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纥军队受唐朝中央直接征调
唐朝统治的武力基础是府兵，府兵是兵农合一的；但府兵既是农兵，还要从事农业，不宜于时间过长和离家太远。因此，唐初在边境上另设戍兵，其防地叫做军、守捉、城、镇，所以边兵又称为镇兵。唐太宗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这实质上也是利用镇兵来征伐边疆。
回纥在兴起之初，大约只有军队五万，尚未被唐朝直接征调。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贞观二十年（646年）唐灭薛延陀，回纥还只是出兵相助。及薛延陀灭亡以后，漠北初步统一，唐以回纥住地为瀚海都督府，任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回纥民族已加入唐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而且事实上，由于回纥住地的入唐。唐朝的势力已直伸至极北，“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从此以后，回纥的军队即正式作为唐朝的边兵而受其征调，正如《资治通鉴》所载开元六年二月的诏谕中指出的：“（回纥）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贞观以后，回纥军队受唐朝征队的方式，凡有从征、直接编入唐军以及唐朝可以在回纥地区直接驻军等几个方面。分述如下。
1．从征
如贞观末年（649年），西突厥可汗贺鲁谋取唐朝的西、庭二州。唐发府兵二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这是唐朝第一次正式调遣回纥兵从征。又如显庆（656~661年）初，唐廷擢苏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肖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贺鲁。结果，贺鲁大败，西突厥也即被唐朝所灭。这是唐朝第二次征调回纥兵。此外，回纥兵还有其他多次的从征于唐，不作列举。
2．直接编入唐军
有如上述，回纥人民因不堪后突厥贵族的压迫，乃有四部落度碛徙居甘、凉二州；同时，回纥首领独解支（680~715年）立，因为他的亲属及部落帮助唐朝征伐有功，也被唐朝从碛北迁居甘州一带。因此，甘、凉一带回纥人增多，“故天宝末（755年），取骁勇以充赤水军（今武威县）骑士。独解支后，子伏帝匐．（715~719年）又被唐朝任命为河西经略使兼赤水军使。可以推断，在这前后，当有不少的回纥人被唐朝编人赤水军中去。
3．唐朝在漠北回纥地区直接驻军
就在上述河西走廊回纥人被直接编入唐军的同时，在漠北，唐朝因为防止后突厥势力的兴起，采取在当地直接驻军的办法。《通鉴》载：“（开元六年[718年]二月），移蔚州横野军于阴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回纥）之援。”同书还明载：在此同时，唐朝下令漠北的回纥等部都督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河东节度经略使辖下的天兵军节度；其兵马平时各为部落营生，有事即遵命应战。
4.回纥军民迁住唐朝内地
回纥助唐杀掉后突厥的可汗默啜（716年）后，其侄默棘连、（即苾伽可汗，716~734年）继位，又立即兴复仇之师。于是回纥别部移健：“颉利发”（意为大臣）率同罗、等部军民南下投奔于唐。唐朝把他们安置在靠近山西边境的大武军（今大同）。
5.唐朝征调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
唐朝从玄宗天宝十四年至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首尾十四年间，因中央势衰，地方节度使权重，而发生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以讨伐“国舅”杨国忠为借口，攻陷两京，玄宗出走。太子亨西奔灵武即位，是为肃宗。《通鉴》指明：“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可见唐朝见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显系征调边兵性质。至德二年（757年），回纥葛勒可汗（747~759年）应征遣其子叶护率领精兵四千余人出发，而且还有西域的回鹘军参加。他们来到陕西凤翔、扶风一带部署队伍，准备出击，唐将郭子仪先留宴三天。叶护说道：“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暇食为？”这种“灭此朝食”的精神，实使人钦佩，而回纥太子叶护的口气并非远到异国，表现为在一个国家以内的感情。及安禄山乱平后，唐肃宗回到长安，在其所降的诏书中夸张回纥人的功劳时说：“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唐肃宗的思想意识中也何尝把回纥视为外国人？从此越发可以证明，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纯系边兵应中央征调的性质。
6．回纥人为唐朝保卫北庭及收复轮台、西州
唐代的北庭又名庭州，在今新疆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护堡子为唐朝从漠北通往西域乃至中亚的要冲。尤其从安史乱后二十余年间，即从唐广德元年至贞元六年（763~790年），因吐蕃陷陇右、西域，北庭更显其重要性。回纥人为了保卫祖国的这个军事交通要冲，不知和强大的吐蕃战斗过多少次。到唐朝元和年间（866~820年），回纥在保义可汗（808~821年）的领导下，武力甚强，大破吐蕃，为唐朝收复北庭、龟兹（今南疆库车县），使唐朝对外的东西交通为之打开，此其一。
唐时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迤北附近，西州在今吐鲁蕃。唐开成五年（840年），回纥地方游牧封建政权在漠北崩溃，分三支西迁，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西州。时轮台、西州尚为吐蕃人所占据。回纥人西迁来此之初，在其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和吐蕃人展开斗争，终于在唐末咸通七年（866年）最后战胜吐蕃，收复轮台、西州，并斩其大将论恐热，“传首京师”，宋人王溥《唐会要》卷97《吐蕃》一节中载：“沙州首领张义潮奏，（仆固）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汉皆伏，并表贺收西州等事。”从这个贺表来看，可见他们的心目中都不把回纥的后裔在西州所建立的政权视为独立的王国，而肯定它是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经济文化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先民。从646年回纥汗国建立，到840年汗国灭亡的近200年里，通过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和亲、马绢贸易等方式，回纥和唐王朝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从而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促进了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一、唐代回纥发展概述及与唐政府的特殊关系
回纥是铁勒的一支，该部自称为“Uyghur”。回纥在汉文史籍中的最早称呼为袁纥[1](亦作韦纥)和乌护[2](亦作乌纥)。其中袁纥为漠北铁勒中的一部，乌护为天山附近铁勒一部。7世纪初，袁纥改称回纥，并以时健为君长，建牙于色愣格河，形成了最初的政权。隋末唐初，时健子菩萨立为君长，隶于突厥。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又附属于随之建立的薛延陀汗国。至菩萨子吐迷度时期，乘薛延陀汗国与唐交恶的时机，吐迷度联合回纥各部共攻之，并于646年灭了薛延陀汗国。回纥称霸于漠北，吐迷度自立为可汗，建立回纥汗国。此后，被回纥统一的漠北铁勒各部也都逐渐被称作回纥或自认为回纥。
从646年到681年是回纥汗国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汗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各部中的威望和在唐朝的影响均大大增加，疆域“以碛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永隆中，东突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从682年开始，回纥人逐渐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向北退缩到原居地色愣格河流域和土拉河以北地区，在突厥碑文中统称为九姓乌护。由于东突厥第二汗国阻绝了他们与唐朝之间的往来，所以在汉文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但在突厥文碑铭中留下了关于他们的信息[3]。以可汗家族为主的部分则向南迁移到甘州和凉州一带，其王统一直未断。727年，可汗承宗等人受凉州都督的诬告，流配致死，承宗族子护输杀凉州都督，断绝了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在唐军打击下，护输率军北投突厥，“退保乌德山”，回纥汗国屈服于东突厥统治。开元末，护输死，子骨力裴罗继立，揭开了回纥汗国历史的新篇章。
乘东突厥内乱，骨力裴罗遂联合拔悉密、葛逻禄等部，在745年灭了东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第二次复兴，统一漠北。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因其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封其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山(杭爱山支系)、昆河(鄂尔浑河)之间，最盛时回纥控地“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
745年，骨力裴罗死，子默延啜立。759年，默延啜死，次子移地建即位，号牟羽可汗。780年左右，牟羽可汗被宰相顿莫贺击杀，揭开了回纥汗国统治者内乱的序幕。从780年到840年间，更迭了十位可汗。在内乱不断的同时，汗国内部又连年自然灾害。788年改回纥为回鹘。840年，回鹘大将引黠嘎斯十万骑破回鹘城，汗国瓦解。回鹘各部南下或西迁，进入甘凉、天山和葱岭一带。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回纥与唐政府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是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突出体现。回纥与唐特殊关系的确立开始于贞观三年(629)，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双方正式建交。646年，回纥联合诸部，配合唐军灭薛延陀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并遣使告唐；“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唐太宗受其所请，亲至灵武会见使者，并正式在回纥各部设置府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唐政府又根据回纥所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大驿道，名“参天至尊道”，沿途分设驿站，供应来往使臣和官员。每岁回纥各部贡貂皮，以充租赋。骨力裴罗复国后，遣使入贡，唐朝封他为奉义王，后又册封为怀仁可汗。从而真正确立了直至8世纪末的双方和好并相互支持的特殊关系。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首先表现为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中央政府实力不足，唐政府不得不对外借兵平叛。作为唐朝的邻国，回纥并未利用这一纷乱形势，拓宇唐疆，而是应唐政府之请，先后于756年、757年、762年三次派大军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河北等地，对唐有社稷再造之功。作为回报，唐政府除大加赏赐外，还规定以唐绢买回纥马，开始了双方间长期进行的绢马贸易。除了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外，回纥还在唐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又表现为双方间的和亲关系。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756年，葛勒可汗出嫁可敦妹于唐朝敦煌王，肃宗封其为王妃。唐朝则有6位公主和亲回鹃，即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寿安公主、仆固怀恩孙女等。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突出体现了双方间的独特关系。和亲在客观上加强了回纥的内向力，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回纥与唐政府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为双方相互信任的心理。与中原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关系相比，回纥与唐政府间相互信任的心理是非常强烈和浓厚的，双方一再将相互关系说成是甥舅关系，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正是双方间这种长期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使得回纥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二、回纥与摩尼教的在华传播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240年前后)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我国又称明教、魔教、牟尼教等。摩尼初在巴比伦传教，后因祆教徒反对，他被处死，四散后东来之教徒传教于河中、印度和中国。在3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帕提亚地区，而且已经传入中亚粟特地区。
根据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39的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摩尼教教职)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摩尼教始入中国。此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的下述这段话：“(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奉。”也反映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但由于已在汉人社会建立根基的佛教徒的反对，以及中原统治者历来对域外文明的鄙夷心理，使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唐政府于732年下令禁传，只许侨民信仰。中国史籍称该教曰“伪”，即反映了不愿承认其合法性的心态。
摩尼教能够在中国再兴，并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依靠了回纥势力。据《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六、七、八行中相关记载，安史之乱后，唐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条件借回纥兵平叛，762年牟羽可汗击败史朝义，占领洛阳，受西胡摩尼法师教化，改信摩尼教。763年牟羽可汗归国时带回四个摩尼教法师，并逐步促使回纥人普遍信奉摩尼教。由于唐与回纥的特殊关系，768年，唐应回纥可汗之请，允许居留长安的回纥摩尼信徒建大云光明寺传教。771年，唐政府又应回纥要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立大云光明寺。807年，洛阳、太原也置摩尼寺。于是两京之外，北自太原，南至南昌、绍兴(后至岭南)都有摩尼寺。正是因为回纥人的作用，摩尼教成为唐代外来宗教中除佛教外流行最广的宗教。恰恰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又使唐代摩尼教的传播在几十年后基本陷于绝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所灭，回鹘人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842年唐封闭荆、扬、洪、越等州的摩尼寺；843年又将长安、洛阳、太原的摩尼寺产全部没收，摩尼或被处死，或被发配。尽管此后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并未完全停止，但已基本衰落，远逊于公元8世纪6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这说明唐代摩尼教的在华传播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得益并依靠于回纥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盛衰。
三、唐代回纥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及唐代丝绸的外传
唐代回纥与中原间的“互市贸易”主要有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形式。绢马贸易是唐与回纥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始于安史之乱后。这一贸易形式的实施，一方面是由于唐中期以后马政措施败坏，客观上需要购买漠北马匹用于备边和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为回报回纥助唐平叛。基于此，唐代宗实行了有利于双方的绢马贸易，规定唐朝购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到唐朝后期，唐战马需求量减少，而回纥马却越来越多，致使“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出于军事、边防的考虑，唐政府又不得不维持这种贸易关系，以通过“羁縻”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全。绢马贸易是回纥获得巨量丝绢的主要途径。
东胡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氐 dǐ根本。又见dī。
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处陕甘川交边地区。
一、简史
其来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派﹔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目前以持第一种意见者居多。这种意见认为﹐殷代和西周﹐氐族还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甲骨文中虽有“氐” 一词﹐但作絜带﹑征发之意﹐而并不作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但仍多以“氐羌”并提。可见氐族虽已出现﹐但与羌族的关系仍极密切。《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是关于汉代氐族第一次的简要说明。魏晋时氐族得到进一步发展﹐显然已较羌族更为先进。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四周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致。
西汉初叶﹐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其社会阶级分化汉以前已存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氐王﹐置武都郡﹐为氐地开设郡县之始。武都属县多称“道”﹐而陇西郡也有氐道﹐广汉郡有刚氐道﹑甸氐道﹐蜀郡有湔氐道等。秦汉制度“有蛮夷曰道”﹐可见今甘﹑川﹑陕三省交边地区的渭水及汉水上游﹑白龙江流域﹑涪江与岷江上游都是氐人最初的聚居区﹐同时与他族杂处。
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两次较大迁徙。第一次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派兵镇压氐人反抗﹐徙部分氐人于酒泉﹐即酒泉福氏之氐。第二次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现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异族，属于藏系，以勇猛善战 闻名。 东汉时代的异族，氐族居住于凉州与益州，风俗虽然与羌族相似，不过较善于农耕。公元二二一年，马超举兵叛乱对抗曹操之际，氐族中的兴国氐与百顷氐等部族， 也加入了马超的行列。三国时代后，由于氐族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国边界，因此时常被卷入两国之间的战火。到了公元三○四年时，氐族的酋长李雄便趁着西晋内乱之际，发兵攻打成都进而称帝，建立了所谓成汉。李雄并以刘禅的曾孙刘玄为安乐公，继任刘禅的爵位。
晋与十六国以前﹐氐人大体未分布至关东﹔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秦等出于被动与主动﹐都多次将氐人徙于关东河北等地﹐因而氐族与他族交错杂处的地区空前扩大。
西晋初年﹐关中氐﹑羌﹑渐为编户﹐赋役繁苛﹐常激起反抗。而地方官吏﹐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晋惠帝时﹐晋室分裂﹐诸王作乱﹐元康六年(296)﹐匈奴﹑卢水胡﹐雍﹑秦二州氐羌奋起反晋﹐立氐人齐万年为帝﹐西北震动。氐羌直逼长安﹐至元康九年(299)齐万年被俘﹐坚持两年半而败。然而晋朝也受到严重打击﹐不久即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中﹐氐族贵族曾建立前秦与后凉。
晋永和六年(350)﹐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氐帅蒲洪称三秦王﹐改姓苻氏。不久遇刺死﹐子健嗣。趁后赵既灭﹐冉魏大乱﹐苻健进据长安﹐于永和七年(351)称天王﹐国号秦﹐次年称帝﹐是为前秦。至苻坚继位(357～385在位)﹐任用汉人王猛﹐先后灭前燕﹐克晋汉中﹐取成都﹐又灭拓拔氏代﹐灭前凉﹐平西域诸国﹐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成为十六国中疆域最大者。晋太元八年(383)﹐苻坚大举攻东晋﹐结果惨败于淝水﹐太元十年(385)被羌酋姚苌所杀﹐前秦基本上瓦解。淝水之战前一年﹐苻坚遣骠骑将军略阳氐人吕光平西域。苻坚惨败于淝水之次年﹐吕光已平西域30余国﹐归而据凉州﹐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先称酒泉公﹐继称三河王﹐晋太元二十一年(396)进号天王﹐国号凉﹐史称后凉。传两代﹐公元403年灭于后秦。此外﹐在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还有另一个氐族政权──仇池。自汉献帝建安(196～219)中﹐氐帅杨驹徙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西)以来﹐其后裔一直是这一带氐族的统治者。晋元康六年(296)氐酋杨茂搜率部于仇池称王﹐其后裔虽多次迁徙﹐并更易其名称﹐但始终领有这一区域﹐最后为隋文帝所灭﹐共传衍286年﹔若从杨驹计算﹐有近400年的历史。
唐代﹐吐蕃势力从西藏高原兴起﹐并逐步进据氐族地区。今四川松潘﹑文县﹑武都一带氐族地区长期为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逐步与吐蕃人相融合。今四川平武﹑略阳一带未被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则多与汉族融合。其余散处西北﹑关中﹑河北各州的氐族﹐在南北朝时已与汉人融为一体﹐或部分融入当地其它民族。因此﹐唐代以后氐族的活动即大为减少。有人以为氐族的一部分后裔在川甘交界处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民族融合
历代氐族政权汉化很深﹐故记载其本身经济﹑文化的资料不多。最早而详的当推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此文记载当时氐族情况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能种田﹑织布﹐同时兼事畜牧业。畜养有猪﹑牛﹑马﹑驴﹑骡等。有众多支系﹐各有称号。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王”﹐“侯”已经形成﹐并多受中央王朝的封拜。语言与羌﹑杂胡的语言相同﹐而同时又多知汉语。有姓﹐皆采用汉族的姓氏。婚姻家庭与羌族相同。衣服崇尚青﹑绛色。服饰方面﹐缘饰似羌族﹐而衽露又似汉族袍服。可见﹐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既与羌族极相近﹐同时又受着汉族的强烈影响。
【基本介绍】
中国古代民族之一。亦作乌丸，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支。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又曰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大约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公元前119年（西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军大破匈奴，将匈奴逐出漠南，乌桓又臣属汉朝，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驻牧，代汉北御匈奴。公元49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又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边缘十郡，即今辽河下游、山西河北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驻牧。乌桓在两汉时先后两次南迁，逐渐发展壮大，但受汉护乌桓校尉管辖，分成若干部落，各自为政，一直没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
中国古代民族。与鲜卑同为东胡族的一支。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击破后，部分迁居乌桓山（今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以北）而得名。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击败匈奴，迁乌桓于止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边塞，始置护乌桓校尉，持节监护乌桓各部不得与匈奴通。东汉魏晋沿置。乌桓原是游牧部落，南迁后开始发展农业。3世纪初乌桓大部分归附曹操，有万余落入迁中原，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塞外的大多并于鲜卑。
据考证，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西北140里有—座乌辽山，即乌桓人迁驻之地。乌桓人在这块土地上逐步成长、壮大并向南迁徙，与建都于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直至进入中原各地，融合于其他各族之中。
西汉武帝时期，乌桓族主要活动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相当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首领（大人）朝贡于汉朝，接受侯、王、君长的封号。不久，率众大规模迁居缘边十郡。其向西发展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东汉末年，因曹魏政权的征讨，除部分乌桓人远迁辽东地区外，“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此后，这个古代民族逐步在历史中消失。
【发展历史】
起源
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等，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盛时，与鲜卑同为其重要成员。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居北，乌桓居南。
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乌桓一支逃至乌桓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因以为号”。但乌丸之名，战国时已出现，《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夫燕亦勃、碣之间二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有的学者认为乌桓初为部落大人之名，后来引申为部落之名。另一种说法，认为乌桓、鲜卑不是因山得名，而是以族名转为山名，后又有乌丸川等。
乌桓的先世，据《后汉书?乌桓传》云：“乌桓者，本东胡也。”王沈《魏书》同，认为乌桓与鲜卑同出自东胡。至于乌桓在加入东胡前，《竹书纪年》提到：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赤夷尚赤，居于东方，似与乌桓人有关。在乌桓习俗中，穹庐皆东向，并把天地、日月、山川。日色近赤，能给人以光明和温暖，对于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的乌桓来讲至关重要。丁谦指出：“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乌桓山即赤山。乌桓人死后，烧其所着衣物，杀犬以殉，“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似应为乌桓祖先的根据地，故称其在 “辽东西北数千里”。其后的赤山，即“渔阳赤山”，则是乌桓南迁后之地，即今赤峰市赤山。也许是乌桓自原来辽东西北，西拉木伦河以北的赤山迁出，至老哈河流域以后，别立一赤山以为纪念。乌桓人往往请萨满唪诵指引路径，以一犬牵之，使死者之魂历经险阻回归到赤山。这种习俗似乎说明其祖先当初就是坐着犬拉雪橇到蒙古草原东南部的。乌桓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吸收了一部分匈奴人和汉人。
匈奴别部的乌桓、鲜卑,《后汉书》中乌桓、鲜卑传都说他们因住乌桓山、鲜卑山得名。孰不知乌桓是聪明之称, 鲜卑是瑞兽皮带之名, 与山无关①。（摘自黄现璠等著《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月第二期）
注①：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乌桓、鲜卑考。汉译“ 胡” 语有瑞兽带之义。鸟桓, 蒙古语有聪明之义。
没落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当时除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它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直至两晋，无论在塞外或塞内，乌桓的活动尚频见史册。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分别归附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统治，并逐渐与鲜卑融合。有一部分最后加入库莫奚之中。自幽州北边而甫，直至冀州的渤海、平原二郡，乌桓骑兵营分布其间。王浚为幽州刺史兼乌桓校尉，最后以乌桓和鲜卑的兵力为后盾南面称制。并州乌桓张伏利度拥众 2000壁于乐平（今山西昔阳县西南），307年（晋永嘉元年），为石勒所并。石勒攻下幽州后，徙幽、冀二州乌桓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4世纪中叶附前燕。前秦苻坚灭前燕后，处乌丸杂类于冯诩、北地。而后，慕容垂又利用乌桓之助建立后燕。垂曾引丁零、乌丸之众20余万为飞梯、凿地道以攻邺城，并以乌桓张骥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随慕容氏南征北战。北魏初，拓跋珪攻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张骧举城降，后骧逃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依慕容详。珪拔中山，骧被擒。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其子张超收集乌桓、汉民2000余家据渤海郡之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后南走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次年，为魏征虏将军庾岳击杀。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杂胡”。《魏书》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乌丸往往成为杂夷的泛称。除散居上述诸郡外，又扩展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后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并积极参与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政治斗争。一部分久处郡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与汉朝的关系及民族融合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势孤力单，故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若逾时不交，便没收其妻子为奴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泺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
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汉将马援率军往讨，不胜。次年，匈奴内乱，且遭旱灾蝗祸，乌桓又乘机攻击之，匈奴转徙漠北。汉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许其内迁，使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鄣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
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2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2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部乌桓亦各自为政，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2世纪末，汉还频频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义军。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令张温为车骑将军，发幽州乌桓三千骑至关内镇压凉州义军。乌桓因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人心浮动，军无斗志，皆临阵不战，逃归幽州各部。中平四年，泰山太守张举、中山相张纯等反，就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州，张纯自号弥天安定王，为诸郡乌桓元帅。中平六年，张纯死，乌桓军亦随之瓦解。后公孙瓒在河北称霸时与乌桓交好,被称为白马将军。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建安五年（200年），袁绍被曹操败于官渡之战，旋即病死。十年，绍子尚等往奔辽西，投奔蹋顿。十二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乌桓败绩，蹋顿及名王以下被斩，降汉者达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
【社会经济】
在对其曾经游牧地区的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马具、箭簇、剑、刀、矛、斧以及绘有马、牛、羊等牲畜图案的饰具。农业和民族手工业也有一定的比重。耕种常以布谷鸟的叫声为准。主要农产品有穄等种类。出土器物中有铁锄等农具，说明已具备较为原始的耕作手段。乌桓妇女擅长于手工纺织，用毛皮等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她们出嫁时要佩戴自己制作的首饰。在西岔沟出土的乌桓文物中有精美的金丝穿珠扭环饰品。
乌桓是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的古代民族。史称其“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畜牧业颇发达，马、牛、羊甚多，因此，不仅是其衣食的来源，同时，婚嫁也皆以马、牛、羊为“聘币”，人亡则取死者生前所乘之马烧以殉葬，若仇杀，也可出马、牛、羊以赎死。并用牛、羊祭祀鬼神、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毕皆烧之。同时，马、牛、羊及皮货还作为匈奴交纳的贡税及向汉魏朝贡或互市之物，成为交战双方的主要掠夺品。
狩猎在乌桓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野兽中的虎、豹、貂皮是向匈奴缴纳贡献和与汉关市贸易的重要物品。牧猎经济的重要性也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
乌桓人兼营农业，在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后，乌桓人逐渐定居下来，兼事一些农业。史称其“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国”。穄即糜子。东墙，也叫沙蓬，植株可作饲料，果实可榨油或食用。据《广志》云：“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这两种耐寒作物可能由幽、燕传入乌桓。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铁?、铁斧、铁锛、铁锄等农具来看，其中有些还铸有汉字。说明这些农具大多来自中原汉族地区。但在塞外时期，他们仍以畜牧为主。公元49年（东汉建武二十五年），迁入沿边诸郡塞内后，对“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的乌桓部众发展农业提供了一定条件。至汉魏之际，乌桓再次内迁，渔阳、雁门等地乌桓逐渐以农业为主。
乌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铸铜、冶铁、制陶、纺织等。大多控制在邑帅和部落大人手中。王沈《魏书》称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而范晔《后汉书?乌桓传》则云：“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毷”。前者说明大人控制了军器等重要手工业的生产；后者说明在手工业生产中男女分工的情况。
乌桓还与汉族、匈奴进行商品交换。乌桓与汉地的经济交流，早已进行。《汉书?地理志》云：“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东汉为了保持正常贸易，在沿边设立胡市以进行监督保护。护乌桓校尉所属的上谷宁城（今河北省宣化市西北，或云万全县）为重要胡市，并修筑南北两部质馆，收留乌桓与鲜卑人质，以保证互市的正常进行。乌桓主要以牛马等牲畜求市，交易量相当大。而乌桓换回的除“精金良铁”外，还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如粮食、布、帛、踩、缯等以及其它“珍货”。
乌桓与匈奴也存在着贸易关系。《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末王莽时，“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节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往焉”。说明乌桓与匈奴有贸易往来。乌桓近塞，长期与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匈奴则往往通过乌桓用牛马换回汉地货物。乌桓大人豪帅手中掌握着大量作为商品的牲畜皮货，对互市有控制权。通过互市，辗转盘剥部落成员并得到奢侈品，进一步促使贪富分化和阶级两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