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长罗屏汉、宣传部长廖省中等分别为训练班讲课。 少共会昌中心县委发动了3县团员和青少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运 动，朝气蓬勃地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少共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关于加紧赤色戒严的指示”， 认真部署了3县的赤色戒严工作。组织赤少队在党政机关驻地和主要交通路 口，站岗放哨，检查路条等。 1932年10月统计：会昌有步哨岗94个，查 路条岗61个。寻乌县委于1933年4月规定：坚决执行5里一哨，每个岗哨 至少要3人，日夜坚守。由于加强了赤色戒严工作，使妄图混入苏区的国民 党特务胆颤心惊。 933年5月20日，少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 “围剿”，1933年7月10日，少共会昌中心县委发 出 《为创立少共国际师告全县少先队员书》，号召会寻安3县少先队员整队 加入 “少共国际师”，武装上前线消灭敌人，并派出干部到3县做宣传发动 工作，少共安远县委于24日召开了全县活动分子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加入少 共国际师工作。7月中旬，门岭、罗田两区动员了80多人加入少共国际师， 为3县作出了榜样，少共中心县委号召3县少先队员向这两区学习。在扩红 突击运动中，会寻安 3具干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军。仅安远县 1933年 5 月就有5个连的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 会昌中心县委建立后，便指示3县县委要进一步健全各级工会组织，指 导各县工人运动。在县委的领导下，3县先后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接着 各区成立了工会，1932年 12月底统计：会昌、安远2县共有区工会 18个， 工会支部119个，会员3000多人。3县工会主要开展的工作是：领导工人向 老板作斗争、保护工人利益、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宣传动员工 人参军参战。9月，会昌县工会与瑞金、胜利两县订立了3县革命竞赛条约， 条约规定了扩红数目和参加组织等6项条款。9月15日，寻乌县工会发动工 人捐款大洋16. 元，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会昌县工会领导工人在推22 销公债、参军参战等项工作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中央通报表扬。12月 11 日，会昌县工会在县城召开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 详细讨论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等。3县县、区都设立了工人失业介绍所。 春节前夕，会昌、安远两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作年关斗争，使每个工人获 得6—15元的年终补贴。3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保护 工人利益，11月统计：寻乌县签订了100份合同，安远县签订了59份合同。 会昌县长兴号邓老板不肯与工人订劳动合同，会昌县工人举行罢工，捉拿邓 老板游街，并罚了他300元款，结果各店老板都按期与工人订了劳动合同。 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通过3县工会干部的努力工作，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 活待遇得到了改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 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机构中设有妇女部，负责指导会寻安3县的妇女工 作。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谋求妇女的彻底解放，宣传男 女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参加扩红运动，慰劳红军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 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3县的妇女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1932年 10月统计：会昌发展了妇女党员93人、妇女团员320人， 寻乌县发展了52名妇女党员，妇女团员也有相当数量，同期，安远县发展的 党团员中妇女比例占10％左右。3县妇女部经常组织洗衣队并筹集物品到驻 地红军和参战游击队去慰问。1933年4月30日，安远县安城区、坪岗区和
东头区等组织了慰问队，带着很多猪肉、香烟、糕饼、鸡蛋和粉丝等物品， 来到后方留守处慰问伤病战士， “慰劳队的同志向着战士慰问唱歌，亲亲爱 爱，使伤病战士简直忘记了伤病，大家都高兴得很，喜气洋洋。恨不得马上 病好就回前方杀敌人去”。 （五） 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和 经济文化建设，积极推销公债，支援革命战争。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不久，会寻安3县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三师攻下会昌城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分配土地运动。贫苦的会昌人民从而分得了土地。但是，也有的地方土地调 查下深入，富农瞒田不报，田地分配不合理。1932年7月，中央政府派梁柏 台到会昌巡视工作，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政府根据汇报情况，于8月22 日对会昌县苏主席团的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会昌“土地革命斗争未深入，土 豪有分了土地的，富农有分了好田的，甚至有的地方土地还未分配”。会昌 县苏主席团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信后，对工作作了布置，抓紧了土地革命斗 争的开展，没收了土豪的家产，对全县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于 10月 25日，召开县苏扩大会，作出“要组织查田委员会，进行彻底的分配土地”， “要坚决的、迅速的没收豪绅地主反动富衣的一切家产”等决议。中央政府 派了20多人组成的工作团，来会昌帮助查田。在中央查田工作团和县、区查 田运动委员会的努力下，会昌的查田工作进展很快，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 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重新分配土地。在这次查田中，查出土豪84家，查出 被豪绅、地主、富农隐瞒的田共16824担零5升，还缴获了他们所埋藏的步 枪44枝、手枪2枝、子弹数百发，以及其它军用品。对全县的土地、人口和 阶级成份状况等基本摸清。全县居民45495家，人口206866人，其中：地主 1077家，6914人；富农1663家，16914人：全县土地，上田144999担，中 田417102担，下田752299担8斗半。 1932年，安远具通过七八九3个且的查田工作，查出全县有田共约274013 担，但全县的土地未完全分好，尤其是边区和新发展区域未曾分田，有的区 甚至没有成立查田委员会，10月，县委决定“调有分田经验的同志，组织分 田工作团去帮助分田，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讨论，限10月底要分好”。 由于毛泽东在做“寻乌调查”时，直接指导寻乌县的土地分配工作，所 以寻乌县除边区没有彻底分配好土地外，大部分地区分得较好，人均土地 4 石余。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寻乌县委遵照中心县委的指示于1933年4月作 出决定：“（1）各区尚未分好田的乡村至迟在4月25日前分配好；（2）其 它各区在4月 15日前要组织一个10人以上的查田突击队受县苏土地部指 挥，互调到各区进行查田，至迟4月25日查好，如有豪绅分了田、富农分好 田及瞒没田的应即抽出，经过群众的意见来补助或讨论。（3）由县苏土地部 征调20个以上的有分田工作经验的党员或群众组织两个突击队，到项山、寻 南去分配土地，在4月底以前要完全彻底解决。（4）山林房屋鱼塘等，各区 未分好的同样在4月底一概分完，特别 （是）吉潭、项山更要做好工作。” 在中央和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会寻安3县的查田工作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由于受土明 “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查田工作 中的错误做法，在后来毛泽东指导下的粤赣省查田运动中得到了纠正。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会寻安3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3县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景象。 在工业生产方面。会昌中心县委根据3县的实际，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 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 制农具等，店面和作坊增多，工人在各县职工联合会组织下，努力发展生产， 尽量满足本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了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3 县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药、织布、利用老壁土制作硝盐。各县还开办 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支、翻造子弹、制造挨丝炮和马尾炸弹，以保障驻地 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武器弹药的供给。 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农村大部份青 壮年已经参加红军，农村劳动力缺乏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为此， 会昌中心县委号召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冲破封建意识。学会犁田、 耙田和莳田等农活。为了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会昌县各乡村普遍 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妇女们响应会昌中心县委的号召，挑起了发展农业 生产的重担。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山歌： “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耕 田，女人赛过男人头，亲哥看了笑连连。”由此可见，妇女成了苏区农业生 产的生力军。为了抓好春耕生产，各县、区、乡还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 负责领导当地的春耕生产，各村都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和耕田队，为红军家属 和红军公田耕田等。3县都把好田划为红军公田，仅会昌、安远就划出了3251 担。1932年夏收后，会昌县九部分区就集中了红军公田谷 1560担。 1933 年春耕前，3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心县委的号召，积极开荒造田，扩大种植面 积，增加粮食产量。会昌县茶样区一个区就开垦荒田千余担，受到中央的通 报表扬。由于中心县委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1933年夏，会寻 安3县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会昌中心县委宣传部发出 《为保护秋收消灭进攻 寻安苏区敌人——告会昌寻乌安远3县劳苦群众书》，号召3县人民在搞好 秋收的同时，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 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发行革命战争第一、二期公债券，中央执委分 别于1932年6月、11月发布第13号和第17号训令。根据中央的命令，会 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进行了推销公债运动，中心县委召集了各级 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推销公债问题，任务由县苏 落实到基层单位。为了保证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各级干部分别深入到各区、 乡、厂、店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因此，会寻安3县迅速掀起了推销公债 的热潮，提前超额完成了中央分配的任务，两期共推销近二十万元。尤其是 会昌县，一、二期公债分别超额完成8000元，多次受到中央的通报表扬。完 成了推销公债券任务后，3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无偿支援革命 战争的经济动员工作。会昌县工人在经济动员中，共退还公债票 216元。3 县少共县委和儿童局，1933年初，发动少年儿童募捐购卖 “儿童号飞机”送 给红军打敌人，1月统计：3县共向国家银行捐了209.77元。 为了节省开支，保障红军给养，支援革命战争，会昌中心县委指示3县 积极做好征收上地税工作，同时进行了节省运动、借谷运动。3旦党政组织 坚决贯彻 “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政策，首先积极做好土地税 征收工作，会昌县在1932年12月，集中了59691元的土地税上缴中央政府， 安远县也集中上万元的土地税。在节省运动中，3县从各级党政机关于部做 起，3县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普遍实行每天一餐粥、二餐饭，各级党政机关还 想方设法，尽可能压缩办公费用。寻乌具苏于1933年1月4日发出《重新规
定伙食费》的通令，对各类工作人员规定了较低的伙食标准，其中机关干部 为每人每天一斤米、3分钱菜金。会昌县还认真抓了消除贪污浪费现象，全 具除茶梓、乱石两区外，党政军 （包括三分区）的经费基本做到自给。同时， 3县开展了群众性的借谷运动。寻乌县委 1933年4月5日工作计划中规定， 各区乡预定的借谷任务应在4月20日前完成。5月30日，寻乌县在区财政 部长联席会议上又作出 《关于借谷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区将向群众借的谷， 尽快送给红军。安远县集中了群众节约的950担谷，以低价卖给红军，得到 中央通报表扬。 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会寻安地处闽粤 赣边的特点，发展了出人口贸易，3县主要出产的大宗产品有：茶油、稻谷、 大豆、烟叶、茶叶、杉木、纸和香菇等物品，而苏区需要进口食盐、煤油、 布匹、药材等物资。为了闯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会寻安人民经常采取伪装 送葬、把货物藏在棺村里，面上放臭猪肉，或用夹层粪桶内放物品等办法“偷” 运物资，有时也采取地方武装在边界地区接送的办法通过封锁线，使物资源 源不断的在赤白区交流着，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根据当时的条件，会昌中心县委尽可能的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 等事业。首先在3县开办了列宁小学，1933年8月统计：3县共有73所，教 师数百人，90％的儿童都彼免费入学。教学课程设有：语文、算术、政治、 劳动和音乐等。教师没有薪水，政府仅供每月一、二元的伙食补助，如果家 里缺乏劳动力，耕田队给予帮工。同时，对扫盲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普遍设 立了夜校识字班，约 70％的青壮年人参加了学习。文艺宣传活动更是活跃， 3县都有俱乐部、剧社和儿童团宣传队等，他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利用戏 剧、歌曲、舞蹈和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戏本多是自编白演。他们演唱的山 歌、快板，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例如 《送郎当红军》就是当时群众最喜 爱、流行最广、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小戏。体育活动在3县也时有开展，1933 年3月底，少共安远儿童局在开展 “四·一”儿童节活动时，举行了一天的 体育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跳圈、下操、做游戏等。比赛结束后，给 优胜者颁发了奖品。根据中央内务部颁发的卫生运动纲要，会寻安3县的县、 区、乡都建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户、按照居住远近，编 成卫生小组，定期打扫公共卫生区，使城乡环境卫生发生了新的变化。 （六） 以邓小平力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抵制了王明“左” 倾错误领导，自觉地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933年1月，由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 重损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迁入瑞金后，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为了全面贯彻王明“左”倾错误， 随即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错误的党内斗争。首先在福建省苏区发动了 反对所谓 “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并改组了 闽粤赣 （福建）省委，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接着，把反 “罗 明路线”斗争迅速地由福建扩展到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 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 确主张的同志同王明 “左”倾错误执行者长期斗争的继续。早在1931年 11 月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中共苏区江西省委即对这次在中央苏区贯彻
王明 “左”倾错误的会议进行了抵制。1932年 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政治局 宁都会议上，王明一伙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是，以 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 倾错误。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各项工作。在粉碎国民党第四 次 “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粤军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 对堡垒”、 “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 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 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 “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长期斗争。在扩大革命武 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会寻安人民肩负着给红军补充兵员和钳制广东军阀的 双重任务，所以，地方武装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 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的要求 “武装一 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扩红运动中，中心县委主张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动、 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反对用欺骗、胁迫和贿买等手段 强拉硬扯老百姓去凑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中心县委在坚决没收地主豪绅 和富农的财产、田地的前提下，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 “左”倾土 地政策，尽可能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的 土地分配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被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指责为“土地问 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 “富农路线”错误。因为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理论上和 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 “左”倾错误，这就成为王明“左”倾错误执行 者在中央苏区完全贯彻 “左”倾错误的严重障碍。他们便借助错误的党内斗 争来改变这种状况。 933年2月2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发表《什么 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江西苏区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 “纯 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会 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提 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 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 发出对会、寻、安3县县委指示信，认为 “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 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 “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 前途”。但是，苏区中央局对江西省委的这种分析并不满足，认为省委给会 寻安的 “纯粹防御路线”所定的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 就是 “罗明路线”，“严厉批评”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对省委表示不信 任的态度。并决定由中央局直接召开会、寻、安3县党的会议，开展所谓反 对会寻安 “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 开展了反对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王明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抓住所谓“寻乌事件”，作为打击邓小平和 会昌中心县委的口实。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 导会寻安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 袭扰敌人，终于迫使敌军撤出寻乌城，迅速恢复了被敌占领的苏区。在当时 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据地特别是边缘苏区的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状态，本 来是正常情况。会昌中心县委所采取的以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灵活策略，正 体现了毛泽东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但是， “左”倾错误的
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的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 术打击敌人，诬为 “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并开展了 反对所谓 “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 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撇开江西苏区省委，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直接 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 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在中央局的压力下，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火力”， 对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对会昌中心县委进 行了无理的指责。3月31日，会议通过《会寻安3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诬蔑 “会寻安3县过去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 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 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 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 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指责江西省委2月28日给会寻安3 具指示信中 “把这一防御路线看作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中间的东西”， 因此，“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 根据中央局的旨意，会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3具县 委常委；并召开3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层层开展反对 “会寻安罗明路线”的 斗争， “在实际的工作中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开了在江西苏区反 “罗明路线”的序 幕。4月15日出版的《斗争》第八期，发表了《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 和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署名文章，批评邓小平“仍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 上，这就是说他根本上没有能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认为 “罗 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江西苏区的 “单纯防御路线的 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江西苏区的 “单纯防御路 线，就是江西的罗明路线”。这些代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意图的文章， 公开指明了江西苏区也有一条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并要求江西苏区省委 立即在江西苏区开展这一斗争，“彻底改造各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这样，就把所谓反 “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从会寻安迅速扩展到整个江西 苏区，对江西苏区内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 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4月16至20日，在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苏 区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以总结江 西省苏区全省工作为名，开展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根据临时中央 “反右倾”的错误纲领和苏区中央局的旨意，把江西苏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 确主张，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 打成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集中 所谓 “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议决 定把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全省的每一个支部， “彻底肃清在实 际工作中的罗明路线”、“动员全党毫不动摇的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 此后，会寻安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斗 争。 面对 “左”倾错误的打击和压力，邓、毛、谢、古等同志并没有放弃原 则。他们在总结会上和所写的二次申明中，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 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因此，他们受到 “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理指责。5月5日，经苏区中 央局的批准，作出了 《江西省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 申明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 没有任何不同”， “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总结会 后， “左”倾错误执行者对邓毛谢古等同志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改变了他 们所在地区的领导地位，使 “左”倾错误在这些地区得到完全贯彻。邓毛谢 古等同志从大局出发，在组织上服从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 的原则性和个人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品质。 根据上级旨意，1933年6月8日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会昌中心县委，罗屏汉当选为书记，并更换了一 部分中心县委委员，7月上旬，根据会寻安3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 安远县委进行了改组，谢玉昆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陈侃被撤职、并被点 名批判。不久，寻乌县委、县苏也进行了改组，县委和县苏主要负责人都受 到了 “无情的揭发和最激烈的斗争”。 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错误地打击和撤换了会寻安3县一批坚持 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优秀干部，使苏区干部群众一度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混乱之 中，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了使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得到完全贯 彻，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力红 军长征才自行收场。 在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批判邓、毛、谢、古四同志之后，会昌 中心县委自觉和不自觉地执行了“左”倾错误方针、政策，“左”倾错误思 潮在会寻安3县的党员干部中间泛滥，严重影响了边区的对敌斗争。因此， 中央苏区南部边区的形势日趋严重，粤敌步步进逼苏区南大门——筠门岭。 933年7月，在会昌和瑞金、于都的部分地区分设为会昌、西江、门岭 3县。 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8次会议。“为着开展南方战 线上的战争，克服与驱逐粤桂敌人，向南方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 斗争”，第48次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南方设立粤赣省 （机关驻会昌）。领导 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的斗争，在此之前，会昌 中心县委已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其他 干部除留会昌工作外，分别调往西江、门岭等县工作。 （编写单位还有：中共会昌县委宣传部、会昌县教育局）
在中央苏区 李维汉 一九三二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 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 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 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四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 部长任粥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 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 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 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 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 会 （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在宁 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 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 “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 事。我在*摘自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 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 （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 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 “罗明 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 （小平）、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 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 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 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 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 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 “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 发展，下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 “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 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挤；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 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 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下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 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 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 这些正确王张被 “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 却逃跑路线，被称为 “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 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 “罗明路线”的报告。这 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 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 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乌，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 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 击战争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 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 “罗明路
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决。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 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 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 的 “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 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 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下清楚反 “罗明路线”与毛 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 你同我一起去。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 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 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 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 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 “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 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 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 “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 极参加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 “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 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 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 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 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 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对 “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 929年底至1930年初，邓小平在广西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创立了左右江苏区，后来，中共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初，中共 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发动了反 “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因执 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 代表人物，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邓小平在打击迫害面前， 没有畏惧和屈服，而是对 “左”倾错误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对此，史学界尚 无专论，有必要加以介绍。 一、纠正肃反中的 “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苏区进行了镇反和肃反，这是必要的，但在 执行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 “左”倾错误，30年代初闽西肃清 “社会民主党” 就是错误肃反的一例。 931年 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列宁三位革命领袖举行了大会。会上红十二军的吴拙哉等十几名指战员错喊 了 “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本来，对于这些没有文 化而又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一般干部战士来说，是下足为奇的。但闽西党的 “左”倾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制造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 党”的冤案。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并影响到邻近的赣西南瑞金县。当时中共瑞 金县委书记兼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等人无中生有，断定瑞金县里存在着 庞大的 “社会民主党”组织并要坚决肃清它，甚至下分青红皂白地把瑞金革 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原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领导干部和积极分 子当成 “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不少人受到株连。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先在闽西巡视，后 被派往瑞金调查处理肃反问题。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瑞金时，县苏维埃工 作停顿，干部情绪低落，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全县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如 邓小平所说，当年 “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瑞金县委，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 此后，他深入基层和农村，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肃清 “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反 映和意见，调查研究那些肃反对象，特别是被杀害者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关 系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这个错误的肃反运动， 对那些在押人员作了细致的审查，很快把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释放了出 来。邓小平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掌握了原县委书记李添 富等人对这次错误肃反造成恶果的事实，果断下达命令，拘捕了制造冤假错 案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 931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锦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苏维 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组织消费合作 社等议案，选举了新一届的县苏维埃领导人。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 富、谢在权。会后，又逐步建立县属以及王田、桃阳、武阳、安治、城关等 单位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吸取这次肃反的教训，健全了各级司法裁判机构， 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王田、武阳、安治等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肃错的干部平反。在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推动下， “全县的局面大力改观”。
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 4月4日作出《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其中指出，“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入偏信口供使用肉刑 ① 等，己有大的转变”，瑞金县“在某些工作上面有相当的进步”。这是以毛 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邓小平在瑞金县纠正肃反 错误的肯定和评价。 二、抵制土地革命中的 “左”倾分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 “左”倾 教条主义，推行一条错误的 “左”倾土地革命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 农分坏田”，对不同意这条 “左”倾土地路线的同志，便扣上“富农路线” 的帽子，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按人口为 标准进行平分土地，实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邓小平 “在右江地区开展 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 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② 。 为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 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他还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武篆镇东里屯，召 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土地革命等问题，井在此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亲自给大家讲述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接着，邓小平又同韦拔群、雷经天、 陈洪涛等人开会讨论和研究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向大家介 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 命对开创和建设右江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 埃政府颁布了 《土地法暂行条例》，其中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 革命的经验，诸如“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 ①，在分配土地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此后，右江的 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遭到了党的“左”倾领导者的反对。1930 年8月，李立三 “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等人到右江革命根据地检查 工作，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执行 “右倾富农路线’。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具委书记期 间，仍坚持实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 正确分配土地政策。他在瑞金开展土地革命期间，组织贫农团，发动农民起 来没收地主土地，把没收土地分成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力基础，实行 好坏分匀，多少分匀的原则；并规定允许各区乡留一些好田为红军公田，收 益归公，用于扶持红军和军属以及救灾等，据当时记载，邓小平在领导分田 时使 “雇农独立劳动者分上田，中农分中田，有的雇农分上田，贫农中农平 分”， “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然后依“抽多 ② 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再行调整，使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趋于合理 。邓小平 ① 《红色中华》第16 期，1932 年4 月6 日。 ②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8 页。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6 页。 ② 《红色中华》第16 期、第30 期。
还认为分配土地，往往“一次是分不好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 ① 经过三四次以至好几次” 。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劳力的 强弱作为分配土地标准的 “左”倾上地政策。 由于邓小平在瑞金等县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倾 的错误分田政策，从而使瑞金等地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大成就。 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抵制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 “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 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 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930年6月11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 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 “左”倾中央 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 “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 奇要求红七军禽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 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 “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月，红七军召 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六军的实 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干人的红 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 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 府主席雷经大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 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撤的职务， 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 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 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 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 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 作，离开了部队。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 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 “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更加坚定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向着 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 ① 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 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 “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 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 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 “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 责邓小平等 “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