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政工巨匠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经历长征。到延安后，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中，先在晋冀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后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率军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委，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建国后两任总政治部主任。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1．巧打硬仗的将领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县南湾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家庭。八岁时到私塾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附近开设了罗氏岳英小学。罗荣桓十一岁时插入高小一年级，这里除了国文之外还教算术、常识等。他从这里开始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1919年夏天，十六岁的罗荣桓到长沙读中学。1923年，罗荣桓中学毕业后赴北京求学。在京补习数月后，考上了青岛私立大学的预科班。在这里，他学习刻苦，各门成绩都很突出。罗荣桓曾想当一名工程师，走实业救国之路。但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者的腐败，民众的麻木，促使他对自己的向往发生了怀疑，代之而起的是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意识越来越强烈。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班结业后来到广州。到广州时正值北伐战争时期，革命思想非常活跃，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落榜，年底返回家乡，自发地宣传北伐战争和革命思想。不久即加入到农民运动之中。由于得罪了当地土豪，父亲把罗荣桓赶出家门。1927年4月，罗荣桓赴武汉求学。
罗荣桓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1927年7月，他受湖北省委之命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八七”会议之后，罗荣桓在通城县组织农民起义并巧妙地夺取了县城，打起了农民自卫军的旗帜，罗荣桓在队伍中任党代表。
1927年秋，罗荣桓带领通城县的农民自卫军向南转移，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与毛泽东等带领这支革命的队伍上了井冈山。罗荣桓一直是一个学生，没学过军事、没当过兵，自从组织农民自卫军才拿起枪杆子。他置身行伍之后，刻苦学习军事。在革命队伍中，他不仅当党代表，还指挥作战，经过多年的磨炼，他从一个学生转变为善打硬仗的军事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先是带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分部队建立了晋冀根据地，之后又率兵东进入山东，在鲁冀、鲁豫、苏鲁和鲁中建立了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罗荣桓虽未经正规军校培训，但他指挥作战机动灵活，胸有成竹，善于捕捉战机，打仗沉稳细腻，善于巧打。比如，1941年11月，日军组织了三个独立混成旅和伪军大队计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我军根据地实施合围，在敌距我军最近点二三公里，最远点也只有七八公里时才摸准敌情。当时一一五师师部机关五千余人，而战斗部队却仅有一个警卫营。在这灭顶之灾即将降临之时，罗荣桓一声不响地在地图前沉默。十余分钟后，他果断地命令：“向西南突围”。命令下达之后，他迅速对突围作出了干脆利落的组织和部署，然后，亲率作战科和部分侦察人员为突围队伍开路。师部随后，警卫营断后。整个队伍悄无声息地不足一公里的缝隙间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儿，使敌人筹划数月的包围“劳兵伤财”，而我军未耗一枪一弹，未有一个伤亡而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1年至1942年，在日伪军步步紧逼，倾全部主力压向根据地时，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你打入根据地我打入敌占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方针一经推行，很快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改变了我军的被动局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根据地立即活跃起来，游击区也得到了扩大。最终，日军在山东发动的“清乡”被罗荣桓指挥的八路军粉粹了。1943年，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一一五师长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集军政于一身。罗荣桓兼任军事工作之后，为推动山东的抗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原则，诸如“蜂窝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等等，把山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搞得红红火火，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是根据罗荣桓的游击战原则并在他的关心下组织起来的。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罗荣桓针对山东伪军多、汉奸多的特点，发挥政治工作优势，推行“神经战”和“心理战”，瓦解敌伪军，促成了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伪军投降、起义，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减少了我军的伤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夺取全国的解放，罗荣桓奉命率山东部队的主力六万余人出关，建立东北根据地，以对付可能发生的内战。到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并在长春、齐齐哈尔等地指挥战斗，歼敌二万七千人，使我军在东北地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之后，罗荣桓又参与指挥了辽沈、平律两大著名战役，为全国的解放创造了条件。
在革命战争年代，罗荣桓在军中的主要任务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一有军事斗争需要，罗荣桓就担起指挥责任，而且每战必胜，因此干部战士们说，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只要罗政委在，大家心里就踏实，觉得有他指挥，胜利就有把握了。
2．政治工作的巨匠
罗荣桓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从连党代表到总政治部主任，历任各级政工领导职务，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27年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起，罗荣桓就开始了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历任连、营、团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长等职。
罗荣桓从任连党代表开始就抓住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真谛，他坚持通过以身作则和关心战士获取他们的信任，然后再根据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的做他们的工作。他懂得只有以身作则，才能获得他人的敬佩，只有关心部下，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获得敬佩和信任之后，说话才有说服力。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党代表的连或营，是最有战斗力的作战单位。他的成功经验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广。
罗荣桓把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带入政治思想工作中，禁止打骂士兵，坚持民主生活，这些都成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内容。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称赞罗荣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另一种是起义的农民。前者具有抽大烟、抢民众、打骂士兵等恶习；后者则具有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等缺点。罗荣桓每到一支新的部队都花大气力帮助克服这些恶习。起初有些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以为党代表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打仗，因此挑衅性地说：“党代表要是会打仗，兄弟就佩服”。罗荣桓虽是学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学习军事很认真，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而撤退又走在最后。如此行动，获得了他任职的每一个军事单位的干部战士的佩服，确立了威信，他所宣传的“古田会议”精神很快落到了实处。
长征时期，罗荣桓初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单位撤销之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到达俄界后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委。随后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率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在冀晋交界区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根据地。在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发扬井冈山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扩展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抗日的工作和斗争。他把队伍带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以此扩大了部队，开创并扩大了根据地，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
在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抗日期间，罗荣桓以敏锐的政治头脑和灵活的斗争措施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在东北军遭到日军攻击处于危险境地时，罗荣桓知道这支队伍本质上是抗日的，因此允许其进入我根据地避敌。而国民党顽固派李仙洲部从皖入鲁抢占地盘时，则坚决给予打击，一举消灭李部万余人，李吓得缩回皖北。对待打着国民党旗帜暗中勾结日皖残害山东人民的刘黑七，罗荣桓命令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待击毙刘黑七后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时，罗荣桓立即向周恩来提供了刘黑七的种种罪状，将这些材料公布之后，舆论立即平息。罗荣桓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英明，巧妙处理着山东各种势力间的关系，使我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军队不断壮大。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解放区。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人，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万人，民兵和人民自卫武装已达百万之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率部出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不久改任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副政委。在主持东北我军的政治工作期间，罗荣桓及时发现并推广了“诉苦”教育，撰写了《部队教育的方向》一文，推广诉苦教育经验。我军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一教育形式成功地激发出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官兵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歼灭国民党军队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决定成立总政治部，罗荣桓首任总政主任。部队开始向正规化方向迈进，他带领机关的干部，起草并发出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工作指示》，保证了一百五十万武装人民复员工作的顺利进行。组织领导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建起了“政治学院”等。
3．正直敢言的将领
罗荣桓元帅虽然长期处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但他在处理问题、发表意见、坚持真理等事情上却如同军事干部那样坦率、痛快和直截了当。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快刀斩乱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实事求是，即使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也敢于坚持真理、公正无私。多年来，我党我军的“左”倾错误多起于政治斗争，然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却始终坚持反对“左”倾，坚持实事求是，他为我党我军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作出了表率。
在1930年，受“左”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向苏区红军发出了打AB团的指示，肃清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红四军中任政委的罗荣桓正在前线各部队检查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起初对打AB团的事并没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当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和一个年纪小小的勤务员也被抓甚至准备杀头时，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返回军部，一下马便听取政治部的汇报，然后去看被关押的犯人，当他见到蹲在墙角抽泣的一名未成年的小战士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小战士告诉罗荣桓，他因替几个被称为是AB团的红军战士买过花生米和酒就被说成也是AB团的人。罗荣桓气愤地责问保卫干部：“这是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他命令立即放人。罗荣桓冒着被打成AB团成员的危险，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救出了几十个同志。为此他被某些领导说成是“右倾”。
抗日战争期间，康生把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带到中国，硬是在中国制造一个“托陈取消派”，还为此散发了小册子。一些怀有种种目的的干部受小册子的影响，搞起了“肃托”斗争。在山东范围内出现了苏鲁豫区的“肃托”斗争，抓了很多人，并且开始杀人。正在鲁西布置反扫荡斗争的罗荣桓接到杨得志等人关于苏鲁豫“肃托”斗争的电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立即电告该区党委，不准杀一人。然后马不停蹄地赶赴苏鲁委所在的湖南地区。他带上一支警卫部队和一一五师保卫部的全部干部骑马赶路，一路顾不上休息。在他到达之前，已有三百人被无辜杀害，还有数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湖西区掀起一股狂风恶浪，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罗荣桓赶到之后，马上找制造“肃托”事件的王仁和王凤鸣谈话，问他们被打成托派的人证据何在？用没用刑？罗荣桓气愤地质问：“你们抓了这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也会把我抓起来的”。罗荣桓随后找已经定罪的“托派”重要人物谈话，一了解，全是搞逼供和骗供弄出来的。罗荣桓完全清楚了，这是一次人为的冤假错案，、他与其他干部简单商议之后，当即宣布把被关押的人全部释放，回原岗位工作。一下子救出了几百名党员、干部。罗荣桓含着泪对受害的同志们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被冤屈的同志听到此言禁不住失声痛哭。制止“肃托”事件后，罗荣桓又请示中央对湖西“肃托”事件制造者进行了处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7年开展了反右斗争。运动一来，“左”倾之风又起，很快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罗荣桓在多次讲话中都坚持，划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因说了一两句话就打成右派。在总政治部的划右派斗争中，文化部长陈沂被定为右派，此时罗荣桓已辞去总政主任之职，干预未产生效果，但在陈沂被打成右派后，他照样称他为同志，关心他的生活和写作。在他的帮助下，陈沂的右派帽子得以摘掉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象这种“无所顾忌”地关心“右派”同志的领导干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林彪当上党的副主席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是很少有人敢碰他的。虽然意见不少，但能够当面交锋的并不多。罗荣桓就是敢于与林彪当面交锋者之一。他对林彪倡导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只学语录、“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于是，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罗荣桓当面向林彪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引起林彪的不满。但罗荣桓仍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顾私利，对于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有切身政治利益的高级干部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罗荣桓却做到了，而且一生如此。这一光辉的形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罗荣桓年表
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预科毕业后赴广州， 不久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被中共派往通城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4年8月20日，参与领导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三湾改编时是人民军队第一批七个连党代表之一。上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
1929年底，参加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8月，任红四军政委，与军长林彪率部参加打长沙、打吉安和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
1934年9月，任新编组的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第八军团撤销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东征战役。
1936年 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委。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 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
1938年9月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第一一五师政委。
1939年 3月初，与代师长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1年11月，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了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扫荡”。
1943年 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1943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全境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绝大部分地区。
1945年 6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组织和率领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1945年12 月，面对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他强调控制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
1946年 3月，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增强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
1948年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
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参与指挥乎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1949年 6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长。
1950年 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1年领导“向文化大进军”，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准备条件。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兼任院长。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11月，任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胸怀坦荡贺龙
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
贺龙（1896~1969），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16年起义参加护国战争。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总指挥。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湘鄂边区根据地的创始人。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先后任一二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西北军区司令等职。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追求正义始终不渝
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乘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处之泰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贺龙砸了盐局，夺了枪枝，有了自己的队伍。他率队返回桑植县除掉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朱海珊。然后走出桑植县加入了护国军，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营长。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贺龙的国民革命军虽比旧军阀进步些，可是本质是仍属于剥削阶级的部队。但贺龙却对部下管理甚严，绝不准自己的部队侵扰百姓。
1926年8月，共产党派周逸群来到贺龙的部队，向他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贺龙以朴素的进步思想为基础，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决定让周逸群办政治讲习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培养合格的干部。不久贺龙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加入北伐军。先后任第十五师师长和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因作勇敢，屡战屡胜，贺龙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此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自己的军中任职。由于共产党充作二十军的骨干，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而贺龙在北伐军的所有国民党将领中，是最亲近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此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在行动上按共产党的意见办事。
在北伐战争中，贺龙率部先后攻克石门、澧州、公安，突破了北洋军阀的长江防线，攻克重镇宜昌。夺取武汉之后继续作战，攻占敌人重镇武胜关。在临颍大败奉系军阀，取得了攻占武汉之后的辉煌胜利。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中的军长，贺龙在思想上完成了从自发地追求正义到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他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2． 武装革命浴血奋战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共两党决裂，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共产党却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决定抓枪杆子搞武装斗争。1927年7月，周恩来找到贺龙，向他介绍了蒋介石的反共和国民党已走向反动的事实。贺龙当即表示，同国民党决裂，坚决服从共产党的指挥，搞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他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率部从武汉出发，经九江赴南昌。
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此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贺龙受命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贺龙一马当先率领自己的部队攻打朱德培的总指挥部，他站在最前沿指挥战斗。经过激战，消灭国民党南昌守军，南昌起义胜利。
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撤出南昌，准备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南下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9月初，起义军到达瑞金，根据贺龙的要求，他在这里经周逸群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参加了贺龙入党仪式并讲了话。贺龙表示，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攻打潮汕地区时连连授挫，面对强大的反动武装，起义军失败并分散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贺龙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寻找党中央。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后，贺龙了解到党中央坚决搞武装斗争，走武装夺取权的道路后，主动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带搞武装暴动。党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他立即杀向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大革命失败，武装起义连连受挫，革命斗争进入低潮，革命高潮时期一度活跃的地区，此时到处洒着烈士的鲜血。在这种情况下搞武装斗争谈何容易。但贺龙从来不怕艰难曲折，从不惧怕战争和死亡。本来党组织让他与刘伯承一同去苏联学军事，但他觉得入党时间短，需要在风雨中锻炼，自己要求留下来搞武装斗争。
1928年1月贺龙进入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在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起三落”。到洪湖地区很快就组织起数百人的队伍，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搞了“五县年关暴动”，打击了反动武装的气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但由于没有及时抓部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很快就归于失败，斗争也被迫转入地下。三月，贺龙回到自己的家乡拉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千多人的武装部队，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有的是亲族关系应召而来，有的是贺龙在旧军队中的部下。队伍还未来得及整顿和训练，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这支松散的队伍经不住强大敌人的进攻，很快就失败了，剩下不足一千人。贺龙率领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经过整顿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打土豪，发动群众，红军又有了发展。在小埠头设伏取得歼敌数百，击毙敌旅参谋长的胜利。之后，队伍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贺龙任军长。但从八月至十月，这支队伍连遭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袭击，死伤惨重。战斗又连连失败。最终剩下一百多人。
面对困难和挫折，贺龙革命之心坚定不移。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在剩下的人中经过整顿只留下九十一人，成立了党支部。1929年到来的时候，贺龙率领着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在鄂西地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鹤峰县，全歼县团防大队，缴获枪支一百多，并在这里建立起红色县政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不断扩大。1930年7月，贺龙率部在公安与红六军合并，组成红二军团，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湘鄂西革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了党中央并把错误路线推行到各根据地。王明的代表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他排挤贺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结果葬送了根据地。
历经磨难的贺龙，不怕失败和挫折，他又与关向英一起率红三军向西南方向挺进，打了几次胜仗，扭转了被动局面，建立起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奉命率部长征。1936年7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甘孜会议上，他与朱德等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迫使张国秦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贺龙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