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西方大国没能够就如何侵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控制瑞典的铁矿和挪威的港口原则上达成一致,同时,俄国在芬兰又陷入了僵局,希特勒的将军们要求立即采取行动。1940年1月13日,希特勒指令一个军事委员会研究在北方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行性,目的是为了夺取挪威的港口纳维柯(Narvik)和特隆德海姆(Trondheim)以供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的潜艇部队使用。这项代号为“N计划”的调查导致了所谓的“维瑟尔行动”(Weser War Maneuvers)——1940年4月9日德国对挪威和丹麦的进攻。
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向芬兰施压,坚持要她立即接受外国的援助。英国着手准备接管挪威的港口和瑞典矿场和钢铁制造厂,同时派遣至少一个旅到芬兰。根据帝国总参谋长艾德蒙德.埃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将军的看法,这将为盟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存在提供正当的理由。那些矿场以及伯根市(Bergen)和斯塔芬格市(Stavanger)必须不晚于3月20日被占领,以便抢在希特勒之前行动。埃恩赛德主张为了这个目的使用至少五个师,另加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中队。挪威和瑞典坚守中立的抗议被当作耳旁风——即使瑞典代表指出在盟国能够投入额外的部队之前,德国的轰炸机将会摧毁大多数的瑞典城市。瑞典代表说:“当大国发动战争时,小国是不能充好汉的,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
这种秘密的政治阴谋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他知道必须抓紧时间了。芬兰必须被彻底击败,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斯大林重整了进攻芬兰的整个军队领导层。许多指挥官被处决或被替换。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降职为苏联政府中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铁木辛哥元帅成为芬兰战役的总指挥和新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此前担任北高加索,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军区的司令员,他还参加了9月占领波兰的行动。铁木辛哥将主导策划突破卡累利阿地峡的攻势。此前指挥芬兰的所有俄国军队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被降职去仅指挥在地峡西部的第7集团军。曾在沙皇军队里的担任炮兵上校并且有芬兰和瑞典血统的格隆戴尔(Grondahl)将军将担任地峡东部的第13集团军的指挥官。
正如曼纳海姆元帅所预料的那样,苏军选择卡累利阿地峡西部苏玛村(Summa Village)东边的一块地方作为突破口。这里的地形宽大开阔,苏军能够集中使用坦克和步兵。甚至很大的雪流也无法阻止苏军坦克突破芬兰的防线。
第八部分 铁木辛哥攻势(二)
铁木辛哥对其计划作了周密的准备。大量增援的师被派往地峡西部,第13集团军也加入了东部地区的苏军部队。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苏军不停地开展小规模的攻势行动,目的是继续骚扰以及疲惫不堪的芬兰人。重炮火力不停地轰击芬兰的阵地。到2月初,铁木辛哥元帅已经集结起了25个师来准备进攻曼纳海姆防线。
与此同时,根据赫鲁晓夫的记载,斯大林在莫斯科急不可耐地等待他的“发动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消息。他指出:“我们的空军已经被命令投入战斗。许多桥梁被摧毁,许多火车被破坏。芬兰人只剩下雪橇了。可是芬兰人的雪橇似乎永远用不完。”
1940年2月1日,苏联空军对芬兰后方部队的地毯式轰炸拉开了解决顽强的芬兰人的序幕。为了这次攻势苏军集结了60万人,包括铁木辛哥原来指挥下的久经考验的乌克兰部队。大量的火炮一门一门紧挨着排成行向曼纳海姆防线倾泻着烈火和钢铁。仅在24小时的时间里就有不少于30万发炮弹落在苏玛地区。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炮击凡尔登法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炮击行动。在苏玛和拉德(Lahde)地区,炮击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苏军采取了很少采用的战术,即滚动弹幕。苏军在不移动火力的情况下增加或缩短炮击的距离。芬兰的侦查飞机报告说在苏玛前面的一个仅1.3英里宽的地区,苏军总共有104个炮兵连的440门大炮在对芬兰人射击,而芬兰人只有16个炮兵连。芬兰大炮跟苏军的大炮相比,口径更小,炮弹的射距也更近,而且芬兰人很快就用完了炮弹。
在哈特雅拉蒂湖(Hatjalahti Lake)和莫拉湖(Muolaa Lake)的一个宽16英里的地区,苏军投入了6个师和500架飞机。苏军步兵在烟幕和28吨及45吨坦克的掩护下,以团和营的规模发动攻击。苏军如巨大的波浪向前推进,到处试探芬军防御的强度,不时地穿透芬军的防线。但芬兰人夜间反攻又把苏军给驱逐了回去。这种攻防活动持续了好多天,苏军不断地投入新的部队,踏着他们之前的苏军整个师团的尸体向前进攻。
苏军的火炮能够很灵敏地调整以配合步兵的行动,很明显苏军总算学会了如何协调各个兵种之间的配合。不管怎样,曼纳海姆防线的主要防御部分没有一处有破裂的危险。但是芬兰的战士,由于没有替换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弹药已经快要用完了。他们早先缴获的俄国武器需要有俄国的弹药,但他们没有。
2月6日,苏军最后的攻势开始了。3个师连同150辆坦克沿着5公里的战线发动进攻,另有200架苏军飞机轰炸芬兰防线。不过,苏军最初取得的成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芬兰的机枪从掩体里把苏军士兵如割草一般地撂倒,造成了苏军惊人的损失。成千上万的苏军士兵倒在芬兰掩体的前方,但是苏军新投入的部队踏着冰冻的尸体继续冲锋。红军并不清点阵亡人数,这使得苏军领导对这样的冷酷无情的战斗方式所导致的责任和错误减轻了良心上的负担。就在同一天,有50辆苏军坦克退出了战斗。
2月7日,苏军攻破了莫拉地区,同时,他们又向苏玛地区发动了2次进攻。第二天,新锐的苏军部队再次进攻芬兰第3师,扩大了对芬兰第2师的进攻的宽度。2月9日,苏军进攻芬兰第4师。
到2月11日,苏军跟整个芬兰第2军激战,并试图跨过冰冻的水面,使用坦克、步兵和骑兵绕过芬兰防线在芬兰湾和拉多加湖的侧翼。早上8:20,整个战争中最猛烈的弹幕射击开始了。100个炮兵连对准拉德地区,将防线炸成碎片。机枪巢被炸得无影无踪,所有的东西都被炸成废墟。
芬兰防守部队勇敢地战斗,但他们不能够阻止苏军坦克碾过战壕,苏军步兵从防线缺口处涌入。
第八部分 铁木辛哥攻势(三)
体力早已严重透支的芬兰军队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反击。许多芬兰士兵精疲力竭,以至于苏军坦克的轰隆声也无法使他们保持清醒的状态。他们的伤亡极大。芬兰人试图把拉德地区被突破的防线再重新拼合起来,他们不断打击敌人,从夜间一直持续到凌晨。但在黎明前时分,苏军的打击再度落在苏玛-索坎塔地区(Summa-Suokanta)和拉德地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现在连芬兰的后勤人员和厨师也投入了前线。大多数的芬兰营级单位的力量下降到了其常规力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从国民卫队召集来的未经训练没有经验的新兵和老人也被直接派往前线参加战斗。对初上战场的人来说,这样跟敌人之间接触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这些部队被毫无希望地耗尽。俄国人可以投入新的部队来替换阵亡和受伤的人,但芬兰人最后没有人可以派往战场。
曼纳海姆防线面临严峻的形势,从拉多加湖和拉普兰北面所有可动用的部队都被派往卡累利阿地峡。由于在拉德地区的形势已无法稳定,2月14日曼纳海姆元帅亲自到达这个地区来研究办法。他决定卡累利阿地峡的旧有的防御地区不得不放弃给敌人了。芬兰人被迫撤退到在2-10公里后的更弱一些的,多重防御位置。
俄国人没有去追逐芬兰人。撤退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在一些地方,俄国人在激烈的炮击后到达芬兰的防御战壕,却发现战壕是空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俄国人兴高采烈地爬到芬兰人用过的碉堡的顶部,插上一面苏联的旗帜。一个芬兰人发怒了,拿起冲锋枪扫过碉堡的顶部,然后跳了上去,把苏联的旗帜扔在一边。
但是最终俄国人还是向前移动了。有好消息报告给新任的国防人民委员,但奇怪的是,仍然很难让莫斯科相信红军对曼纳海姆防线的猛攻已经取得了成功。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详细说明了当时的形势:
“2月15日,我们的炸弹和炮弹如飓风般地落到苏玛地区。我那时正在前沿的观察哨所。在大炮按规定向敌人纵深转移火力后,步兵和坦克同时发起了进攻,开始成功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没有能够顶住。敌人的侧翼面临被迂回的危险,于是他们开始撤退了。
这个战略要点在我的眼前被攻克了。回到第7集团军的指挥所,我目睹了梅列茨科夫和国防人民委员的电话通话。在莫斯科没人相信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克了苏玛。梅列茨科夫一看到我,就对着电话里说:‘人民委员同志,沃罗诺夫刚进来。他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向人民委员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程。但是,他还是就那个战略要地被攻克的报告的真实性问了我三次。
最后,他原先的那种急躁的语调变成了亲切和友好的语调。人民委员祝愿部队在这次攻势中取得圆满成功。”
2月16日,芬兰人开始从他们在地峡西部的主要防御位置撤退。俄国人在他们防线后面扔下的炸弹把公路炸成了碎片。芬兰人快速修建了新的道路以便装备能够通过。对芬兰士兵来说,由于在这个地区有太多的沙土和碎石以至于许多人没法移动,即使用雪橇也不行。在弹坑上修筑了桥梁,有些地方弹坑有10英尺以上深,54英尺宽——有一条公路那么宽。当芬兰人最终能往回撤时,他们留下一些小部队来骚扰前行的苏军部队。
第八部分 铁木辛哥攻势(四)
随着芬军的撤退,芬兰指挥人员也发生了紧急的变动。2月19日,埃里克.海因里希(Erik Heinrichs)中将被任命为在卡累利阿地域所有芬兰部队的总指挥。海因里希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军事专家,和外交方面解决问题的能手,他这次替换了奥斯特曼将军。奥斯特曼将军的妻子在苏军的轰炸中受伤,他本人也因为在卡累利阿的指挥岗位上操劳过度而请求病休。代替海因里希出任第3军指挥官的是新近刚被提拔的塔尔韦拉(Talvela)少将。防守地峡西部的第2军被分为两个部分。新成立的第1军由拉蒂凯宁(Laatikainen)少将指挥。
随着芬兰人撤退到新的临时防线。苏军开始在战斗中有了一种胜利到手的意识。对苏军来说,战争已经几乎要结束了,不过对那些仍然在战斗的芬兰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在穆斯塔拉皮(Mustalampi),芬兰人消灭了苏军整整一个营,另外还击毁了5辆坦克。在2月20日至22日,大约有800名俄国人被击毙,芬兰人缴获了29挺机枪。在萨尔门泰塔(Salmentaita),俄国人损失了400人和15挺机枪。2月20日至24日,芬兰第1师摧毁了18辆坦克,缴获了38挺机枪和大约280支步枪。苏军坦克的损失大约为平均每天10到30辆。芬兰人中的乐观主义者开始谈论俄国人已经损失了所有坦克的可能性,一些人甚至开始坐下来猜测俄国人不久会主动求和。
但是,芬兰人还是一寸一寸地向后撤退。芬兰的防线像个到处都是洞的篮子,不断地有渗漏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些漏洞。有时候苏军坦克在根本没有步兵支援的情况下冒险冲到芬兰防线的后面。可是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夜幕降临后,“死亡将敲打他们坦克的门。”如果苏军被迫在坦克里停留过夜,他们会把坦克围成一个圆圈,朝各个方向不时地对外开火。
直到2月18日,维堡湾一直由海军指挥下的两个芬兰营守卫。现在这个地区也被移交给卡累利阿集团。从拉普兰调来了增援部队,2月28日成立了所谓的维堡海滨区域,由瓦伦纽斯(Wallenius)少将指挥。2月17日至26日,激烈的战斗在临时和中间地带的防御阵地上持续进行。除了在那基湖(Naykki Lake)地区苏军成功地取得突破外,其他地区所有的苏军进攻都被击退。一个新近成立的,主要由年老的预备役士兵组成的第23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俄国人再次从冰原里冒出来,不顾芬兰人的反坦克水沟,威胁芬兰防线的右翼。要在这样极端寒冷的条件下阻止敌人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苏军在2月22日已经进攻维堡湾的乌拉群岛(Uuraa Islands),在科维斯托(Koivisto)的芬兰人开始越过冰冻的水面,朝海湾的西岸撤退。苏军继续扩大在那基湖的突破口。芬兰人被迫撤离他们仓促建立起来的防线,回到维堡-塔里-那塔里-卡尔托维斯-伏沃科斯一线(the line of Viipuri-Tali-Naatala-Kaltovesi-Vuoksi)。芬兰人在维堡附近的岛屿上的许多战斗中战至几乎最后一个人。仅有少量的人能够借着夜色回到自己的防线。
同时,在2月26日,芬兰人情急之下决定在战场上动用他们的坦克部队。自称为第4独立坦克连的13辆维克斯(Vickers)轻型坦克接到命令去支援第3步兵营对俄国人发起的反击,这些俄国人突破了洪卡涅米(Honkaniemi)和那基亚维(Naykkijarvi)之间的防线。
芬兰人的进攻于早上6:30发起,不过第3营只有一个连能够向前移动。其他2个连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战斗中伤亡惨重被留在了后面。只有7辆维克斯坦克能够继续运作。
到上午9:00,芬兰人的反击完全停顿了下来。要突破俄国人大量的步兵,坦克和反坦克炮过于困难了。3辆芬兰坦克勇敢地一路冲过去一直冲到苏军战线,但在那里被摧毁了。芬军的反击完全失败了。
两天后,卡累利阿的芬兰人目睹了一场俄国人的灾难。苏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炮火准备,芬兰人等待着苏军的进攻。但是进攻却没发生,一个芬兰军官后来记述了所发生的事情:
“整个一天里,我们听到在无人地带有各种声音。这些是人在疼痛时发出的声音。我们看见一些俄国人在地上爬来爬去,突然间安静了下来(芬兰人在此之前已经用大炮和迫击炮开火)。然后,有一个声音在尖叫:‘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听到这个声音让人毛骨悚然。很清楚,那个俄国士兵撞上了我们的铁丝网,我们决定如果有俄国人过来救援的话,我们就让他们去。但没有人过来。由于我们不想派遣我们自己的人过去,我们就朝那个人扫了一梭子机枪子弹过去,那个尖叫声停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两个芬兰巡逻兵过去巡视了那个地方,发现都是阵亡的俄国人。天亮以后,芬兰巡逻队再度去那个地点,证实了晚间巡逻兵的报告,谜底被揭开了。有400具尸体覆盖了一块2英亩大的地方,几乎并排在一起。许多人手里有面包片,在他们被击中时正在吃饭。现在情况很清楚,28日晚的苏军炮火的射程短了一公里,因此,这些炮火没有落在芬兰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一个刚到前线的苏军步兵营的头上。这个苏军步兵营离芬兰阵地只有200米远,原来计划是包围芬兰人,可是在苏军的两小时的炮火准备中,这个营的每一个人都被炸死。甚至苏军的炮火观察员也被发现坐在地上,手里还攥着地图和电话机。也许他在刚开火的时候就被炸死了,没有来得及纠正苏军炮兵的错误。苏军用16和18英寸的大炮开火,是前线最大的火炮。一个苏军士兵被炸成两半,身体的上半部分落到了另一个人的脖子上,这两个人仍然保持着竖立的姿势。一个阵亡的中校手里拿着一个面包盒,膝盖上有一些罐头食品,还有一瓶伏特加酒。
后来才知道这个苏军营刚刚从列宁格勒士官学校毕业,也许两天前还在列宁格勒的食堂里吃饭。大多数人的年龄只有大约22或23岁,外表英俊,穿着由丝绸和羊毛制成的崭新制服。所有的人都穿着法兰绒的内衣。他们的脸都很干净,胡须刮得很整齐,没有人被严寒所影响。有几个上尉,中尉,和军士长。
看到这个场面的芬兰军官说:“地图盒里装满了地图和文件。我们发现了草率印制的芬兰阵地图片,包括每个碉堡、防空壕、和战壕。红色箭头指明了他们计划中的进攻方向 … 雪轻轻地落下来,可是敌人都寂然无声。不时地有一些炮弹在我们的头上飞过。”
芬兰军需官带着马在一整天里收集这个苏军营所携带的战斗物资。第一批雪橇带来了12挺崭新的机枪,这些机枪被漆成白色,几乎都有原产厂里的润滑剂。除了这些机枪以外,还有步枪,更多的机枪,以及一个营投入战斗时所携带的所有的东西。雪橇上没有装手枪,因为芬兰人把这些急需的武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阵亡的人通常带着大量的纸币和银币。那天下午,在芬兰人的战壕的墙上几乎贴满了俄国的纸币,大多数在泥里都卷了起来。
1941年2月25日,苏军少将米纽克(Minjuk)对奥格尼克报纸(the Ogonek newspaper)吹嘘说:
“红军对曼纳海姆防线的突破因其勇敢的精神、军事技巧和典范的战术在历史书中占据所有时代的最高位置。困难的地形、森林、沼泽、湖泊加强了曼纳海姆防线的力量,使得它比欧洲的任何堡垒都要坚固。红军是历史上第一支能够勇敢地攻克这个堡垒的军队。光荣从此属于苏联红军。”
第九部分 芬兰在哭泣(一)
在赫尔辛基和芬兰所有的其它城市里都在下半旗。人们走在大街上,眼睛里含着泪。有人甚至说,最希望听到的是空袭警报的声音。1940年3月13日,芬兰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国家了。她哀悼25000名阵亡者和55000名伤者。她为其物资财产上的损失而难过,即使芬兰勇敢的战士英勇奋战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芬兰现在受俄国的主宰,她不得不再次听取大国的人物所说的话。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在耳边回响:
“庄严、崇高的芬兰,在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独自显示了自由人所能做的事情。芬兰对人类的贡献是极为辉煌的 … 我们无法知道芬兰的命运将如何,但对文明世界的其它国家来说,没有比下列事情更令人悲伤的了:这个优秀的北方民族被毁灭,或者在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劣势的情况下,这个民族陷入比死亡更可怕的奴役。”
芬兰外交部长瓦伊诺.塔纳说:“和平恢复了,可是这是什么样的和平?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将作为一个被摧残过的国家而继续存在着?”
人们从战场滑雪回家,许多人为骇人听闻的和平条件而哭泣。他们因紧张的战斗而精疲力竭,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被击败。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他们能够有时间来休息和反思,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月14日,和平谈判代表团回到赫尔辛基,他们发现这个城市里沉浸在一片茫然的冷漠中。在这种条件下的和平是不真实的 … 太可怕了。
在苏联,据说一位将军评论道:“我们赢得了足够的地方来埋葬死者 … ”
俄国人曾有足够的时间来制定计划,由足够的时间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他们拥有远比芬兰强大的力量优势。但是正如赫鲁晓夫所写的:“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也仅仅是在克服极大的困难和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终于赢得胜利。以这么大代价取得的胜利事实上是一场道义上的失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派往芬兰的150万人中,有100万人阵亡。苏军还损失了近1000架飞机,23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以及数量巨大的其它战争物资,包括弹药、小汽车、卡车和马匹。
芬兰的伤亡尽管从比例上来说很轻微,但对一个只有400万人的国家来说也是惊人的。假如拿1940年的美国来类比,相当于在仅仅105天里,1.3亿人中有260万人阵亡或受伤。
在和平协议的条件谈妥后,莫洛托夫说:“由于在违背苏联政府的意愿的情况下发生了流血战争,而且俄国不应被指责,芬兰提出的割让的领土必须比俄国人1939年10月和11月在莫斯科要求的领土更大。”
根据和平协定的规定,俄国取得了芬兰的第二大城市维堡,最大的北冰洋港口皮查摩,战略要地汉科,最大的湖泊拉多加湖,以及整个卡累利阿地峡——有12%的芬兰人口居住在那里。
芬兰向俄国人割让了总共2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除了维堡以外,她还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港口,如乌拉斯(Uuras),科伊维斯托(Koivisto),拉多加湖的北部,以及重要的赛玛运河(Saimaa canal)。有两周的时间来迁移这些地方的人口和财产。许多财产被留下来或毁坏了。在卡累利阿,最大的经济损失是木材工业,锯木厂、胶合板和木材加工厂。芬兰还损失了大量的化工、纺织和金属工业,这些工业中有10%坐落在伏沃克斯山谷(Vuoksi Valley)。由大约100座发电站被移交给苏联人。
芬兰总统卡里奥在对芬兰人们的广播讲话中提醒每一个人所需要承担的对阵亡者遗属责任,对战争中受伤的人和其他受害者的责任,以及对居住在如今已是俄国领土一部分的那些人的责任。那些居住在被割让领土上的人被给予选择权来自己决定离开家乡或是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即使有45万人因和平协定而变得赤贫而且无家可归,也没有一个芬兰人作出后面的那种选择。芬兰政府征用了每一辆可用的车辆来疏散转移难民,并在芬兰的其它地方为他们安排了临时住所。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需要社会的援助,因为超过半数的人以前是以农业为生的:需要建立40000个农场,要靠芬兰集体的责任才能做到这点。1940年6月28日,芬兰通过了“紧急安置法”来为难民提供帮助。
第九部分 芬兰在哭泣(二)
苏联签署了和平协定,但到底有没有侵吞芬兰的意图,这个问题在战后人们争论了很多年。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此显示了政治家的智慧,因为他知道:“芬兰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需求没有关系。”
不过芬兰人的顽强抵抗毫无疑问跟斯大林退出战争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要征服这个倔强、好斗的民族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那里游击队活动肯定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来说,斯大林不敢让在领土狭小的芬兰发生的战争成长为一场世界大战,因为他无意站在德国一边跟盟国爆发战斗。由于芬兰战线仍然没有崩溃,随着盟国的技术和战争物资的援助,芬兰人可以很容易地坚持到春天,那时,苏联要取得突破也许会比以前付出更大的代价。
冬季战争对于各大国的变换不定的战争计划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对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来说,他的政府在这段“冬季里的疯狂”期间的摇摆政策导致了七周后他的下台,那时纳粹入侵了挪威和丹麦。达拉第的法国政府在德国接管了挪威和丹麦后的一周后也到台了,而皮埃尔.拉威尔(Pierre Laval)以芬兰发生的冲突作为其取得的权力的借口。
对德国人来说,如果苏联的表现不是如此差劲,希特勒也许就不会如他以后那样低估苏联的战争潜力。考虑到苏联在芬兰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其收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苏联动员了其在欧洲和西西伯利亚的一半的常规师团来对付她的小小的邻国,红军仍然失败得很难看,这有很明显的理由。
根据曼纳海姆元帅的观点:“红军高层指挥在发动军事战役时没有考虑跟芬兰战争的一项基本因素,没有考虑战区的特点和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有俄国特点的错误。”芬兰人缺少战争物资,但俄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军队组织机构过于臃肿,不适合北方荒无人烟的地区严冬条件下的战斗。曼纳海姆指出,俄国人应该能够在跟在芬兰碰到的类似的条件下进行试验,但他们因盲目地相信现代化技术而没有这么做。模仿德国人在波兰平原的做法在芬兰的森林地带是行不通的。
俄国人另外一个错误是在指挥阶层里使用政治委员。曼纳海姆后来写道:“每项命令都必须首先得到政治领导人的批准必然导致延误和混乱,更不用说会导致主动性的减少和害怕承担责任。尽管面临严寒和饥饿,被包围的部队也拒绝投降,主要是因为政治委员的作用。普通士兵被阻止投降,因为存在对他们家庭进行报复性惩罚的威胁,也因为他们一再被确信假如他们落到敌人的手里,他们就会被枪毙或拷打。无数的事例中,军官和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愿投降。”
尽管苏军军官也是勇敢无畏的军人,但在高层指挥中存在着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在顽固地追求胜利或失败的时候排除了机动灵活。“在形势的变化要求迅速采取行动时,存在一种突出的缺乏想象力的现象。” 虽然苏军士兵也表现得勇敢、坚韧和俭朴,他们同样也缺乏主动性。“跟他们的芬兰对手相比,他们是一群没有个性的战士,无法在跟上级和伙伴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采取独立的行动。”曼纳海姆将此归因于俄国人民跟自然的艰苦斗争。长期以来,这种斗争培养了一种对苦难和贫困生活的承受能力,一种逆来顺受的勇气,以及一种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宿命主义。
毫无疑问,铁木辛哥元帅充分借鉴了芬兰战役的所取的经验来重组红军部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俄国人在这场艰难的战争中学到了很多,芬兰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英雄的战斗精神。”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比留佐夫元帅(Marshall S.S.Biriuzov)写道:
“攻克曼纳海姆防线被认为是战役和战术的典范。部队学会了克服敌人持久的防御,通过逐渐聚集力量并且根据工程科学的规则耐心地‘啃掉’敌人堡垒中的障碍来做到这点。但是,对于在快速变换的条件下武装力量各部门和分支之间的协调问题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我们不得不在敌人的火力之下重新训练,为了获得经营和知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没有这些经验和知识我们不可能击败希特勒的军队。”
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总结道:“我们学到了一个严厉的教训。我们必须从教训中受益。芬兰战役表明在中央的军队领导机构不如人意。在战争情况下(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战争),我们必须知道谁是最高统帅,他将通过什么机构来工作,这个机构是一个特别建立起来的机构和还是和平时代就一直运转的总参谋部?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次要问题。”
第九部分 芬兰在哭泣(三)
冬季战争对红军在同希特勒的战斗中的表现有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说道:
“1940年3月底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对于检验冬季战争的教训的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次会议注意到了我们军队在战役期间及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中所存在的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最充分地利用新式装备的潜力。后勤部门懒散的工作受到批评。部队对于在森林地带进行战役准备不足,对于克服严寒条件和道路不能通行的困难情况准备不充分。党要求充分考虑在哈勒欣河以及卡累利阿地峡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以便改善武装力量和部队的训练。有必要在短时间内修改条令和工作手册以使得它们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 火炮尤其得到关注。在芬兰严寒的条件下,火炮里的半自动机械装置停止了运作。必须立即研发新型的润滑剂。在温度急剧下降的时候,15毫米榴弹炮变得不稳定。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研究工作。”
赫鲁晓夫说:“我们所有人——首先是斯大林——在我们对芬兰的胜利中感觉到一种失败。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败,因为它使得敌人确信苏联是一个泥足巨人 … 我们必须从所发生的事情里为将来吸取一些教训。”
冬季战争以后,政治委员被正式取消了,将军和其他等级以及相关的特权被重新引入红军中。
对芬兰人来说,冬季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是一场光荣的、史诗般的战争。在接下来的15个月中,他们经历了一种半和平的状态,直到对苏联的公开仇恨压过了理智的判断。与此相对应的是俄国人对芬兰的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怀疑。在这段时间里,一层厚厚的帘幕围绕着芬兰以外的所有的政府行动,新闻审查使得一般民众无法知道在边境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相信希特勒快要击败英国了,而旧有的苏联的威胁仍然在他们的家门口。
由于芬兰人先前对德国在芬兰独立战斗中所给与的帮助心怀感激,也因为德国人给他们送来了急需的补给物资,芬兰人在大战爆发后站在德国的一边,希望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经过数次警告后,英国在1941年12月对芬兰宣战,不过这两国的军队从未在战场上遭遇过。芬兰和德国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盟关系,两国军队在相互独立的指挥系统下作战,没有什么协同可言。
在芬兰收回了旧有的边境后,大多数芬兰士兵对这个所谓的“持续战争”失去了开始的兴趣。1944年9月,芬兰和苏联的战争结束。芬兰人赶走了芬兰土地上的德国人,但是永久地失去了卡累利阿和其他一些领土。
因冬季战争和持续战争而对俄国人的赔款金额巨大,但芬兰人还是照付了。他们坚忍自制的理由是:“东方人夺走了我们的男人,德国人夺走了我们的女人,瑞典人带走了我们的孩子。但至少我们有战争债务留了下来。”
芬兰在冬季战争中反抗苏联的坚定立场必定成为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
尾声:大雪无痕
大量冬雪降临在冬季战争的血腥的战场上。这场战争带来的悲伤和痛苦如今已经让位于更现实的考虑。真正的前线战士不会憎恨或鄙视一个勇敢诚实地跟自己战斗到底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芬兰士兵会真诚地尊重他的俄国对手。这些俄国士兵在寒冷、饥饿和绝望的条件下的勇敢和坚忍,以及他们对俄国军事纪律的承受都是令人钦佩,甚至是令人敬畏的。另一方面,也许俄国人在自己为祖国而经历大战之后,能够明白冬季战争对芬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能够把维堡、萨尔米和拉特公路看成是我们的“伏罗科拉姆斯基公路”(volokolamski highways),能够把舒玛、托尔瓦亚维、舒姆萨米看成是芬兰的小斯大林格勒。
从人道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的结局也许应该更好地补偿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作为一个性格直率的民族,我们习惯于认为英勇地战斗比取胜更重要,即使是失败者也会为其勇敢的战斗而自豪。假如战争能够由前线的士兵来决定的话,那么战争就会少得多,和平也会更公正。前线士兵知道战争的恐怖,相信其对手的努力和成就。
由于有了这些想法,冬季战争的芬兰士兵现在可以对他从前的对手说:“到我的家里来。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我有一些我们可分享的东西。我把自己的刀挂到墙上去了,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斧子放在走廊里呢?”
——芬兰上校Y.A.亚维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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