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明军分进合击(1)
自后金攻陷抚顺城,明朝就酝酿对后金来一次“大举”进攻。如果要追究这个主张最先由谁提出,那还要说是出自高高在上的明神宗。他在得知抚顺失陷的当天,一方面布置紧急应付,另一方面就说“其大举征剿事,还着九卿科道会议”《明神宗实录》,卷568。。二十天后,明神宗在听取了辽东的危机情报和文武大臣们提出的各种战略策略陈述以后,进一步对兵部申明了大举讨伐努尔哈赤的必要性。他说:“辽左失陷城堡,陨将丧师,损威殊甚。该地方官平时失于备御,临期不能拒堵,疏防玩寇,罪无所逃。尔部便行与督抚各官沿边将士亟图战守长策。各处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虏警,并力截杀,务挫狂锋。旦夕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彰挞伐,以振国威。事平一体升赏,如仍因循怠玩,致误军机,国法具在,决不轻贷。”《明神宗实录》,卷569。这就不但指出了对后金的大举进攻势在必行,而且具体要求经略出关来付诸实现。
明朝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发令要大举进攻后金,而负责规划此举的是辽东经略杨镐。杨镐,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历官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援朝逐倭之战,与总督邢玠、提督麻贵分兵合攻蔚山。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遭到惨败,举朝嗟恨,为此险些被正法。赖首辅赵志皋得救,许复用。抚顺警报传出,杨镐有了大转机,明朝廷议,以其“熟谙辽事”,起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镐兼程赴山海,请就近征调本兵,并发二十万饷银解往各镇。催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征兵一万六千及蓟镇台兵。八月,为约束李如柏、杜松、刘等官将,明神宗特赐镐尚方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明史•杨镐传》,卷259。。鉴于辽东情急事繁,要杨镐专以“挞伐”为事,又以周永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让杨镐驻辽阳,周永春在广宁,佐经略调度军食《明史•周永春传》,卷259。。
打仗不能没有军饷。明朝为辽东此次大举,万历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当时国家的内库充裕,明神宗爱钱如命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援引征倭、征播州之例,按田亩加派,每亩加三厘五毫,全国的田赋增加了二百余万。第二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再加二厘。前后三加,亩加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成为岁额。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加派辽饷《明史•食货志》,卷78。。杨镐准备大举,屡向朝鲜征战马,调炮手,求援军。朝鲜文献迄今保留着明神宗给朝鲜国王的敕谕。其原文如下:
朕治垂一统,守在四夷。当重译贡琛之时,息鸣镝控弦之警。迺建州遗孽,塞穷首,犬羊未餍于贪饕,狼豕不虞其奔突,荡摇我边鄙,荼毒我士民。汉过不先,朕怒斯赫,爰整张皇之旅,用宣挞伐之威。惟尔朝鲜国王,恪守箕封,祇供藩职;愤兹丑类,逆我颜行;奉大帅之檄文,集陪臣之谋议;借兵一万以上,赋马七百有奇;遣间谍以侦虏情,购焰焇以饬火器。尔之不惮征缮,虑难勤王,亦足嘉已。兹特准部复题给发马价、焰焇,用佐军实,仍遵宪庙旧例,颁赐敕书。尔命将提兵,申严纪律,听经略相机调遣,尅日进征,务成犄角之形,遄奏荡平之绩。朕当不靳殊锡,以酬尔勋及尔将士。其分兵海岛,备御非常,尤宜戒严,俾无崩震。于戏!祖庙之厚诬已雪,世德重光,天朝之封殖惟殷,邦基再造。勉效劻勷之力,用摅报塞之忱,钦哉故谕。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3019~3020页。
第一部分明军分进合击(2)
朝鲜应明朝要求,派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万历四十六年冬,来自蓟门、宣、大、山西、山东等地及朝鲜援军云集辽东。经略杨镐虽在明朝仕途阅历三十余年,实际多在官场周旋,于军事指挥并无足以胜任的才能。朝议只恐师久饷匮,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不顾边防实际,每天发红旗催战。方从哲写信促杨镐急发兵,镐惶惧,“计无所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于是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商议,决定对后金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这里须要说明,汪可受、周永春、陈王庭三人虽参与议定作战方略,但就抚顺失守以来他们个人所陈奏观之,他们都没有提出过类似付诸实施的方案。前此管山海关主事邹之易确有差不多相同的作战方案。他提出明朝大军可分三路,各以大将统之,一从广顺间道,直走宁宫,以捣其巢,这实际与后来作战时的北路军走的是一条道;一从叆阳、清河堵截其前,这又和后来作战时南路军走的道路相吻合;一从辽阳城,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靖,以横遏其冲突,这所走路线与后来作战时西路军稍有出入,但其主要进攻目标基本一致。其外他建议下诏诸边,镇北则征金台失、白羊骨以为翼,靖安堡则召猛骨孛罗以充队,三岔儿堡外仙人洞则召二麻子大真等以为应,等等,也和后来向叶赫要求出兵相助精神相符《明神宗实录》,卷569。。杨镐不能不参考这个作战方案,但是他拿出来的却更像他在朝鲜抗倭用过并遭到失败的那套蔚山之战打法的翻版。其内容就是把麾下的明军及北关叶赫并朝鲜援军分为四路,从四个方面攻向赫图阿拉,包围后金的老巢。四路的阵容及主将配备如下:
沈阳一路,或称左侧中路,或称西路,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以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左右协助,都司参游有刘遇节、龚念遂、柴国栋、王诰、张大纪、杨钦、汪海龙、杨汝达等。又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规定,此路将从抚顺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开、铁一路,或称左侧北路,或称北路。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管铁岭游击事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游击丁碧、原任游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桢、中营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隶之。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监督,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北关女真叶赫部派出的兵与此路分道并进,且以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监之。此路从靖安堡出击,进攻赫图阿拉的北面。
清河一路,也称右侧中路,或称南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职标下左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备御徐成名、加衔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隶之。以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督,推官郑之范赞理。按计划,此路应从鸦鹘关出边,进攻赫图阿拉的南面。
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一路,也称右侧南路,或直接称东路。以总兵刘为主将,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营备御周翼明等隶之。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督,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朝鲜援军在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下参加此路,分路并进,并监之以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此路从凉马佃出边,从东面攻赫图阿拉。
此外,清河之东,叆阳之西,尚有一路,可与赫图阿拉相通。但是山险路狭,林木蔽空,止可轻兵出奇,张疑设伏,所以不专门派兵,留作临时相机调度。
作为整体战略规划的一部分,还因辽阳、广宁为根本重地,则以原任总兵前府佥书官秉忠与辽东都司张承基领兵驻辽阳,以新添总兵李光荣领兵驻广宁,负责策应兼备不虞。又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各路粮草明军作战部署历史文献记载颇多,具体情节时有出入,此依《明实录》、《三朝辽事实录》及《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书归纳整理,综合叙述,有出入之处,不另注明。。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明朝兵员的数量多少。清朝文献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显然失实。因为清朝是胜利者,他们说敌人数量多是表示自己以少胜多,能力更大。明朝人说法不一,负责此战全权指挥的杨镐在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奏报朝廷一切准备就绪时,详细说明了进军日期、路线、主副将等人员,唯有一点不涉及出兵人数。大概是保密吧。但也不是无迹可寻。战前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在一份关于辽左剿守机宜的题奏中说,兵贵求精,不贵求多,有人一提要兵,动辄五万、八万,或十万,非调于远方,则招募于内地。这种兵不习征战,且星散之人不齐,乌合之众难久。他主张四方之兵不必调。在守与剿上,他是赞成守的,说舍守言剿,“即拥十万之兵,费三百万之饷,苟且完局,辽左一空,辽将不知所终已”《明神宗实录》,卷570。。此赵兴邦就是参与杨镐制定作战方案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反对征剿,而认为征剿最多集中的兵数也就是十万到顶了。由此可见,后来实际作战时,明军总数不会超过十万。三月十七日,仗已打完,杨镐还没有完全掌握所有情报之时,就明朝的战败奏称,努尔哈赤出动的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要战胜他们必须十二三万,而明朝主客军出口作战的只有七万,所以不能相敌《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一部分明军分进合击(3)
杨镐已知自己是败军之将,把兵数说得少些,为自己的无能辩护,这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七万之数不一定准确。另有一个记载出自《三朝辽事实录》的作者王在晋。他说,明朝此战除朝鲜援军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此王在晋于天启二年(1622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熊廷弼经略辽东,他在此战结束之后三年到辽东,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本人未介入此战亦不牵涉责任,又是记载这个令人感到精确的数字,所以有人断定这个明军的数目可靠。但也不能过分相信王在晋的话,他的书实在大有问题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我们认为,明军的总数在十万以下,七八万以上。四路分配,杜松所率沈阳一路和李如柏所率清河一路,大概作为主力,各有兵士均在二万至三万人之间;马林所率开、铁一路和刘所率宽甸一路各有兵士约在一万五千至二万之间。
为了充分发挥将士的战斗力,保证行军和作战听从指挥,明军规定了罚约十四款,宣告全军。这些规约是:
一各路信地,距奴贼(指努尔哈赤)城寨计道途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一本路虽杀贼收兵,见别路为贼所乘,不即救援者,明系观望,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一主将与将领、千把总及军士,或有私仇于阵中,乘机陷害者,审实处斩。
一官军临阵退缩不前者,登时立斩。
一马步兵前队以冲锋陷阵破敌为功,不许割级,俟贼败走之后,方许后队割级,验功之时,前后三七分赏。如贼未败,而争先割级、来抢级者皆斩。
一临阵私逃及诈称病规免者斩。
一营中蓄藏妇女者斩。
一营中不加紧严防,致失火延烧火药粮草者斩。
一杀中国(指明朝)被掳人民报功者斩。
一滥杀投降夷人及老幼妇女充功者斩。
一争夺高丽(指朝鲜)及北关(叶赫)所获首级者斩。
一攻克贼寨争抢财物致有失机者斩,仍罪及本路将领。
一俘获贼属子女及被掳汉人妇女隐匿不报者斩。
一督运及护粮草官违误军兴者斩《明神宗实录》,卷579。。
杨镐非常重视这十四条法规,不仅三令五申,而且要全体明军朝乾夕惕。特别警告,尚方具在,军法无私。他把抚顺之战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以作为法在必行之例《明神宗实录》,卷579,参看《筹辽硕画》,卷1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周密制定出兵时间表是分进合击的关键。为此,杨镐等事先作出决定:二月二十一日,大军起行。他派遣一个在抚顺作战时投奔过来的人捎信给后金,说明朝大军已齐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时分路前进《明神宗实录》,卷58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但是二月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又改二十五日为行军日期,三月一日约定各路军出边,二日于二道关合营前进《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一部分后金各个击破(1)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元旦刚过,从初二日起,这个国家已全力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努尔哈赤派大贝勒代善率领五千兵马防守扎喀关(时称三道关),抵御明军可能的进攻,他自己亲统大军出征叶赫,截取屯寨二十余处,胜利回师。二十二日让大明使者李继学等带回一封信。信上就与明朝罢兵等问题作了说明,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据载原文如下:
若是皇帝责备辽东之人,并撤回出边之兵,以我为是,解我七恨;若给我王子的敕书,则战争何以不停?将旧赏于我抚顺的敕书五百道,开原的敕书一千道,给我的军兵。另给我以及我为首的诸贝勒大臣,总共绸缎三千疋,白银三千两,黄金三百两。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1册,109页。
二月十五日,后金又派一万五千人到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地方运石,于界藩山上筑城。另派骑兵四百前去保卫。
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二月十四日杨镐所遣降人到了后金,业已知道明朝将有大举。三月一日,西边抚顺、南边栋鄂均有哨探发现上月二十九日已攻打上来的征兆。努尔哈赤听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报告之后,相信明军已经采取了进攻行动。他就明朝军队此次的战略策略作了冷静的分析,从明朝先使后金看到他的南路兵来判断,明朝是认为后金一定向南去迎敌,所以提前把一路兵暴露出来,实际他的主力大兵是从抚顺路来,应全力以赴去对付明军的西路。努尔哈赤向诸贝勒大臣宣布他的抵抗策略是各个击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傅国:《辽广实录》,卷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努尔哈赤已决定用现驻原地的五百兵防守南路,其余所有的后金军尽数向西进发时,又有哨探报告,清河路也发现了明兵。代善说:清河路兵一时来不了,有二百兵去防护就可以了。后金兵集中主要力量于抚顺一路,这个决定是极为英明的,而且是这个国家君臣上下一致的意见。
“铁背山前歼杜松”,这是后金击破明军分进合击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大胜利。铁背山位于浑河上游与苏子河下游会合处,山势雄伟,悬崖峭壁,天然险要。西与界藩山相连,界藩山上有绝壁剑立的吉林崖。浑河由东向西从山脚流过,河南即萨尔浒,也是有山有水,当年还有乡村。满语Sarhū为碗架或木橱之意。从此可以想到过去这里山林茂密,或地势起伏,故而得名。杜松所率明军于二月二十九日自沈阳发兵,三月一日出抚顺关,越五岭,抵达浑河,天已晚。军士想要留步,杜松不听。看河水不及马腹,竟裸骑径渡。部下请杜松披甲,他笑着说:“入阵被坚,不是大丈夫。我从小当兵,现在都老了,尚不知甲重多少斤!”根本不理这一套,麾兵前进,士卒也都跟着解衣渡河。他的前锋部队在进军路上生擒后金十四人,焚克两寨。拟于初二日至二道关,会李如柏军并进。他不顾对方如何反击,直冲向前据说杜松在战前“知敌未可乘,说杨镐,不听。盖以方从哲红旗趣战也。”见谈迁:《国榷》,卷83。。
后金兵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由代善率领,过扎喀关,与达尔汉辖按兵等候努尔哈赤。皇太极因祀神后至,一见便说:“我们筑城人夫俱无器械,界藩山虽然险固,假如大明将领不顾士兵死活,硬逼着进攻,我们的人夫必然陷阵,那将奈何?现在我们不能等了,要快走,人夫见了兵来,也就有所慰藉了。”代善与诸大臣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令兵即时前进。未时(13时~15时)至太兰冈。代善与达尔汉辖又想把兵隐蔽起来等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很不高兴,他说:“为什么要大兵站在隐蔽地方呢?应当耀武扬威出行,遇到敌兵布阵,运石人夫见我们大兵如此而来,也会奋勇参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后金头号功臣额亦都立刻赞成,说:“四贝勒说得对,我们应当前进,站于显眼处。”《清史稿•额亦都传》,卷225。大家都按照这个意见行动了。于是继续向前,进至与杜松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在此之前,后金护卫筑城的四百骑兵已设伏于萨尔浒山谷口。杜松一马当先向着准备吞噬他的这个谷口冒进。后金伏兵特意等他的人马渡河至中途,像排山倒海的巨浪一样齐发进攻,击其尾。杀至界藩河,原来手无寸铁的人夫个个成了勇敢的武士,与部队联合,占据了吉林崖。杜松以为他们是薄弱环节,包围并进行攻打。就在山上骑兵并运石人夫与明兵交锋之际,后金诸贝勒大臣率领的主力大军蜂拥而至。见明军已分为二,一军攻吉林崖,另一军立于萨尔浒山上。代善等分左右翼两路迎战,并对大家说,吉林崖上的四百骑兵已在山上与步兵会合,现在再派新来的甲士一千名登山支援,一齐由上往下冲击。右翼四旗兵准备在他们冲击时同他们合起来夹攻。其左翼四旗兵留在萨尔浒山监视那里的明军。一千兵已经派走,努尔哈赤才赶到。他问诸贝勒制定了什么样的破敌战术,诸贝勒把刚才的决定禀告这位后金汗。他说:“天已晚,可照你们的决定去执行。”他命令右翼二旗兵去加强左翼四旗。用最大的力量去攻打萨尔浒山上的明兵。此军一破,其他不攻自破。他又指挥右翼的二旗兵监视界藩山上的明军。在进攻萨尔浒明军的战斗打响之后,吉林崖上的后金兵猛烈地冲下来时,此右翼二旗的兵应时增援了上去。然后他命令左翼六旗的兵继进,从下往上攻打萨尔浒山上的明军关于此战中后金两翼兵的配备方面,实录和老档的记载不一致。此依实录。。骑兵来后,立刻冲上去连射带砍,杀死很多明军。吉林崖上的后金兵见己兵已渡河击败了萨尔浒山的明军,也由上往下冲击界藩山上的明军了。右翼两旗的兵渡过界藩山南的河流,攻击站在山咀的明军。遭致攻击的明军连发火炮,阵营还是被攻破了。后金兵从此追袭,一直追到硕钦山顶,杀得明军落花流水,当夜解围了。明军这一路的主将杜松鏖战很久落马,并王宣、赵梦麟等皆被歼,全军覆没。明军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河。军器与尸体在浑河漂泊如解冰旋转而下。历史上称这整个战争为萨尔浒之战,就因为在萨尔浒这个地方打得最为激烈,后金兵狙击明军的主力获得大胜。
第一部分后金各个击破(2)
击破开、铁一路马林兵是后金获得的又一个大胜利。明北路军在总兵官马林率领下,不是由靖安堡而是由三岔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三岔子村)出边,三月一日屯于稗子峪。听到杜松军没,军中哗然。而清代文献都说马林军至尚间崖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均说马林进至尚间崖,明人未有此说,以清人所记查核,该地当在今辽宁省抚顺县上哈达村北之白石山。,被后金兵前哨发现,报告给大贝勒代善。第二天清晨,代善领三百余兵赶至明军驻地。马林正欲拔营,见后金兵来,非常恐惧,便带领部下撤退,只留潘宗颜殿后。这时在今抚顺西北、铁岭东南的山山水水之间明军扎营三处。一是马林军退后立营于尚间崖,在那里布阵,绕营凿壕三道,壕外列大炮、鸟枪,枪炮之外又密布骑兵。壕内的明兵皆下马站立。二是尚间崖之西的斐芬山有潘宗颜所部,他们也在那里安营扎寨了。三是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所领车营步骑在斡浑鄂谟安营并凿壕列炮,以备攻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直书龚、李安营于“穵哄泊”,该地也当在今辽宁省抚顺县上哈达乡附近。。
后金兵在萨尔浒大战获胜以后转而北上与马林军进行遭遇战。未打马林一路之前,努尔哈赤亲自带领皇太极及不足一千的士兵先攻龚念遂、李希泌的车营。明军频繁放枪放炮,后金兵奋勇冲击,摧覆战车,大败其兵,龚念遂、李希泌皆败没。努尔哈赤正立马眺望,代善来报马林兵已至尚间崖。不等皇太极的兵一齐动身,努尔哈赤抢先一步,赶至现场。欲令后金兵占据山头下冲,但见明军已攻了上来,遂改为不登山,而要下马步战。最先响应的是代善,他往左翼二旗处,命令骑兵下马,在只有四五十人下马时,估计来不及了,代善请示努尔哈赤同意,扬鞭策马直冲上去,两军激战,混作一团。后金尚未参战的六旗兵,不待整旅,及时赶到,和已经投入战斗的两旗兵联合一起,展开冲杀。明军还是老战法,发枪炮接战,当发现后金兵躲过枪林弹雨,直逼眼前时,自觉力不能支,开始败走。后金兵以剩勇追穷寇,尚间崖的大野一时成了明兵的坟场,副将麻岩等被斩。明兵跃入河中的,陷入泥潭的,皆不得生。总兵马林仅以身免。尚间崖下河水被明兵伤亡者的鲜血染红《明史•马林传》,卷210。。
后金兵掉转矛头攻向斐芬山。监军潘宗颜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赞理通判董尔励等带领一军,于山上结营,以战车为卫。作为马林一路的殿后,抵挡排山倒海而来的全部后金军,鏖战一个午前。后金兵受命一半下马,由下向上仰攻。明军战车被摧毁,其营遂破,全军尽没。潘宗颜与窦永澄、江万春、董尔砺等皆战死《明史•潘宗颜传》,卷291。。
马林、潘宗颜等已与后金兵大战并遭到惨败,叶赫首领金台石、布扬古才领兵进至中固城(今辽宁省开原县中固村),听说明军受挫,大惊而回。他们没有同后金交锋。
后金破刘宽甸一路,无论在争取时间上或以智取胜上,都更为惊险和富有传奇性。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开、铁一路明兵后,当天傍晚收兵至古尔本地方安营。有哨探向他报告来自南方和西南的两路明兵向赫图阿拉进攻,一个是栋鄂路,另一个是清河的呼兰路。其实所谓栋鄂路来的就是刘统率的明兵,清河路来的就是李如柏统率的明兵。努尔哈赤放掉李如柏,专力对付刘的来攻。他得到报告后,立刻派达尔汉辖领一千兵作先遣部队出发,其他的贝勒准备第二天带兵去。到了第二天早晨,就派了二大贝勒阿敏领两千兵去增援。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领大部队后进。路过界藩,为庆祝已取得的胜利,举行了祭天家纛礼。代善不等祭礼完毕就先带二十人扮作哨探开拔了。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继代善之后也走了。四大贝勒皇太极乘马来到父汗面前,要求与阿哥一同走。努尔哈赤想留他共行,他不肯等待,还是先走了一步。代善于三月初三日中午从界藩出发,四小时以后回到赫图阿拉。聚集在衙门的众福晋及女儿,见了代善都担心地问:听说有两路兵来进攻,不知怎么办?代善沉着地告诉她们,西边来的两路兵都已被打败了,这两路兵也用不着害怕,他们到不了这里来。但是代善大概并不知道刘的来兵真的距离他们这块根本重地不远了。当夜寅时(早3时~5时),努尔哈赤赶到赫图阿拉。待东方发白太阳冉冉升起,后金国汗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再一次集中主要兵力打刘,用少部分兵狙击李如柏的进攻。他命令代善与其二弟率领所有的军兵前去迎战栋鄂路来兵。努尔哈赤自领四千兵守都城,防止清河路明兵突袭。
第一部分后金各个击破(3)
从宽甸进攻赫图阿拉的明兵,在主将刘率领下,二月二十九日出发,行军速度相当缓慢。此路山险道狭,荆棘丛生,马不成列。至三月二日刘已进至深河,连克牛毛、马家等十余寨,深入三百余里,军队士气很高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0。。养子刘招孙以孤军乏食请求退兵,刘誓不返旌。对杜松一路军败没的消息一无所知。在刘浩浩荡荡带领一行人马至清风山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一位不速之客气喘吁吁来到眼前。这是后金派出的间谍,他带着缴获的杜松令箭,诈称明军,催刘进兵会战。勇气有余谋略不足的刘信以为真,一见令箭,勃然大怒,痛斥杜松:“同是大帅,向我传令,岂有此理!”他气的是受了杜松的鄙视。间谍故意劝慰说:“主帅以事急,不过以此取信罢了!”此话使这位猛将清醒了一下,发出疑问:“为什么不以传炮相约?”间谍似乎早有准备,立刻答道:“边塞地区,烽堠不便,此距建州(指赫图阿拉)五十里,三里传一炮,不如飞骑来得快。”刘点头,疑问得解。间谍再次回到后金兵营,将此行报告,他们立即传炮,刘误以为杜松要抢头功,便加快步伐进军。此时后金军队又一诈,打着杜松的旗帜迎了上来,刘率军已经进到了敌手的包围圈。
后金以代善为首的一军,出瓦尔喀什密林,发现了明军,继续前进,也被明军察觉。明军登阿布达里冈(地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榆树乡嘎巴赛村南十里,与桓仁县交界处)阿布达里,满语abdari,菠萝棵子。此地得名应是菠萝树多。据笔者调查,这里不但菠萝树多可为特征,且发现过枪头,萨尔浒之战的东路战场无疑是在这个地方。。这里群峰高耸,层峦起伏,林木丛生。周围十几里内无人烟,车辙马迹隐约可辨。当代善欲领兵从东面的高山往下冲,皇太极与其商量,让这位兄长留下来护卫,他自己领兵上山执行任务。皇太极率右翼兵上山时,又选了精兵三十打先锋,但是一交战,明军不停地放枪放炮,并未占着便宜。右翼兵继续上去攻击,仍未见分晓。急不可耐的代善亲自由中路攻了上去,率领左翼兵攻取山的西面,山上的明军开始动摇了。从此打开局面,后金兵一直追击下去。先前派去的达尔汉辖、阿敏各率所部,在遇见两营明军以后,正是他们给刘设下了圈套。他们埋伏于瓦尔喀什山南的深谷中,等待明军行过一半,从后面包抄,代善的兵由前面进击,在瓦尔喀什的原野对明军前后夹攻。明军主将刘被流矢射中,伤左臂,继战,又伤右臂,犹奋抗不止。从上午战到晚间,内外断绝,这位南征北战的刘总兵面中一刀,截去半颊,还左右冲突,亲手杀掉数十金兵,最后倒在血泊之中挣扎至死《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载刘被后金俘获后斩杀,可以存疑。。刘招孙为救刘亦战死。
后金兵乘锐南向行至富察甸,发现那里有明军及朝鲜援军。这是康应乾所领的一支明军。代善遂命令他的部下吃了炒面,马饮了水,然后即向这些明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看到明军执竹竿长枪,身着木甲和牛皮甲,朝鲜步兵着纸短甲,在富察之野排列一层层的鸟枪和大炮,向后金兵施放。后金兵舍生忘死向前冲击,火药的浓烟与行军的尘埃把寂静的旷原弄得云雾濛濛,而他们正是利用这个机会箭射刀砍,歼灭了所有的来兵。康应乾仅以身免。战斗一结束也就烟消雾散了。
此路最后一个战役是阿敏领后金兵进攻乔一琦所部明兵及朝鲜援兵。这些朝鲜兵看到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惨状,想到他们并非心甘情愿为明朝作战,就请求投降了。代善与诸弟及大臣商议,同意朝鲜领兵的都元帅姜弘立派副元帅金景瑞到后金来投诚。明军游击乔一琦血战三昼夜,投到朝鲜兵营,未曾想到他们已经和后金站到一起了,朝鲜兵要捉拿他送给后金,这位大明的乔游击不肯作战俘,写了一个小纸条,托家丁转交在辽东的儿子,以弓弦自缢,被朝鲜军官发现救下了他,他又挺身投崖而死各书对乔一琦下落之记载颇不一致,此依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及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其余的明军都被执送给了后金。朝鲜一军从此不战而降。这就是三月初四日刘一路明军败没的场面。
指挥全部明军进行这场大举进攻的杨镐听到四路大军两路已传来了军没将亡的噩耗,他想剩下的两路也必无胜利的希望,就急命李如柏、刘撤军。但命令还没有到,刘所部已被后金歼灭,只有李如柏接到命令回军,沿边赴沈阳,兼防开原、铁岭《明神宗实录》,卷580。。后金哨兵乘其撤退之机,追击斩杀四十余人,获马五十余匹。四路之中这是保全最为完整的一支。杨镐因此次兵败,被逮下狱,定为死罪,迟至崇祯二年正法《明史•杨镐传》,卷259。。
明清(后金)第一次决战,以后金的全胜而结束。这次战争,实际是在三个战场作战,其中萨尔浒仅是一个战场,但此战明朝投入的兵力多,打得激烈,影响到后来的两次作战,所以清朝以来也就以此代表,称为萨尔浒之战。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1)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的一场大搏斗。明朝主动发起了进攻,而且经过了近一年的备战,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员和物资,结局吃了败仗。原因何在?从战争一交火,即使是局部的胜负,人们就开始分析和解释其原因了。但是明朝的全局失败,专门性的论述还是不多见的。这里不妨再做些说明。
对明朝失败原因的探讨,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时就有人发表了意见,但是从很早起,意见就是不同的。杜松、马林战败的消息传出后,经略杨镐在三月十一日的奏疏中曾把两位主将违制行师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他说:“为照报过师期,原以二十一日陆续发兵到边,二十五日该宽甸一路出口,初一日该沈阳、开、铁、清河三路出口。俱约定初二至二道关,合兵前进。乃总兵杜松出师,要占首功,单马行前,辄弃车营。初一日申时(15时~17时)既已活捉夷贼报功,旋又以焚克二寨报功,而不知其已入贼之伏也。贼以备开、铁之兵与备抚顺之兵合而攻之,乌得不败?既初二午时(11时~13时)开、铁总兵马林行至三岔,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比至二道关,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兵马时已败亡,又以备抚顺之兵与备开、铁之兵合而攻之,何能久支?”《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是这次决战的明军总指挥,此时已认定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破产了,他哀怨时间的阴差阳错,更愤恨两路主将的各自为战,实际就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这两个人身上了。他不说指挥的问题,而指责两员大将断送了总指挥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也在杜松、马林身上寻找战败的原因。他则列出六个原因,如说:“照得行师必以纪律,自誓师之后经略即谕杜松等务以持重。又约三月初一日出口,乃先期兢进,其失一;刚愎自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傍哨,致赚贼伏内,被诱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驭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至于开、铁兵马,初派由三岔出口,马林苦执由靖安出边,临期复由三岔出口。乃抚顺交锋,而该镇未至,比奴众乘胜北驱,守备不设,致虏袭营,兵亦溃败。”《明神宗实录》,卷580。陈王庭分析杜松、马林战败的六个原因比杨镐提出的原因更具体化了,但或许他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者之一,他分析的基调竟和杨镐说的相同。
在刘败没、李如柏一军得完的消息传出后,对此次明军的结局,舆论反映极其强烈。探讨明军失败的原因也立即扩展和加深。有人在指挥和调度上找出了种种失误。浙江道御史杨鹤指出:“辽事之错,不料彼之情形,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进止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明神宗实录》,卷580。从主将杜松的轻敌冒进,马林的犹豫不定,转到了李如柏不与刘策应。特别是李如柏出师不主动,作战不参与,单独有令,一军生还,极为可疑。杨鹤揭露李如柏兄弟与努尔哈赤素有“香火之情”。他质问杨镐:“何以独止如柏,不止杜松、刘?”《筹辽硕画》,卷17。他认为李如柏若能与刘相配合,杀入重围,当不至死,或者夹击成功,也未可知《明神宗实录》,卷581。。
著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对此战丧师辱国极为愤慨,他直接斥责“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他把“马上催而三路丧师”当作最大的教训《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李奇珍也把明军的失败不单看作咎由李如柏,而是有更深远的根源。他说:“属者奴酋发难,四路进剿,三路败没。始误于李成梁,再误于杨镐、李如柏也。先是成梁剿平兀堂、孟草塔、王杲等诸丑类,用奴父他失为向导,借其髑髅以博封拜,因割我膏腴,以结戎心。二姓之好既联,三韩(指辽东)之备尽弛,开门揖盗,养虎自贻,此祸本乱源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朝人自是明朝人,他们谈论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从各方面寻找其原因,不是简单的理论推理,而是在吸取教训,以图再举。论者有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是当时的人,发表的言论是切中要害的,有的放矢。但是不可否认,发表意见的人杂有个人成见,甚至还包含着明末士大夫通常有的那种高谈阔论的积习。即某些正确之论,亦不过只能说到一定程度,受历史的和阶级立场的局限,还不能触及根本性的问题。
萨尔浒之战明朝惨遭失败,就战场交锋而论,杨镐主持策划的四路并进有严格的行师日期。杜松急发,马林迟进,刘先走,李如柏故拖,这样参差不齐,就无法达到分进合击的目的。分路进兵最终还是要集中力量进行作战,所以“合击”才是发挥战斗力的保证。即使四路不能全合,两路做到合击也可以。而明军四路全是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胜利。明军四路主将“违制行师”,完全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必然变成“违律丧师”。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当时人指责的泄露日期的问题。因为努尔哈赤事先已经知道了明军何时进兵,他们得知日期,可以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这里又得出结论:“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2)
但是不能就时间论时间,还应进一步寻找丢掉时间的原因。这样深入下去就可以看出明军内部矛盾重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做不到“合击”,是彼此之间没有“合心”。李如柏、马林都是懦夫。李如柏作为李成梁的第二子,靠其荫袭的关系跻身行伍之列,数从其父于边塞立功,并升至总兵官,但他战前已家居二十余年,放纵酒色,既无父兄当年之勇敢,也没有他少年时之英锐,特以疆场乏人起自废将,而他本来的怯懦大暴露,“惟左次避敌而已”。《明史•李如柏传》,卷238。马林也缺乏主将的素质,出师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史•潘宗颜传》,卷291。。杜松、刘比李如柏、马林实有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踊跃向前。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呢?不妨看看文献上所载杜松行前和李如柏的一番对话。
杨镐做了决定,杜松、李如柏皆知各任方面。李如柏故意为杜松洒酒送别。酒席桌上对杜松说:“我这次作战,一定以头功让您!”
杜松听了李如柏的话,信以为真,慷慨意气,带着扭械出师,并狂妄地宣称:“我要捉来活的(努尔哈赤),不能让别的将领分功了!”
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
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44页。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如果不是故意恐吓,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构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儆,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明神宗实录》,卷580。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张铨传》,卷291。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神宗实录》,卷580。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