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1）
宁远之役是后金与明朝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自萨尔浒激战后，后金展开战略进攻，一直造成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它从今辽宁北部的开原、铁岭，经沈阳、辽阳，推进到海城以南的辽南地区；再跨辽河，西下广宁，追击明兵于宁前，军事势力一度达于山海关前的长城脚下，从而把它对明的用兵推向高峰。在它的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之时，却在宁远城下遭到明兵第一次重创。明兵凭坚城用大炮挡住了它的凶猛进攻势头，迫使它从战略进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以至在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能再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宁远战役，对明与后金的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以此役为转机，开始形成双方在辽西对峙的新局面。而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再度遭到失败，标志着这一对峙局面亦即战略相持的最后形成。
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遣大军侵入朝鲜，迫使其屈服，暂时解除腹背之患，从此，后金可以一意向西伐明。后金侵朝的战略意图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登莱巡抚李嵩很有远见地说：“夫虏之恶鲜，以鲜之服我。关、宁在前，乐浪（指朝鲜）在后，虏实有意西向而忌其尾之也。”谈迁：《国榷》，卷88。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入朝之役历时仅二月余结束。三月，大军返回沈阳。这时，皇太极得到一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实行屯种，作固守的打算。他意识到，明修城筑堡，屯种土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是阻挡后金继续西进，一是作为恢复旧疆的前哨阵地，这必然直接威胁到后金的生存。他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兄弟子侄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或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克。五月六日，他下令七兄阿巴泰、侄儿杜度等留守沈阳，而自率大军朝锦州方面进发。
明朝对后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年的战争，痛苦的教训，已使明朝深刻认识到后金绝不会停止它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也未使它感到轻松，掉以轻心。相反，它以疑惧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备战的观念在明统治集团中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到秋收季节，它更担心“彼（后金）日日能来，我刻刻当备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0。这反映了明对后金怀有很深的疑虑。身在抗金斗争最前线的袁崇焕正确估计到“（后金）若犯，必攻锦（州）、宁（远）”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防奴”的基本指导思想，说：“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池深，利兵坚甲。”《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他又向皇帝疏陈辽事“治标治本”方法，提出了防守锦、宁及山海关的战略。他指出，后金兵远来，利在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而明兵只须“一味死守”，使兵临城下的后金兵无法与它交战，而陷入困境，只有使它陷入困境，才能有办法把它打败。他说：“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以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这就是“治标”之法，是从战术上说的。所说“治本”，则体现了带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往年用兵辽东，或二十万、三十万，他用兵只须六万余，且多用于修筑城池，防御兵力还是“以辽人守辽土”，兵虽少，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西部蒙古以抗拒辽东的后金。每年屯种收入增多，可以减少海运的麻烦。实行“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去惰以为用，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以此方略“治本”，就会足食足兵，“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20～21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0，14～15页，所录为简，唯《两朝从信录》照原疏录入。。
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2）
（一）筑坚城。明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凭坚城固守。后金兵一经从宁远解围撤兵，袁崇焕等就请经费大修城堡。特别是宁远以东诸城被后金兵破坏得十分严重，极待修复。他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三人并马巡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并及以东地方，所见各城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到“白骨累累，残冢依稀”《明熹宗实录》，卷71。。袁崇焕认为，把这些被破坏的城邑重新修复具有重大的经济及军事意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从山海关到宁前长二百里，但北负山，南临海，其狭窄处不及三四十里，在这条狭长的走廊地带驻兵六万、马三万，还居住商民数十万，地狭人稠，“无以为耕”，全靠内地供给，就会造成供不应求，民贫而士马不强，而且“人畜错杂”，更易生灾害。因此，他建议筑锦州、中左所（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三城，可使明兵再向前推进一百七十里，从而扩展了兵民的生计。兵民屯驻诸城，“且耕且练”。后金兵若来，“我坐而胜”；它若不来，亦坐守自困。这三城“皆系扼要之区，为我进取之地”《明熹宗实录》，卷75。，能否建成，“天下之安危系之，此三城不得不筑，筑而立刻当完者也。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故“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根据袁崇焕的计划，从天启七年正月开始动工，同时修复，议于一年内并力完工，合计工时，拟以四万班军分班筑城。在三城动工修复前，从山海关到关外已有各城继续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明熹宗实录》，卷79。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濬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明熹宗实录》，卷73。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明熹宗实录》，卷75。袁崇焕还计划于宁远再添筑两座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宁远以东，仍安哨探，就地为耕，一有情况，就集中到宁远固守《明熹宗实录》，卷63。。袁崇焕说：“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明熹宗实录》，卷79。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熹宗鉴于“文武不和”，欺隐朝廷，特于天启六年三月四日作出决定，设“镇守内臣”随军参与军务：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都在山海关驻扎。他们的任务是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据实直写，密封起来，随时驰报皇帝。实际上，这些太监充当特务，监督文武将吏的言行。熹宗这一决定使内外百官感到震惊，纷纷上章奏，反对此举，要求收回成命。熹宗逐一驳回，置之不理。太监监军又成为明末一大弊政，迅速破坏明的政治、军事。见《明熹宗实录》，卷64，4～6页。在写给熹宗的奏疏中，报告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明熹宗实录》，卷71。
（二）兴屯田。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袁崇焕以此兵法为据，主张在建城守城同时，实行兵民屯田，以减去“千里馈粮”之忧，就地取军饷，“以省运饷”，则“舆情咸顺，美利可兴矣”。其办法是，从国家供应关外驻军的粮食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把它折成十万两银，解至宁远，专作买牛及耕具的经费。此事由深通屯田之法的文职一员“专董其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但熹宗认为，军情紧急，不知后金何日突至，“正当厉兵秣马，严以防御，屯田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细阐述屯田的必要性及与防御的关系，要求批准实行。在这篇疏奏中，他提出屯田“七便”与不屯田的“七不便”。举其要者，全辽兵食全靠天津截漕供应，而国家储备日减，不能保证供给。此兵食经由海运，河北与山东百姓很受拖累。兵不屯种，无家可依，亦无固守之念。此地不出粮，故食价日贵，便涌到蓟门贩运，而夺蓟门之食，致使蓟门因辽无粮受到冲击，处境困难。屯田的好处很多，例如，兵以屯为生，可以长久居此，使外籍兵变成“土著”即当地人，又无征调的骚扰，通过屯种，把那些“游手之辈”淘汰，使兵更精。屯种则有草有粮，人马足食，使一镇富强起来。城堡周围土地都开垦耕种，地与地之间，有沟有坝，有封有植，高下纵横，逼使后金骑兵不得驰奔长驱《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力主屯田兴利除弊，终于说服了熹宗，表示赞许，但叮咛他“悉心区处”，免致错误。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3）
（三）以辽人守辽土。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时，在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土的议论。但他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所用兵必征调于外省。而到孙承宗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应当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他把这一问题提到关系大明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的确，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认清这一点《明熹宗实录》，卷19。。他的部将赵率教悉遵这一方针，曾招抚流亡辽人至五六万，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不能从军者，给耕牛种子，大兴屯田，收到显著效果《明史•赵率教传》，卷271。。在孙承宗去职后，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土的方针，全面加以贯彻。他说，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从外省调募之兵，往往裹足不前，即使勉强到了前线，不但不能援辽，反为扰乱辽人。这一点，连官方也承认“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操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明熹宗实录》，卷4。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也指出，“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字”，《明熹宗实录》，卷4。“东人最恨客兵”《明熹宗实录》，卷4。。基于以往教训，他要求破以往成议，将外兵撤回，“即招辽人以填之”，于彼此两利，此事“不容时刻缓也”《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指出外省兵不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里仅举一例。据天启元年三月一份官方报告，专文谈到外省援辽将士畏缩不前的种种窘况。该报告说：“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如，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令其从海上和陆路抵山海关援辽。虽定以时限，仍违期不按时到达，朝廷不得不再下令规定日期，逾期不至者，轻者罢官，重者以皇帝的尚方剑问斩。还有浙江守备胡良相等领兵千余名，到京后不肯出关，挟索二三月兵饷。管大藩部将钱国卿所领江南水兵在北上途中几乎逃尽。淮兵至登州，将渡海援辽。但他们“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而不渡海。守备李际阳上舟督促，几乎丧命《明熹宗实录》，卷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也难怪，人民厌战，谁肯为统治阶级卖命！他们应征援辽，远离故土，来到寒冷的关外，不耐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们既畏惧路途之遥，又畏惧生活之苦，更有阵上伤亡的危险，有谁愿意来呢！但君命难违，将令不可抗，他们还是一批批被驱赶到关外。实战证明，他们无心战斗。正如袁崇焕所说：“南兵（指江南人）脆弱，西兵（指山西、陕西等人）善逃”，因此每战略抵挡一阵，就溃败下去。他总结历次用兵的教训，提出“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七年四月，他在给熹宗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用辽人”的主张，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盖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御史汪若极也赞成“用辽人守土”的方针。他说：辽民归附的已达十余万，应选拔其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明熹宗实录》，卷72。。熹宗很赞赏这个办法，他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益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指外省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明熹宗实录》，卷73。
用辽人守土之议，发端于孙承宗，而大力推行并收到实效的是袁崇焕。他不仅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而且从理论上和战略的意义上详细加以论证，这是孙承宗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四）选将分守要地。关外以宁远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右、中后、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中左诸城，形同臂指，势如联珠，各新旧城堡皆选将置兵，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辽东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原称经略，自天启六年三月改称督师。见《明熹宗实录》，卷64，30页。，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仍驻宁远。在他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猛将，他们都是在同后金的激烈争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显赫军功而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防御后金、维护关门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他们忠心耿耿，勤勉任事，加紧防御建设，仅在宁远战役前后一两年内，从山海关到关外数城均建设得坚固，防御设施亦甚周全。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4）
但在加紧备战过程中，关外诸将特别是在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宁远战役后，袁崇焕“志渐骄”，与满桂不和《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原先他们“同心戮力，共保宁城”，袁对满桂的廉洁和奋勇敢战的精神极力称道。可是从天启六年四五月开始，两人因意见不合，不能和衷共事。他上奏指责满桂：“不喻臣意，而通镇（指宁远）之人无所适从，皇皇者两月。”《明熹宗实录》，卷67。两人的矛盾迅速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袁崇焕参劾满桂：“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明史•满桂传》，卷271。朝廷为解决两人的矛盾，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京。辽东督师王之臣闻讯，急上疏，极力陈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用之才不宜置之无用之地。”恳求把满桂留下，可调到山海关，回避同袁的矛盾《明熹宗实录》，卷67。。朝廷原则上批准了他的建议，但这引起了袁的强烈不满。第一，他不同意把满桂留下，亦反对调到山海关；第二，王在奏疏中揭了袁的短处，使袁很恼火。他计无所出，就以“体弱多病”为由，要求“乞休”，回家养病《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王之臣也“以满桂一事，意见各异”为由，不能与袁崇焕共事，申请“引退”，免致不和而坏边事《明熹宗实录》，卷68。。事情越闹越严重，弄得满城风雨。朝廷当然不会批准他们辞职，而是极力做和解的工作，批评他们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目的是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即三月间，熹宗就指出：“全辽尽陷”，“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而“欺敝日甚，恢复何时？”《明熹宗实录》，卷64。他针对袁、王不和再次指出：“自辽东有事以来，皆因文武不和，致误封疆。”现在“极宜鉴不和之覆辙，破彼此之藩篱，降志相从，和衷共济”。《明熹宗实录》，卷68。还有很多大臣也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督师与巡抚两臣互不相容。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熹宗把此事交由兵部讨论，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六月六日，兵部尚书王永光会同大小九卿科道百官面议王与袁的去留问题。数十人到会，共提出了八九个方案。最后，取其折中方案，即两人都得留任，但“著关内关外分任责成”，以中前所为分辖信地，关外防务属袁崇焕，关内防务属王之臣，两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互不相扰《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皇帝的一再申饬下，加之重新分工，袁崇焕与王之臣都表示：“各捐去成心”，重归于好。袁又表态，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于是，朝廷正式下令，将满桂调到山海关，挂“征虏将军”印，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满桂传》，卷271。。七月，调总兵赵率教移驻宁远，总兵左辅先代居前屯卫，杨应乾调守中前所《明熹宗实录》，卷69。。
袁崇焕与王之臣、满桂等人闹了几个月的矛盾总算缓和下来，得到了基本解决，军心、人心也安定下来，他们更加奋力地备战。为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袁崇焕特把自己的年迈母亲和妻子从遥远的南国迁来“宁远危地”。赵率教也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迁来居住。他们俩每每向监军太监刘应坤等人说：“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既受禄于皇家，当竭尽其筋力，一念不忠，必取天厌，神明在上，君父难欺！”在他们的鼓舞和带动下，各营将领、三军“无不共力协心，争奋恐后”。《明熹宗实录》，卷71。关外的形势有蒸蒸日上之势，迎接皇太极大军的正是经过整顿后面貌一新的明军强大的阵容。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1）
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军西征，其中从征朝鲜的大军中选出精兵两万，先于七八两日渡过辽河，而哨马已至闾阳驿，兵锋直逼锦州。
还在后金侵朝战争刚结束，明朝正加强对辽西的戒备，增定大帅，命杜文焕驻宁远（官总兵，天启七年三月，令镇守宁夏地方。四月，调任宁远。因路遥远，尚未到任，后金兵已围锦州），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河，满桂照旧驻关门，节制以上四镇及燕河、建昌四路，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78。。当后金兵渡辽河的警报传来，明朝迅即调整各将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满桂移镇前屯，原驻此地的侯世禄同三屯总兵孙祖寿移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关城《明熹宗实录》，卷79。。这时，总兵赵率教尚在锦州负责筑城，责令他与副将左辅、朱梅、监军太监纪用等“婴城固守”《明史•赵率教传》，卷Z71。。袁崇焕奉命驻宁远，“居中调度，战守兼筹”《明熹宗实录》，卷79。。这些将领大多久历战阵，作战勇敢，富有经验。如满桂、赵率教、左辅、祖大寿等都经历了宁远血战，立下军功。熹宗称赞“左辅、祖大寿、朱梅俱久在塞垣，将略素著，兵民倚赖”，鼓励他们“各展心力，共保岩疆”。《明熹宗实录》，卷79。孙祖寿是昌平人，天启二年为蓟镇总兵官，驻三屯（河北遵化东六十里）《明史•孙祖寿传》，卷271。。侯世禄，榆林人，升任总兵，“勇敢精悍”《明史•侯世禄传》，卷269。。天启七年二月，朝廷为集中指挥，将王之臣调回京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以备帷幄之中，不时筹策”，而关内外兵马尽属袁崇焕调度，监军太监刘应坤随军，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6，8页；参见《三朝辽事实录》，卷17。。在袁崇焕的指挥下，驻防前线诸猛将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迎战后金兵，朝廷调发十二万兵马，其中四万守山海关、八万守关外《明熹宗实录》，卷79。，而以六万分守前屯、宁远、中后、中右四城。在这四城中，又以宁远最为重要。“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以抚臣（指袁崇焕）为安危”，而抚臣袁崇焕不得离宁远一步《明熹宗实录》，卷79。，直接指挥该城三万五千兵马，全操战守事宜，并随时支援锦州《明熹宗实录》，卷79。。
山海关城及各隘口驻军四万，兼守关与出援关外各城的任务，兵力甚为不足。兵部尚书王之臣建议，从临近各镇抽调兵马速援山海关。熹宗发布命令：从昌平调一万，以总兵李嘉训为将；从天津调五千，以副将钱中选为将；从保定调五千，以总兵王继为将。接着，又从宣府、大同两处各挑选五千兵马，随带军器火药，“星夜前赴山海，以听督臣调度”。同时，“自山西以至河南、山东及直隶地方，凡有兵马处所，俱要拣选，秣厉裹粮，整搠用备缓急”，随时听调《明熹宗实录》，卷79。。截止五月二十九日，各镇援辽官兵共三万余，已云集关门，战守皆备《明熹宗实录》，卷79。。总计以上关内外守军与援军，共达十五万以上，均为“精兵宿将”，而“关外精兵尽在前线”《明熹宗实录》，卷79。。兵器甲技、马匹、火药，无数战士“精巧工坚”，迅速发前线。熹宗一再催促粮食解往各城守军，供应充足，经过一番紧急部署，“关门城池金汤，一切防御之具堤备周悉”。《明熹宗实录》，卷79。
明朝吸取宁远之战的经验，仍然采取以固守为主的作战方针。宁远战役结束后，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辽东督师王之臣提出明兵今后作战宜守不宜“浪战”。他说：“奴若卒来，只好坚壁清野，确主于守，间用奇（即战）伏以挫其锋，未敢浪言战也。恢疆之著，一步一步，实实做去，但不可一时歇手，若务远欲速，尝试漫为，恐不能保万全，往辙俱在可鉴也”《明熹宗实录》，卷66。。当后金兵围锦州时，袁崇焕进一步阐述了主守的方针，说：“夷（指后金兵）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余年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不能。”《明熹宗实录》，卷79。他针对朝廷有人“用虏（指蒙古兵）攻奴”的不切实际的主张，指出：在敌强明弱的情况下，“不据险以守无以固人心，臣四五年间，从提督抚镇诸臣后，细心参订，可幸无败。……臣念海宇十年疲于东役，征调生乱，转输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简静精密之法，如曰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他接着说，明兵凭坚城据险而守，“奴即百万，何敢飞越？从此且耕且筑且前移，（夷）来我坐而胜；夷不来，彼坐而困，前后四年便可制胜。……臣用稳用渐，微有斟酌，本自万全。”他在给熹宗的奏疏中，严肃地批驳了“用虏攻奴”靠不住。也驳斥了“以战为守”的错误方针《明熹宗实录》，卷79。。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坚定地表示：“战则死战，守则死守，而锦义，而广宁、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何忧夷哉！”《明熹宗实录》，卷79。朝廷方面，完全赞成袁崇焕的正确的作战方略，对他的决心与勇气甚为赞赏。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2）
五月十一日，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将锦州包围起来。这时，明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刚下达新的任命，令尤世禄代赵率教守锦州，副总兵左辅为前锋官驻大凌河。还没等他们上任，后金兵已包围了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此时尚未修好，无坚可恃，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都撤入锦州固守，沿边小堡也都“归并”到临近大城，“会同关门镇臣节节防御”《明熹宗实录》，卷79。，实行坚壁清野，凡河西粮石俱搬运至锦州。有草之处，派人乘风纵火焚烧，使后金兵野无可掠以自困。
后金此次用兵，究竟有多少？各家史书记载不一。同历次用兵一样，清代最权威的官修史书《清实录》仍不载其具体数目。而私家著述有的记为“十万余骑”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29页载：“大兵十余万骑，至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又，《三朝辽事实录》卷17，24页载：赵率教报“奴子提兵十余万骑至锦州”。，有的记为十五万《明史记事本末补遗》，卷5。，还有的不具载《明史•袁崇焕传》、《国榷》等书均不载此次用兵数目。。所谓十余万与十五万之说，显然夸大了事实，不足为据。唯《明熹宗实录》记载较为可信，但也有含混之处。据镇守辽东太监纪用与辽东巡抚袁崇焕疏报；后金先于五月七、八两日渡河的部队，为它的精兵，共有二万人。其后，镇守辽东太监刘应坤报告：“闻东夷领兵系李良梅，共有四万人。”《明熹宗实录》，卷79。合计为六万左右，比较接近后金兵的实际数字。努尔哈赤去世前，后金总兵员只有九万。从他去世到这次用兵还不到一年，虽有对朝鲜作战的胜利，兵力不会有明显的增长，至多也不过十万左右，所说以十余万骑或十五万人马围锦州，与事实相去甚远。况且皇太极刚刚结束对朝鲜的战争（据明朝的报告，投入兵力也只有五六万骑《明熹宗实录》，卷79。），马疲人乏，不可能把入朝作战人员全部投入到辽西，正如袁崇焕所得到的情报，它是从征朝鲜的部队中“换班”两万精锐，再从原留守的部队中调发三四万而组成了这次征明的大军。以此可以断定，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用兵总数为五万至六万之间，与他父亲上次攻宁远所动员的五六万人马大致相当。
皇太极攻打锦州的意图，明朝中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兵科都给事中许征言说得很正确：“逆奴犯锦州不过扰我屯田、筑城，又恐我备一固，后难为力攻，及城工甫成，蓄积未厚，而引兵亟击。”《明熹宗实录》，卷79。皇太极最担心的就是明宁锦防线一经巩固，后金难以向西进兵，更无法直闯山海关。所以他不顾八旗将士从朝鲜到辽西的数千里连续行军作战，迫不及待地又挥兵西进宁锦，企图一举打破。他一方面包围锦州，一方面别遣一军越过锦州而西，逼近宁远，其目的是断绝明援锦兵马，而以主力专攻锦州。
后金兵抵锦州城外，明总兵赵率教等慑于后金兵来势凶猛，为延缓时间等待援兵，立即派出二名将官缒城而下，到后金营谈判讲和。皇太极很想锦州不战而降，自然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以礼接待来使，并给赵率教写了一封信，劝其投降，或者以礼议和，他都接受。信带回城后，迟迟不见答复。第二天，即五月十二日，皇太极下令发起攻击。兵分两路，各抬拽车梯挨牌，直冲城下，以马步兵轮番交攻城的西、北两面。赵率教、左辅、朱梅与太监纪用都身披甲胄，亲冒矢石，力督各营将领，拼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后金兵冒死冲击，城西角眼看被突破，赵率教急令三面守城将士增援，好不容易打退了后金兵的猛烈攻击。战斗从早晨（辰时）七八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戌时）七八时，城墙下，“夷尸填塞满道”，到晚上九时以后（亥时），后金兵悄悄出动，拖拉战死者尸体，堆积在原明朝筑城班军用以烧制砖石的窑里，点火烧毁。深夜时，皇太极下令退兵五里，在城西南扎营。次日凌晨（寅时），以骑兵围城，环城而行，却不敢靠近城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他还想诱明兵投降，三次派遣使者前去说降，都被赵率教拒之城外，赵率教站立城上，对城下的后金使者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皇太极很生气，传令攻城。除了增加伤亡，后金兵毫无所得！进攻被迫停了下来，皇太极再写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连写数次信，城里毫无反应。于是，后金兵又发起攻城，一连数日，仍无任何进展。
后金专力围攻锦州，料明兵必来救援，然后诱其野战，以便发挥它骑射长技，一举歼灭明兵的有生力量。但明朝统帅仍正确地估计到后金的意图，认为如发兵援锦“正堕其计”《明熹宗实录》，卷79，页30。。袁崇焕指出：“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以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只发奇兵逼之。”兵部尚书王之臣批准他的方略，下令“关外四城各当坚壁，断不可越信（地）而远援”。《明熹宗实录》，卷79，页25。因此他们不为后金引诱所动，各坚守城池，依靠自己的力量迎击后金兵的进攻。但锦州的安危又关系到宁远的存亡，锦州被围不得不救，而且后金攻围锦州不舍，发兵救援刻不容缓。兵部认为，“为今之计，急以解围为主，而解围之计专以责成大帅为主”。熹宗把“援锦之役”责成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三帅负责，其余按兵不动。《明熹宗实录》，卷79，页38。五月十六日，正当后金猛烈攻锦州时，朝廷令满桂从山海关驻军中挑选一万精兵前往锦州解围。袁崇焕建议，从这一万中再选出二千，关外选二千，共四千精骑，令尤世禄、祖大寿督兵，抄道绕到后金兵后侧，决一死战，或能奏效，另遣水师东出海上，以牵制后金《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3）
袁崇焕的布置可谓精密，朝廷原则上都予以同意，但考虑到锦州危机，亟待救援，还是责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东援锦州，从正面迎战后金兵。五月十六日，行至笊篱山，与后金兵遭遇《明实录》记该役为五月二十二日，误。祖大寿等报告和《清太宗实录》、《东华录》等均载五月十六日。。皇太极五兄莽古尔泰、济尔哈朗等奉命率一偏师前往塔山，护卫运粮士卒。它的前哨正遇到明援兵。明兵不敢前行，徐徐后退，后金兵跟踪而行，等后续部队上来，即分作两股，将明兵围于中心，满桂、尤世禄等奋力冲杀。但双方都不敢恋战，战斗很快结束，双方伤亡大体相当，总共不过百多名《明熹宗实录》，卷79，29页；又，据满桂奏报：此役，明“阵亡将士罗忠等六十名”，见《三朝辽事实录》，卷17，22页。。明援兵退回到宁远驻扎，后金兵则退至塔山屯驻。
锦州城下，后金兵持续攻击十四日，毫无进展，伤亡颇重。二十五日，皇太极派人回沈阳取援兵已到达锦州行营。休整一日，到二十七日这天早晨，他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济尔哈朗、阿济格、萨哈璘等，提兵数万趋宁远。锦州方面，暂时撤围，只留一小部分监视明军动静。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出现在宁远城北岗，执五色标旗，于灰山、窟窿山、首山、连山、南海分九营扎营，形成了对宁远的包围态势。
宁远城内，袁崇焕与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防守。城外，列车营，前掘深壕，明兵都撤到境内侧安营。满桂率援军亦于城外助守，令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在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等在城东二里列阵，整备火器迎战。
皇太极率诸贝勒来到阵前，相度地势后，说：“此地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可稍后退，以观明兵动静。”于是，全军后撤，退到山冈背侧。他的意图，是引诱明兵趁他们后撤发起冲锋，使之离开自己的阵地，给后金兵创造骑射纵击的机会，以便全歼城外援兵。但明兵“坚垒不动”，不上钩。皇太极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决定进击。他的兄长代善、莽古尔泰都力劝距城太近，无法攻打。皇太极怒气冲冲地说：“当年父亲攻宁远不克，今天我攻锦州又不克，如果遇此野战之兵还不能获胜，怎能张扬我国的威力呢？”说完，亲率贝勒阿济格与诸将、侍卫及护军等疾驰进击。诸贝勒都感到惭愧，来不及戴胄，急急忙忙拍马随后冲去。霎时间，千军万马奔腾，荡起灰尘滚滚，遮蔽了五月的骄阳……《东华录》天聪元年五月、《清太宗实录》，卷3，23页。
城下，明车营都司李春华指挥，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满桂亲督红旗，督率各营将领迎上前去，同冲上来的后金骑兵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
城上，有袁崇焕指挥，发射威力更大的西洋大炮轰击，他“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分路进杀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战斗中，死于刀箭之下的明兵以及倒毙于炮火之中的后金兵，横尸遍城外。勇冠三军的满桂在混战中身中数箭，他和尤世威的坐骑也都被射伤《明史•满桂传》，卷271。。后金骁将济尔哈朗和代善的两个年轻善战的儿子萨哈璘与瓦克达受了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清太宗实录》，卷3。。
战斗从早晨开始，持续到中午，明兵死战不退，后金伤亡越来越大，皇太极眼看没有取胜的希望，只得停止进攻，退至双树铺（兴城附近）驻营，把战死者的尸体也拖运到这里焚烧。据明朝方面当事人刘应坤的报告，后金于此役伤亡“约有数千，尸横满地”。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23页。引刘应坤战场报告。又据《明史•袁崇焕传》载，明于此役“士多死”，显见明朝伤亡亦大。因为这是一场刀枪相搏，与炮火相加的近距离混战，其双方伤亡肯定超过锦州围城战。清人评论说：明与后金“杀伤相当，尸满壕堑”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
宁远城池比之锦州更坚，兵精马壮，在数量上多于锦州，更有袁崇焕坐镇指挥，满桂、尤世威、祖大寿等猛将在城外搏战，还有火器配合，迫使后金兵无法靠近城下，甚至连攻城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经此一战，皇太极深知宁远比锦州更难攻，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作出撤军的决定，于二十九日自宁远回师锦州。
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大战的时候，锦州的明兵趁其势单力弱，突然大开城门冲杀出来，攻入后金营中，给予一定杀伤，然后迅即撤回城。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三十日，大军一回到锦州城下，立即包围起来。六月二日夜，皇太极写了一封信，射入城里，劝赵率教投降。太监纪用与赵率教回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后金营中，拒绝了他的劝降，坚持守城。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4）
皇太极劝降无效，遂于四日凌晨二三时（丑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城战，他亲临城东南二里的教场，督战攻城，数万马步兵蜂拥而上，以主力专攻城南面，其他三面为佯攻，牵制明兵，减轻主攻的压力。明兵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攻击，造成了强大的火力网。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挤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皇太极仍然力督攻城，不惜一切代价，必欲夺占全城。至中午，后金兵的伤亡更倍于前。明兵就是凭借坚厚的城墙和深阔的城壕，从城上发射火器，迫使后金兵无法靠近城墙。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在后金兵毫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皇太极才下令停止进攻。据明太监纪用报告，后金兵于当晚败归回营后“大放悲声”，含泪焚化战死者的遗体。另据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夹注《赵率教报捷疏》。。连清朝的文献也承认，后金“士卒损伤甚多”《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当时，投降明朝的后金兵“具言奴恨锦州杀伤夷众大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可见后金损失之重！
在攻围锦宁的二十四天中，后金兵伤亡越来越大，又赶上暑天（农历五月，折成公历正是最热的七月），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皇太极决定班师。当天晚上，大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完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全部毁掉，六日，至大凌河城，拆毁城墙，然后挥军引去。
后金兵刚撤走，六日，袁崇焕火速上《锦州报捷疏》云：“五月十一日，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次，无日不战且克。（六月）初四日，敌复益兵攻，城内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损伤城外士卒无算，随至是夜五鼓撤兵东行……”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近一个月内，明兵连获三次大胜利，时称“宁锦大捷”。
自1618年抚清首次交战以来，明兵一败涂地。仅在宁远城下第一次给后金兵以重创，而此次“宁锦大捷”获得了远比“宁远之捷”更为重大的战果，创造了明清（后金）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袁崇焕高度评价了宁锦战役的深远意义。他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千年未有之武功也。”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此说虽不免夸大其词，但反映了朝野上下举国欢呼的兴奋心情。
明与后金一胜一败，实非偶然。首先，从力量对比上，后金明显处于劣势。明关内外共十二万兵马，加上援兵三万余，已超过十五万，尚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前线。关外兵八万，加上满桂的援兵万余人，达到九万人左右，这在兵力上已超过后金。这正如一个汉官给皇太极的奏本中所说：明动员全国物力、兵力用于一隅之间，还是绰绰有余的。
其次，后金选择用兵时机不当。后金兵将要发动西征锦州时，兵部尚书王之臣就已指出：后金“溽暑行兵已犯兵家之忌，我惟明烽远哨，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如向年宁远婴城守故事，且河西粮石俱已搬运锦州，千里而来，野无所掠，不数日必狼狈而回。”《明熹宗实录》，卷79。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第三，明对这次战役做了最充分也是最好的准备。从上次宁远之捷后，它一刻也没有停止备战，筑城、屯田、运足粮饷，储备弹药武器，配备兵力，精兵猛将云集前线。例如，锦州解围后，尚剩米三万数千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对比之下，后金准备很差。它是在征朝鲜后听到明兵筑城的消息而仓促上阵的，可以说，无论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不足。而且它是以疲惫之卒对付以逸待劳的明兵。皇太极轻率地率军出征，大动干戈，反映了他麻痹轻敌的思想。
第四，明实行了正确的作战方略，即袁崇焕的以守为主，战为其次的方略。宁远之战时，已经受过考验，到宁锦之战时，进一步发挥了火炮和坚城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出动部队，敢打敢拼，实行战守结合，为十年来所未有过。这也反映了经过认真训练的明兵，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长。皇太极在战术上，还是他父亲的那一套打法，引明兵野战，不成，则以骑射攻坚，以车梯盾牌为攻具，怎能对付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这在明朝的新战略、新武器面前，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一点，明朝官兵同仇敌忾，敢战敢胜。特别是为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辽东人尤其英勇。巡关御史梁梦环也说：“即宁远屡捷，半是辽人摧锋陷阵者可见也。”《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如辽将朱梅、祖大寿等“皆百战百胜之勇”。这又证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针完全正确，激发他们保卫家乡的炽烈热情，就能产生巨大的战斗力！还应当指出，在宁锦战役中，明朝统治集团基本实现了稳定，大政方针较能一致，一度尖锐的矛盾较快地得到了调整，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统一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