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党的建设，纠正党包办苏维埃的倾向。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 针对过去 “拉夫式的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以至“党内充满老年暮气”的 状况，“注意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据1932年7、8、9三十月统计，会 昌发展党员1638人，寻乌发展476人，安远发展590人；在党的生活方面，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 《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改造党的基 层组织，“全县的支部和区委都改造了”，取得“相当的成绩”，尤其是“相 当的发展了党内的思想斗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作风方面，开始注 意到 “党对苏维埃领导很少建立正确的党回作用的领导”，“党包办苏维埃 ② 的现象，虽有了不少的纠正，但仍然在许多区乡苏维埃表现出来”， 这种现 象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和思索，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深入进 行土地革命。自邓小平主持会、寻、安三县工作后，“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 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 配”。发动群众的工作， “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 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在分田过程中，曾出现 “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 ① 中农贫农身上去”的现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都及时地进行教育和防范，使 三县的土地斗争得以健康地进行，大都在1932年底顺利完成。 ——扩红，优抚军属，推销公债。在扩红突击运动中，邓小平坚持做好 宣传动员工作，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等行为。 为此，会、寻、安三县的工会、少共和妇女等群众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游艺 团、 “提灯”大会等，动员青壮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年7—12 月就扩大红军784人。邓小平还亲自带领县委干部走访红军家属，解决实际 困难，各区乡普遍组织了耕田队，帮助军属发展生产。会、寻、安三县还响 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掀起了推销革命战争公质的热潮，并提前超额完成了任 务。第一、二期公债共推销20万元，仅会昌县就超额8000元。在完成推销 公债任务后，三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活动，自愿无偿支援革命战 争。 ——健全群众组织，实行赤色戒严，邓小平时边区三县的群众团体工作 也很重视， “改进和健全”了工会组织，指导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工人的经 济权益；“重新整理”了反帝拥苏同盟；发动妇女“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 组织赤少队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会昌一县当时就有39个步哨，49个 查路票站。② ——推行干部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 “邓小平带领大家到桥东劳动，大 家唱着歌： ‘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各做半天工。……’” ①由于邓小平的倡导，三县苏区干部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蔚然成风。 正当邓小平领导会、寻、安中心县委沿着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放手 大干的时候，“左”倾阴霾再次笼罩中央苏区上空。1933年1月党中央“左” 倾领导者博古等人进入瑞金首府，立足刚稳，就大张旗鼓地在中央苏区开展 了一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2月开始反福建的“罗明路线”，3月就 反江西的 “罗明路线”。于是，邓小平等人始遭厄运。 ②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 年2 月8 日）。 ①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 年2 月8 日）。 ② 《中央苏区——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1933 年12 月3 日。 ① 刘质彬 《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一些情况》。
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 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邓小平在会昌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 书记九个月后，被调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在这段任职期间 内，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力 “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 批判和打击。同遭厄运的还有担任江西省苏、地方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的毛 泽罩、谢唯俊、古柏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1972年曾说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 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实践证明，中央苏区开展 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一场由“左”倾 领导者发动、矛头直指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的党内斗争。 邓小平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 动”，表示 “不信任”；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 毛泽东领导的苏区 “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 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 ① 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邓小 平等人同“左”倾领导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主要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 倾领导者提出要 “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人则主张向“敌人 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 “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按照 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均分，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 在作战原则上， “左”倾领导青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 作战，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 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 “左”倾领导者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 状况，提出了 “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 等人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 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的上述正确意见，都与党中央某些 “左”倾领导人的主 张大为相悖。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 代表的 “左”倾错误的尖锐对立。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的崇高 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 “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 底蕴，正如李维汉 （罗迈）后来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 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他们反‘罗明路线，就 ① 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李维汉的评论，非常清 楚他说明了 “左”倾领导人大反“罗明路线”的用心所在。 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三十回合：第一个回合。苏区 中央局于1933年3月下旬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纯 粹防御路线”，揭开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会前，苏区中央局机关 刊物 《斗争》第三期就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会、 寻、安中心县委犯了 “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严厉批评”了江西省 委。3月31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 ① 《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载《斗争》第12 期。 ①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册。
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 ② 粹的防御路线”， “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 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第二个回合。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4月16日至20 日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 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是 “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 对邓小平等入进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 ③ 到实际工作中去”。 面对中央局 “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 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 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 “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深刻检查”时， 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 “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 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于是， “左”倾领导 人便采取组织手段，对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错误的处置。5月5日，经苏区中 央局批准，作出了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 的决议》，指责他们 “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强行撤 销了邓、毛、谢、占的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 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 “最后严重警告”的 处分， “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 令 “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下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 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又降为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主编总政《红星》报。 第三十回合。9月27日至10月3日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把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党内扩展到苏维埃机关。会议要求党的火力 ① “要向着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肃清罗明路线残余”。此后， 在中央局的督促下，江西苏维埃政权系统深入开展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 斗争， 《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也发表文章鼓动，直到1934年 4、5 月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域时，才被迫停止。 历时一年有余的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给江西苏区的党和苏维埃 政权造成严重的危害，以邓小平力首的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优秀干 部遭到错误的打击，江西省委、省苏亦受到错误的指责，会、寻、安等许多 中心县委，县委被“改造”撤换，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令人痛心和难以挽回 的。 邓小平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 场和态度。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 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不惧 “左”倾领导 的淫威，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下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 从分配，党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实事 求是，忠于职守，从不敷衍塞责。从1934年6月到10月，身处逆境的邓小 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总政主编 《红星》报，采编、选稿、校对、刻印 ② 《会寻安三县党积汲分子会议决议》，（1933 年3 月31 日）。 ③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载《斗争》第12 期。 ① 《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江西省的代表大会》，载《斗争》第31 期。
等工作，大都一人承担，费尽心血。 《红星》报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 发行量达17300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红军战士称之为 “战士的 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 出色的贡献。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一十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和豁达 博大的胸怀，体现了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崇高 品质。 934年 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邓小平是在乌云压顶的 ① 情况下开始长征的”， 时年30岁，仍为 《红星》报主编。到1934年12月 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 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出山主政。 历史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四年多的政治生涯，是一篇 光辉而曲折的诗章。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具 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集体奋斗中的坚强领导，不愧为党内坚持毛 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不愧为坚持真理的原则 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典范。 （原载《争鸣》1990年第一期） ①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1961—1992： 邓小平在江西
邓小平在庐山 尹超海 俊伟诡奇、峰峦迤迎逦的庐山，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旅游、疗养、避暑的 天都，也是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 961年的金色秋天，在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危难时刻，邓小平在这里留 下了世人瞩目的闪光足迹…… 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 “诸葛”邓小平临危受命赴庐山 三年自然灾害和 “反右倾”所带来的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主 席深为优虑，终于深有感触他说： “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 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 定在1961年的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 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曾 “三顾茅庐”，决定把党中央总书记邓 小平这位棉里藏针的智多星请上庐山。 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徐徐驶进庐疗总院267号小别墅的庭 院。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和女 儿邓楠从后一辆小轿车里走了出来。 当时担任庐山管理局局长的楼绍明带领会议第七接待服务组的同志，早 已等候在这里。 楼局长上前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欢迎他说： “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 了。” “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来了。” 楼局长向卓琳介绍了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卓琳同志与他们一一亲切 握手。 邓小平询问 “这房子原来是谁的，现在作什么用？” 楼绍明答道： “这房子原来是外国人的别墅，解放后都收归政府所有。 现在作者干部休养的别墅。”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一下，风趣他说： “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 里休养休养。” 邓小平停了一下，又问： “这山上与九江相差多少温度？” “相差10来度。”杨基友回答。 “怪不得，这里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工作忙，我晚来了四五天。” 小平赞扬说。 楼绍明说：“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北京三顾茅庐请你这位‘诸葛亮’， 来晚了几天，就晚回去几天吧。” 邓小平谦逊他说： “那是毛主席、周总理过奖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 主持审查、修改三个文件，来晚了……” 楼绍明向邓小平、卓琳介绍庐山的气候和周围的景点、建筑，当介绍到 对面是牯牛峰，南边是掷笔峰，八届八中庐山会议会址就在那里时，卓琳这 位文静、和善、常露笑容的夫人，摹然感到有股习习的凉风吹来，脸上失去 了刚才怡然的神色和笑容。她仿佛感到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 “反右倾”的硝 烟辽多少有点在空中飘弋。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留在北京主持党中央的日 常工作，没有卷入这场历史性的悲剧中。 杨基友以为卓琳累了，招呼说： “首长路上辛苦了，进屋先洗洗吧，马
上用餐。” 楼绍明和女服务员把邓小平、卓琳、邓楠让进小别墅。 毛泽东授意小平抓经济总书记语重心长为补台 邓小平、卓琳、邓楠三人吃完饭，走进卧室，女服务员为他们泡好了庐 山云雾茶。不一会，会议秘书处送来了中央工作会议日程表和有关文件。 卓琳收好文件后，叫邓楠到外间和服务员去玩，然后轻轻关上门，在邓 小平旁边沙发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问： “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 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琳的内心思想，直率他说： “你不问，我也知道 你要对我讲什么，你是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 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他说： “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 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 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 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他说：“那 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彭德怀得势时 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 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心怔了一下，扶正一下眼镜： “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 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认真其事他说， “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重一些，好引起全 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下是拆台。”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 多劝了，只是不无担优他说： “你看着行事吧。” 庐山会议会址原称庐山大礼堂，建于1934年，是庐山解放前三大建筑之 一，解放后更名为庐山人民剧院。1959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因而得名庐山会议会址。这座宏伟的建筑，室内富丽堂皇，外观充分体现出 中西合壁的特色，背倚葱葱青峰，旁临潺潺溪流，前面是一块开阔的停车场。 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就定在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省、市、 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会址二楼的大厅里，桌子是从山 上的中小学借来的课桌，铺上白布，坐席是从各单位借来的藤椅，整个会场 显得朴素、庄重。 会议的前排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坐，毛泽东主席坐在中间的高靠背藤椅 上，左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右边是陈云、邓小平，后面的几排分别 坐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问题，重点是讨论研究了工业问题。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既实事求是摆问题，又切实地、高瞻远瞩 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月15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中共中央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等 主持修改定稿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9月16日， 中共中央又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 例》 （草案）。这三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党在工业方面开始调整的重要转折和 使建国后高教工作的经验得到初步规范化、条理化的标志，对于当时全党战
胜自然灾害，迅速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今后的工业、高教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对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和卓越的贡献。 受灾害三年减产，民以食为天困扰中央领导总书记当机立断，粮食指标 不能退过黄河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邓小平忙着开会还未回来， 生活管理员杨基友趁这个时机征求卓琳的意见，打听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 准备第二天早晨派人去拿。卓琳满脸笑容地报了豆角、茄子、葫子、青菜、 辣椒和一点瘦肉之类的菜名。 杨基友有点不高兴他说： “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 名单，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厨师在一旁 也附和说： “是呀，那白菜叶子有点发黄了，首长 也不让我们扔掉，用 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斋菜的厨 师了。” 卓琳笑着耐心解释说， “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 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伏尔加轿车在踪陇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经夜晚八点钟了，邓小平从会 场回来了。邓楠已经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端起碗就吃，打趣他说： “会开 晚了，肚子里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 卓琳给小平碗里夹菜，微嗔他说： “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提 我的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感激他说： “群众真好啊，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惦记着我们。” 这时窗外浓荫复盖的松林里，秋蝉在噪鸣，连受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卓琳 忧虑不安地问： “老邓，会议还没有讨论粮食问题吗？” 小平回答： “快啦，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自问题………” 卓琳关切地望着邓小平，意味深长他说：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 为党的总书记，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优，为六亿五千万人民作主，把粮食问 题解决好。” 邓小平推心置腹他说： “毛泽东主席在我们未来庐山前，就同周总理、 陈云同志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先安排好市场的意 见，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 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草草地吃完了晚餐，立即走进办公室，挑灯伏案，用铅笔在纸上 疾书一份 “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的发言提纲。还提出了 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手表的时针指到深夜一点钟，邓小平写完了发言提纲，感到有一点疲倦， 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便走到洗澡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卓琳已经为邓小平准备了速可眠。他吞服了两片。不到半个小时，经过 一天紧张工作的邓小平，进入了酣畅的梦乡。 能工作会休息 “四不三爱”传为美谈打麻将吃夜宵李、陶、罗、柯互不 相让 邓小平在庐山工作会议期间，生活上有“四不”和“三爱”的显著特点。 “四不”，即：不喝酒，不跳舞，不吃甜食，不抽烟。有一次，会议分配给 他两条内部供应的熊猫牌香烟，他说他不抽烟，让卓琳把香烟原封不动地退
了回去。 “三爱”，即：爱看书，看一些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国历史经典 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爱吃辣椒，连汤里也不错过放辣椒；爱打麻将。 这是9月15日的夜晚，会议主要议程都基本完成，接近尾声，参加工 作会议的中央及备省领导都挤出时间娱乐。邓小平酷爱打麻将、玩桥牌，早 就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四个老牌友，晚饭后到 267号别墅 “摸砖”。 刚吃完饭，住在250号别墅的李富春就早早地来到267号别墅。接着， 陶铸、罗瑞卿紧随而来，柯庆施住在110号别墅，比较远，就来晚了一点。 卓琳乐得招前呼后： “李大哥、陶大哥、罗大哥、柯大哥，请进，请进。” ——被请进会客室。 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的席位上，幽默他说： “打麻将，我可不讲啥 子客气罗。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你们四个人，富春、陶铸、瑞卿先到有奖， 先上桌打，庆施晚来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 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直笑。 为人厚道的李富春，与邓小平结有厚谊，便说： “这次工作会议时间好 紧张，也开得很成功，小平作了不少努力，三个文件一致通过，该奖该奖。” 邓小平谦虚他说： “你和薄一波也出了很大的力嘛，怎么光说我老邓一 人呢。” 陶铸也评价说：“这次会的确安排很紧，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现在该 放松放松一下。” 颇有大将风度的罗瑞卿马上接上说： “要说紧张，台湾的蒋介石比我们 更紧张。我们开会的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说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 脑会议，准备解放台湾，要捣掉他的老窝。你们说蒋介石紧张不紧张？” 柯庆施会抓辫子，说： “我们在这里开会，台湾怎么知道的，一定泄了 密。你这个公安部长有责任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经常抓……” 邓小平不以为然他说，“我看现在不要抓那么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蒋介石让他紧张紧张一下也有好处嘛，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会议的内容。 现在开始打麻将！” 后来查实，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国华因路途遥 远，交通不便，没有按时报到，会议打长途电话催他来庐山参加会议，下慎 泄漏了消息，后来，这次工作会议保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未作任何公开报 道。台湾当局如惊弓之鸟，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打了几圈以后，李富春打输了，柯庆施接上去打。牌桌上，邓小平常常 是稳坐 “钓鱼台”，稳操胜券不下“疆场”。 卓琳不爱打牌，却爱观看，为胜者助威称快，为输者鼓励打气，使得整 个牌桌气氛非常活跃，卓琳总是笑容满面，和女儿邓楠热情为小平的老牌友 沏茶、削水果，提供后勤服务。 夜深人静，猫头鹰在窗外的树林里啼叫，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 夜11点钟了。他征求意见他说： “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罗瑞卿直爽说：“我肚子是有点饿了，卓琳，你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 卓琳笑着回答： “每人一碗简单的面条，你和柯大哥，个子大，食量大，另 烧一小碗红烧肉。” 何庆施爱吃甜食，便提出：“我和罗大哥得到你的优惠，太好了，不过， 红烧肉里加点糖。”
邓小平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开玩笑他说： “你们看，我 的夫人讨好起公安部长和上海市长来了，把我这个四川人和两个湖南人 （李 宫春和陶铸）抛在一边，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小平幽默的话 语，又引起一阵爽朗笑声。 庐山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生活作风上，廉洁奉公。他睡的床上用品， 如枕巾、毛巾毯等，都是要卓琳从北京自家带来的，从不动用会议的公用品。 三人吃的水果，或请人洗衣服，卓琳均如数付钱，尽量减轻会议的开支负担。 9月17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要警卫人员向第七接待服务组按标准实缴 了三人的全部伙食费，然后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后才离开。 （原载《涉世之初》1992年第5期〕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 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 “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 被加罪为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 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 “文革”的狂流 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 “改造”， 只有我的祖母 （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 人于1969年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 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 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 “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 下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 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 “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买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 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 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 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 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 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 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 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 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 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 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 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 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 她下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 时，父亲总是力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 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 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 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 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 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 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 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 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 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 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 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
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 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 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 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上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 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 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桅子花沿路皆 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 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 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下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 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 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 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 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 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平特别招人喜 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 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 “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 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 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 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 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 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 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 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 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 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 “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 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 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 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 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 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 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下感到空 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 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 人下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 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 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 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 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 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 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
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 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 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 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 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 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 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 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 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 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 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 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 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 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 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 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 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 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 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 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 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具拖拉机 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 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 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 工作。父亲当时是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 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 “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 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 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 们对这个 “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 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 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 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 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 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 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己 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 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 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 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 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 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