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军德格类兵，入独石口，沿途攻略，镶蓝旗宗室艾度礼、固山额真宗室篇古攻取长安岭，杀其城守备，转攻赤诚未拔。德格类兵及吴讷格兵陆续到达此地，三旗兵合力攻之，亦未攻克，乃奔保安州，“知州阎生斗集吏民拒守，城陷被执，死之”。夏燮：《明通鉴》，卷84。破保安后，奔应州见皇太极。
四路大军于应州汇合，攻克了代州，然后分道出击：东路军至繁峙（今山西繁峙县），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八月十三日，皇太极离开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明崇祯帝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急令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宣布京师戒严。吴襄兵败，尤世威部将祖宽以七百骑战大同，斩三十余级，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大同，转攻西安堡。左营游击荣继雄拒却之。后金兵乃奔阳和。阿济格、阿巴泰、扬古利率两黄旗、两白旗兵攻灵丘县（山西灵丘），从城垣倾圮处奋击。正黄旗先登，攻克其城。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城破时，他上吊自杀，全家殉死夏燮：《明通鉴》，卷84。《明季北略》，卷10，《清兵入塞》。。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萨哈廉出略至崞县（今山西崞阳县），于城圮处攻入，知县黎壮图投降。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后金军继而又攻忻州（今山西忻县），明知州王凝力守不下，转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脩身兵败身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皇太极到大同时，曾致书大同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议和建设。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很快变卦，将崇祯帝致后金的公开信张贴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汉人、蒙古人“造反”。信上说：
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国人有得罪逃去，及阵中被擒欲来投归者，不拘汉人、满洲、蒙古，一体恩养。有汉人来归者照黑云龙养之，有满洲、蒙古来归者，照桑噶尔寨养之。若不来归，非死于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清太宗实录》，卷19。
第四部分宣府、大同运动战（3）
皇太极到了阳和，写了回信给张宗衡，轻蔑地指斥明朝的文臣武将虚诳无能，说：我入境以来，近两个月了，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东华录》天聪八年八月。！皇太极向曹、张二人叫战，请他们集各路兵出城会战，以决胜负，甚至让他们一步，说“若尔出兵一万，予止以千人应之；尔出兵一千，予止以百人应之”。《清太宗实录》，卷19。明将不敢作答。
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开阳和，攻万全左卫（宣化西），八旗合力修整武器进攻，穴隳其城。正红旗护军竖梯，亲军褚库、布丹先登城，四面守兵皆溃，斩明守备常汝忠。后金兵入城，搜剿明兵近千人。至此，皇太极乃率大军回返，从尚方堡出塞，直至九月十九日，才班师回到沈阳。
皇太极第二次入塞远征明朝，为时三个月，徧历明边，蹂躏宣府、大同达五十天。并攻克多处城镇，而遭攻围的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被掠去的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清太宗实录》，卷19。。后金往略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即今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此次用兵，不在得城池、土地，而“在各村堡抢掠”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明档》201号卷，第11号。，以消耗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大军所到之处，“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明官军无能为力，“明之边吏震恐，未尝敢以大兵撄我锋者”《清太宗实录》，卷20。。更有甚者，明军纪律败坏，往援大同的明兵及辽兵“刈禾牧马，民甚苦之”谈迁：《国榷》，卷93。。皇太极此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在明朝的府州台堡之间往来穿梭，任意出入，显示了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给宣、大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明朝。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向崇祯帝的奏报中就发出感叹：“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练无闻，祇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201号卷，第8号。明朝的边吏认为，清军只在掠夺，所以他们任其自便，阁臣王应熊对崇祯说：“山西崞敌（后金）止二千骑，掠子女千余人。过代州，望城上戚属相向悲啼，城上不发一矢，任其飏去。”崇祯听后，为之顿足叹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明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或弃城逃跑，或紧闭城门，发射空炮而已。“燕京暨各城，俱塞门避匿，不顾亿兆之生全，不惜疆土之蹂躏。”《清太宗实录》，卷20。明朝统治集团及军队内部的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它遇到后金这个强大的对手怎能不一败涂地！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1）
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辽东半岛及其周围岛屿长期处于远离战场的后方。辽阳的南大门——海州以远，尚有盖州（盖县）、复州（复县）、金州（金县）、旅顺等重镇，直至沿海岛屿，“不被兵戈之忧”《明熹宗实录》，卷3。。明朝的战略家们对这一地区的防御基本不予重视，他们认为，“即有兵亦不能守”，实际上是有意放弃必要的防御。因此，明与后金的战幕已经拉开，“金、复、海、盖原无重兵”防守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朝的防御中心转移到辽西以后，这里才成为双方争夺的又一个主要战场。
沈阳失守后，所有“南卫兵马尽数调援辽阳”，四卫顿时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当地士民惊慌，纷纷出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当军事重镇辽阳一失守，“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努尔哈赤仅派出第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八将、兵一千，南下“安抚人民”，刚到海州，明留守南卫各地的部分官兵向后金投降，大部分“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明熹宗实录》，卷3，此处记“酋之第三子循海州”，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4页却载“皇子得格垒、侄债桑弧”率兵进海州。德格类排行十，非第三子。。如原任辽东赞画刘国缙、监军道牛维曜、海盖道康应乾等各航海至登州《明熹宗实录》，卷3。。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开报，辽阳失陷一个多月后，他负责接待渡海来投的辽东难民，其中原任监司府佐将领胡嘉栋等官员共五百九十四人，援辽的登州、旅顺营三千八百余名，仅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和百姓共三万四千二百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辽南各地，连海边小岛居民“俱已逃空”，房屋焚毁殆尽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明朝在辽东半岛的防御荡然无存。后金兵随之南进没遇到明兵的抵抗，就占领各城镇，包括旅顺口外的一些岛屿，如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都派兵驻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广布在渤海与黄海中上百个岛屿也都纳入后金的实际控制之下。仅仅数月，“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明熹宗实录》，卷9，6页。十四卫是：定辽中卫、左卫、右卫、前卫、后卫、东宁卫、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沈阳中卫、铁岭卫、三万卫、辽海卫。据《全辽志》，卷1，《图考》。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对明朝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辽东半岛如一个楔子插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它的最南端，与山东登莱隔海相望，其西北可直通天津。天津近京师，实为一咽喉，而“旅顺实登津之咽喉，南卫之门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旅顺口外，岛峙蜿蜒，星罗棋布，成为沟通登莱、天津与旅顺、盖州的天然交通站。明朝历来向辽东运兵转饷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出山海关，经辽西进入辽东；一是经登、莱或天津从海上达于盖州、金州或旅顺口上岸。比较而言，海运比陆运要省便得多，既免去百姓转输之苦，亦节省大量经费。凡山东乃至江浙诸省，其与辽东往来，多借助海运之便。后金占领辽东半岛，迫使明朝罢海运，于沿海设兵防后金。明朝感到恐慌的是，后金如果从海上进军，给它造成的危险局势可能比进攻山海关要大得多。从盖州至登州，三日可到；从旅顺到登州，仅半日之程。王在晋指出：“南卫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复、海、盖陷，而大海之险我与贼共之。贼常觇我之往，我不能禁贼之来。”又说：“彼如乘风破浪，直捣津门……是为引寇入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莱，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蔽，山海无粮，何能久守？而京师亦危。”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山东巡抚赵彦批评重山海关而轻登莱的错误观点。他说：
登莱两千里海口与酋共之，谁为防守？今庙堂之上，止知辽左，不守蓟门。天津逼近奴酋，有剥肤之患，不知登莱盈盈一水，我可以运粮，酋即可以窥犯，既无重关之险，又无大兵之防，其关系国家安危不在山海（关）下也。登莱危急不啻然（同燃）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给明朝造成的危险使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多方谋划防海之事，纷纷提出各项紧急建议和措施。兵部尚书崔景荣指出：“贼得海、盖，则天津、登莱俱当提防，山东抚道诸臣所当时时预备。”《明熹宗实录》，卷4。湖广道御史方震孺“陈备御急著”，有谓：“登莱宜急设重臣，多募水兵，时时入海窥奴，时时放炮惊奴。”《明熹宗实录》，卷4。御史贾毓祥认为“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以消窥视，内固藩篱，其余水兵散冲要各岛，陆兵散沿海各卫所州县操练足矣。”《明熹宗实录》，卷12。也有的主张将避难海岛的辽民“编为一营”，给他们月粮，加以训练，当明兵发动进攻时，“密令刻期航海，直薄海盖”，《明熹宗实录》，卷4。如此等等。处于惊恐之中的明熹宗对诸臣所请，无不立时准议实行。首先考虑到天津的重要，提升太仆寺少卿毕自严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驻扎天津，备兵防海”。《明熹宗实录》，卷4。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2）
正当朝野为失陷辽阳而议论纷纷的时候，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他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他从陆海三个方面加以部署，陆上以山海关为大本营，“以广宁迎击为正兵”，海上“以登莱渡海为奇兵”。《明季辽事丛刊》，《陶中丞遗集》，卷下，附录，《陶中丞传》，5页。三方实以广宁为重点，正面迎击后金军，登莱为侧翼，从后面牵制后金向辽西的全面进攻。并伺机由登莱、天津出发，经“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返巢穴，则辽阳可复”。《明熹宗实录》，卷6。熊廷弼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后金向辽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就挥军从海上到辽东半岛登陆，乘其后方空虚，进入金、复、海、盖四卫，必然吸引当地辽民的密切配合，共同抗击后金。
为贯彻海上的战略部署，熊廷弼采取如下实际步骤：
第一，他建议在山东登莱地区与天津各设巡抚，派驻重兵，多置舟师，以备渡海。经他推荐，朝廷任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是时天津已设巡抚）。陶朗先，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颇有才干。他受命后，“锐意规划”，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明史》不为陶朗先立传，此据《陶中丞遗集》。。朝廷陆续增派人马，已达五万《明熹宗实录》，卷11。。接着，熊廷弼推荐原任兵部主事刘国缙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驻登莱，“招集归附之众，拣团练，以图进取”；提升夔州府同知佟卜年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登莱监临洮推官洪敷教升为兵部职方司，“军前赞画”《明熹宗实录》，卷7。。
第二，召集逃亡辽人为兵。辽东半岛不战而失，辽人蜂拥逃亡，有的逃到近处海上列岛，远者渡海至山东登莱，达四万余众；还有逃到朝鲜避难的约达二万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这么多逃难辽民，散处各地，“举目无依”，挣扎在死亡线上。熊廷弼认为，“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而欲为人心收拾计，必从其心之所系望而伤情者，有以诱劝感发之。”眼下，逃难辽民身处绝境，“则辽人之最可伤也”。他要求朝廷速颁诏书，携带银两，分别到沿海各岛、山东登莱及朝鲜，救济生存，然后，“拣其精壮者，为复仇之义兵，自相团练，以俟进取”。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6。熹宗立即予以批准。从登州不断派出船只，到各海岛接渡辽民。截至天启元年，仅数月间，登州收辽人不下十余万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11。。陶朗先在很短时间组成三万余人的水陆师，其中大部分人员为招募的辽民。
第三，联络和扶持抗金的辽民义军。尽管大批辽民逃亡，仍有很多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如镇江（辽宁丹东附近）的古河屯陈大等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抗金；马虎山的任九锡、头山的金国用、马头山的崔天泰、卓山的王公绍等都聚众起义，尤其是东山矿徒“不肯降奴”，聚集数千之众，斗争规模最大，“据山自固，足为奴酋后患”。他们都等待明军反攻，与之配合，收复家乡。朝廷得报，急令各地方官“晓谕四卫义士任九锡等，不问军民余舍，倘能乘机内应灭贼守土，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亦所不靳”。同时令各地官军振甲厉兵，随时给以应援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5，18～19页，23页。。熊廷弼建议，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的，即授为都司；五百人者，授守备之职。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以立时而至。熹宗“立从之”《明史•熊廷弼传》，卷259，6697～6698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8，1页。。
第四，联络朝鲜。熊廷弼把联络朝鲜作为他的“三方建置”的战略组成部分。他要求朝鲜发兵，助明兵声势；另外把逃到朝鲜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跟登州、莱州声息相通，遥相呼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因而形成了从山东半岛与朝鲜两个方面对辽南的夹击之势。他推荐熟悉朝鲜事务的监军副使梁之垣执行联络的使命。熹宗“亦报可”。但迟至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才率军四千余人，乘船六十余只，到达朝鲜，宣谕朝廷旨意《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三月庚戌。，得到朝鲜国王的积极响应，表示“愿效忠顺”，为明声援《明熹宗实录》，卷17。。
熊廷弼的海上战略部署，总的来说还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摆出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质言之，这个战略为反攻做了精密的准备，这是一；其次，它的战略反攻目标对准了辽东半岛即金复海盖四卫，进而重新夺回辽阳。不言而喻，这个计划是“恢复全辽”的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崇祯朝时，廷臣也不得不承认：“东江一旅，原以三方牵制为复辽之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为东省隐忧独深，增兵设防宜早备述情形事”，42号卷，第10号。在辽南“无局可布”的情况下，熊廷弼创立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置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战略部署。这实际是辽东半岛外围的一条新防御线，它既从海上阻止后金的进攻，又为进军辽东准备了条件。可惜，熊廷弼的全盘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阻挠而不能贯彻下去，“以致辽西之陷，则意见参差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45号卷第3号，《兵部梁等题为钦奉圣谕事》。坚决贯彻其海战方略的陶朗先也被视为“熊党”锒铛入狱，绝食而死《明季辽事丛刊》之《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有一件事值得提及者，王化贞时曾驻广宁派出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河东地区，“招致遗民，恢复疆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这个冒险行动却产生重大结果，是为明朝开辟了第二战场，确立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地区在内的新的防御体系。此举对于明的总体防御的战略具有不容忽视的军事意义。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3）
毛文龙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奉命去辽东。为避开后金防守严密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他只能选择水路，率二百二十余人的队伍由三岔河口登船，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南行，先到娘娘宫（复州湾长兴岛东与海岸之间一小岛），十余日后，至猪岛（金县西四十里海中，今仍名）上岸，再到广鹿岛（今属长海县）、给店岛。此两处有数量很少的后金兵和明降将据守，尽被驱逐。毛文龙这一小股部队继续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行，至石城岛，擒获后金岛官何国用。然后又收复了鹿岛（鸭绿江口西，今仍名）、长山岛、小长山岛、色利岛、章子留岛、海洋岛、王家岛，最后到达朝鲜的弥串堡上岸，“泊龙川以据之”《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正月庚子。。毛文龙一行于海上行军近三千里，所至各岛，安抚百姓，“召集难民，归者甚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得到了当地百姓和逃难的成千上万辽民的欢迎与支持，凡有金兵驻守之处，或被消灭，或被擒获，或被驱逐。一度失去的各岛又回到了明军的掌握之中。
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弥串堡，即谋取镇江。他侦知后金城守游击佟养真派兵出城，到黄咀山地方镇压民众，城内空虚，决计袭取该城。七月二十日，他先派出守备苏其民等率家丁和屯民二百余人堵截已出城的后金兵，另派千总陈忠等率兵丁、屯民共二百余人乘夜渡过鸭绿江，直至城外二十里地方上岸。事先，他已说服驻守此城的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部署已定，当夜鸡叫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所部悄悄进抵城脚下。于是，千总张元祉等持枪率先登城，众兵与屯民随后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陈良策等自城内杀出，内外夹攻。守城的后金兵从睡梦中惊醒，丧魂落魄，四下奔命。佟养真率兵士与家丁七十余人迎战，被冲入城的明兵民击败，他被击倒在地，当即活捉。他的儿子佟丰年和家丁数十人在混战中全部被歼。明兵收复镇江，秋毫无犯，城内外百姓欢欣鼓舞，都拿出羊酒慰劳，达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每天络绎不绝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镇江既下，南卫震动，诸如宽甸、汤站、险山等堡皆降，活捉后金汤站堡守将陈九阶、险山堡守将李世科等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5页。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
毛文龙向王化贞报捷，王得报，飞传北京，“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守以来，明已费去千百万金钱，集结十数万兵力，却不能擒其一人！毛文龙复镇江，举朝视为一大“奇捷”，“真为空谷之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狂喜之下，朝廷立授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赏银二百两。应毛文龙要求，王化贞请求朝廷速发援兵和饷银，乘势大举反攻。熹宗发布命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先行，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江水兵八千为后劲，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王化贞选精兵四万据三岔河，相机进兵。令熊廷弼勒兵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但熊廷弼对毛文龙取镇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此番大举并不积极。因此，命令下达后，“经、抚各镇观望不进”《明熹宗实录》，卷8。，遂使这一部署化为泡影。
毛文龙以小股部队成功地突袭镇江，努尔哈赤十分震惊，他不得不推迟向辽西的进军，特派他的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率三千人马赶往镇江弹压。明援兵不至，朝鲜不敢出师支援，毛文龙坐守孤城，不堪后金围攻，得而复失。毛文龙于城陷前二天只身逃往朝鲜。皇太极率军进城，屠戮男妇百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参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他还遵从其父努尔哈赤的命令，把镇江等地沿海居民都迁到内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尽管如此，仍有三万余人逃到朝鲜避难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派他的二子代善率数千将士赶到金州，将城楼、垛口都拆平，原明官员的衙门房屋、民居及乡屯民居都付之一炬，尽行烧毁，强制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迁到复州去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毛文龙退入朝鲜，后金兵随后渡江，进入朝鲜境内，“喝本国（按：指朝鲜）大索文龙”。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朝鲜坚持与明朝保持友好的关系，极力保护毛文龙，免遭搜捕。其后，毛文龙在朝鲜虽未立足，仍然组织避难辽人袭击后金兵。努尔哈赤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人秘密潜入朝鲜，探听毛文龙的下落。他给凤凰城守下达指令，命他密探毛文龙是在海岛，还是在朝鲜某城，要取得准确消息，速来奏报。不久，探明毛文龙、陈良策等住朝鲜龙川。于是，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胁迫其国王将他们逮捕送来，否则，将以兵进讨《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0。。毛文龙来朝鲜，使朝鲜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它认识到，毛文龙之来，实启朝鲜“不测之祸”，必招来后金加兵朝鲜，其国王和众臣十分惧怕；但又不能开罪明朝，以失其传统的亲密之谊。它仍采取劝其“姑还广宁，待时出来”的方针，劝文龙离开朝鲜。毛文龙却无意离开，只好将就毛文龙的主意，留了下来。后金却“搜索甚急”，一再发出恫吓，朝鲜置之不理《光海君日记》5，十三年十月丁丑。。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数千后金兵渡江，暗渡义州，“猝袭毛总兵”，毛文龙已不在龙川，转移到距龙川九十里的林畔馆地方。毛文龙不及防，“脱冠服混兵士仅免”《光海君日记》5，辛酉十三年十二月乙酉。，脱身南行至安州。后金兵进至郭山，没有搜到毛文龙，“逢汉人则无论老幼皆斩之而还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据朝鲜统计，“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正月辛丑。。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4）
毛文龙得到朝鲜的庇护，总算摆脱了后金的一再追捕。他着手组织军队，建立抗击后金以收复辽东的根据地。他先后在蛇浦、椴岛设栅，广泛“收招汉人”，吸引了很多逃难的辽民和商人前来居住。在蛇浦，已聚万余户；在椴岛，“人户甚盛”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天启二年六月，为表彰毛文龙的功绩，明朝提升他为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明熹宗实录》，卷18。。同年十一月，毛文龙选择了椴岛为其大本营，迁居于此。接着，“辽民皆卷入岛中，接屋甚盛，作一都会，南京商船，来往如织。”《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十一月癸卯。
椴岛，又称皮岛、稷岛、南海岛，毛文龙来此，改名为云从岛。该岛位于西朝鲜湾北部，紧邻铁山半岛，其北部靠近鸭绿江入海口。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据朝鲜人亲见“岛中形势，回抱东、西、南三面，只开一面。北向中有一峰特立，西向，都督开营于其下，村家罗络，谷中峰头大约三千余户。”《潜谷先生遗稿•朝京日录》卷14，115页。岛上有山，多峭壁，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由于它居于中国与朝鲜大陆之间，且跟辽东沿海岛屿距离颇近，利用海运，联络甚便，军事上互为声援，转饷运输也不受后金威胁。因此，皮岛是个很理想的据守之所。毛文龙把他的总兵官府邸设于此岛，朝廷予以肯定，号“东江镇”皮岛、旅顺与辽东沿海岛屿的合称。。岛中原“荒茸无人，多蛇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毛文龙开府后，皮岛的荒凉面貌迅速改观，“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还分置铁山、蛇梁等处《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经过毛文龙等人的艰苦奋战和朝鲜的有力支持，在后金的大后方建立了一个以恢复辽东为目标的根据地，为明在辽东沿海建设一道新的防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毛文龙在海外的一番作为，给笼罩着悲观而惊慌气氛的朝廷以某种希望。就当时军事形势而论，后金的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河西地区，这一点，明朝内外的认识是一致的。为此，他们忧心忡忡，一日胜似一日。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传来，朝廷许多大臣感到明的江河日下的危局似乎开始有了转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着，就是“欲使奴酋不来，莫若接济毛文龙以为牵制”。《明熹宗实录》，卷17。孙承宗指出，“以及时练兵选将为实著，而以用毛文龙、西蒙为虚活之著”。《明熹宗实录》，卷20。
王在晋说得更清楚：“有朝鲜为声援，有文龙以牵其尾，有西虏以拎其头，奴必蚁伏龟缩……”《明熹宗实录》，卷17。毛文龙从后面攻击后金使其不敢西进，对明朝的整个战略是极为有利的。为达到牵制的目的，必尽速发援兵，运饷银，以接济毛文龙于奋起之时。据出使朝鲜的特使梁之垣亲眼所见，截至天启二年十月，毛文龙仅有新旧辽兵号称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明熹宗实录》，卷22。。没有衣穿、军器和饷银，粮食也很不足。毛文龙曾发出呼救声，朝廷一些大臣也为之请命。早在三月间，兵部已决定从福建调水兵三千，渡海往援。同时任命辽东生员王一宁为登州府判，“与文龙参酌军机”《明熹宗实录》，卷15。。但援兵迟迟不行。王在晋和天津巡抚毕自严分别敦请朝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拖到七月，兵部再重申前议，责令领兵官都司杨联璋押兵前往，升坐营覃维阶、守备文士叙等为都司佥书，“俱听毛文龙节制”，淮兵责御史游士任、辽兵责道臣刘国缙“亟行挑选，一并督发”。《明熹宗实录》，卷19。结果，熹宗屡次下旨，游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余人《明熹宗实录》，卷19。。这时，毛文龙疏陈恢复辽东事宜，并请求发援兵。他认为，欲图恢复，必自辽东与山东半岛各岛布置兵力。山东半岛北部海中的庙岛、皇城岛等为登莱门户，已有部署。唯有旅顺之险为后金占据，明兵船往来受其阻隔。他提出以下各岛必须驻兵设将：
一是三山岛，西距旅顺三百里，应驻辽兵二千、船六十至七十只，命练兵都司陈大韶统率，从岛入守旅顺，以打通天津、登莱与朝鲜的水路；
二是广鹿岛，位三山岛之东，相距二百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余只，以练兵都司王学易统领，从岛进攻金州；
三是长山岛，位广鹿岛之东五十余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只，命练兵游击宋鹏举统领，攻击复州；
四是石城岛，位长山岛东二百余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只，命参谋都司刘可绅统领进海州；
五是小松岛，近石城岛，应驻兵千余人、船二十只，以都司林茂春统领入守盖州；
六是鹿岛，位于石城岛东二百余里，可驻兵千人、船二十只，用守备程入守岫岩；
七是宽甸、叆阳，位于鹿岛二百余里，命镇江练兵游击张恩、练兵游击张继善等各率所部相机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战且守，以挫其锋；
上述各岛兵将由毛文龙总统，“齐率众营，各凭山险，直通辽（阳）城”，山海关方面出兵配合，从而形成山海关兵扼其颈，于三岔河焚截其腰，东南沿海诸岛“齐拊其背，而蹑其尾，奴固可灭也”。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5）
为布置各岛兵力，毛文龙请求即速发饷银三十余万，并再挑选天津、登莱各处辽丁二万，再招募浙江精通火器者万余人。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则“奇正互用，首尾夹攻，岂特奴酋不敢窥山海，即河西不敢轻渡矣”。毛文龙疏言，见《明熹宗实录》，卷20，9～11页。
毛文龙的计划，自旅顺部署，缘辽东半岛东南沿海各岛，直至鹿岛以东，共一千余里，分兵设防，再于旅顺南联络登莱，鹿岛东联皮岛，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退可守，进可攻，造成对后金背部的包围和进攻的态势，而在山海关以东一线作正面进攻，对后金腹背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后金兵力不足，经受不住同时两条战线作战，特别是后金不习水战，不备船只；明朝则占有明显优势。有可能以此为转机，变被动为主动。
明廷讨论了毛文龙的计划，但兵部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对他请援兵请饷，只给予象征性的解决，熹宗准发帑银五万两《明熹宗实录》，卷20。，迟至十月，才派登州通判王一宁率兵三千、携银五万两渡海援毛文龙《明熹宗实录》，卷22。。又过了一个多月，在孙承宗的主持下，批准毛文龙所推荐的各岛将官提升新职，令其“分布各岛，各夺讯地”。《明熹宗实录》，卷22。明在辽东沿海的防线初步告成。显然，毛文龙布置的这条新防线比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是“三方布置”中对登莱防御的延伸和发展。问题是明廷原则同意毛文龙的布置，却不分拨足够的兵力和饷银，这就使该防线难以发挥其战略作用。明朝的战略家们显然重山海，轻沿海，只把它看成是“牵制”而不足以“灭奴”，似乎对恢复全辽并无根本意义。这不能不反映了明朝的军事统帅和决策者的短见和囿于传统的成见。努尔哈赤正是看透了明朝的这一意图，才敢于倾国中精锐两次大举西进，置辽东沿海明兵于不顾。
第五部分后金首次攻皮岛失利（1）
毛文龙率孤军在后金的背后建立了以皮岛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在内的稳固根据地，与明在辽西的战略防御相配合，开辟了新战场。他驻师皮岛，分兵占领了旅顺及沿海诸岛，进逼辽南各地，同后金展开了新的争夺战。
从辽南的军事形势来看，后金并不占有优势。毛文龙仅率军几百人，便把驻防岛上的后金兵肃清干净，迫使它退居陆上防守。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二月，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各旗出兵二百人，分到“南海边戍守”，规定从金州附近的望海埚到叆河的酒马吉，共十六处，一处驻兵一百，派一名游击或备御为守官《满文老档》，卷46，太祖天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计上述十六处，总兵力才一千六百人。就是在盖州、复州、海州、金州等重镇驻兵也较少，多者千余人，少者也只有几百人。如金州仅有兵五百多人。约略计之，后金在辽南及其沿海的兵力，至多一万左右。明军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后金。毛文龙初来，带兵甚少，但朝廷增援，特别是大量吸收逃难辽民入伍，兵力迅速大增，至天启三年七月，已达二万谈迁：《国榷》，卷85。。对明军最有利的条件是，它得到了辽南及海中各岛辽民的普遍支持，为其战守提供了坚强的后盾。还有朝鲜的援助，则使后金陷入孤立的境地。毛文龙趁此有利时机，不断组织力量，频繁地出击，以图恢复被占领的土地。
天启三年九月，毛文龙遣兵取金州。他认为“此城若得，陆扼建州，水可运粮停泊”。命守备张盘、程鸿鸣等率众自麻羊岛出发，至深夜抵金州城南门，齐举火把，发炮呐喊。城内后金兵仅五百多人，惊慌失措，开北门逃跑。天亮，明兵进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明兵夺金州，得到“老幼辽民助张声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因而一举成功。在此之前，毛文龙夺镇江，也是得到当地辽民的支持，这使努尔哈赤十分震怒，尽迁金州百姓至复州，而明兵占领金州，努尔哈赤惊恐不已。继续逼迁沿海居民北移，弄得“盖州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里之地，彼尽去之而不据”。谈迁：《国榷》，卷85，页5225。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0，27页。接着，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令游击三员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袭后金东部原属辉发地。五年六月，毛文龙发兵六百，夜袭耀州（辽宁营口县西北岳州村）官屯寨。九月，遣兵三百袭海州张屯。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今鞍山南三十里旧堡）。鞍山距其都城沈阳仅一百八十余里，明兵纵深袭击，惊动了努尔哈赤，他刚率军征蒙古归来，途中闻讯，即“夜入沈阳”，而“诸王俱向鞍山进发”，至中途，得知毛文龙兵败，才停止进兵。数日后，再袭萨尔浒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毛文龙还在今辽宁东部山区发动袭击。驻守凤凰城、汤山、险山等处的后金将领向辽阳告急：“毛文龙常常派人夜袭，偷偷侦察，请派兵千人来。”《满文老档》，卷42，太祖天命七年六月十五日。
在皮岛设军镇以后，三四年内，毛文龙频繁地向后金出击，甚至深入到它的腹地，搅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他多以二三百人，少则几十人的小股部队，到处袭击，使后金防不胜防。这种流动作战，常常惊动后金出动大量兵力和重要将领前去抵御，而明兵亦趁势退走。尽管每次袭击都被击退或主动撤离，但都给予后金不同程度的杀伤，并扰乱了它的战略部署。毛文龙的军事活动发挥了牵制后金的作用，受到朝廷的重视，屡次赐赏和升职。天启三年二月，赐尚方剑；四年十月，加封左都督，成为明在海上的一员封疆大吏。
后金首次进攻皮岛是在毛文龙死后发动的。毛文龙之死，对战局的发展关系甚大。关于他的死，史学界意见分歧，有的说他罪有应得，该死；有的说，袁崇焕执行军纪，该杀，等等。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片面之词。从根本上说，毛文龙确系死于党争。崇祯即位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铲除，凡与阉党有关系的人都遭罢斥，原先受阉党压制的东林党人重新被起用，执掌朝政大权。这场政局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和波及明军内部，引起将领之间的严重纷争。袁崇焕谋杀毛文龙，火并东江，就是党争的集中体现。从党派来说，袁崇焕属于东林党。他的座师内阁大学士韩，推荐他入朝参政的侯恂，全力支持他守宁远、并与之共建宁锦防线的孙承宗，以及跟他定谋解决毛文龙问题的大学士钱龙锡等人都是东林党的骨干分子。袁崇焕所作所为，一切成就，无不得到东林党人的支持和赞助。事实表明，袁崇焕的升降荣辱都与东林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阉党专权时，他功高不赏，创造了两次大捷的奇迹，还是被排挤下去，辞退故里。即使袁崇焕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林党人，也是与它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人。
毛文龙则属于阉党。他设镇皮岛后，“与魏忠贤相结”朝鲜《李朝实录》，卷14，仁祖四年八月乙巳。，辇金京师，多方贿赂阉党，故得到他们的扶持，深受重用。从党派关系上说，袁崇焕与毛文龙是对立的，就个人关系而言，袁崇焕早在辽东巡抚任内便与毛文龙不睦。袁曾几次参劾过他。如上所述，毛文龙开镇皮岛，时时出兵袭后金，立有功劳。但他僻居海上，渐骄恣妄为，“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引起朝论纷纷，“多疑而厌之”谈迁：《国榷》，卷90。。连朝鲜人也对他不满，说他“恣虐日甚，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毛文龙诛死》。
第五部分后金首次攻皮岛失利（2）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进京，第二次督师蓟辽，出任兵部尚书，他未出国门，即决计谋杀毛文龙。他在诛杀毛文龙后的奏疏中承认，当时京中“诸臣无不以此（指毛文龙）为虐”，他表示“徐图之”。辅臣钱龙锡曾到他的寓所“私商”除毛文龙之计。他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1。钱龙锡也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明史•钱龙锡传》，卷251。袁崇焕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制毛文龙，如设文臣以监督其事，设饷司于宁远，控制其粮饷；改朝鲜贡道，不许过皮岛，而至宁远，“又严海禁以窘之”等等，“皆所以图文龙也”《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1。。致使“商贾不通，岛中大饥，取野菜为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毛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明史•毛文龙传》，卷259。又累奏宁远转饷不便，这些都触怒了袁崇焕。于是，决计杀毛文龙。崇祯二年五月底，以犒军为名，前往双岛，诱毛文龙至。六月五日，邀毛文龙“盘桓观兵较射，毛帅欣从”。李清：《袁督师斩毛文龙始末》。他授计随行参将谢尚政等，暗传号令，把毛文龙和随行官百余员围在里面，其随带兵丁都截在围外。然后，袁崇焕突然宣示毛文龙十二大罪状当斩十二大罪状的具体内容，详见《明史•袁崇焕传》、《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及袁崇焕本人奏疏等。此处从略。，喝令拿下，剥去衣冠。毛文龙毫无戒备，乖乖就擒。开始，毛文龙“尚有抗拒意”，袁崇焕斥责说：“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他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官：“该杀不该杀？若本部院屈杀了他，你们就上来杀我！”众将官相顾失色，吓得不敢说一句话。有个别胆大的，称文龙“数年劳苦”，为其求情。崇焕斥责说：“文龙本是一个布衣百姓，官极品，满门封荫，足以酬报他的辛劳，为何如此悖逆！”这时毛文龙叩头哀告，请求开恩赦免。袁崇焕拒绝所请，说：“你不知国法已久，若不杀你，这一块土非皇上所有！”说完，面对北京方向叩头，请尚方剑，说：“臣今杀文龙以整肃全军，诸将中如有像文龙的人全部处死。臣不能取得成功，皇上亦以杀文龙的人杀臣！”于是，他令水营都司赵一枝、何麟图监斩，由旗牌官张国柄执剑斩毛文龙于营帐前。诸将伏尸大哭，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兵整肃，终不敢动《袁督师斩毛文龙始末》，参见夏燮：《明通鉴》，卷81，3132页，《明史•袁崇焕传》，卷259，6717页。。袁崇焕宣布：只处置毛文龙一人，其他一切将士照旧供职。同时，改组东江兵制，将东江兵二万八千人分作四协，命毛文龙子副总兵毛承祚、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诒、副将陈继盛各管一协。而东江事务暂由陈继盛代管。不久，又改为东西两协，陈继盛领东协，刘兴治领西协《明史•黄龙传》，卷271。。
毛文龙僻居海外，寄寓朝鲜，犯有各种过失，这是事实。但袁崇焕所定十二大罪，并非件件是实。例如，“不受经抚管核”一条，事实是，毛文龙曾亲去宁远谒见袁崇焕，表示愿受节制。袁崇焕刁难东江诸措施，毛文龙争辩，无可厚非，不应当视为违抗命令。再如，“交结近侍”，不过是给魏忠贤修生祠、请内臣出镇之类事。但袁本人也是捧阉党的，称颂“厂臣”之功，也曾请求在宁远给魏修生祠，何独罪毛文龙？至于其他罪状诸如冒领军饷、杀降请功等等，试问哪个边将无此劣迹？如果都以杀头论处，则诛不胜诛！应当看到，“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拒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使留之以拒大兵（指后金），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昭梿：《啸亭杂录》，卷10，《毛文龙之杀》。这是公允的评价。但毛文龙之死，归根到底，却是根源于党争之恶果。袁崇焕未上任就决计除掉毛文龙，根本谈不上执行军纪的问题。应当指出，他欲杀毛文龙是得到朝廷部分大臣支持的，因而才敢于下手，不经请示，擅自诛杀封疆大吏，未免失之轻率、过分。而且在与后金处于激烈交战的情况下诛杀一方主帅更是错误，其严重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袁崇焕一生中的一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