中兵力， “围剿”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国民党军十万部队，子 11月间开始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 “围剿”。 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是诱敌深入，而后中间突 破，接着各个击破，到12月30日，全歼敌军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 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 “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经此惨败，并未罢休，狂妄地叫嚣要“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1931 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带队，调军二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制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 针，红军三万余人，经过十五天的激战，横扫七百余里，打了五个胜仗，缴 枪二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 “围剿”。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立即又于1931年7月，集中三十万兵力，亲任总 司令，还带着德国的、日本的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坐镇江西省会南昌，向中 央苏区发起第三次 “围剿”。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 采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声东击西，巧妙回旋，使得敌 人不知红军主力何在，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跑，却又屡遭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 的袭击。经三个月的时间，敌军最后撤退，而我军则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 万余枝。 蒋介石亲自出马督阵指挥的第三次 “围剿”，就这么的失败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形成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不顾民心，不顾国耻， “先安内，后攘外”的如意算盘，在坚不 可摧的红军面前，彻底破产。 父亲到达江西瑞金是1931年8月，其时正是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 剿”的时刻。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父亲到那里后，发现瑞金县的党政领导权，已 被反革命分子篡夺，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仅瑞金县城对面的一 个山上就有百余人被杀害，群众情绪很大，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 沉。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正在瑞金，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的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当时他们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他们和邓小平一起 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邓小平和谢唯俊、余泽鸿二人，首先迅速地惩 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革命干部平了反，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 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并着手发动群众。不久，瑞金的干部和群众的 积极性发挥起来了，特别是大多数本地的农民干部情绪很高。有了大批的群 众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的支持，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在第三次 “围剿”被粉碎后，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瑞金由 此成为享誉全国的 “红都”。 为了庆祝第三次反 “围剿”的辉煌胜利，“红都”瑞金召开了五万人的 盛大祝捷大会。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
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 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一 片革命热情高涨。 有了在广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工作的经验，使得父亲在瑞金的工作进 行得得心应手，十分顺利。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 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 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 “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 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 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 笑了，我对父亲说： “应该是六岁小子，吃死爷爷！” 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大不爱讲述自己的过去 了。如果他能像这次这样多讲点儿，我就可以 “多捞点稻草”了，这本书也 就可以更加生动一些了！ 父亲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 1932年5月，江西省委书 记李富春，将邓小平调离瑞金，到瑞金以南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972年秋天，父亲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倒后滴居江西时，他和 母亲二人曾获准在江西境内 “调查研究”。他们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 凭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遗址，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 这次到瑞金，离他在瑞金当县委书记，已时隔四十春秋有一之久，虽然他当 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 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 说： “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在他蒙冤 遭受 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 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 “围剿”的时候，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 步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 931年6月，“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给红军及各地方党组织发出训 令，说由于反动统治的政治危机继续增长，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当前党的紧 急任务是力争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 这个训令，就是要红军不顾现实状况地去攻击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 把整个的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变成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错误地决定，革命时机正在全中国成熟，争 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望，红军要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集中 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王明中央还气势 汹汹地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 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组织上发展 了宗派主义。对于那些对 “左”倾政策怀疑，不满或不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 的人，一律扣上 “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 派”等大帽子，并对这些同志在组织上和人身上进行 “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甚至使用对敌人的斗争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1931年4月，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央代 表一到中央苏区，就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横加指责。他们劈头就指责， 红一方面军的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最严重”的错误是：缺 乏明确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土地、 党政关系、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中央都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加以斥责。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 评”。会议指责中央苏区在根据地、红军、土地、政权、工会运动、反帝运 动、共产党与共青团、肃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方面犯有 “错误和缺点”，指 责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 “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 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认为红军 还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攻击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有很大的错误”， 致使 “群众没有发动”，“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苏区”。会议还十分错误地要 求在党内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 右倾”。在红军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 “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 会议最终排斥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工作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1931年 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 国焘为副主席。 本来，这是一次群英聚会、庆祝胜利的盛会，但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 这次会议以错误的 “阶级路线”为原则，规定地主“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 利”，富农 “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等等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 策。 “左”的高压气氛，使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许多苏区的同志，其中就包括著 名的铁路工人出身的红军将领 “王胡子”王震。 父亲还说过，在这之前的一次大会上，他曾远远地看见了李明瑞。生死 与共的老战友相见，本应令人十分高兴和激动，但是，父亲知道中央对自己 的不悦，又鉴于那时的 “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父亲竟然没有上 前去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地相望了一下。这，也是父亲与 李明瑞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李明瑞终于没有逃脱 “左”的魔掌，含冤被杀。 一系列 “左”倾错误政策的制定，给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 危害性。而这些错误的决定，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 从此，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要 面对敌人的强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要与 “左”倾错误路线相抗争。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命运，经受了一系列险象环生的重大考验。 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9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会昌，在瑞金以南五十公里，与瑞金紧相毗邻。1930年4月，毛泽东、 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会昌时，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建立了中共会昌县委 会。在粉碎了敌人第三次 “围剿”后，会昌县农村许多地方已属红色区域， 但会昌县城则仍是一个白点。 1931年 11月，红三军团攻克了会昌县城， 12月，成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 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这时，会昌全县已有党员六百六十人，区委十个，党 支部六十六个。1932年5月，古柏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父亲由此到达会昌，
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父亲一到会昌，几天之内，首先处理了排除敌人“靖卫团”搔扰的事情。 其时，由于会昌县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 “靖卫 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父亲主持召开了会 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 续清剿 “靖卫团”的残余，从而稳定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邓小平在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等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 门户，离 “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 设立一个军事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罗屏汉介绍，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 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军事部长。钟亚庆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怕不适应工作， 在邓小平几次电话催促下，他才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 钟亚庆回忆道：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址时，突然遇 到邓小平向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 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行了个礼，跟着他走到在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 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 ‘你好调 皮，老罗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你现 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 ‘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 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 ‘你不要 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 “我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晚上，小平同志叫 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早饭，区委领导 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 ‘猪肉，好是好， 就是少了一项。’区委书记问： ‘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地说： ‘辣子！’ 区委书记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新番椒回来。小平同志拿了一个放 进嘴里咬了一口，说： ‘不太辣，也还可以。’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 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 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总是热 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① 钟亚庆的回忆，生动地勾画出了二十八岁的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 面貌和生活形象。 932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绝不抵抗， 而对抗日 民主运动却大肆镇压的政策，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心腹之 患。在前三次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失败以后，于6月又调集十余万大军， 向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令红三军向荆州、沙 市进攻，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丢失了湘鄂西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得手，便又开始调集更大的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开进，誓欲 扼死中国工农红军而后快。在南路，广东的陈济棠部占领了福建上杭和广东 梅县一带。 ① 钟亚庆 《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56 页。
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 三县毗 邻，与福建、广东相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有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 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 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 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 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 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五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三 县的交界点，同时，它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这里离红色首都瑞金仅一百公里之遥，实可称为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932年7月，在窍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三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 会上，邓小平、罗屏汉等讲了话，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 中心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坝笃下。 8月，以会昌边防游击队为主体的地方武装，成立了江西省军区第三分 区，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调任三分区指挥员，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 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东留、桂坑一带牵 制闽西敌人。 扩大红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件十分重 要的工作。对于会昌中心县委，扩红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2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会昌、寻 乌、安远三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扩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把 任务落实到各区。当时扩红的对象主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农民和工人；方 针是耐心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形式是干 部、党员带头报名，亲劝亲，邻劝邻，父母劝儿子，妻子劝丈夫，轰轰烈烈， 广泛宣传，在9月，还搞了一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觉悟提高，广大 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 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 大红军一千多名。 会昌中心县委，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会昌县还曾于1932年10月、11月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其时，会昌 发展到党员二千五百多名，乡党支部八十二个，区委十三个；寻乌县党员二 千多名，乡党支部四十五个，区委七个；安远县党员一千四百多名，乡党支 部十六个，区委五个。三县共计党员近六千多，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区 委二十五个。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的工作活跃， 组织健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由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多次 三县苏维埃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动员扩大红军，完成公债的推销任务， 彻底地分配土地，健全城乡代表会议，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并根据中 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条例，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正式的选举活动。会、寻、 安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所以苏维埃政权还加紧了肃 反工作和赤色戒严，实行坚壁清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32年间正处于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争时期，战火时刻威胁着苏区的 生产。敌人对苏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原来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许多商店关门， 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热情很高，生产积极 性也空前高涨。1932年5月，会昌县委成立了县、区、乡的各级春耕生产委 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当年，全县的粮食即获得了好收成。会 昌中心县委还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会昌等地还办了小型兵工厂， 中心县委为了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了“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 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了 “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 烟、纸、粮食等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利用各种方式冲破敌人封锁，使物资源 源不断地进行交流。1932年还推销国家公债约十七万九千元。 会昌中心县委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组织。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 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 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为了更有力 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会昌中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的武装组织，到了 1932年 11月，会昌共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主要 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苏区，帮助红军运输和抬伤病员。除此以外还建立 了赤少队，进行赤色戒严和站岗放哨。在各县，还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 立团，各区还组织了游击队。 会昌中心县委注意发展各种组织。 932年7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中心县 委书记邓小平出席并讲了话。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有团员一千二百一十 人。1932年9月，会昌县举办为期七天的县、区团的干部训练班，有四十多 人参加，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932年下半年，会昌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年 12月，召开了全县 工人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的工会组织。 932年，会昌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 发动妇 女群众，慰劳红军，支援前线。 会昌中心县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办起了七 十三所小学，百分之九十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县还设有俱乐部和剧社，演 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932年 11月，寻乌县城失守，根据这一情况，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 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邓小 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大地方武装问题。 会昌县的中心县委史稿上写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 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 1932年秋， 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门坝举行的万人 ‘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 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 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主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 彬的两次愉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 赤色区域。”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 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 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
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 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 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 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 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 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种魄力和能 力，不断地因时日和经验而增加。在几十年后，当整个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 手中的时候，正是这种魄力和能力，加上那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使得他能 够为整个的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 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在会昌的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钟亚庆回忆道：“1932年9月， 我在福建东留同福建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伤。部 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的罗塘区。 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 （其时任三分区政委） 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 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 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 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 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 汉同志就到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 ‘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 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 元，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 看望我，经济很困难，还给了我这么多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 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 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 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 对革命事业深谋远虑、兢兢业业的精神，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 就非常激动。”① 是的，当钟亚庆于1933年3月出院时，他没有见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 小平，因为，邓小平已被调离会昌，原因是，他已经受到了 “左”倾路线的 批判。 “邓、毛、谢、古”事件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到了中央苏区，来到了中央红军， 并把它的触角伸向各个革命根据地。 932年 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 “左”倾冒险主 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 “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 的领导，犯有 “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是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 务，调他 “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① 钟亚庆 《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56 页。
1933年1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我白区工作丧失几 乎百分之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 金，这就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形成了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更加直接的 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一味 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 年建立了日本操纵下的伪 “满洲国”。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 统治，疯狂 “讨伐”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杀害无辜平民，使我国东北人民 沦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1933年1月，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强行武装占领 了我华北要冲山海关，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把侵略矛头直指我热河省。3 月初，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同时进抵长城各口，已经摆开大举进犯我中 原之势。 在这国难当头、强虏压境之形势下，蒋介石竟然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强 烈反对，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 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 “围剿”。蒋介石亲自 坐镇武汉，自任 “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932年6月至10月，蒋介石首先调集十万兵力，向湘鄂西洪湖和湘鄂 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各根据地均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和转 移。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张国秦等的 “左”倾错误，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 敌人的 “围剿”，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转至川北。由此，红军对 武汉所构成的威胁基本解除。 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地出动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 发动进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抵制了中共苏 区中央局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 斗，巧计歼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共全歼敌人第一纵队的三个师， 生俘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缴枪万余，俘敌万余。 红军的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取得了 “空前 光荣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则在致陈诚书信中哀叹为 “有生以来的隐痛！” 经过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斗，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 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三十万人，全国 共有中共党员三十万人。 第一、二、三、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是由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 正确得当的战略战术，也是由于中央苏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同时，开展 了土地革命，毛泽东等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和配合下，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壮大，红军的战斗取得了一 次又一次的胜利。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天生成就的大道坦途。有真理就有谬误，二者就像 正数和负数般的不可分割。真理，也只有在与谬误的较量中，方可显示其不 朽的光辉。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跌荡起伏。有时真理 占据主导，而有时，则是谬误占据主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 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 “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
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 “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 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 策，提出 “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 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 “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 “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 击。 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 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 “寻乌事件”。 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 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 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 但是，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 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缉地区的地方 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 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 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 1932年 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 阀占领。 王明 “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制会昌中心县委 “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 “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 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 “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 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 上，批判了毛泽东的 “富农路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 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 “左”倾政策，并对它进 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 为代表。 会昌县的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 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 “左”倾错误。他们根据边缘地区的实际情 况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会寻安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大有改观， 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在具体作法上，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敌人 “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 不硬拼，不搞 “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邓小平质问坚持“左”倾错误 的人：这样的保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 法能行吗？而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 “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 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 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 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