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北略》，卷二：后金被“焚死甚众，毙棉服者十余人，所谓固山牛鹿也。”
《石匮书后集》，卷十一：“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
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宁远之役尤其详细而生动。据朝鲜译官韩瑗所见，“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坠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独载努尔哈赤被炮击成重伤，不久即因伤重而亡。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5）
综合以上官方“实录”及私家著述，有关后金兵伤亡人数多笼统，很少以明确数字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守宁远的明兵远在城内，不可能得知后金伤亡更详细的情况。他们只看到城外倒毙的一处处尸体，而且多被抢运火化，很难得知其确数。连袁崇焕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时，几乎都没有涉及后金伤亡数字。有的官方报告中也仅仅泛泛提到“伤虏数千人”而已。这说明从袁崇焕到朝廷都没有掌握这方面的具体数字。其次，清朝一向避讳它出兵人数与战场的伤亡，往往既简略，又有重大隐瞒。但我们可以估计到后金兵在宁远城下伤亡约在一二千人之间，比较接近实际。至于努尔哈赤之死，并非被炮击伤所致。朝鲜人韩瑗虽身在宁远城中，目睹了激战实况，但他所看到的，也只是远距离的模糊现象。当时传闻很多，诸如努尔哈赤受伤亦在传闻之中。故该官回朝鲜后将传闻写成了真事。从明朝当事人的奏疏、报告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受伤的任何反映。只有毛文龙在奏疏中称：他听到“回乡的张有库等人说，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著伤……”《明熹宗实录》，卷65。实际情况是，努尔哈赤败退沈阳后，过了八个多月才去世。指挥宁远战役的袁崇焕证实：他得到可靠情报，“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明熹宗实录》，卷71，19页，记袁得努尔哈赤死讯为8月10日，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为8月11日，仅差1天，亦证明袁的消息基本准确。其后，御史汪若极进一步确认：在宁远城下，“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明熹宗实录》，卷72。很清楚，努尔哈赤之去世，实因年事已高，经受不住宁远城下的惨败所带来的精神打击，背生疽，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明兵在此役中，守宁远城损失很小，而觉华岛则全军覆没。这一损失远远超过了后金的伤亡。尽管如此，毕竟从战役的全局上明兵以少胜多，孤军奋战，顶住了后金的顽强而勇猛的进攻。它是明兵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并以“宁远之捷”而载入史册！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1）
自宁远被围，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已中断。北京方面，“数日消息无闻”，焦虑不安，连熹宗也“寝食不遑”《明熹宗实录》，卷62。。迟至二十九日，初战告捷的战报才传到北京。原来，还在二十五日这天，刚刚击退后金的猛烈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景松和马有功两人，把他们从城上系下来，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他迅即派快马，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朝廷。战斗尚在进行中，熹宗和朝廷诸臣既为初胜高兴，又有几分担忧。接着，有关宁远的战报陆续传来，直到二月十三日，宁远战况的全面报告一传到北京，朝野欢呼为“宁远之捷”，士庶空巷相庆……
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上下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朝臣们以兴奋的心情高度评价此役获胜的深远意义。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明熹宗实录》，卷63。
大学士顾秉谦讲得更深刻，他说：
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曾不能以一矢相加……而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63。
熹宗也视宁远胜利为一奇迹，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卷63。他们一致认为，“恢边胜算，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明熹宗实录》，卷65。因此，熹宗慷慨颁赏，凡参加宁远保卫战的全体将士都分别等级给予奖励。袁崇焕于二月初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驻宁远，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四月，又加升一职，为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满桂与赵率教都升为右都督，赏银二十两。左辅实授都督佥事，赏银二十两；朱梅授都督佥事，祖大寿授副总兵，各赏银十五两。以下有关将领也都有所提升。另提解十几万两白银犒赏士兵。但从这次战役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朝廷枢辅大臣，他们既不出谋，又不打仗，却也得到升官发财。如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太监魏忠贤也是“有功”之臣，说他“予发火器，大壮军威，功虽奏于封疆，谋实成于帷幄。”好像宁远的胜利全赖此阉人运筹决策！熹宗特给予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另外，给这些人的赏赐尤多，都赏银四十两或五十两不等，所赐衣物也超过宁远将领。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弟竟也得到封赏！曾为宁锦防线做出重要贡献的孙承宗也得到一份奖赏，但低于以上掌政的权贵《明熹宗实录》，卷65。。袁崇焕和他的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巨大胜利竟成了这伙权贵晋级的垫脚石！
有奖必有罚。在宁远被围期间，“（山海）关上不发一骑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后金撤退时，又不发一兵追歼。作为经略的高第负有重要责任，但他把责任推到了辽东总兵杨麒的身上，参劾他“懦怯不前”，不救宁远，先被撤职，很快又加重处分，削籍为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则以“科索往来财物，怨声载道”等错误给予革职闲住的处分。高第受阉党保护，没有给处分。不过，他也不安其位，屡次“乞休”，被免职归乡《明熹宗实录》，卷64。。因为宁远打了胜仗，此次受处分的比往次要少得多。
明朝统治集团对宁远保卫战的胜利的确是兴高采烈，上自熹宗，下至群臣，纷纷发表见解，力图总结它的成功“经验”，以利恢复失地，其中也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一谈到胜利，群臣们必先归功于以玩乐为能事的熹宗，赞颂他“本之以忧勤，出之于镇定，悬有功之赏，严失事之诛，圣谕一颁，士气百倍，无何而宁远捷音至矣！”《明熹宗实录》，卷63。所谓“忧勤”、“镇定”之说，都是无事实的吹捧。所谓严赏罚，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何时不严？如重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兵败被诛，其下将领因败因逃而被逮被杀的更不在少数。尽管用重赏罚的手段，仍免不了一再溃败，而宁远之战又岂能只靠严赏罚而取胜？因此，这种议论不过是信口谄媚之词。又有的说，此役全赖熹宗“精文武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明熹宗实录》，卷64。选择好人才，委以重任，的确是胜利的一个因素。如袁应泰、王化贞等人平庸无才，招致辽阳与广宁之惨败。孙承宗、熊廷弼等人是杰出人才，但他们都未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个被排挤下台，一个被陷害致死。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他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才有宁远之捷。群臣认为熹宗对袁崇焕“委任专，事权一”，道理讲得对，但与实际情况不符。高第令袁崇焕撤退关内，遭拒绝后，遂弃而不管。而朝廷方面，诸臣纸上谈兵，议论数日，也拿不出善策来，只得放弃不管，听任存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袁崇焕全权指挥，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上面廷臣的横加干扰，他的才能和战略思想得以发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2）
熹宗几次下达“圣谕”，就宁远之战并联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战役胜败，讲了些实在话。他说：宁远战役以前遭到多次失败，“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复何时？”这正说中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政治黑暗《明熹宗实录》，卷64。。但这种现象在宁远城内却没有出现。正如这位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得法，有满桂等捍卫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明熹宗实录》，卷62。。这说明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一句话，开明的政治激发和动员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保家乡，求生存，促成了宁远军民同仇敌忾。这是制胜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使熹宗和廷臣们多少已认识到，从前没有不可守之城池，关键是无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明熹宗实录》，卷63。。
以上情况反映了明朝统治集团对以往失败和宁远胜利的原因已有所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不那么深刻。宁远的胜利，除了袁崇焕指挥得法和将士用命、百姓支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这一点，在宁远战斗进行中连袁崇焕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每每提到军民奋战，特别强调他的将领如何英勇，不惧怕牺牲等等，对于大炮在军事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决定战争的胜负缺乏足够的估计，也就是说，他对于火器将影响或改变“作战方法本身”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还没有提高到战略地位给予重视。但宁远之役结束后，他很快就意识到大炮等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年冬，他同赵率教等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就向朝廷提出了关于对后金作战的基本方略。他说：
“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这里，他认识到旷野厮杀、搏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手段。
举世皆知，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据史载，早在唐代已将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原始的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后，历代虽有发展，但很缓慢，刀戈矛弓矢仍然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到明代，火器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同善于骑射的蒙古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推动人们不断改进和制造新式武器。明人利用历代有关火器的技术，制造出诸如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铁枪等多种武器《明世宗实录》，卷314；卷316。，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明世宗实录》，卷190。。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明熹宗实录》，卷29。。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
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以上统计数字，见《明熹宗实录》，卷15，13～14页。。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明世宗实录》，卷154。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便于携带，机动性差。在对后金的作战中，曾把这种武器大量地运往辽沈地区，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3）
首先，明军的布阵法与火器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每临作战，明兵出城布阵，火器列于阵前。当战斗打响后，明兵先施放火炮，曾给后金兵造成杀伤。但很快就被后金兵识破其中弱点，便采取新的战术，即当明兵发射火炮时，其“铁骑冲突，如风如电”般飞驰而来，迅速地冲过了射击线，炮弹往往落在骑兵的后面，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明熹宗实录》，卷11。后金兵有时故意躲开明兵第一次火炮射击，当它正准备放第二炮时，后金迅即发起冲锋，如狂风席卷而来，没等明兵燃放第二炮，阵势已被它冲垮。这就是说，火炮失去安全保障的设置，双方短兵相接，明兵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凶猛冲杀，火炮顿时失去了作用，还都成了它的战利品。
其次，佛朗机等火炮本身尚有严重不足。例如，射程不远，除了大型的火炮，一般射程为百余丈，还赶不上后金强手的弓箭射得远。因此，旷野作战，明兵炮手往往成为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三，由于当时明人技术不精，制造粗疏，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常发生点燃炮药时，炮身炸裂的事故，火器报废，操作者亦被炸成死伤。
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直到广宁之役，明朝的火器多落于后金之手。例如，广宁弃而不守，储藏的大量军火武器亦弃给了后金。所以，多年争战，明朝火器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天启初，一种新式武器——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开始传入中国。它比之佛朗机和中国自造的火器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射程远，是当时任何一种火器都无法比拟的。在宁远城上，罗立指挥轰击距此五里扎营的后金兵，一炮射去，炸死数十人，迫使其移营。显见它射程远，威力大。明人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徐光启集》。对西洋大炮颇有研究的兵部主事孙元化主张用此炮抵御后金的进攻。他指出：“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唯恐不近西洋之铳。唯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明熹宗实录》，卷62。他说得很对，不愧为火器专家！从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弓矢是刀枪的延伸，在战斗中，弓矢优于刀枪。因此善使弓矢的后金兵常胜，而专使刀枪的明兵累累失败。铳炮又是弓矢的延伸，更优于刀枪。但中国自造的铳炮射程不远，甚至还不及后金的弓关的射程，仍然不能取胜。只有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才能解决问题。
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西洋大炮，前后共三十门。朝廷很重视，寄希望于此炮，以打败后金的进攻。特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掌握操纵大炮的技术。不久，就将这些大炮投入现役使用。其中十八门留京师，一门在试放时炸裂，余十一门“调往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63。。这十一门大炮是否又发往宁远？据《明季北略》，卷二载：宁远“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轰击后金。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也证明，宁远被围前夕，有十二门大炮尚在城外《徐光启集》，210页。。他所说十二门，可能记忆有误，或笔误。还值得注意的是，精通西洋火器的彭簪古被调到宁远任火器把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证明发往山海关的十一门大炮，接着就调往宁远，似无疑问。此时正值孙承宗任经略，他一向重宁远，为加强山海关的这个前卫的防御能力，把十一门大炮运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把大炮安在城外，还是置城上，是关系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天启元年五月，徐光启就明确建议，对付后金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坚守城池，“凭城击打”。他特别强调：“万勿如前，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他提出：“建立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熹宗实录》，卷5。他的门生孙元化也说：如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明军若守不住阵地，反被敌人夺去。这是以往的一个严重教训。因此他们主张大炮应进城，安在设方角的敌台上，便于调整角度射击。以台保护火炮，而炮手也不受到后金骑兵冲击，从容操纵《明熹宗实录》，卷62。。因为有坚城为依托，不管后金骑兵如何勇猛强大，在坚城面前，只能碰壁。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两者互为依存，最能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
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的这一军事思想，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具有不容低估的军事实用价值。真正把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是袁崇焕。但当时不少人还认识不到大炮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当大炮运到宁远时，有的主张只能在城外用，有的主张毁弃，即使后金得到它，也不能再用。袁崇焕与彭簪古坚持将大炮移入城内，安在敌台上。宁远城的建筑与其他城有所不同，它是根据西洋炮台造法而建的。全城为方形，于城四角各造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连接。这四座敌台即形成“在城之城外”之势，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到城墙下，一台与另一台则形成交叉火力，使敌人遭到杀伤。一般的城墙建筑，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要敌人到了城下，铳炮角度受到限制，就无法发射。所以宁远的敌台即四角台都照西洋法改制，“形如长爪，以自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明与后金在宁远的较量证实了这种敌台的优越性。当后金兵冲到城跟前时，“门角两台攒对横击”即交叉射击，给予很大的杀伤《明熹宗实录》，卷65。。后金还根本不了解这些新式大炮的厉害，毫无顾忌地密集在一起，蜂拥进攻，这给西洋大炮轰击屠杀创造了条件。只两天，就打得后金兵再也不敢靠近城前，甚至不敢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扎营！
这就是依坚城与用大炮的新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为表彰西洋大炮的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其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职衔《明熹宗实录》，卷64。。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4）
后金所以失败，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错误。它的长处是利于平野奔驰，以箭术取胜。曾目睹过后金兵作战的朝鲜人李民惊叹：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尤其在“平原易地，决不可与其争锋”。［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49页。攻坚却是它的短处。努尔哈赤还不懂得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继续用他的一贯战术，以为一攻即下。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铁骑冲到城下，即刻碰壁而回。明兵坚守城池，用大炮对付后金骑兵，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努尔哈赤却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仍用旧的方式组织进攻，难免不吃大亏。
努尔哈赤的失误招致了后金军事上的严重损失。正如汉官刘学成所分析，后金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有三年多没有作战了，将领也变得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不精。努尔哈赤本人为以往的胜利所陶醉，轻视明兵不堪一击，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所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备战不足，一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特别是遭到明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便手足无措，只攻了两天便匆匆撤退《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带有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向辽沈进军后，他一再发动进攻，就不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恰恰相反，他把女真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强加到广大汉族人民的身上。而他和后继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旨在一步步夺取土地和人口，踏着千万人的尸骨登上东北地区直至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战争的掠夺性、新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辽东人民不断叛逃，甚至公开反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努尔哈赤实行屠杀、武力镇压，更深深地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汉官们纷纷指出，辽东人叛逃，都杀了怎么能行？不如带他们去打明朝，以汉攻汉，对后金是有利的。又指出，占领新的地方，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前者为上策《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内部对政策的讨论，反映了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后金进入辽沈初期，在广大的汉族人民包围中，它是很孤立的。它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巩固下来。后金在宁远的失败，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战争，迟早会遭到失败。
袁崇焕的胜利，表面看是胜在坚城与大炮，但归根到底，也是胜在动员和组织军民参加战斗，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前面的材料，我们看到全城百姓动员，拿出被褥、柴草、木头等支持抗战。以往各城失守，内部混入后金的“奸细”，直接破坏了明军的防御。宁远城内也混入了“奸细”，但袁崇焕号召百姓，严密查奸。在各兵登城后，他迅即“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明熹宗实录》，卷67。有个“奸细”叫武长春，混入“城内潜住”。他很快发现“袁兵道关防甚严”，各处街口、巷口都有人把守，无法活动，便逃出宁远，潜往北京，被缉获，经审问，他交代受命侦探明军虚实《明熹宗实录》，卷64。。武长春在宁远呆不下去，无处藏身，足以证明那里的群众发动得好，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宁远战役，使刚刚建立的宁锦防线初步经受住了考验，它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发挥火器的威力，是阻止后金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从明朝方面所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改变，已经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它反映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的进步。后金的进攻方式和使用的武器，仍属于古老的传统打法，二者相比，显出它落后于时代的明显差异。战争不单单是人心向背、政治力量消长的对比，而且也是物质力量即武器优劣的对比。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明与后金的战略战术都在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变化，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新的竞赛！中编
明、清（后金）的战略相持
（1627—1643年）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1）
1626年（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因病逝世了。他的第八子皇太极接受众兄弟子侄的拥戴，顺利地登上了汗位。他就是为清朝开国立业的第二代君主——清太宗。次年，改年号曰天聪。从此，后金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努尔哈赤逝世两个月后，十月间，忽报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等三十四人赴沈阳，一为努尔哈赤吊丧，一为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不禁使人惊讶。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袁崇焕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化干戈为玉帛，向后金表示了和好之意。但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机会探听后金内部虚实，想直接试探对方是否有议和的意图。袁崇焕锐意恢复明在关外的疆土，他制定了一条“恢复之计”，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和谈作为战守的辅助手段，有利于实现他的“恢复之计”。他派代表团去沈阳的真意原来如此。
思想敏捷的皇太极完全掌握了袁崇焕的脉搏，也就顺水推舟，极为热情地欢迎这些陌生的来客，以丰盛的酒宴和慷慨的馈赠款待他们，还让他们参观八旗兵的雄姿盛容，极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傅有爵一行在沈阳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才返宁远。临行前，皇太极派遣方吉纳、温塔石等七人随明使回访袁崇焕，献上貂皮、人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明确提出两个政权言归于好的原则，要求袁崇焕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能考虑具体设想《清太宗实录》，卷1。。
皇太极从一开始就对和谈持积极的态度，时时表现他对此事的热心。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和谈表现出越为迫切的心情，不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频频向明朝传达他要求停止战争、实行和解的良好愿望。人们不禁要疑问：一向以进攻取胜的后金仅遭到一次宁远失败，为何一而再地求和？他是真求和，还是假求和？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从来都不会因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结束，何况明与后金的战争正处在胜负难解的阶段，双方任何一方都不会自动找上门要求议和，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确，古往今来的历史充满了种种复杂纷纭的现象，但只要作一认真分析，也就不难揭示它的真谛。
首先要看到后金所处的形势及国内状况。到努尔哈赤去世前，它已经领有广大的疆土，与明鼎足而立。它的东南已达鸭绿江，与朝鲜为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越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就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形势。他把明朝当成主要“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为了摆脱被包围的险境，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先把都城从偏僻的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又从辽阳再迁沈阳。努尔哈赤采取军事征服的政策，希图依靠它的八旗劲旅，先征服它的主要敌国——明朝，然后征服其他两股敌对势力。但他的这个战略目标远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继承者皇太极更深刻地看到后金所处的险恶环境。他曾对其兄代善说过：“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并把它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在努尔哈赤晚年，后金与朝鲜虽没有触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朝鲜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并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明朝对后金的战争。这使后金深感一个同明友好的朝鲜的存在，已构成它的心腹之患。处于分裂状态的蒙古有一部分被明拉拢到自己一边，经常威胁后金的侧翼。努尔哈赤倾注全力攻明，夺得了辽沈广大地区，从而取得了牢固的立脚点。这是后金浴血奋战所获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胜利。但是，皇太极看到，随着对明战争的扩大与深入，后金势必受到朝鲜与蒙古的牵制，不能放心大胆地同明争战。因此，如果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解除朝鲜与蒙古的“内顾之忧”。欲达此目的，就要缓和同明的关系，即暂时放弃对明的大规模进攻，以和谈的策略稳住明朝，以便使自己腾出力量进攻朝鲜，剪除腹背心患，再进而降服蒙古。这样，它就会突破“四境逼处”的险境，全力以赴和明朝争衡。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2）
从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皇太极认识到，后金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明朝。宁远战役的惨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天聪二年（1628年）有一份佚名奏本，对双方的强弱之势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南朝（即指明）历代二百六七十年，武弱文强，法久弊生，上下欺罔，贿赂公行，至万历末年而纪纲大坏矣。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河东，已成破竹之势，怀疑中止，是皇天之所以留大明也。”经天启七年明日见衰败，“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奏本》。从全局看，明朝经年用兵，弄得兵疲财尽。但是，它把全国的物力、财力与兵力集中于一个局部地区，还是相当充裕的，明朝苦心经营山海关和辽西宁锦防线，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所投入的兵力和粮饷及武器装备都绰绰有余，足以抵挡住后金的进攻，即使拼消耗，也不会在短期内伤损它的元气。明人曾分析双方强弱，说：“我兵虽少，有民不患无兵；奴众虽强，能守即不为弱。”《明清史料》乙编。这意思是说，明朝有众多人口，是兵力源源不断的来源。后金虽然一时强盛，如果能守住已得领土，还不会衰弱下去。反之，它不能守，就会被庞大的明军吃掉。这一点，连后金内部的人也认识得十分清楚，认为“中国众大，未易卒国”。《明清史料》甲编。因为“他家（指明朝）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皇太极至晚年曾兴叹：明朝“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这就决定明朝不能速亡。
同样，由于后金本身的力量有限，也不能速胜。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及汉官们都认识到，后金“地窄人稀，贡赋极少”，财力不足，“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陈言图报奏》。。每当出兵之际，“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指明朝）。’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事奏》。但抢掠并不能保证生活的来源。为了出征，不得不“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后金的另一弱点，兵力不足。为弥补兵员，不管老幼一律征兵，“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甚至一家生三四个儿子都得“当差”，而“老子差事不去”《天聪朝臣工奏议》，《扈应元条陈七事奏》。。未成年的少年即当“壮丁之差”，而老至六七十岁，连有残疾的人亦不能免壮丁之差《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当差”，即当兵。据朝鲜记载，后金国从十岁小儿，到七十老翁，无不从军朝鲜《仁祖实录》，卷45。。百姓所受征兵打仗之苦是相当深重的。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积极性无从发挥。尽管动员“全民”皆兵，其兵力来源不能不受到人口少的限制。辽东地区总人口以“百万生灵”为最高额数计《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未议奏》。，按后金满洲三丁抽一《清太宗实录》，卷17。，蒙古三丁抽一披甲《清太宗实录》，卷55。，汉人十丁编兵一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丁文盛等谨陈愚见奏》。等规定计算，它进关前的最高数才有十四万六千余名。这点兵力是不能与明相比的。前有广宁之役，一城驻军即近十三万。
后金不仅财用不足，兵力不足，而且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实行错误的政策，加深了内部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造成国势不稳，在政治上削弱了它的控制力量。他的败政，集中表现为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特别是在进军辽东过程中，大肆屠戮汉族人民，因而也遭到汉族人民与明兵的强烈反抗。这方面的事实在《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都有大量记载。他去世后，许多大臣都持批评态度，以此为教训，设法改善政治。汉官宁完我提出，过去“策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因不得人心，而不能再向辽东之外扩大。努尔哈赤时，辽东人多逃亡，“不知昔年去者，皆因杀戮之余，故痛心切齿，宁死不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条陈时事奏》。到皇太极时，汉官胡贡明尖锐指出：“今我皇上凡有出兵，房屋烧毁，土地荒芜，如此行事如何使人归心，而上天乐助与乎？”《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所有这些，都是弊政，给后金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从而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即所谓“家邦未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张弘谟等乘时进取奏》。。
宁远之战暴露了八旗兵的许多弱点。“野地浪战”是后金的优势，而“南朝万万不能”。在宁远战役前，明兵一直采取对阵的打法，连连失陷领土。袁崇焕总结以往的教训，改变战术，变野外浪战为“婴城死守”，后金骑兵在坚城之下，迅即丧失优势，无所施其技。其步兵亦缺乏攻城经验，它们以往同明兵的胜负决于城外战场，攻城则非所长，“每每弗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攻城之计，为不得已”，而又为“兵法所忌”《明清史料》甲编，48页。。所以，它在宁远遭到重创，并不奇怪。宁远战役，第一次给后金以重大教训，使皇太极和他的谋臣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的极限，光靠单一的军事征伐不能解决问题。他曾批评汉启心郎说：“尔汉启心郎、生员等，动则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天与我以有限之兵，若少亏损，何以前进？为此说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此奏何益！”《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这就需要时间，积蓄力量。同时，要开展政治斗争，实行新的策略，配合军事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战胜明朝。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3）
基于以上原因，皇太极重新制定了对明朝的基本方针。天聪二年一份佚名奏本说得很清楚：“我国处南朝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所谓“讲和”，就是要以“逊顺其词”，要明朝同意他们的求和要求。而明朝“贿赂积习难除，日久而玩愒必生，明知明踏势所必至，待我国益富，兵益强，乘间自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兵法所谓卑骄利诱之术也。”所说“自固”，就是“修我政治，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惟求实利，此吃紧之要着，自固之上策也。”《明清史料》首本，48页。讲和，是外交的基本方针；自固，则是内政大计，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达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为最后入主中原准备条件。这就是皇太极实行新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从天命十一年十月开始，皇太极第一次通过袁崇焕向明朝试探讲和的可能性，同时也表示了后金要求和解的愿望。以后，他对讲和愈发迫切，倾注了他的热情。他除了与袁崇焕频繁书信与人员来往，还不断给明朝督抚、太监、边境守堡官写信，通过他们向朝廷转达他的求和之意。他也通过蒙古为后金与明疏通关系，以促成和解《天聪实录稿》残页。。甚至还鼓动朝鲜出面，“绍介其间”，为双方斡旋。明与后金讲和对朝鲜有利，当然它很积极帮忙，希望明朝接受后金的讲和要求周文郁：《边事小记》，卷3，《朝鲜国咨三》。。皇太极一方面“谦逊”其词；一方面，主动提出议和的具体条件。开始，他提出的条件可概括为三条，一是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即明应当承认战争是由它挑起来的，后金是受害者；二是双方划分疆界，以山海关为界；三是明赔偿后金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目是：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和好之后，明每年赠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给对方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东华录》天聪元年元月。。无须谈判，这个要价甚高的条件，明朝是不会接受的，因而遭到完全的拒绝。皇太极再次让步，在政治上降格，把他列于明朝皇帝之下，高于明臣之上。经济上，将上次所提各项“礼物”均减半《明清史料》甲编。。为了诱使明朝同后金讲和，皇太极不惜一再降低条件。他在天聪三年郑重表示，去掉自己的年号，而写为己巳年，意为奉明朝为正朔，请求为他铸大金国印。据天聪六年实录稿载，他提出只比照明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之例，“请封王位”，只“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转引自李光涛《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载《清史论丛》第二集。。至于双方讲和礼的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再行削减。疆界也改在三岔河为守。
皇太极求和的心情如此迫切，甚至达到委曲乞求的地步。表面看，他是真心诚意的，无半点虚假。应该说，他求和是真实的，但这是他的政治需要，不仅符合后金当时的利益，也符合它的长远利益。他的谋臣对此作了深刻分析。汉官胡贡明说得好：“如果和成，非独南朝之利，实我国之利也，亦非眼前之利，实子孙长久之利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高士俊进一步指出：“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因此，“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也就是说，“休兵养锐以俟天命”，对后金来说，“甚为长算”《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江云深议决和成否奏》。。综合以上见解，讲和从根本上讲，对后金是有利的。首先，它为后金赢得“自固”的时间。由于停止战争，使后金获得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其次，讲和后，双方从事贸易来往，特别是后金从明朝方面得到它所急缺的物资与技术力量，有利于增强它的实力。再次，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讲和后，会使明朝产生懈怠，对后金不为备，其内部矛盾则会进一步发展激化，从而削弱它自己的国力。这就不难看出讲和是后金的一项新策略，并非是它对明的政策的根本转变，不过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金求和毫无诚意可言。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4）
明朝始终无意讲和。在明朝方面，是袁崇焕最先提出讲和的想法的。他于宁远之役后，九月间巡历锦州等地，得到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立即向朝廷作了报告。同时他提出，“乘其位署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欲使其内部冲突，所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他打算派一人前去沈阳行此计，如能成功，则“贤于十万甲兵，乘势以觇彼中虚实”。请求熹宗许以“便宜行事”。熹宗完全同意，“悉听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1。。事后，袁崇焕解释此举的意义，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熹宗一度给予谅解，但朝廷重臣大多都反对议和。他也改变想法，说：“向日款议，虽宁镇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尝许。”谈迁：《国榷》，卷88。既原谅袁崇焕议和的“深心”，朝廷又不接受后金的议和要求，表明了拒绝的态度。为此，他屡下旨意，警告袁崇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卷74。就在袁与后金互有接触，商谈讲和，皇太极派大军入侵朝鲜，朝廷大臣们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完全是“和议所致”。袁上疏自辩，强调他正是“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当敌人侦察到这里的情况时，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已修筑完工，“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经此辩解，熹宗没有追究。袁的一番话，清楚地揭示出以他为代表的主和者们，亦毫无诚意可言，他们是将此作为一种手段，缓和后金的军事进攻，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山海关外的防御。因此，皇太极无论派人、送信往来，无论词句如何谦顺，都被他扣压，不报朝廷。崇祯即位后，他对袁崇焕以讲和为策略手段并不反对，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后来，崇祯态度一变，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片字！”《明清史料》甲编。连策略手段也不讲了，明确反对议和。明朝“不肯轻和，以复仇为志”，力主剿灭后金《明清史料》丙编。。又下“须连根尽拔，方能释憾”之旨，与后金不两立。明朝君臣每每以宋朝与金朝议和为戒，认为讲和就会造成新的南北朝，与它平分天下，这是它绝对不能同意的。不管皇太极怎样引诱，他们都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中计上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皇太极委托各个方面转呈明朝皇帝的信，如石沉大海，没产生丝毫回音。这并不影响后金的新发展。皇太极一面要求明朝跟他讲和，一面进行战争。用军事力量伐明，直至亡明，是后金的既定方针。努尔哈赤攻下广宁时，曾说过一句话：“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这是他的至理名言，实则是后金对明的基本方针。皇太极即位后，完全执行了这一方针。即使双方达成讲和协议，停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后金谋臣们都很清楚，“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亦“无久蔽之明”，明朝人看到“我不以大事为意，杀掠寒心，各怀固守之情”。而后金渐渐也变得“志怠”，多少年后未必如当初那样强盛。事物是变化的，强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强弱无不翻之局”。明朝作为大国，不会永远贫弱；后金地处辽东一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也不会久盛不衰《明清史料》丙编。。后金图生存，求发展，就需要不停顿地向明朝进攻，要趁它衰弱之际，加速它的灭亡过程。一句话，后金就是靠进攻明朝才能生存下去，否则，“沈阳无久安之势”《明清史料》丙编。。而明朝以消灭后金为目标，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它随时会调动大军兴讨。皇太极说：“我虽欲静，敌（明）岂肯听之？”《东华录》天聪四年九月。这种逼人的客观形势，亦给后金造成欲罢不能之势。因此，明清（后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宋金战争，它一直持续下去，以明亡而告终。其根源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