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在汉代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以个体生产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但尚存在于氏族和部落的组织之中。私有财产早已出现，故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皆用私有牲畜等财物。并且用法律形式来保护私有财产，如规定“盗不止死”。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私有，因而其经营方式也就表现为“大人已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即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氏族公社虽已解体，但无论是牧场或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乌桓内部主要财产具有两重性，故部落大人、氏族小帅就有权指定牧场，决策集体迁徙路线，其经营方式也受此种所有制的制约。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悬殊已很普遍，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并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特权的军事首领，虏获的奴隶和战利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归于自己，把次品分给战士。军事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作为氏族部落的贵族和握有统治权力的各部大人因而出现。大人由选举产生，常推“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死则另选，“无世业相继”，其后裔不能世袭。到东汉末，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据《后汉书?乌桓传》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说明乌桓大人已是父子相承。氏族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所有约法，助长了大人权势的发展，最后成为世袭统治者。大人等还对氏族成员强征徭役，进行经济剥削。
乌桓内部的阶级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处于上层的大人、小帅，二是氏族部落成员（自由民）。乌桓蓄奴之风约始于公元1世纪初，由于王莽暴虐，乌桓豪帅往往背叛而投奔匈奴，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例如，公元25年（西汉末更始三年），当赤眉军尤来部在今河北省北部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为乌桓和貊人截击，全部人马被抄掠而去。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掠扰边郡，五郡民庶经常被掠夺为奴。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扰”。俘掠人口当奴隶，成为乌桓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蓄奴风气也越演越烈。因而，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物中有奴婢，就不足为奇了。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铜饰牌中，铸有战士骑马执剑，手抓披发俘虏，同时一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的场面。
乌桓大人等除了钞略生口为奴外，还进行奴婢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但乌桓在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还来不及建立本民族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便为曹操征服。
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分部、邑（邑落）、落。邑落为部下面的基层组织。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落。《后汉书?乌桓传》载：“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干落自为一部。”落，通常为户之意，每帐户或帐落，少则7—8口多则10余口。若干落相聚则为邑落或简称为邑。“大约古代乌桓每邑落约有二、三十户”，“乌桓每一邑落当有人口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邑落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因为被掠的外民族人口要归入邑落中，而一些汉族逃亡人口也要入其部落，所以邑落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人们共同体，地缘关系逐渐代替血缘关系。但由于氏族间互相通婚，血缘关系仍为邑落联系的纽带。在习俗上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尚不是阶级法律占主导地位，仍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具有全民的习惯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史称： “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血缘复仇的严重存在，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多为豪人充任，初由推举产生，不世袭。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邑落以上为部或部落。“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的大小相差悬殊，由于相互兼并，也不很稳定。东汉初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缘边十郡分布着乌桓大小部落，人口当在30万以上。部落首领称大人，掌握大权，大人的命令，“部众莫敢违犯”，“违大人言死”。大人对内管理部落公共事务，对外进行贸易和钞掠，通过钞掠和贸易，又进一步增长了部落大人的权力和财富。
随着乌桓的不断内迁，汉魏政权往往利用乌桓武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汉魏政府或集团与乌桓大人结成军事同盟或临时征调。如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后，使乌桓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末，乌桓峭王“感（刘）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鞠义合兵十万，共攻（公孙）瓒”。同时，汉魏还从乌桓各部直接征兵，以对付其它各族的反叛，乃至镇压乌桓本族的反叛。如165年（东汉桓帝延熹八年），任尚为中郎将，统兵救零陵太守陈球，镇压今湖南省零陵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等地戍兵和农民联合起义。所率幽、冀、黎阳乌桓步骑就达26000人。乌桓兵一般集中成营，乌桓大人豪率受封为王、侯，统领乌桓兵，但调遣征发和作战要服从乌桓校尉及朝廷所遣将领的指挥。
汉魏利用乌桓武力的第二种方式是从乌桓兵中挑选精锐，组成突骑和入宿卫的乌桓骑，受汉魏政权直接统率，列入常兵制。乌桓突骑西汉时久已闻名。刘秀平河北时吴汉所率军队中就有乌桓突骑3000人。后被称为天下名骑的三郡精壮也编入军队之内，随往各处作战。初时居无定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集中兵力屯聚一方时，才屯居下来。但不能携带家眷，家眷住在指定的郡县之内当“质任”。而犄兵官佐士兵则随营而居，不能回家。东汉除了以乌桓突骑用于征战外，也以乌桓骑入宿卫。应劭《汉官》云：“员吏百五十六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东汉在长水校尉之下，设有胡骑司马一人“掌宿卫，主乌桓骑”。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是从乌桓兵中精选出来的，不仅脱离了原来的邑落，而且也脱离了乌桓社会，这是引起乌桓邑落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征收乌桓兵，并从乌桓兵中精选出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使乌桓军制发生了变化。乌桓从邑落结构中衍化出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制，是模仿汉朝的郡国制和匈奴兵制的一种军队组织，同时也是与其款塞内附，接受王侯封号分不开的。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封乌桓渠帅为侯王者80余人。在东汉赐封的称号中，有王、侯、都督、都尉、单于等。而在本民族中仍称大人、邑帅，东汉所赐封号与原有称号并行。从已出土的既有“魏乌丸率善仟长”、“魏乌丸率善佰长”印，又有“魏乌丸率善邑长”印，即可印证。无论是千、百夫长或邑长，都是朝廷任命的，与原来部落大人、邑落小帅大有别。至此，乌桓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日益合流，只是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外壳而已。
【社会风俗】
乌桓俗贵少贱老。怒杀父兄，不以为有罪，然不害其母，因母有族类；而父兄以己为种，故无人过问。血族复仇之风颇盛。
乌桓人髡头，女子至嫁时才蓄头，分为髻，戴一种桦皮制的高帽子，称为句决。男子娶妻，皆先私通，略其女去，半年百日后，始遣媒送马、羊、牛为聘；婿随妻归，服役二年后，妻家才厚遣其女回夫家。部落内，除战争外，一切皆从妇女之计。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寡嫂之小叔死，小叔之子可以伯母为妻；小叔若无子，再轮及其他伯叔。
乌桓人土葬，用棺。葬时亲旧环坐，两人诵咒文，杀一肥犬及死者生前所乘马，烧衣物、服饰，歌舞、哭泣相送。相传犬能护佑死者神灵返归赤山（一说在今兴安岭南脉，乌桓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此山），不致中途遭横鬼遮拦。
乌桓人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已故著名大人。以牛羊为牺牲，饮食必先祭。
乌桓的主要姓氏
郝氏、审氏、鲁氏、桓氏、王氏（乌丸氏、乌桓氏、乌氏）、渐氏、薄氏（薄奚氏）、展氏（辗迟氏）、库傉官氏 （库褥官氏、库褥管氏、库氏）【乌桓之战】
一、概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建安六年在仓亭再败袁绍。
建安九年占领业郡。
建安十年春正月斩袁谭于南皮，袁尚和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夏四月，乌桓攻鲜于辅于犷平，秋八月曹操赶到，将乌桓逐至塞外。
建安十一年四月破壶关，秋八月东征海贼管承，彻底解除关内的忧患；同时，曹操开始着手准备北征辽西乌桓，由董昭负责开凿了两条漕运：平虏渠和泉州渠。
建安十二年五月，为了彻底解除关外的威胁，曹操率领大军到达无终，准备出塞作战。但是，当地夏秋季节常见的阴雨天气导致进辽西的滨海道不通。
七月，曹操任命当地人田畴为向导官，避开滨海道，北出二百年人迹罕至的“卢龙塞”，一路开山填谷，长途奔袭，途经“白檀”，“平冈”，率领精锐骑兵万骑出大凌河，行程达800华里，出其不意的进攻辽西乌桓的巢穴“柳城”。
八月，距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乌桓单于蹋顿等人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抵挡，两军在“白狼山”遭遇，曹操大破乌桓，占据柳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公孙康。不久，公孙康杀二袁，归顺曹操。至此，曹操北征之战大获全胜。九月，曹操从柳城胜利回师。
曹操此次作战，历时近一个月，行程400余公里，其中包括无数的的山河险阻，难行之地，还有一次大型遭遇。解除了“三郡乌桓”对中国北部的威胁，扫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彻底统一河北。并且收编乌桓精骑，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二、三郡乌桓。
乌桓，亦作乌丸，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役属于匈奴。后来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新莽建立，乌桓又降匈奴。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光武时，乌桓一部南迁，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汉末大乱，朝廷屡次征乌桓部落镇压起义。后来，张举、张纯等造反，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屠戮百姓。《三国志》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公孙瓒，刘虞和袁绍也都利用或者对抗过乌桓。
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当时他们活跃在今天大小凌河以及克尔沁草原一带。袁绍灭公孙瓒占河北，占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在给乌桓的文中说：“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曹操攻南皮时，乌桓就蠢蠢欲动，二袁投奔更是直接导火索，曹操北征乌桓是势在必行。
三、战前准备。
早在建安十一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一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粮北上。在北上之前，曹军很多将领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袁尚已经完啦，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拉。如果我们孤军深入，后方的刘备肯定会劝刘表趁虚进攻许都。那时候恐怕就进退不得！针对这种言论，曹操的大谋臣郭嘉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乌桓恃其边远，肯定不会做准备，我们应该出其不意，这样即使孤军深入也一定能击败他们。况且袁氏与乌桓关系非同一般，而河北百姓对袁家还有一些感情，一旦今天我们放过袁尚，等到来日他养成气力，则“民夷俱应”，到那时再想制住他就难啦！所以一定要迅速灭亡袁氏。至于刘备更不足虑，现在他依附刘表，刘表不会重用他，所以，即使是“虚国远征”也不用担心。
从事后来看，郭嘉言论的预见性之强令人叹服。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北征乌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市蓟县），兵临塞口，准备出滨海道，过碣石，进攻柳城。从曹操此次北上带到无终的将领来看，除了本地人，就是一些骁勇的“骑将”，可见曹操是做好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准备，他们分别是：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另外有牵招、郭嘉等人。可眼看大军就要启程进军辽西，天公却不做美，夏秋季节大雨连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傍海道不通”，进军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一直到了秋七月。此时的乌桓也已经有了准备，“遮守蹊要，军不得进”。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退军这一条路了。如果此时退兵，那么将前功尽弃，任由二袁养成气力，将来乌桓骑兵一定会时常骚扰幽州，那时曹操的背后就永无宁日。曹操当然不会轻易的离去，他在徐无山（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请出了当地的“ 地理通”——田畴。
四、出塞之路。
（1）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滨海道”，位于狭长的滨海平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辽西走廊”。这条路从蓟出发，经玉田，丰润，延山海关取锦州。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太多的沧桑，而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这些情况大多发生在唐宋之后，而在东汉时期，这条路虽然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其交通条件比起后世就差太远了。要知道西汉辽西郡所辖十四县无一位于今天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条路在没有坏天气的情况下，塞外游骑就直插右北平和渔阳的内地郡县。而一旦遇到夏秋季节的大雨，这条路又成了不可行之路,曹操偏偏就遇到这种情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只能说秦汉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交通条件相当恶劣。而那时还没有山海关，近代考古证明，东汉末年的山海关一带叫做“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太平御览》引《淮南子》记载：“东方之极，自碣石过朝鲜，贯大人之国”。后来司马宣王平公孙渊就是过碣石，《晋书》记载：“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看来司马懿的运气比曹操好多了，他没有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2）另一条路就是田畴说的“卢龙塞”，《三国志》记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古称“卢龙塞”。这条路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太多的故事。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经由此塞。明末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山海关防线，从喜峰口突进遵华，进围京师，使崇祯逼死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役”。日本侵略中国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军，阻止其进关，在此血战一场。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可以说是曹操北征乌桓之后，这条路的价值才重新显示出来。和滨海道一样，卢龙塞也是在后世才逐渐形成较为优良的交通条件。
在西汉时期，汉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是畅通的，但是从东汉建武年间直到建安年间，长达两百年的时间这条路人迹罕至，只有“微径可从”，基本来说这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要不是田畴这个“辽西通”，看来当时是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的。
曹操当时从这条路出塞，将面临塞外的“五百里”险地，“堑山堙谷”，越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后，一直到达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才算进入平地。可以直指乌桓的巢穴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
五、血战白狼山。
建安十二年七月，郭嘉建议曹操抛弃辎重，率领轻装部队千里奔袭。曹操同意，于是，命田畴为向导官，大军从无终出发。临走前，曹操又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个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表面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乌桓人看到，信以为真，“诚以为大军去也”，不做准备。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曹操会出卢龙塞。在田畴的带领下，曹军过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尤其是塞外“五百里”绝地，大大延缓的曹军的行程。直到到达平冈一带，曹军才真正可以急行奔袭。实际上即使是到了平冈，离柳城还是有百余公里的距离。曹操真不愧是战术大师，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今建昌县城东的大黑山）附近，二袁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仓皇集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两军在白狼山遭遇。这是场遭遇战，其实也是场决战。如果曹操战败，那么全部曹军势必全军覆没于辽西，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的柳城势必失守。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兵马“盛众”，但他们面对曹军的到来却措手不及，而且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单兵能力强，但整体作战弱。曹操的优势是出其不意，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和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骑”，不过他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更何况他们的重装主力步兵在后面，面对多于自己的乌桓军很多人也都发怵。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曹操登白狼山观敌阵，看到乌桓军阵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张辽、张郃二人为前锋冲阵。别人也许害怕，张辽可不怕，他“劝太祖战，气甚奋”，曹操看他气吞山河，勇猛无畏，“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张辽拍马下山，直冲敌阵，在张辽的带动下，曹军的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徐晃、张郃、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奋勇争先，数万骑兵的大混战，可以想象战斗的惨烈。乌桓原本就人心惶惶，一看曹军如此勇猛，其阵行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虎豹骑“获单于蹋顿”，斩首。乌桓群龙无首，最后终于被杀得七零八落，“死者被野”，三郡乌桓的主力骑兵在这场决战中开始全面崩溃，《三国志》记载：“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 白狼山之战曹操大获全胜，并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
六、行军时间和兵力问题的探讨。
（1）行军时间：《三国志》只记载：“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引军出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山”，并没有具体的走了几天，只知道七月启程，八月到白狼山。 这样看来是用时一个月，但这显然时间是太长了。这条路全程400公里（800华里），如果在平原旷野，步兵急行军一昼夜可达120公里以上，这400公里也就是三天三夜多点的脚程，除去一昼夜的休息时间，不到四天的时间也就可以走完。再除去“五百里险地”多用两天的时间，那充其量其时间也不会超过七天。更何况到平冈之后曹军的前锋是骑兵，这就更要快了。那么曹操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呢？我认为曹操请田畴应该是在七月初，那么“田畴献策”是在这几天中，之后包括路线制定，军队动员，这又要几天，也就是说，曹操临离开无终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到达白狼山则肯定是八月初。曹操一共用了10到20天的时间走完这400公里的路。那么这个速度也还是太慢，千里袭敌，不带辎重，那“五百里”路又不是“阴平”，就算是一直爬山也该比这快，更何况他们还有很长的路是骑马。平均起来只有每天20到40公里的行程，这对以快速机动著称的曹军而言，太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造成曹操应该很快的“奇袭”速度却显得不快呢？原因就出在“马”身上！如果在南方作战，多步兵，双方白刃相交，可以不带马。但对付以“控弦”著称的乌桓骑兵，如果不带马，光靠步兵要想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曹操可以不要辎重，可以把重装步兵丢在后面，但马却无论如何不能丢。而在那“五百里”的险地，人可以过去，但马就未必能过去了，因此，《三国志》才会说：“堑山堙谷”，目的在“开路铺路”，让马通过，正如《邓艾传》记载：“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至今阴平还有邓艾修的栈道一样，曹操开的路也流传到后世。换句话，马不但没有加速曹军形成，反而拉了后退，拖延了时间。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10天曹操能以这样“边开边走”的方式走完这400公里，那他的行军速度其实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是20天，也不算慢。
（2）兵力问题：郭嘉说曹操是“虚国远征”，再联系曹操带的将军名单和战略意图来看，曹操带到无终的兵力应该不会少，起码几万人。在数量上讲曹操的部队应该超越乌桓部队，最少是持平。而面对“数万”乌桓骑兵时，“左右皆惧”，明显曹军成了以寡敌众。应该是对等的兵力怎么变成了“万余对数万”？前面在讲“白狼山之战”时，我说过曹军是“万骑”，其实这只是曹军出塞的前 《三国志》说：当时“公车重在后”。可见曹操的主力步兵是出塞到了辽西的，只是没有参加白狼山会战。那么这几万步兵来干什么？上一个问题说了，沿途需要修路铺桥，这些步兵很可能承担了这些劳动，为骑兵节省体力，同时他们还要携带干粮和武器。等到马匹越过山区，骑兵立刻上马“涉鲜卑庭，东指柳城。”，这样这些重装步兵就远远落后了。毕竟从平冈到柳城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曹操和众大将率领虎豹骑、亲随精锐骑兵和田畴、邢颙的“五百部曲”急行军，丢下主力步兵，结果在白狼山和乌桓主力遭遇，于是就上演了“白狼山之战”那一幕。
为什么说曹操的骑兵是“万骑”？这只是约数，可能是万余，也可能是数千。《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这个“杀马”不知道是杀自己部队的马还是杀当地辽西马。
而再联系“白狼山”之战曹军以少胜多，并能击溃“数万”骑兵，那么曹军骑兵的数量级应该保持在“万人”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曹操带到辽西的部队总数量要超越乌桓的部队，但是真正打败乌桓主力的却是比乌桓部队少的曹军骑兵。
七、东临碣石。
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屠柳城”。他没有进一步追击逃亡到辽东的二袁，而是坐等二袁的人头。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它们送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隔岸观火”，《演义》里是郭嘉的计谋，名为“遗计定辽东”。是不是郭嘉的计谋我们不知道，但郭奉孝确实死于此时此地，当时环境恶劣，“寒且旱”，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郭嘉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这也成为曹操志满意得之际美中不足的原因。紧接着，曹操收编三郡乌桓骑兵加入自己的军队，“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大大发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滨海道可行，曹操途经碣石，策马上山，遥望渤海，回想自己功盖寰宇，意气风发，于是留下《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库莫奚族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388年（北魏登国三年）②，然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③自此以后，史书有了不间断的记载，到13世纪才不见其名，前后存在近千年。
④《旧唐书》卷三九，第1523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
⑥室韦都督府设立时间，史未载明，《旧唐书·室韦传》始见室韦都督、大都督朝唐，分别在792年（贞元八牢），835年（大和九年），故将室韦都督府设立置此。
①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第135页认为，黑车子室韦在长城以北的独石口至张家口一带。
②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第124—127页。
③今有人认为今鄂温克、鄂伦春族与其有渊源关系（《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66页；《鄂伦春族简史》，第7—8页）。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6世纪下半叶（隋代），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成了族称④。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登国年间“分背”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说，所谓“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
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
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⑤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⑥。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⑦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
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90页。
⑤《魏书·太祖纪》卷二，第22页，登国三年条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
⑥据《辽史·世表》卷六三，第951页：“鲜卑葛马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按《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0页，此指宇文部为皝所破灭，时在345年。故此将宇文部与库莫奚、契丹并列，不妥。
⑦《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页。近有人认为，库莫奚本称奚，意为梳辫子的民族。“库莫”为冠词，是该族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时北迁新地后加“库莫”二字表示其活动地区的。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李德山《奚族增考》文。
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①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贡方物，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拜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
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
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③。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①《后汉书》卷九○，第2986页。
②近有人认为，夏朝车正奚仲所建奚国，约在商代初期有一部分奚人往东北迁徙，到达今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这部分奚人就是奚族的祖先”。作者虽作了详细考证（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第77—81页），但与史书本传不合，也未得到学术界认同，故不取。
③《魏书》卷一○○，第2222、2223页；《周书》卷四九，第899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④。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⑤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地，接着分兵讨东奚，“亦平之”。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复抗”，只得举族臣服，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
①。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②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③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克、北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①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②。
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60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3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①以上未注者，均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5356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
卷一三○，第4494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2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七，第182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①《辽史》卷四五，第711页；卷四六，第72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辽史》卷三三，第387页。
种”，且“善耕种”③。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④。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⑤。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⑥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⑦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反金队伍。
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人北宋境内或北逃。⑧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①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徙，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韦 公元5～10世纪主要活动在嫩江、绰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又作“失韦”，或 “失围”。 中唐以后，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达怛”。室韦－达怛人是东胡后裔，是塔塔儿的先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