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9年四月，时任晋朝大司马的桓温率步骑五万自姑孰出师伐燕，水陆并进。东晋到南朝的北伐战争为减轻粮运的困难，采用水路运粮，所以南方历朝水军相当强大。此次桓温北伐，粮运仍然依靠水陆。谋士郗超提醒他：“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桓温有他自己的想法，没有理会。
郗超字嘉宾，郗愔之子，东晋名臣郗鉴的孙子。少卓绝不羁，有旷世之度，善谈论，义理精微，名冠江东，一时之俊，名气大于其父。其父郗愔遵事天师道，而郗超奉佛，郗愔好聚钱财，曾积累金钱千万。郗愔对郗超最是宠爱，有一日，把存钱的库门打开，让郗超随意取用。郗超好施，一日之中，尽散其财，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亲戚朋友，做事从来都是任心独诣。
桓温任大司马，郗超被聘为大司马府参军。桓温英气高迈，很少推重时人，和郗超在一起，常谓其人深不能测，对他倾心礼待，士为知心者死，郗超对桓温推心置腹深自结纳，成为桓温的死党。大司马府中流传一句话：“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桓温）喜，能令公怒。”髯参军指郗超，郗超有一副美髯。短主簿指王珣（王导之孙），我们后文会介绍到他。
六月，晋兵行至金乡，果然“天旱，水道绝，”桓温随即下令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汶水会合于清水增加流量。桓温引舟师自清水入黄河，舳舻数百里。郗超再次提醒他：“从清水进入黄河，河道难以畅通（人工引水）。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只能靠着敌人的积蓄来做给养，那又会一无所得，此危道也。”并向桓温献上破敌之计，“率大军直逼邺城，敌人畏公之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燕军固守邺城，则四郊之地为我所控制，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郗超又想到桓温用兵谨慎，让他率兵直捣邺城，恐怕桓温不能接受，又献了第二条计策，“明公若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定，若要持重，则莫若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引漕运，储备粮草，等到来年夏天再进兵，虽说耽搁一些时日，却为万全之策。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能迅速解决问题的话，等到退兵的时候必定会因为粮食的匮乏出现差错。如果敌人与我周旋不战，等到秋冬之季，水路更加难以畅通，加上北方早寒，三军缺乏冬装，那时的忧虑，就不仅仅是没有粮食了。”
桓温又没有听他的，可能嫌第一条计策太急，第二条计策太缓，不如稳步前进。其实按照桓温的性格，他应该接受郗超第二条计策，桓温用兵一向谨慎，让他急攻邺城不可能同意，但停军一年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想当年，伐前秦的时候，他深入前秦境内，兵临长安城下都能够从容驻军二个月，何况在自己边境线上呢？他犯了一个错误，骄傲轻敌，他认为慕容恪死了，慕容评掌权，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所以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战败，也就无从考虑善后的问题。他确实忽略了慕容垂，那个一生从未打过败仗的名将，不过，桓温当时也以此自豪，因为他也是一个平生未尝一败的将军。两位不败将军的对决总要决出一名失败者。
桓温毕竟用兵谨慎，他还是派豫州刺史袁真攻伐谯郡（安徽亳州）和梁郡（河南商丘），开辟石门（在今河南荥阳）水道，引黄河水入汴水，以保证粮道畅通。
晋军一路北进，势如破竹，屡败燕军，直至枋头。前燕朝廷对桓温深为忌惮，一边向前秦求救，许诺割虎牢关以西之地；一边准备迁都回龙城，来躲避桓温之锋芒。吴王慕容垂傲然请战，“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 慕容暐任命慕容垂为将发兵抵御，事情如同郗超预测的一样，慕容垂率燕军与桓温周旋，派范阳王慕容德断了晋军的陆上粮道，进入九月，水道不畅，晋朝豫州刺史袁真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虽然攻克谯、梁二郡却未能开辟石门水道，水运之路为之堵塞，晋军粮竭。虽然石门有燕军把守，但史书并未记载袁真发动石门争夺战。难道真应了燕国大臣申胤的预言：“晋室衰弱，（桓）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桓）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前秦天王苻坚虑及唇亡齿寒，派步骑两万自洛阳援燕，军队已到达颍川（在今河南许昌东）。桓温不敢恋战，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