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 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 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 “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 力邓小平的所谓 “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 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 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 《决定》，在“文 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 实本身，就是对 “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作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 “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 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 “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 “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 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 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 “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 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 “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 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凡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 “接班人”时，曾毫不迟 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 “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 总在众人 （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 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 “邓、毛、谢、古”事件 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 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 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 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 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 （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 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 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 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 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 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 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
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 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 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 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 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 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下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 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 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 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 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 （少将）的住宅 （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 平 “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 “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 的 “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 动、半读书的 “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 “下放” 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 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批判了原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 “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 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 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 ——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 “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 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 （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 西 “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 个 ‘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 来竟直呼还戴着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 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 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 “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 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 “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 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具拖拉机修 配厂内， “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 一起听中共中央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
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 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 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 “创伤” 做某些 “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 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 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 “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 条件。 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 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 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 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 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 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 “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 “定性”，正是他期待已 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 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 “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 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 “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评价”传 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 “捅”出 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 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 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 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 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 “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 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 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 ‘团 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 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 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根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 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 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
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 “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 转。 （四） 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 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 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 “文化大革命” 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 “文革”一开始便 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 “精神食粮” 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 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 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 估计” （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 彻执行”； “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副校长） 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 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 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 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 与 “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 社论稿中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 正主义的回潮”。 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 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 “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 主义？” “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 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 大革命”，而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 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 “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 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有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 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 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 “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
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 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 “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 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 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 了党内对于 “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 高指示” （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拟乎这件事情就 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 “搁置”了四个月之后， 1972年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 （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 是林彪故意适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俚还是好同志，应该让 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 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 次。 周 恩 来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 “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 要代表人物是 “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 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 “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回题；而周恩来信 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十月前他对邓小平 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 “考虑”邓小平 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思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 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 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 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 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 “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 前、聂荣臻、鸟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样、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 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 监护，得以往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 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 ‘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 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 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 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
化大革命”这一 “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 之路；即选择 “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 “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 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 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 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 “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 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 《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 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 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 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 《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 央政治局请假，要求 “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 “九·一三”事件后，在 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 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 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 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 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 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 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 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 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 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 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 “考虑”邓小平在军 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 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 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 ‘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 “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 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 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 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 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此，在 “文化大革命” 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原载《人物）1994年1期）
邓小平的故事
为民谋利的县委书记 刘良 邓小平是1931年8月来瑞金任县委书记的，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 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短短的头发，亮亮的眼睛，虽下太爱言笑，但显 得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善于思考，沉着，镇静，坚毅， 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措置自如。当年，他才27岁。他任瑞金县委书记时间 不长，却切切实实力瑞金人民办了几件大好事。 解民危难 邓小平喜欢当地群众流传的一句话，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 薯”。他要求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力群众解决困难。 叶坪乡黄埠头村黄木生是三代老贫农，全家6口人，上有两老（父母）， 下有两小 （孩子）。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家分得三亩五分黄上岗田，土质 瘦又无水源。人家田里收稻割谷，他的田里种红薯也尽长根不结果，忙忙碌 碌一年，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黄木生是个远近闻名的“厚道人”， 他只知起早贪黑地干，自家收成少，怨自己工夫没到家，怨自己命苦。 原来，主持黄埠头村分田的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 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自己得了一份好田，对群众 就稀里糊涂乱划片了，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 蹲了下来，他挨家挨户地访，一块田一块田地看，问题弄清了，将那些不称 职的干部一个个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对土地实行丈量，将田按肥瘦水源 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进行重新分配，肥瘦分 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 了。憨厚的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黑黝黝的泥土激动不已， 他说： “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931年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干 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这时，邓小平的脑子又转开了。他想，建都瑞金，住 的吃的用的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眼下 必须借着这股东风，把喜庆当动力，将瑞金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一苏”大 会一结束，他把县委、县苏干部找了来，很郑重地和大家商量： “瑞金的地 位提高了，担子也更重了。必须多想几条办法，打通几年路子发展瑞金经济， 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还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 冻受饿。” 会议结束后，一个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瑞金经济的运动在全县全面展开 了。兴修石水、武阳水库的工程破土动工，壬田、桃阳、安治等区的水坝渠 道修整也开始了，纸糟厂、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相继开办，消费合作社、 粮食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劳动互助队、妇女耕田队、积肥冲击队在劳动竞赛 中干得热火朝天。 主政清廉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全县上下出现了几次踊跃报名加入共产 党和青年团组织的高潮。对这些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邓小平明确地说：“共 产党和青年团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个人便宜可占 的，打仗要冲锋在前，危险困难的工作要抢着干，筹粮买公债要占大头，分 田分物则要靠后边，这些你们都愿意吗？”大伙说：“邓书记，我们加入党
团组织就是图个带头，如今我们想多出点力你们还不允许呢。”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热情确实很高，对于党和政 府的政策、号召，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热烈响应，对于党和政府的任务、困 难，人民群众积极完成，主动分优。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政清廉，给广大群众 以极大的感召力。 931年9月，新的县苏成立不久，具苏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 非法向 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县委书记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当即组织人调查核实，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 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给予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他说：这是原则问 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呆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 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 款项。 黄正问题的出现，在邓小平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他召集干部们推心置 腹地说：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 利益。 “得人心者得天下”，苏维埃政权虽小，可她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 她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啊！ 为了及时堵住漏洞，邓小平挑选了几个积极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 机构，在县、区、乡、学校、厂矿设立了举报箱，在集市圩场开辟了“黑板” 专栏，发动群众对于部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侵犯群众利益等 现象进行检举揭发，一旦发现问题，经查实后就立即处理。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领导自己的模范行为。邓小 平对自己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他任瑞金县委书记十个余月，住过祠堂、庙 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为了方便工作，他的住处大的挪迁就有5次， 聚和店、同善社、顾粟宫、东方庙、白屋子，临时性住处就更多了。他喜欢 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吃饭时他蹲在板凳上和群众 围在一起吃，常吃的是稀粥加青菜。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他常常风趣地对 群众说： “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浪打，丢了太可惜。” “对群众，他能办到的都办到了。对自己他却那样无情。”群众从内心 夸赞自己的邓书记。 （原载《红都纪事》，鹭江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群众的贴心人 邹书春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很忙，但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 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 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城红属杨老汉，老伴死得早，两个儿子 都参加了红军，家里用水都是工会干部轮着挑，老汉心里很过意不去。一天， 杨老汉起了个大早，想自己去挑水，省得工会的干部总把他的事儿记挂在心 头。可是，没等到杨老汉走到井边，就被早起的邓小平看见。邓小平上前抢 下杨老汉的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对杨老汉说：怎么你来挑水？不要累坏 了身子骨。事后，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时时刻 刻都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了解群众的疾苦。群众有困难，干部要千方百计帮 助他们解决，处处都要为人民办实事。 有一位在县苏政府工作的干部，家里老母亲有病长年卧床，老婆又体弱 多病，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这位干部被家庭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点钱 都用来给家人抓药治病了，家里常常无米下锅，只好用野菜充饥。但这位干 部从没有向组织上诉过苦。有天傍晚，这位干部到城郊去挖野菜回来，正碰 上了邓小平，邓小平见他躲躲藏藏，便主动上前打招呼。只见这位干部手里 提着满篮子的野菜。邓小平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便问他有什么困难。这位干 部不肯说，在邓小平的催促下，才把家中的情况说了出来。小平回到县委， 把自己结存的2块银元和10来斤大米叫通讯员连夜送到这位于部的家里。 邓小平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瑞金不到1年的时间里，便把全县各项工作 开展得红红火火。然而，对于自己，他却从下搞特殊。他到瑞金后，住的是 老百姓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他没有丝毫官架子，平易近人，和 蔼可亲。1931年 10月，瑞金的边区新陂、渡头急需派干部去打开新局面， 帮助建立政权机构。黄柏区的刘启明等人接到县委通知，到县委报到。他们 刚走进县委大门，邓小平就满面笑容的出来迎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路上 辛苦了。并带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倒茶打水，然后再布置工作。晚上， 邓小平又到他们房间里看望他们，同他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个 人工作等情况以及当前的生产和革命斗争。邓小平要求他们，下去应该迅速 地健全党的组织，把广大的穷苦群众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武装，以便随时 镇压残余的反动武装。同时，应该经常地很好地深入群众，同当地的群众打 成一片。新区的情况很复杂，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造谣破坏。小平同 志这种简朴而又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使刘启明等人深受感动。 （摘自《苏区干部好作风》，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书记带头搞优抚 萧成锦 在山峦重叠、地势险要的粤赣边境，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重镇——筠门岭。 这里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是通往广东、福建的“咽喉”。1932 年7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 （昌）、寻 （乌）、安（远）中心县委迎着斗 争的风雨在筠门岭坝笃下宣告成立。从此，湘水两岸的人民一扫积在心中的 阴霾，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932年春，家住筠门岭小吉村的红军战士刘泮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由于当时优抚工作做得不够，刘泮林家一家7口，分到的田地无人帮耕。转 眼到了这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刘家十亩田的稻谷，在亲友的帮助下总算收 了回来，可是还得耕和种呀。季节催人，亲友们也顾不过来，急得刘泮林的 爱人刘嫂团团转。 过了一二大，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来检查工作，有个乡干部把烈属 刘嫂家中的困难向他反映了。邓小平说：“知道了。他家的田由我们耕种。” 第二天大刚蒙蒙亮，邓小平便派了几名干部战士帮刘嫂家翻地耙田。田 耙好后，他又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帮刘家莳田，一连莳了三天，完成了抢种任 务。刘嫂感动得热泪盈眶，泮林的老父亲更是激动万分，几次拉着邓小平的 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事后，邓小平专门召开了一次各区、乡干部会议，会上反复强调了优抚 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关心群众，优抚工作尤其要做好。各 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优抚工作中的偏差。会后，各区、乡都修订了优抚 措施，组织了帮耕队、代耕队，健全了 “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制度。逢年 过节，还组织人员登门访问，解除了参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原载《红星照征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肩负党的重托来会昌 杨衍芬 931年11月27日，红军一举攻克了会昌城。接着，成立了中共会昌县 委。1932年 1月15日，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会昌县苏维埃政府，3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 古柏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会昌县委。5月，古柏同志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邓 小平受党的重托，从瑞金来到会昌接任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邓小平刚来会昌几天就了解到：由于会昌解放才几个月，城外还存有一 小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威胁着苏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因此，他立即主持召开了有十四个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一些赤卫军继续清剿 “靖卫团”的残余。 邓小平还经常亲自在深夜持着驳壳枪，巡视在城东步云桥上，时刻关心着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实行 “共产主义礼拜六”的活动，在当时是一项重要工作。 邓小平经常带领县委和少共县委机关的干部，到县城水东附近帮助红军家属 劳动，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共产儿童团， 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多做半天工。” 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战人威胁着苏区的生产。但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 会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摆脱剥削后的会昌苏区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全县的生产蓬勃发展。1932年会昌全县取得了农业生产大丰收，比 1931年 增产20％，超过了革命前任何一年的产量。 （原载《风景这边独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问病到床前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八月盛夏，骄阳似火，邓小平带着几个干部到芙蓉寨检查地方武装工作。 当他得知芙蓉寨模范营排长朱富昌患重病，无钱医治，卧床不起时，便立即 来到朱富昌的病室慰问。朱富昌看见邓小平亲自来看望，病情霎时好了许多， 想翻起身来向邓小平道谢。站在床沿的邓小平连忙招呼他快躺下，随即又从 口袋里拿出平时省下来的二十元钱交给朱富昌，要他家里人快去请医师治 疗。朱富昌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想把钱交还给邓小平。邓小平摆摆手， 和蔼他说： “安心把病治好。” 通过治疗，朱富昌很快恢复了健康。不久，他提着一篮鸡蛋去酬谢邓小 平，邓小平一见朱富昌身体已经恢复，非常高兴，拉他坐下，鼓励他继续做 好工作，保持模范营的光荣称号。朱富昌感激不已，路上想好一肚子话却一 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指着篮子说： “邓书记，您为我们操碎了心，这几个鸡 蛋请收下，补补身子！”邓小平说啥也不收，亲切地对他说： “宫昌同志， 你的病刚好，更需要营养，这鸡蛋你自己吃吧。”说完，邓小平又把鸡蛋让 朱富昌带回去了。 这年秋天，盘踞在寻乌的反动军阀谢嘉犹带领一大帮人马骚扰大墩乡。 邓小平率领地方武装数百人与敌军作战。部队刚刚部署好，不料敌军人多势 众，又从侧面突然袭击过来，我方情况十分不利。就在这危急之时，下受派 遣之列的朱富昌闻讯后，立即率领模范营赶来。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用梭 标、大刀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激战十多分钟，杀得敌军落荒而逃，战斗获得 了胜利。事后，邓小平拍着朱富昌的肩膀夸赞道： “不错，有胆有识，大智 大勇。”朱富昌腼腆地回答： “多亏邓书记的关怀、教导！” （原载《会昌县革命传统教育资料》，1991年5月编）
一杯清茶 严修余 932年秋天，地处中央苏区南线的会寻安三县都是边界地区，赤白对立 很厉害，拉锯式战争时而发生，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 记的邓小平走马上任不久，便来到寻乌县视察工作。 适逢寻乌县委书记梁锡古工作变动，调中央苏区瑞金另行分配工作，派 胡荣佳接任寻乌县委书记。县委原先打算举行一次迎送晚会，热热闹闹，聊 表盛意。 县委的一位同志见邓小平来了，忙把自己的打算向小平作了汇报： “梁 锡古、胡荣佳两位领导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身先士卒，劳苦功高，如今他 们一个走，一个来，我们县委准备借此机会设便宴为他们饯行、洗尘，让走 者愉快，来者放心！” 邓小平明白其意，忙劝导说， “服从组织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 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干部交流是常有的事，不必大张旗鼓。再说，我 们现在财政还很困难。我提议一杯清茶话迎送。” 在小平的提议下，县委改变了原先准备 “热闹一番”的打算，每人只备 了一杯清茶，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别开生面的迎送茶话会。 （原载《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 杨衍芬 一九三二年九月，正当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一天，罗塘乡苏主席 周月星接到去三分区指挥部驻地芙蓉寨开会的通知。天刚拂晓他便打起简便 行装，抄小道匆匆走了四十里山路就到了芙蓉寨，会场是设在一间大厅里， 大厅两侧的圆木柱子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 “蒋介石屈膝北美张 学良俯首贴耳汪精卫卖身英国半斤八两一样奴才问此等廉耻安在？”下联是 “张辉瓒断头东固胡祖玉亡命广昌韩福卿暴尸白石接二连三同归阴府看我军 英勇如何！”大厅里己坐满了各区乡干部，邓小平在最上首，旁边坐着罗屏 汉等其他中心县委和三分区的领导同志。邓小平一眼看见周月星来了，一边 招呼他坐下一边说：“你的路程不用钱买啰！”周月星的脸唰地红到脖子根， 一时不解其意，他腼腆地回答： “是，我的路程远一点，四十里！”邓小平 呵呵地笑了一阵之后又问： “小伙子，今年几岁啦！”周月星回答说：“二 十三岁！”邓小平笑着继续说： “我比你大五岁，不错，走起路来比我还快 呢！”然后对着大家郑重宣布说： “你们罗塘区苏主席谢维汉同志要调到分 区另行安排工作，罗塘区苏主席职务由周月星同志接任。” 会议开始了，邓小平深入浅出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着 重讲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问题。然后，他说：“筠门岭区白埠乡的‘白’ 字下好，我们要把它改为赤埠乡。”会议接着由各区乡汇报工作。当周月星 和谢维汉汇报了罗塘区赤卫大队大队长曾昭平带了部分队员反水后到乌鸦泊 当伪乡长去了的情况后，请示邓小平要发武器以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邓 小平听后，幽默地回答： “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关键在于苏区军民团结对敌。 至于武器嘛，有是有，不过要到敌人手里去拿！”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晌午时分，大家都围在会场门口坪上吃午饭，吃的是红糙米饭。有几个 同志私下议论：“这种红糙米饭硬梆梆的，不太好吃，踏白来就更好吃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