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部 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 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 “武装一切工农群 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与其这样， “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 “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 “群众负担太重”，反对大量 推销公债的作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 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 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 就成为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 碍。 以上关于会昌中心县委抵制 “左”倾政策的这一段的记载，说明了以邓 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是如何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 帜鲜明地对 “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红七军的遭遇，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得像父亲这样 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于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王明的 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和宗派主义的逼人气势，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开始斗争 了，自觉地进行斗争了。 在这场反对 “左”倾政策的斗争中，站在前锋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 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毛泽覃，乃毛泽东的弟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团委、 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从 1927年开始在赣西南井冈山、宁冈等地担 任领导工作，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 “围剿”战争，任永丰、吉安、泰和 中心县委书记。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 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未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 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 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 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 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他们三人都是坚决抵制 “左”倾政策，因而，与邓小平一道，受到了王 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场批判 “邓、毛、谢、古”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 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 的 “领袖”。 在另一篇 《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批判会昌中心县委犯
了 “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 坑口”，提出要 “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 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 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 斗争。 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 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 时， “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 路线同一来源”的 “机会主义”。 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 问题。 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 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 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 “加强和部分 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 “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 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 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 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933年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 “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四人并 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来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 “左”倾宗派主义者 进行斗争。他们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 法，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 的立场，更加触怒了 “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 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 江西省委通过了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 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 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 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 “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 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 谢、古四人，而且在 “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 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 打成 “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 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 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 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 “左”倾政策的人，一边 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 “左”的政 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 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 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 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 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 为什么 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 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 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 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 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 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 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 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 1935 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 谢唯俊，在受到 “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 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 1934年参加长征。 1935 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 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时年二十六岁。 古柏，受到 “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 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 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 “左”倾错误的打击， 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 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返顾地全部奉献了。 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你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 是在校园内努力学习？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勤奋工作？还是终日闲散碌碌无 为？遇见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事，你是意志坚定，信念明确，胸襟 宽阔，勇于克服？还是是非不明，刚愎自用，或者意气消沉，牢骚满腹？ 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 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 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 是啊，在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总是难免的。有的人在 挫折面前畏惧了，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怯步了。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对于作为 一个革命者的邓小平来说，在其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困难 和挫折，早已成为寻常之事，而每当他战胜和克服了这些挫折和困难之后， 他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这就是说，祸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一件事情 的发生，究竟是祸是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是因人而异，也会因时
而异。 在中央苏区遭受 “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 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四十年后，这个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 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 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 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 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 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 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 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 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 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 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子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 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 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 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 “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 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 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 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 是 “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本章的内容参考了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党史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写的《中 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 红星报的主编 933年5月，父亲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撤销了 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后，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 足十天，又令他回到省委，原因据说是，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不久，父亲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 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
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 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 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 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 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朱月情。 朱月情的丈夫霍步青曾经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时，霍步 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父亲、张锡缓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后来霍步 青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和父亲也时常见面，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县委书 记，关系比较密切。 朱月情告诉我说： “霍步青是四川齐江县人，和你爸爸两个人是老乡。 他们两个人在江西，都是背驳壳枪、穿草鞋、打绑腿。他们有时在瑞金见面， 就一起去吃面条。在那个时候，肉丝面条就是好东西了，鸡呀、肉呀都吃不 上。你父亲虽然年轻，但很开朗。当时王明路线，许多干部受迫害，小平同 志提出意见，反对王明的极 ‘左’，王明就打击你父亲，给予最严重的党内 警告处分。霍步青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可是你爸爸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 很开朗，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1933年9 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 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 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 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 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 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 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 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 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 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 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 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原则上绝不让步；对同志非常 关心，为他们做实事但不溢于言表；对自己十分严格，无论遇喜遇悲都不轻 率地形于颜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 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阿金离开了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 磨难，才算得 “修成正果”，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父亲赶上了。 生活上，他已是两度失妻 （当然，原因不同），而政治上，其实这才是 他遇到的第一次磨难，而且是最小的一次磨难。三十三年以后，他还将要遭 受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 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世人评论，这三起三落，使得邓小平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
令人赞叹。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 （Uli Franz）写 道：邓小平 “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 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 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 家。”①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 任何磨难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父亲在1933年经历政治和生活上的挫折时，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别人是三十而立，而年近三十春秋的邓小平，却早已经历得大多、大多。 连政治上的大风大浪都不畏惧的他，当然更不会为个人生活中的不愉快而过 分的在意。 阿金和父亲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 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 的红军女干部。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 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 10月，阿金受命担任瑞 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年，中 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 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 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 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 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 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 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 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 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父亲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 没什么事做，父亲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 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 《红星》。父亲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妈妈对我说：“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 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 我被分配在少共 （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 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 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 活，吃完晚饭就串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 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 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工作，他非常同情 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 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 了你呢！”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 ① 《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 中央档案馆尽其可能，将现在所搜集到的红星报汇集成册。虽不完整， 但已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931年12月11日的创刊号上，庄重地写着《红星》二字，下方为“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上方通栏为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 民族联合起来！”红星报头期头版头条的 “见面话”说得明白：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 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 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 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作。 “他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 来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 也可以答复。 “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 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 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 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 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这份报纸面对的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 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些从工农中来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文化大都 很低，甚至还有许多的文盲。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 当然更没有电视了，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 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 地。 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5月，是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共出版三十五 期，其中第一到第十二期，是铅字排版；第十二至第三十期缺收；第三十一 至第三十五期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红星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期刊 顺序号重新开始从一排起，共出版六十六期，现搜集的集册中，缺第六十六 期，其中有十期还是从国外搜集回来的。这六十六期为铅字排版。从 1934 年 10月至”35年：月，红星报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红军开始了长征， 所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这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这七 十多期红星报，就是由父亲主持编印的。 红星报在遵义会议后又继续出版了十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后停止。 停止的原因可想而知，红军已踏上了更加艰苦的长征道路，继续办报已经不 可能了。 父亲并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报界人士，但是对于办报，特别是办革命
报刊，他并不陌生。遥想十年前在法国的巴黎，他就与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 共和青年团旅法组织的刊物 《赤光》，还被美称为油印博士呢！ 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法国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共 产党员，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 这十年，是令人眼花绦乱的十年，多少事件，多少人物侧身而过；多少 体验，多少思绪长驻心头。这些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和理论 水平的提高，使得他办起报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 有父亲手写体的标题。手写标题，显然是为了醒目内容和活跃版面。父亲那 时的笔体，相当隽秀有力。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 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 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 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 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 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 谁还分得清楚！” 的确是的，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 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 委的决议和命令，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 （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 罗荣桓、聂荣臻、陈云、陈毅、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上 面发表过文章和社论，其中最多的当属周恩来，因为那时他是军委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不署名的据我分 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 《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 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 《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 卫军突击》、 《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 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 《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 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 抛开数不清的各类文章、报道不算，仅就这些社论来说，可以说，比起 当年在法国时，父亲无论在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上来说，都大大 地跨上了一个台阶。撰写这些文章的这枝笔，政治思想成熟，充满战斗性， 法国时期的那些尚带幼稚之气，已一扫而光。 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 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 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 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 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的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我想，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 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 指挥干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个人算得了
什么！” 现在听起来，有人会认为这可真是一句老话，一句套话了。但仔细想想， 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那二代的革命者，那一代的红军战士，真的就是这样的。 在当时，面对艰难困苦而未丧志的，又岂止是父亲一个人？千千万万的 革命战士，都是这样顽强而又乐观地战斗着和生活着的。 李维汉的一段回忆，可以使你更加详尽而又形象地了解这些革命战士。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大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 出的口号是： ‘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 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下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 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下饱。吃饭前， 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 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 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 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 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 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下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 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 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 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吁， 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 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 数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 背上还背着布单于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在群众中威 信很高。”① 是的，那时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艰苦的，那时的对敌斗争是无以言状的 残酷的，如果不是有着军为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秀作风和 传统，那么红军早就会被强敌打垮了。如果不是由于拥有这么一批无比英勇、 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忠诚干人民，忠诚于革命， 忠诚于党的事业，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①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第341—342 页。
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黄志勇 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来到崇义山区，帮助地方恢复 党的组织，培养干部，发展武装。 红七军来到崇义后，崇义党组织开始恢复，中共崇义县委在金坑公开成 立，周大侃 （又名周梦）任县委书记（不久调河西去工作了），县委委员有 邝才钦等7人。县委办公地点经常流动，没有固红七军政治部还在崇义长潭 圩专为崇义、上犹两县地方党举办了一期 “地方党团训练班”，参加学习的 23人，大部分是党团员，也有一些进步青年。我也参加了学习。训练班一共 学习了两个礼拜。红七军派了好几个干部到训练班讲课，许卓担任训练班的 主任，主持训练班的工作。记得邓小平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课，主要讲土地革 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内容。我们在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 军事训练。训练时，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不久，驻赣州的国民党军马昆旅向 崇义苏区发起进攻，企图围攻红七军。红七军随即离开崇义，途经上犹营前， 向湘赣根据地的中心转移，训练班的学员随部队到营前时，学员们迫切要求 参加红七军。但红七军政治部要学员们回到地方开展活动，进行土地革命。 同时，红七军还留下林村等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后来，上崇苏区地方部 队中的骨干力量都是红七军留下的干部，他们对崇义土地革命起了很大的作 用。当时，我回列过埠。几天后，周泰侃书记派我到上堡进行革命活动，提 任上堡暴动队的政治委员兼特支书记。 记得红七军到崇义时，崇义有一支小游击队，它是长潭、茶滩暴动失败 后，剩下的4支枪，12个人。他们在崇犹边境的磨刀坑一带打游击。后来， 游击队袭击过埠守望队，缴获30多支枪，并当场击毙了守望队长何少涛。接 着，游击队开至上犹，攻打上犹县城又取得胜利。经过屡次战斗，游击队员 日益增加，武装力量不断增强。红七军到崇义后，将这支游击队编为红色警 卫营，周泰侃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古达培为副营长。部队还打过三十五军独 立营的番号，在崇犹边境开展游击活动，打过不少胜仗。参加这支地方武装 的青年越来越多，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红色警卫营又改编为崇义独立团。 独立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游击根据地。崇义的扬眉寺、文英， 汝城的集龙、桂东的沙田等都成了游击区域。 （选自《中央苏区风云录》，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地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1991年6月编）
邓小平在崇义 中共崇义县委党史办 930年 10月，中共中央命令工农红军第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执 行 “攻打柳州、桂林”计划。这一冒险行动，不仅丧失了正处发展中的右江 革命根据地，而且使红七军遭受严重损失。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全州前 委会议，取消了 “攻打柳州、桂林”冒险计划。决定立足北江，然后靠拢江 西。2月初，乳源梅花村血战失利，排除了立足北江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 江西，汇合中央红军。2月5日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被迫兵分 两路，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渡越武江，58团一部 （二连）及军直属队， 被敌强封江面，没能过江。于是，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 部绕过仁化县城，经长江、东岭、汝城的热水，11日抵达崇义县文英境内， 在崇义休整活动31天，击敌惩恶，传播革命火种，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有力 促进了上崇苏区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拒坐担架，下关河痛击敌人 梅花村血战，长来渡分兵，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 一路艰辛，2月12日中午时分来到了崇义具关囹境内。 冰天雪地，道路泥泞。迎面袭来的寒风挟杂着雨粒，部队艰难地行进着。 邓小平眼睛布满血丝，拄着竹杖，清瘦的脸上，颧骨突出。部队走过长长一 段河道后，来到了柯树岭。柯树岭，山高路险，荆棘丛生，一条乱石堆成的 羊肠小道盘绕山问，道下是峭壁深渊。邓小平几天来犯胃病。疼痛不已，还 没爬到半山腰，已是气喘嘘嘘。这时前面担架上躺着的警卫员小刘，说什么 也不肯再躺在担架上，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邓政委。小刘脚伤了筋骨，怎能 不躺上担架？邓小平走过去，看到小刘的脚肿得象水桶似的，很是心痛，亲 切而风趣地说： “看你的脚肿成这样，不坐担架怎行？这担架是抬你的，抬 我的担架还没有呢！来吧，躺上。”邓小平和战士们将小刘重新扶上担架， 小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后面的部队赶了上来，在担架上躺着的战士都 要将担架让给邓小平，邓小平很受感动。右江千里转战，历尽千辛万苦，这 些战士都是好同志啊！他将竹杖深深插入雪地里大声他说： “同志们，我能 走，谢谢大家。你们都受了重伤：不坐担架会掉队的，革命正需要你们。走 吧，我们一起来克服这座大山！”邓小平说完，拔出竹杖，大步流星朝前走 去。 翻过柯树岭，已接近黄昏，部队来到下关口，正欲渡下关河，这时侦察 部队来报，前面发现敌情，约有一连敌武装正与红七军对开过来。邓小平、 李明瑞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左右两侧高地。一会儿，只见一溜儿敌兵缩头缩 腰拉了长长一条，慢慢进入红七军的伏击圈。红军战士一声喊打，机枪、手 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倒下一大片。敌人一看情 形不妙，知是遇上劲敌，扭头就窜， “冲啊！”“缴枪不杀！”红军战士象 猛虎下山冲向敌人，敌人乖乖举手当俘虏。战斗很快结束，毙敌40余。从俘 虏口中得知，他们是崇义县边防大队周文山所部。 战斗结束不久，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战士们渡越下关河，脚 踏冰雪，继续向西挺进。 为了劳苦大众 月14日清晨，红七军进到离县城五华里路的崇义城郊牛角河。驻守县
城的周文山所部闻风而逃，红七军开进县城。部队进城后，迅速开展群众工 作。经理处找商会解决给养；政治工作人员走家串户宣传红军政策；小鬼队 员则提桶沿街书写标语。因为县城居民听信谣言，大部离家上山。邓小平带 了警卫员来到城北萝卜巷，敲了几处农舍的门都没人应。邓小平对身边的警 卫人员说： “我们应赶快把群众找回来，宣传红军政策。快过年了，要让群 众过个安全的春节。”他们来到一丛茅舍间，这时，听见不远处传来婴儿的 啼哭声，其间还伴有一个女人的凄哭。邓小平和警卫员沿着哭声寻过去，哭 声是从一问快要崩塌的茅草棚里传出来的。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只见一 中年妇女抱着个襁褓的婴儿，好象正要离开。邓小平和警卫员走了进去，“大 嫂，小孩怎么了？”邓小平关心地问。大嫂用疑惑地眼光看着几位进来的人。 邓小平用手试摸了一下婴儿的前额， “哎呀，是发烧，烧得可不轻哟！”转 身吩咐警卫员道： “小李，快去叫卫生员来给小孩治病！”不一会儿，警卫 员带来了卫生员。卫生员认真仔细地给小孩检查了身体，诊断是急性肠炎。 卫生员犯难了，因为剩下治肠炎的药已是极有限，是专留着首长急用的，怎 么舍得给小孩呢？卫生员迟疑着。邓小平明白了卫生员的心思，严厉地对卫 生员说： “快给小孩用药吧，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不 为群众着想，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卫生员听了小平同志的话，迅速给小 孩打了针、吃了药。一会儿小孩就止住了啼哭。这时婴儿的母亲感动得双脚 “咚”地跪在地上说：“大恩人，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邓小平忙将 大嫂扶起说： “大嫂，别这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专为穷苦百姓的。”并 告诉大嫂，要按时给小孩服 约。 邓小平离开大嫂家。这时，大街上到处是醒目的标语： “工农兵联合起 来，建立苏维埃政权！” “打倒国民党军阀！”“当兵就要当红军！”许多 商店打开了店门做生意，还有三五成群的人们从山上回来。城西一队群众高 举着 “欢迎红军”横幅标语，敲锣打鼓，放鞭炮，游行欢迎红军，一会儿汇 聚了上千人。红七军利用这个机会，在县城中心搭了一个临时会场。邓小平 站在高高的桌子上，向群众说： “老乡们，我们让你们受惊了！我们是共产 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是从千里外的广西面来。我们的革命目的在于推翻 国民党反动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苏维 埃政权，让贫苦大众翻身作主人！”邓小平的讲话象甘露滋润了群众的心田， 乡亲们精神振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后，许多热血青年报名要求参 加红军。 群众情绪高涨，红军率领群众打上豪，给黄世藻、乐德浩、黄以师、蒋 荣忠等土豪戴着写有 “打倒土豪劣绅××ד字样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分了 他们的浮财。黄世藻罪大极恶，对他进行了处决，昔日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的土豪劣绅，今日威风扫地，群众拍手称快。 “我们也好盼你们哪！” 月15日傍晚，三个商人模样的汉子进了县城，他们直奔南门南坛庙红 七军指挥部。 来人在进入南坛庙时，被红军卫兵叫住了。来人解释是地方党组织派来 汇报工作的。红军卫兵为防意外，搜查了来人，并下掉他们腰间的枪，然后 带他们来到庙内。 庙内一盏油灯下，邓小平、李明瑞，还有许卓正围着一盘炭火在研究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