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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封信使太宗很气愤，他立即答复，就辽东人坟墓事，斥责袁的本意仍在图谋夺取辽东，坚决予以拒绝。更使他恼火的是，二三年来，他给袁崇焕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袁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他始终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他写道：你这种做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后，他强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岂能强令和好乎？”《满洲秘档》，“太宗再答袁崇焕书”。
袁崇焕复信，答复说：“你如诚心，我岂能骗人？你如实心，我岂能虚伪？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岂能欺骗虚伪所为？但是，十年争战(按：1619年萨尔浒战役到1629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朝解决，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明断罢了。”《满洲秘档》，“袁崇焕再复书”。谈了这么久的和平，结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这也难怪袁崇焕。起初，他主持议和并没有报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不久，他将议和的事奏报朝廷，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是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因此熹宗又改变主意，屡次下达旨意，不准议和。说：“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袁则坚持议和，反复说明他的策略。当太宗进兵朝鲜，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不服，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城必不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退，是弃垂成立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此辩解，熹宗表示谅解。不难看出，从明朝方面来说，议和一开始，就毫无诚意可言，它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压，不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没有必要把对方的要求转报朝廷。
崇祯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此字缺)片字。”《明清史料》，甲编。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兴兵伐明，一举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诱使明朝上钩，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余无他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信件交换频繁，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举，以争取政治上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的事。到了崇祯末期，明朝亡在旦夕，他们才不得不找上门去，要求与清议和，但为时已晚。清朝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它无须在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身上多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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