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以南70英里的库萨摩（Kuusamo），这里因大片的积雪覆盖的荒原和冰冻的湖泊而被称为芬兰的“瑞典”，芬兰人留下了一些守卫部队以保护通向诺瓦尼米的道路。不过，在没有苏军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这些芬兰部队往南滑行去参加保卫舒姆萨米（Suomussalmi）的战斗。
舒姆萨米是芬兰的腰身部分，距奥鲁（Oulu）最近，也是摩尔曼斯克铁路可以为红军部队输送给养的地方。另外，在芬兰这边的公路状况良好。苏军部队在进攻越过边境的时候，他们带着重型修路设备，以及坦克、卡车、大炮、战马、野战厨房、宣传手册、礼物和铜管乐队。苏军的第163师大约有17000人的力量。
与此同时，芬兰平民被尽快地疏散转移。有些人去挪威或内陆的安全地带。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舒姆萨米以南65英里的库莫（Kuhmo），边境守卫金庇马基和陶里亚宁朝一座名叫拉瓦森伏拉的农舍滑去，这座农庄离大路有2.5英里远，他们去那里安排那家人的撤离。他们到那儿后叫道:“俄国人来了，你们快走吧！”
“可是你们不先进来喝杯咖啡？”屋里的人问他们。
“好吧，谢谢！”他们想喝点咖啡来暖和一下冻坏的身子，也想吃点一种叫雷卡雷帕（reikaleipa）的黑面包。这些面包被串在一根横在巨大的壁炉上的杆子上。这两个边防士兵把皮帽挂在前厅里的鹿角上，然后走进去坐在火炉旁。
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敲门声。门被撞开了，进来几个俄国士兵。陶里亚宁抓起他的步枪，用枪托打在第一个人的头上。其余几个俄国人退到入口的大厅里，朝起居室里扔手榴弹。芬兰士兵迅速把手榴弹捡起来又扔了出去。爆炸声和交火声响了起来，一颗子弹击中了坐在咖啡桌旁母亲膝盖处的小男孩。这两个芬兰士兵从后窗跳了出去，希望能跑回部队去报信。可是他们在院子里被抓住，都被杀了。
在库莫，有古谢夫少将率领的苏军第54师沿着雷波拉-胡卡亚韦（Repola-Hukkajarvi)公路前进。这一路苏军有12,800人，120门大炮和35辆坦克。芬兰中尉卡里亚拉率领的1,200名预备役人员反复进退抗击，但因力量悬殊而撤退。
在北部边境的其他地方，苏军第139师沿所有通向托尔瓦亚韦（Tolvajarvi）的道路隆隆前进。托尔瓦亚韦是一个10英里长的冰冻起来的湖，湖边有小村庄，教堂和小商店。由别里亚耶夫率领的20,000红军部队带着大约147门大炮和45辆装甲车辆来攻进4,200名当地的芬兰人。
预备役中尉托维亚宁那天早晨正在离阿塔呼塔（Artahuhta）不远的边境哨所里庆贺自己42岁生日。他手下人都来祝贺并赠给他一支新的钢笔。托维亚宁刚说完感谢的话就听到从麦里亚维（Myllyjarvi）方向传来的重炮的巨响。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恐惧不安。最后托维亚宁打破沉默，说：“莫洛托夫同志肯定下令开炮来向我致敬。我们走吧！”
托维亚宁带着他的骑兵队奔向麦里亚维加入那边的15人防守队伍，不过他们无法阻挡俄国人的进攻。在退向阿塔呼塔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排列整齐的俄国机枪的扫射。由于芬兰士兵相距只有几尺远，机枪的火力的杀伤力很大。一个骑兵偷偷溜到敌人战线的后面，杀掉了一个俄国机枪手，然后在他的位置调转枪口对准俄国人扫射起来。他这样蒙了一个晚上才被发现。在他奇迹般地逃回自己的一边时，子弹打伤了他的左臂。他抓起步枪顶住膝盖和胸口，然后将它搁在一个坚固的平台上射击。
大多数的边境村庄和农屋里的芬兰平民都在早先时候被疏散了，特别是在4天前麦尼拉发生炮击事件以后。海塞拉（Hyrsyla）是个悲惨的例外，这个地方三面被苏联领土所包围，居民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战争。另外，国民卫队向他们保证如果麻烦真的来了他们不会被扔下不管。现在突然看见周围的房子都在燃烧，他们意识到在战斗所造成的匆忙和混乱中，他们被前进的红军给切断在后面了。几个有1000多人的村庄被占领。只有10个平民设法通过森林逃往西边。俘虏中包括退休的小学教师和海塞拉国民卫队队长马蒂.帕居宁，还有不少“洛塔”成员 – 即芬兰的妇女辅助军事人员。牛羊被遗弃在路边使其冻死，所有的财产都被毁掉，即有被退却的芬兰人也有被过来的俄国人毁掉的。
在更北面的里尔克萨（Lieksa），6,400名苏军带着40门大炮和12辆坦克高喊着“乌拉！”进攻芬兰的第12和13独立营。这两个营加起来有3,200人和4门大炮。
由于与其它地方隔绝，北面的芬兰人不知道卡累利阿地峡发生的事情。另外，巡逻的滑雪小组在出发执行各自的任务时很少看到其他小组。这些芬兰人喜欢与世无争的生活，要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适应在其国土内的这种交通方式。
第二部分 曼纳海姆元帅和卡累利阿地峡的“闪电战”
苏军第7集团军越过边境涌入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的边境两边都陷入了一片混乱。苏军大炮从东南面向芬兰这边轰击，炮弹在燃烧的天空中爆炸。成千上百的芬兰难民带着母牛、马、大车、雪橇、小孩和老人堵在路上，挡住了芬兰军队向前线开进。狭窄的乡村道路仅能容纳单行道，所有通行的人都不得不在路旁等待别人过去了再走。
对俄国人来说，路上也是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各种车辆或是翻在沟里或是抛锚，导致弯弯扭扭的道路上堵得一塌糊涂。在一片混乱中，一场大雪阻止了所有的交通。苏军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大炮拖到可以有效地发射的地方。这场降雪帮了芬兰难民的忙，因为它使得苏联飞机在地面上动弹不得。但是，当天气放晴以后，苏军飞机又开始对着那些在雪地里跋涉的不幸的难民投弹扫射。
苏军重型坦克试图通过沼泽地带，也加入了这个乱哄哄的场面。在冰层结得还不够坚固的地方，装甲车辆一下就消失在在裂开的冰雪。每一条通道上都被埋设了地雷和炸药。俄国人被横在公路上的无处不在的线头和金属丝绊倒。这些线条和金属丝都连着炸药。他们打开一座堆房，跨过一个门槛，塌上一座桥，任何地方都会引爆陷阱里的炸药。如果一名苏军士兵踢了一只死猪，它会爆炸。他试穿一件皮斗篷，它也会爆炸。甚至踏上一堆粪便，他也会立刻看到“恶毒的”芬兰人埋在里面的地雷。
尼古拉.维塔为“真理报”写报道：“真是下流！他们（芬兰人）打不过我们，在我们面前没命地跑。但是，他们玩这些下流的东西玩得多好啊 … 当我们的人精疲力尽，想喝点水，他们发现村里的水井都被填了土。我们的敌人背信弃义、胆小如鼠、心里充满了卑鄙和狡猾的伎俩。红军战士一踏上芬兰的土地就碰到爆炸声响起。地雷到处都是。我们从维普里通向雅皮宁村的道路前进，芬兰人刚被赶走，我们看见那个村子在着火，是他们放的火。”这个苏联作家接着说，当俄国部队试图填没芬兰人挖的用来防坦克的壕沟时，挖下去的第一铲土就引爆了一颗地雷。“每一条小道，每一条道路都有危险，都是邪恶的、野蛮的匪徒留下的。就在我们的面前，地雷在坦克底下爆炸，在粪堆底下爆炸，在草垛和雪岸下面爆炸。”
在芬兰这边靠近边境的地方，这里地雷埋得最多。芬兰人看见苏军士兵手拉手唱着歌前进，其间伴随着伤者的惨叫声。他们对不断爆炸的地雷和芬兰的狙击手视而不见。他们带着宣传手册、礼品、钱、和衣服来准备给芬兰人民，他们是来解放芬兰人的。他们背后紧跟着政治委员，一旦回头，这些政治委员就会朝他们开枪。他们没有选择，只有继续前进。这场军事入侵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究竟在干嘛。有关进攻和防守能力和战术计划的情报几乎一到手就过时了。战前在军事手册上教的战术在进攻发起一两天内就没什么用了。
全世界媒体的头条都在谈论“芬兰人逃跑了”，都声称俄国人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不过，记者们都是在赫尔辛基的坎普酒店里发送他们的报道了。曼纳海姆元帅不允许他们去前线，因为“…这是战争，不是好莱坞。”西方记者极少有人会芬兰语或俄语，更不用说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滑雪穿过广袤的乡野。因此他们只能满足于从芬兰人那里搞来的尽管大致上真实的零碎消息。剩下的部分则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来补充了。
对于俄国的报道来说，它们要么报喜不报忧，要么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出色的编造出来的故事。一家苏联报纸抱怨说芬兰穿白衣的滑雪队神枪手在袭击苏军纵队时使用了“土匪战术”。“敌人不敢堂堂正正地战斗。他们隐藏在白色外衣底下，巧妙地伪装起来，突然冲出树林朝我们前进的部队开火，然后又极其迅速地逃跑，常常脱掉靴子，仅穿这袜子滑行。”
芬兰国防力量的最高统帅、陆军元帅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的指挥部设在维普里西北85英里处的米基利（Mikkeli）的一座小学里。曼纳海姆并不太关心新闻报道是如何评论对芬兰的入侵的。这场战争并不突然，因为多年以来，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他曾对政府警告过俄国正在恢复的国力。他对意在保护小国的集体防务措施没什么信心，但是每次他对改善国防的要求都被置若罔闻。不断有人问他：“要是没有战争的话，花那么多钱在武装力量上有什么用？”
在彻底心灰意冷的情况下，曼纳海姆在1937年决定辞职不干了，因为“…我的工作没人会感谢，我提出的想法既得不到总统也得不到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只是在新任总统屈厄斯蒂.卡里奥（Kyosti Kallio）的一再敦促和劝说下，曼纳海姆才留了下来。1939年夏天，总理卡杨德已经准备接受曼纳海姆的辞呈并开始寻找新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人选。在1939年秋至关重要的外交谈判时，民族联盟党私底下批评曼纳海姆年纪太老，对苏联畏之如虎，因此，是个不能被依赖的人。在冬季战争开始前的几天里，卡里奥总统原则上同意了曼纳海姆的辞职。但是在他递交辞呈之前战争就爆发了。虽然已经72岁高龄，曼纳海姆还是承担起了领导芬兰国防力量抵抗苏联的重任。
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是大多数西方有教养的人都听说过的两个芬兰人之一，另一个是音乐家西贝柳斯。曼纳海姆是个极为复杂、老于世故的人。他不像个典型的芬兰人，而且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曼纳海姆生于一个说瑞典语的家庭，他直到50岁以后才开始学芬兰语。他的芬兰语水平跟丘吉尔的闻名遐迩的法语发音有得一比。不过，他却能够说几种欧洲的文化语言。在1918年，他领导白卫军为了芬兰的独立而跟俄国人战斗时，他需要一个翻译来跟其部队打交道。
然而，对芬兰人民来说，曼纳海姆元帅是个伟大的军事英雄。曼纳海姆身材高大，富有能力，尽管年事已高，但看上去仍然英俊。他有一个传奇般的生涯。他是团结的象征，是一面旗帜，代表芬兰所有的一切强大和美好的东西。芬兰的小学生都能述说曼纳海姆在芬兰和俄国关系良好的时候如何在沙皇的军队里服役。很少有人知道他因为纪律原因被驱逐出芬兰的军官团。不过一般人都知道他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去满洲和朝鲜参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自那以后好多年里，他经过撒马尔罕、喀什干、戈壁沙漠和丝绸之路穿行了亚洲的一些还未被开发的部分。他在波兰服役了6年，当时波兰还是属于俄国占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俄罗斯帝国军队里参加战斗。曼纳海姆跟阿纳斯塔谢.阿拉波夫（Anastasie Arapov）的女儿结婚，这是俄国的一个著名的富有家庭，阿拉波夫的父亲是沙皇的侍从副官。曼纳海姆是在帝国军队服役的过程中了解了那个过去的俄国的，他对过去的俄国充满了持久而深厚的感情。
曼纳海姆憎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1918年芬兰内战期间，他一回到祖国就领导了芬兰白军跟红军的战斗。这不是出于对俄国的憎恨，而是因为他鄙视共产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
奇怪的是，曼纳海姆从来就不属于芬兰军队。在内战期间，他是白卫军的总司令，而那时芬兰军队还不存在，因为在此前的俄罗斯化期间芬兰军队被取消了。从宪法上来说，曼纳海姆的位置是“高于”芬兰军队的。作为芬兰冬季战争危机时的杰出领导人，他从来就没接受过民主的概念，也没接受过议会制政府，而议会制政府是芬兰民主在体制上的表现。他拒绝加入或领导任何党派。他的领导形式，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的色彩。在这种顽固的个人主义方面，曼纳海姆更像芬兰人，而不是人们所称他的“欧洲骑士”。
曼纳海姆的贵族化的仪表和气质经常会使人油然生畏，不管是著名人士还是平民百姓见到他都会肃然起敬。1939年8月，那时他还是国防委员会的主席，曼纳海姆有幸检阅大约十万名芬兰预备役人员（这难免让有些人感到生疑）。这些预备役人员大多数还穿着平民的服装，刚刚受过军事行军的训练。在维普里附近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在观摩四小时长的阅兵仪式的贵宾中有总理卡扬德、瑞典国防部长埃德温.斯科尔特、芬兰国防部长尤霍.纽卡宁和林德将军。然而在预备役部队不太整齐的队列中，士兵们只把目光注视于他们的英雄 - 曼纳海姆元帅。曼纳海姆骑在马背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向士兵们敬礼。那天晚些时候，卡扬德发表了一篇演说，不过他后来感到后悔了。当时距跟苏联一亿八千万人的战争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芬兰总理说：“我们没有许多武器和枪弹房子仓库里烂掉,我们也没有很多制服在仓库里腐烂发霉,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在芬兰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教育体系 … ”
在他的指挥部里，曼纳海姆脸色凝重地思索芬兰面临的局势。很明显，俄国人垂涎于芬兰的领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在1935年的8月，列宁格勒的人民委员日丹诺夫就沿着摩尔曼斯克铁路巡视了一圈，这条铁路线大致跟芬兰边境从皮查摩到卡累利阿地峡相平行。自那以后，他就开始修筑朝西向的铁路支线。在靠近库萨摩和舒姆萨米的地方安放了50英里长的铁路轨道。另有40英里的轨道朝向库姆和里尔克萨。甚至在1939年11月30日红军部队涌过边境时，拉多加湖边境附近的铁轨还在做最后的完工。
不过有一件好笑的事情，因为芬兰是个较穷的国家，这点似乎反而对芬兰人有利。红军部队一踏上芬兰的土地就脱离铁路线了，良好的公路也同样稀少，直到芬兰腹地才会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苏军到达这些铁路和良好的公路之前把他们给阻挡住。
曼纳海姆最关心的地方是舒姆萨米和萨拉以及海林萨米（Hyrynsalmi）火车站，自那儿敌人可以很方便地到达西面150英里的奥鲁。也正是在这个地方，苏联间谍已经在当地芬兰人中活动了20年。最近的投票中他们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共产主义的倾向。斯大林和他手下制定计划的人指望他们过去在这里良好的声望会有助于苏军在舒姆萨米-萨拉地区轻易取胜。
另一个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卡累利阿地峡，从那儿芬兰铁路可以直达列宁格勒的“芬兰火车站”。同样靠近俄国边境的是拉多加湖北面的索亚维铁路（Suojarvi railroad）。尽管整个芬兰边境都处于危险之中，曼纳海姆认为这些区域是最要紧的，因而相应地排出了增援部队。
然而尽管曼纳海姆元帅为其防御计划绞尽脑汁，派遣预备队到关键的地段，他很明白这不会是那种教科书式的战斗。不管能保护些什么，甚至争取一点儿时间以便瑞典或西方的援助能够到来，那是因为他手下的指挥官和士兵的能力。一个让他不敢多想的折磨人的想法是，他确信只要有足够的武器和空中力量，这支芬兰军队能够把俄国人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几年前，当情况还是另一副样子的时候，这种想法也许会是很荒谬的。如果俄国人选择在30年代早期进攻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得到芬兰左翼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是到了30年代末期，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完全不一样了。即便是低收入的工人和左翼分子也已经在情感上倒向支持芬兰独立和不信任俄国。苏联人要么没意识到这种转变，要么对此视而不见。
曼纳海姆手下的军官不仅在军事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经常还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多才多艺，能够从安静的科学研究或经商的生活迅速转变为领导战斗。曼纳海姆的参谋长卡尔.雷纳特.奥伊斯奇中将是个47岁的学究型的植物学家，以其平稳的性格和对科学细节的极大兴趣而闻名。而另一方面，他还是第27雅格营（Jaeger Battalion，法国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早先在独立战争中的拉图战斗中表现出色。奥伊斯奇拥有博士学位，1929年以前是芬兰军事学院的领导人，还在芬兰的内政部长的职位上一直做到1932年。
在芬兰北部集群的战场上，托姆波少将负责防卫从皮查摩到库莫的400英里长的区域。托姆波是农民的儿子，是个历史和语言学的专家。他也毕业于雅格营，在芬兰独立战争期间任上尉。随后，他在柏林用芬兰语写了一本军事手册，后来毕业于瑞典军事学院。托姆波身材高大修长，工作勤奋努力，是个芬兰防卫事务的专家。他手下的军官，包括有名的是维克拉上校，都来自边防总部。这个机构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开始制定计划和训练人员了。曼纳海姆的总部得到报告说托姆波的部队面对的是苏军的两个集团军，即从库沃拉和维南.卡累利阿过来的第14和第9集团军。
12月13日，曼纳海姆派遣瓦伦纽斯少将去领导所谓的“拉普兰集群”。瓦伦纽斯是一个在瑞典受训的军事专家。他在1918年在拉普兰地区战斗过，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他所领受的职位要求一个在北部荒野上带领数量很少装备觚劣的部队创造奇迹的人。尽管瓦伦纽斯只有四门礼炮（这些礼炮可以追溯到1887年，只有大约一半的炮弹发射时会爆炸）来对付苏军第104师和第52师，曼纳海姆还是希望滑雪小组的优秀的游击战术可以挡住苏联人。
指挥第4军的是赫斯卡宁少将。这个军部署在从里尔克斯卡到索塔瓦拉的275英里的战线上。几天后，曼纳海姆派遣沃德玛.哈格伦德少将来代替赫斯卡宁。哈格伦德是个在雅格营和芬兰内战中具有出色军事履历的军官。他对拉多加以北的地形非常熟悉。哈格伦德是个强壮的黑头发的芬兰人，受到部下的爱戴。他将负责保卫科拉（Kollaa）、托瓦亚维（Tolvajarvi）、阿格拉亚维（Aglajarvi）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方，而进攻的苏军大约有10个师。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证明的，阿格伦德作为这个地区的领导是个极好的选择。
阿格伦德领导下有个所谓的“T 集群”，其名字来源于这个集群的指挥官帕维.塔尔韦拉上校。41岁的塔尔韦拉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20岁时他加入了德国的一个轻步兵营，一年后在芬兰内战中他是个营级指挥官。战后他是边防部队的一个团长。和平时期塔尔韦拉经商，他是国家酒类委员会的副会长。1939年，他从新投入战斗。在他指挥下的“T 集群”里还有另外2个著名的军事专家，埃克霍姆上校和帕亚里中校。
曼纳海姆派遣47岁的雅尔玛.希拉索夫沃上校去关键的舒姆萨米地区。希拉索夫沃也是个雅格营军官，在独立战争中是个营长。他是一个报纸编辑的儿子，学习过法律，曾在教育部任职，在以后的岁月里还担任过动员局（Mobilization Bureau）的领导人。曼纳海姆了解希拉索夫沃是个身材短小、强健、金发、有主见的人。他还是个精明狡猾的军事领导人。如果有人能在舒姆萨米阻挡住俄国人的话，那就是希拉索夫沃了。
曼纳海姆确信他已经派遣了合适的军官到合适的地点去了。
第四部分 俄国坦克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瓶
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军队指挥官雨果.维克特.奥斯特尔曼中将跺了跺脚，把靴子上的积雪跺掉，然后把皮帽挂在衣帽架上。他阴沉着脸坐到热腾腾的炉子旁的椅子上，接过随从为他倒好的一杯咖啡。对战场上俄国坦克情况的调查显示事情比他这个职业军人所预计的还要糟糕。
奥斯特尔曼自己以前见过坦克（当他还在其它国家的军队里的时候），可是他手下很少有人见过下列的景象：大量重型坦克在雪地里隆隆地开来，朝各个方向开火。甚至受过良好训练的正规军士兵在听到数以十计体积巨大的怪兽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隆隆地驶过他们的战线时，也会感到背上有些发麻，尽管他们已经准备好在缺乏或根本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对付敌人。从心理上来说，坦克代表一种可怕的黑色死亡之云，一个不熟悉的敌人，其行动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无法打破的死亡盒子。坦克可以穿过泥土和积雪，可以闯入带铁丝网的营垒。坦克的装甲可以挡住机枪的子弹，它们拥有火力可以把步兵从战壕里驱赶出去。芬兰人对坦克感到无能为力，很快把它们称为废铁，或死亡盒子，不过这仅仅是为了掩饰他们的恐惧才说的。
对苏军士兵来说，坦克意味着力量、保护和俄罗斯母亲的一部分，他们跟随着坦克去战斗。坦克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和鼓舞士气的东西，这些人很快就开始对在芬兰打一场冬季战争感到清醒了。只要坦克在行动，他们就会吸引原本会打到步兵身上去的枪弹。红军战士确信坦克将带着他们走向胜利。奥斯特尔曼看到他的部队匆忙撤退，也不得不承认俄国人这么想也没错。
一开始，要克服俄国坦克的威胁看起来没什么希望。为此，芬兰人指责自己的政府天真幼稚，没有人认真考虑会有一场全面战争。当初在讨论预算时，对于钱究竟应该花在教育和医疗还是国防装备上曾有过认真的争论，如果装备不更新的话，在需要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会变得过时。1936年军方的确建议过购买反坦克武器，不过要花费2千7百万芬兰马克。投票的结果是否定的。因而订单被取消了，而这份订单将给芬兰军队的每个营6门反坦克炮以及备用的储备。
直到1939年谈判破裂边境地区双方开始交火了，芬兰人才认真考虑反坦克措施。他们终于批准给军队装备所谓的象式大炮（elephant cannon），不过要装备到前线为时已晚。战争开始时，芬军每个营得到了1-2门37毫米反坦克炮，整个芬兰军队共拥有100门。
几乎一开始奥斯特尔曼就收到俄国坦克是如何运作的报告。这些报告通常都显示俄国人不太明白如何使用他们的优良的武器。有时候坦克成对出现，一辆中型或重型坦克带着一辆轻型坦克。后来，它们被编成小组，每组3-10辆，第1组开路，后面的组压制防守者。这些坦克在开阔地进行战斗，紧靠着路边。有时候它们沿着战线方向移动，不时地停下来朝战线的另一边开火。在大雪阻扰它们行动之前，它们能够每小时行进18英里。后来在5-18英寸厚的雪中，它们的速度降到每小时5英里。奇怪的是，它们很少试图冲到芬兰防线面前，而是在芬兰人面前移来移去的。当苏军士兵犹豫不决，缺乏进攻的兴趣时，这些坦克绕到他们的两翼把他们赶回来，同时保护他们的侧翼。
当苏军最初的进攻带来的震撼逐渐消退后，芬兰的边防部队开始显露自己的才智了。他们注意到俄国人躲避夜战，就在夜晚派遣巡逻部队穿过树林攻击敌人的营地。奥斯特尔曼的边防部队把大炮平射以击毁冲过来的坦克，同时滑雪士兵从侧面攻击苏军步兵。芬兰的神射手成百上千地击倒紧紧挤在一起的红军士兵。奥斯特尔曼注意到在5天之内他的部队就击毁了80辆坦克。如果敌人不是像苏联那么庞大的话，这就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当然还需要做更多，奥斯特尔曼把情况向曼纳海姆的总部作了汇报。俄国坦克 – 战场之王 – 必须被阻止。壕沟、路边埋设地雷、巨石筑成的障碍，这些还不够。芬兰人还需要想一些其它的方法。
首先，工兵（前锋营）想出了用钢管制成地雷的主意。通过按一根连到钢管的拉发线来引燃导火索，钢管会在地面上空三英尺的地方爆炸。前线部队可以在钢管理填入一种氯化树脂来制造这样的地雷。
随后阿沃.萨罗朗塔上校发明了一种木盒子地雷。这种雷没有磁性，几乎不可能被发现。不久苏军被迫在坦克进入一个区域之前派遣人员带着铁条先清理战场和道路。
随着曼纳海姆的总部命令在每个师、团、营、连都建立反坦克特别部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坦克方法。芬兰酒类委员会参与战争后就诞生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该委员会提供了4万个酒瓶，里面装满了一种煤油、焦油和汽油的“混合饮料”。在战争初期，芬军士兵将一种浸满汽油的破布绕在瓶颈然后点燃仍出去。后来，一种含有硫磺酸的针剂被附在瓶口以点燃瓶里的液体。
尽管装有汽油的瓶子在以前的战争中也用过，不过是冬季战争中的芬兰士兵将其命名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在冬季战争期间，芬兰军队使用了7万瓶，包括在前线制造的2万瓶。当芬兰士兵点燃酒瓶对准俄国坦克的透气孔或敞开的舱盖扔过去时，对坦克乘员来说是个恐怖的灾难。对芬兰游击队来说，这意味着60-70%的伤亡率。他们唯一所想的是在献身之前让敌人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或者尽可能时间长地保存自己。
这种人对坦克战斗的可怕的戏剧性的景象在整个前线都可以看到。一开始，当得到坦克来临的报告后，反坦克人员匍匐爬到路的两边他们事先挖好的洞里。这些洞被杉树枝条或其他树枝以及大量的积雪巧妙地伪装起来，因为炮塔里的俄国人对这种把戏一直保持警惕。
没过多久，奥斯特尔曼将军就报告说俄国坦克已经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碾压前行了。一方面反坦克人员沿着路边骚扰坦克，另一方面，芬军其他人员使用各种方法来跟这些“死亡之盒”作斗争。厨师、军需人员、工兵、和步兵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把一根圆木塞进前行的坦克的履带里，使其出轨，坦克也就作废了。当坦克乘员处理修理时，他们面临的是芬兰人的机枪火力。
俄国的坦克人员在试图越过冰冻的湖面时很快发现，在黑冻（Hard frost）来临之前，他们的对手就已经在水面底下安放了一排排的地雷，地雷的两端都连着拉绳。这些防水的地雷里面被部分地灌满炸药，但留下足够的空气以使它们在湖水冻得严实的时候能跟冰层的底部紧紧合并在一起。能浮在水面的金属容器也能够使地雷保持在足够高的地方起作用。当坦克在地雷的正上方或恰好经过时，地雷就爆炸了，因而坦克没有撤退的机会。
俄国人还发现他们的坦克开进了在冰层里面的反坦克障碍。这些障碍是芬兰人在冰层中用锯子锯开的通道。在那些因极端寒冷无法使的“水沟”一直保持开口的地方，芬兰人把宽大的带状玻璃纸铺在积雪覆盖的湖面上，希望来误导俄国的侦查飞机，使他们相信湖面被开了口，坦克无法通过。芬兰人用纸板来建造假的坦克防御建筑，甚至树立用稻草做成的人马使俄国轰炸机把弹药浪费在伪造的芬兰军队的“集结地点”。芬兰人的锦囊妙计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每一条计谋都需要个人的极大的勇气，虽然总部的军官对这些粗糙的、不同寻常的战斗方法所造成的令人惊讶的效果赞许有加，他们对战场上的单个的士兵仍然抱有极大的敬意。
反坦克人员卡尔洛.伊尔霍（Kaarlo Erho）在往前线走的时候能够听见大炮的轰鸣声，他不知道哪里的情形怎么样了。他知道在这个区域，芬兰人处于一比十的劣势，他所在的排里，许多人将会战死，可是谁会是第一个呢？
伊尔霍的部队就驻扎在前线的后面。士兵们被分派到他们的帐篷里了，里面有咖啡，一切看来都相当舒服。
突然一个卫兵对着帐篷的开口处喊道：“反坦克人员，准备好酒瓶和弹药，给你们两分钟时间”
伊尔霍和他的同伴冲出帐篷加入10个人的反坦克小组。他们的班长奥蒂.赫拉斯（Outi Helas）命令他们在路旁的五个不同的地点挖洞。一些人带着莫洛托夫鸡尾酒隐蔽在路的一边，另一些人带着TNT炸药隐蔽在另一边。
伊尔霍想，我们准备好了，让他们来吧。
伊尔霍被告知有10辆俄国坦克突破了防线，正向他的这个地域开来。从他隐蔽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中尉在分派机枪手来对付任何逃逸的坦克乘员。
第一辆怪兽进入了视线，它的大炮朝各个方向开火，它信心十足地前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后面还跟了8辆坦克，也朝每个方向都开火。伊尔霍想：“难道我们要用一些汽油瓶和手榴弹来跟这些钢铁怪兽战斗？”这种想法似乎疯了。假如慢慢地站起来，朝后走，离开这些乱哄哄的东西，也许这样才是更明智的做法。
已经有3辆坦克开过了伊尔霍的位置，但还是没有攻击的命令。终于看到信号了，伊尔霍拉出导火索，数了三下，然后把装满炸药的口袋扔向第三辆坦克。几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地面，然而伊尔霍抬起头来看到这辆坦克以及其他几辆坦克都慢慢地朝刚才来的方向转回去了。看到他所攻击的坦克没有无望地躺在一边，伊尔霍感到非常郁闷，他用肩膀推了推伙伴基维维尔塔（Kivivirta），告诉他自己已经没什么好扔的了。
“让我们用这最后一瓶来打掉它们，” 基维维尔塔说。他镇静地点燃了导火索，然后把瓶子扔向最后一辆坦克。瓶子正好打中了坦克透气孔后面的地方，坦克立即着火了，其黄色的火焰反射到了周围的地方。很快，整个坦克都被包围在大火中，基维维尔塔说：“肯定把俄国人烤焦了。”
与此同时，卡尔托中尉把2根3公斤重的TNT棒绑在一起，然后仍进了第2辆坦克的履带里。这辆坦克很快也停了下来。现在，第3辆坦克被班长本人击中着火，而其他的坦克则逃到了芬兰人攻击范围之外了。第2辆坦克的乘员试图逃到树林里去，不过埋伏着的芬兰人用托米机枪很容易地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第五部分 冰冻的地狱
冰冻的地狱（一）
起初苏军士兵对寒冷的天气并不太在意。他们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肚子吃得饱饱的，认为胜利唾手可得，因此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的武器不但个头大，而且是崭新的，许多是刚出厂的产品。他们穿的轻质的衣服只略略有些不舒服。不过，随着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度、二十度、三十度、四十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是真正的冰冻的地狱，冬季战争开始了。
在这样冰冷的温度下，红军士兵的武器冻住了，他们的食物冻住了，他们的手和脚也冻住了。如果他们给自己的武器上太多的油，这些武器就会失效。如果他们用手去碰枪管，然后再拿开，枪管上会留下血迹。坦克和卡车的驾驶员发现这些车辆的发动机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有一刻钟停顿下来，电池也不工作了。部队需要比平时更多的食物。如果要生存下来，士兵们需要有比硬面包和不加糖的茶更多更好的食物才行。
在极度寒冷的情况下，人体的血液会冻住，血浆会失效。寒冷确实可以帮助伤员止住流血，但是如果他们肌肤撕裂出血，暴露在外面，在地上躺得太久的话，他们的肌肤就会变黑，会出现薄薄的绿色液体，这是坏疽的标志。芬兰医护人员会在嘴里塞上含有吗啡的针管，在看护伤员的时候用来使伤口解冻。苏军方面因医疗急救人员不足甚至经常缺乏，所以似乎很少有这样的措施。大多数红军士兵冰冻致死，像奇形怪状的雕塑，保持着他们被击中时的姿势。
芬兰人同样生活在这样的严寒的天气下，他们也同样日子艰难，尤其是他们需要在夜间作大迂回机动，而不是围绕着火堆取暖。但是几乎没有人抱怨天气。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更重要的是，寒冷的温度有时候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恩西奥.尼库拉（Ensio Nikula）讲述了严寒的一月的某天里，发生在舒玛的一件事。在苏军密集炮轰后，他突然发现在无人地带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开始向芬军的战线走了过来，他既没带头盔也没有武器。由于在这个人的肩上有一块似乎是白色伪装服的碎片，尼科拉（他是芬军的连长）命令手下人不要开枪。然而，在这个士兵到达芬军的散兵坑之前，苏军发射的大量子弹从其身后射中了他。
“我们解开了他的夹克制服，看见他里面穿着羊毛衣 … 我们在他的胸前数了数，有六个子弹打的洞，但没有出血。
有人说：‘把这个人弄到放死人的帐篷里去。他肯定完了。医护人员会在几个小时内把他抬走。’
人们把这个人放进了缓和的帐篷里，那天早晨大约两点钟的样子，新的换班的人站岗回来，他们点起香烟，倒好了咖啡，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道：‘嘿，给我一支烟’
我们立刻意识到是那个‘死人’在说话。我为他点了一支烟，他开始抽了起来，自言自语道：‘ … 看起来我的腿没事 …’
‘是啊，不过你胸前有六个弹孔，‘我告诉他
‘我想也是。在我到你们散兵坑的时候有一种火烧的感觉。’这个人名叫拉克森宁（Laaksonen）。他被爆炸的炮弹给震昏了，在地上躺了很久，被冻得半死。他站起来向自己的防线走去时被从后面击中，子弹从他的胸膛穿过。
拉克森宁被紧急送到急救站，医护人员认为是冰冻的天气救了他的命。正常情况下，他会因出血过多而死亡。”
冰冻的地狱（二）
芬兰人对这种天气很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穿衣方式适应这种天气。他们是一层一层地穿衣服的，厚厚的内衣，毛线衣，裤子，野外夹克，在所有的衣服外面还有一层用床单做成的外套。巡逻小队穿的披风和兜帽被英国观察员沃特.西特里尼（Walter Citrine）描述为“看上去极像美国的三K党。”
根据情况芬兰人穿的衣服任何一件都可以被拿掉。大多数芬兰人都有一堆国内的人提供的杂七杂八的编织衣物，这些可爱的编织物是由老太太，家庭主妇，青春少女以及其他任何会使用编织针的人制成的。有护颈，绒线帽，围脖，手套，毛袜，这些保暖的衣物不一定合尺寸但穿了很舒服。这些礼物极受芬兰士兵的欢迎。一个士兵写信给一个寄包裹给他的陌生人：“谢谢您的滑雪衣服，虽然我不知道您长得什么样，也许我们可以约定一个动作，在赫尔辛基我们举行胜利阅兵的时候，我可以做这样的动作。然后您就能够知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个礼物。在卡累利阿，它是最棒的。我穿着它去巡逻的时候会感到自豪。至于护膝，我能够一只膝盖跪在地上，射击几个小时而不感到冷。”
苏军的轻质的橄榄绿的外衣只比粗棉布外衣稍微暖和一些。他们穿的内衣很不保暖，甚至比芬兰人夏天穿的衣服还薄。从一开始，红军就没有外套。
不像芬兰人有自己的掩蔽洞和取暖的帐篷，苏军仅有的遮蔽的地方是他们在雪地里挖的洞，他们在那儿生火取暖以免被冻死。要么他们就是围着篝火挤在一起，但这样他们就成为芬兰神枪手的活靶子。
虽然芬兰人以前也没有打过一场冬季战争，但他们的身体很快适应了严寒，以至于当他们进入取暖帐篷或掩蔽洞时，他们经常会抱怨里面的空气热得有些窒息。他们学会用一种汽油和枪油混合物来清洁武器以防冻，保持武器能够运转。在没有防冻液的时候，他们在机枪的冷却系统里使用酒精和甘油。
而被芬兰人称为“移动动物园”苏军士兵则不断地战斗，受伤，死亡。到他们最终面临芬兰的防线时，畅通无阻地迈步进入维堡和赫尔辛基的梦想被击碎了。他们遇到的不是他们要解放的芬兰人民的欢乐的笑脸，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是村庄燃烧的废墟，黝黑的森林，芬兰人的致命的火力，以及自己军队里的绝望情绪。敌人到处都是：如果不在滑雪的路上，他们在杉树的后面，藏在树枝中，突然用自动步枪的火力向自己开火。
对受过训练有经验的红军士兵来说，在严寒的情况下靠微薄的食物配给来进行持续不断地战斗，而且没有机会洗澡，这成了一场为了生存而要进行的绝望的斗争。对于那些对武器和纪律毫无所知的新兵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他们战斗仅仅是因为无法转身回去。首先，他们大多数人对为什么会来芬兰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被告知如果被俘的话就会被杀。如果他们朝俄国逃回去，政治委员就会枪毙他们。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他们躲过了政治委员，他们也会迷路，而且会冻死。假如他们抱怨食物，抱怨手里的枪缺乏润滑油，抱怨虱子，伤口和冻疮，政治委员会在笔记本里仔细地记下这些不忠的言论。
有时候，苏军士兵能够写信回家，他们会在笔记本纸上吃力地涂抹几句，然后用一块湿面包把它封起来。在冻僵的苏军士兵的身上发现了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信。“我怀疑在战线的这一边是否真有很多人相信是芬兰攻击了俄国？”一个士兵写道：“为什么我们会被带来跟这个国家打仗？”
第六部分 空战
空战（一）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在伊莫拉空军基地（Immola Air Base），芬兰空军上尉恩诺.卢卡南（Eino Luukkanen）早上5:30起床，穿上毛皮制服，步行穿过阴沉的飞机场，来到白色伪装覆盖的福克飞机前。他和机械师扯下覆盖在他的D-XXI的伪装物，爬进了飞机座舱。卢卡南检查了机枪和子弹带，随即用脚踩踏板发动方向舵，一边注视着副翼，一边摇动操纵杆，然后向机械师发出信号。启动器低声响起来，发动机发出像人一样咳嗽的声音，卢卡南用节流杆制动，发动机爆发出一种让他感到放松的低沉的声音。他检查了一下各种设备，然后切换了节流杆，慢慢等着。
黑夜已经变成了阴暗的灰色，东方的天空变成了一种偏黄的粉红色。突然，在空勤人员的待命室里，电话铃尖锐地响起来。有命令下来，在沃克森拉克索（Vuoksenlaakso）上空连续保持两架战斗机的巡逻。卢卡南率领第二巡逻组，由维克.约特西亚（Vic Pyotsia）驾驶僚机。
在巡逻区域飞到第二圈越过恩索（Enso）的上空时，卢卡南发现有两架轰炸机以3,200英尺的高度超东北方向飞去。他给约特西亚发出了进攻的信号，猛地压下节流杆，发动机怒吼起来。他试图把自己的飞机置于对准离自己最近的那架轰炸机的机尾的地方。敌人看到了芬兰飞机，迅速地响东南方向退去。
那架轰炸机渐渐呈现在卢卡南的面前，400码，300码，200码，100码。卢卡南把脚紧紧地踏在方向舵的踏板上，双手紧紧抓住控制杆，眼睛紧盯着机枪的瞄准标尺，然后按下了开火扳机，看到自己发出的子弹划了一个弧线朝轰炸机射去。与此同时，耀眼的橘红色闪光在他的飞机的挡风玻璃前闪烁。那是轰炸机尾部的机枪在朝他的方向发射子弹。现在，他的目标彻底地遮住了他的视线，卢卡南不得不朝右舷猛地转向以免撞上去。把福克又转回来后，他再次把自己的飞机拉到与轰炸机成一直线，不管轰炸机的尾翼的机枪还在不停地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