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可知刘也带了几千家丁。明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3）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孟森曾提出天命、天聪均是尊号，而非年号，其清朝有年号自崇德始。见《明清史讲义》下册，373页。。当时讲天命最多的和最系统的是为后金编纂法典的大学者，也是亲身经历萨尔浒之战的额尔德尼。
按照额尔德尼的解释，明朝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天意的，所以他们四路的二十七万（后金当时的说法）大军三天之内被全歼。他说：“大明的万历帝，自戊午年（1618年）二月开始聚集军兵，整备器械。己未年（1619年）二月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要想攻破诸申国（后金）英明汗所居住的大城（赫图阿拉），灭亡我国。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众，逆天而行。陷害诚正，恃强作恶，正是违背天意。如不是大明万历帝做的坏事太多，此二十七万大军，何以三日之内被全歼！这就是天谴之故。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多是公正善良，故能三天之间连续驰逐，马不疲惫，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此即谓之天助。与明兵及朝鲜兵二十七万相攻战，杀彼二十余万，而诸申英明汗之兵死亡不足二百。”
额尔德尼把萨尔浒之战每个战役中后金的胜利都说由一种超现实的天命所决定。他说：“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一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藩、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此皆天之所助！”
能言善辩的这位后金学者讲了许多战场上发生的有利于后金的事件，通通归之天命的主宰。他说：“初二从尚间崖发的一千兵，初三从尚间崖发的二千兵，和两天后落伍了又去的大贝勒的兵，就像约好一样相会，有此巧合的事例吗？即使从一个地方约定，而后分散行动的兵，恐怕也不会如此巧合！此皆天使之会合。何以知道得天之助呢？首战界藩、萨尔浒之夜，如非乘夜前去截击，便不会发现瓦哈木、尚间崖、斐芬山三营的敌兵。如第一天报告南方栋鄂路、呼兰路有敌兵来，岂不是不去攻界藩敌兵了吗？如调回来去迎战那两路的敌兵，而后听说扎喀路再有敌兵来，又将往何处攻呢？那是很困难的。把由一路进来的两道五营敌兵，两日间皆斩杀，再去迎击南方栋鄂路来的敌兵，将其全歼，如非天助，岂有此事？每次作战，使时间互相配合，将诸事处理完毕，身体得到休息，收了兵再发生别的事，如非天助，岂有可能？谁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谁看见他们有那么多的兵，又谁有那么众多的人呢？大明皇帝虽然依仗他的兵杀不尽，死不完，发兵来攻。他们那么多的兵，在一瞬间，绝非人力所能杀完。在一瞬间将其全部杀完，如非天助，岂能办到？正因为大明万历帝罪恶太多，明兵施放的千千万万枪炮，都是弹弹虚发。明兵射箭、砍刀、刺枪，都是个个落空。然而英明汗的兵，射箭、刺枪都得天神之助，刺则中，砍则断，岂非天助？”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114页。
后金的这位精通满汉语言文字的额尔德尼洋洋洒洒叙述了萨尔浒之战的全过程。对后金取得的胜利有些夸张，如说杀死明兵二十万显然失真，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他一再强调的获胜原因，一个个归之于天命都是不对的。后金在这次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原因除了一些偶然的巧合以外，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没有一个超乎明清（后金）之上的天神做这些安排。不过额尔德尼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后金的统治者对他们自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感到非常意外。如努尔哈赤有和额尔德尼类似的言论。他曾说过：“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兵，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各国闻之，若为我分兵破敌，必谓吾兵众；若为我往来剿杀，必为我兵强。究言之，闻于四方，无有不称善者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这一番表白，想说他的兵威无不慑服。但是给人的印象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后金兵既不众，力也不强。他们那么强调得天之助，实际反映了人世间的隐忧。他们是在没有多大把握的情况下起而应战的。获得萨尔浒之战的巨大胜利是他们主观的努力结果。过了一个半世纪，清朝乾隆皇帝对此有较为实际的说明。他说：“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游行克辽东，王基开，帝业定，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石矢，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猷。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
后金的获胜不是天助，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四路进兵，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连两路都没有同时行动的，于是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结果明军以数量之多所占的优势立刻消失了，连杜松的一支主力进攻部队，也以二万之众遭后金三万兵马狙击，从而一军皆溃。不仅如此，明军各路进兵所差的时间，又为后金兵战胜一路，还手再战另一路赢得了机会，这有些偶然巧合，特别是刘一路，相差三四天才决战，如后金大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他的一路明军很可能攻进赫图阿拉，而那将形成另一种结局了。但是没有造成那种结果，还是后金兵打得神速，调动得灵活。这里包含着指挥的正确。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新兴的后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广大群众支持他们的这次作战。在每一次交锋时，明军总是结营放枪炮，而后金兵就是敢冒着枪炮往上冲，一直顽强地把他们的阵营冲破。明军又总是一破营就逃跑，后金兵再乘锐追击。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明军的失误、愚蠢、怯懦等等所造成的可乘之机，毫无遗漏的都被后金兵利用了。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1）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萨尔浒之战明朝被后金击败，就是它的力量没有赛过后金。
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最主要的是人。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究竟投入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一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页。。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但是清朝人对明兵各路人数记载有参考价值。他们说杜松一路六万，李如柏一路六万，马林一路四万，刘一路四万。这可以证明杜松、李如柏两路为主力，兵数相等。
明朝人自己记载更是不一致的。杨镐在杜松、马林战败后说明朝主客兵出口者仅七万余《明神宗实录》，卷580。。这显然为失败作掩护，说兵员太少，要求增援。后来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四路之师，除朝鲜援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这个数目基本可信。在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的奏疏中提到杜松战败，“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明神宗实录》，卷580。，这进一步提供了各路的兵员数目。杜松为主力，他的兵员如为二万，实际总会是超过这个数目，则李如柏一路也应是二万余名。
朝鲜人的记载提供了刘一路的兵员数目。据他们说，刘本人有亲丁数千人，合各将所领，可近万人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另外有朝鲜援军一万三千人。则刘一路总兵员数超过二万，比杜松、李如柏两路似应略低。
我们推算明军全部出动的兵员约在七八万以上，十万以下。但是也有人说“四路之兵计十万”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卷580。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杨镐有意往多说。他的消息来源是辽海东宁道副使张铨的塘报。张铨参加了萨尔浒之战，在杜松一路监军。他的报告曾说杜松进兵至二道关，遇到后金伏兵突起，约三万余骑。这是亲眼所见，数目较为可信。杜松奋战数十余阵，欲图占领山头，居高临下，树林复起伏兵，经过鏖战失败。后一起伏兵没有说多少，但应属三万余骑之外。从鏖战之激烈并至此分出胜负，数目也不能少，就算再有个三万余吧，合起来不超过六万。后金采取的是集中兵力的战略，其他几路只分去很少的兵，这一路的数目，差不多就是它的兵员总数。本来战前杨镐也说过“奴酋精兵约六万余”《明神宗实录》，卷572。，打了败仗又说对方有了十万，实在是夸大了。
有人用计算八旗人数的办法推测后金的兵员数目。按照这种办法计算，努尔哈赤于1615年建成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清朝通典》，卷68，兵1。，八旗的人数就是后金的兵数。按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每个牛录由三百人组成。从牛录到旗合计，每个旗的人数为七千五百名。八个旗总计就是六万人。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1619年，时八旗已建立四年。1618年后金攻取抚顺，获得人畜数十万。其中投降的明兵有些是会补充到八旗中去的，但是文献资料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反映。乾隆时的礼亲王昭梿曾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兵员的数目。他说：“高庙（指努尔哈赤）初，满洲军尚寡，时栋鄂温顺公讳何和礼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村），颖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力也。”昭梿：《啸亭杂录》，卷5，《何温顺公》。这里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打胜，是靠了何和礼归附努尔哈赤时带去的五万军队。明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在萨尔浒之战以前也曾说“建虏初号五万”。见谈迁：《国榷》，卷83，5116页。何和礼当初不可能有那么多兵。但认为后金以五万之众胜了明军不失为一说。如此种种，或不足十万，或六万，或五万，总可以断定后金兵员不如明朝的军队多。明朝的力量比不过后金，不在于他们的军队数目多，而是决定于这些军队怯战、反战、厌战，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后金兵发挥得大。
经过萨尔浒之战，明朝三路丧师，损兵折将，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首先是将士的数目明显地减少了。有人说明朝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的损失是“三路凡丧师九万，马四万，辎重器械无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明朝投入作战的兵员总共或许只有九万，可能还要少点，说损失达九万是夸大了的数字。王在晋说的数目更接近真实。他说：“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根据王氏的记载，我们不但知道了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还知道战争刚结束时的明军现存力量。他在同一文献中说明朝兵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阵亡者超过一半，现存的又不足作战时的一半。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2）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人员极少。他们自己说仅仅死了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1页。。这或许有意少说其伤亡，以显示得天之助，胜利巨大。但是明朝人也没有说他们打死打伤很多后金官兵。杨镐奏报杜松、马林败亡的消息时，也只说杜松出口至二道关，“生擒活夷十四名”。马林一军阵上“斩首六级”。刘一路交战激烈，持续时间较长，打死打伤后金人员多些。仍据杨镐奏报，刘领军于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马家口，与后金伏兵相遇，“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三月初一日，镇江游击乔一琦，在距赫图阿拉一百二十里处与后金五百余骑相战，“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廷苏斩首一级”。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在离边二百余里处，“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生擒男妇五名”。初三日，刘的兵丁在深河子斩首二级，生擒一名。刘一路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的两次奏疏。。说刘一路斩获最多的是三千级谈迁：《国榷》，卷83，5132页。。而四路明军总计斩获后金兵丁不会超过五千名，其中的确无诸贝勒大臣。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基本的军事力量没有损失。
不仅如此，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的兵员数目还有了迅速增加，其军事实力在主要方面超过了明朝。朝鲜人李民说：后金以前有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2页。。这证明萨尔浒之战过后，后金有了二十万的武装部队。同时，后金在可能转化为战斗力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和发展。他们通过掠夺增加了财富，原来缺衣少穿，价钱昂贵，贫者至衣不蔽体，战后由于抢掠都穿上了鲜艳的服装。更基本的是后金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赫图阿拉的周围农人耕地，牛羊被野。而且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在临近明朝的边界上筑坚城，且耕且守。虽然一时占领的土地比不了明朝的广阔，但是它拥有的实际战斗力越来越大。
与后金不同，明朝自萨尔浒之战失败，朝野内外到处被埋怨、失望的悲观情绪笼罩。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就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明神宗实录》，卷583。，可谓一时的真实写照。因此，萨尔浒之战本来是由明朝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的一次战争，结果后金不但保住了它作为国家政权的存在，战后它又在各方面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特别是对明朝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以它越来越优于明朝的军事实力向明朝发动了持续不断地进攻，直到把它灭亡，大清代替明朝而统一全国。
第二部分后金进攻的新策略（1）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的一天，当着炎炎夏日，后金的决策者们激烈的争论使人更加感到酷暑难熬。那时在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严肃地对诸贝勒大臣发下指令：“我们都不要返回都城（赫图阿拉）了，就在界藩筑城造屋住下吧。骑兵都不要过浑河，可在边境放牧马匹。”诸贝勒大臣无不惊愕，他们没有理解这位后金汗说话的意图。随后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共同提出：“不如回到都城去，修盖马厩，割草喂马，用水洗刷，马一定膘肥体壮。士兵们回到了家还可以整顿器械。”
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对诸贝勒大臣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他说：“这不是你们懂得的。当此炎热的六月，行军已经二十天。从这里回家，路程远近不等，有的需要二三日可到，居住在都城东边的需三四日才能到。现在天气热，路又远，马到哪天才能喂肥呢？我想住在界藩，让马在这个地方放牧，早日肥壮起来。八月还要打大仗。”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34～135页。这场争论由努尔哈赤的一番解释平息了。努尔哈赤并诸贝勒大臣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一致搬到界藩驻扎，牧马于边境之地。为了坚定他们的意志，随后又把他们的妻子也都接到这里一起团聚了。
后金发生的这场争论正是一个信号，表示这个政权的进攻战略已经改变。虽然新的战略一时尚不能被所有的人理解，但是努尔哈赤是非常明确的，也是要坚持推行下去的。这位后金国汗自1583年起兵，至此已经过三十六个春秋，戎马倥偬，往来冲杀，终究没有超越明朝给他划定的界限。尽管他的属下有时也越过边界做些零零碎碎的剽窃和抄掠，但每次也是随进随出，来去匆匆。1618年，他一反过去“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参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210页。的态度，公开与明朝决裂，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城之战。但是他领兵真正攻下来的抚顺城及周围几个城堡并没有占领它们，他进行了屠杀掠夺，带着俘虏和投降的人畜数十万返回了旧地。大军撤退，拆毁了抚顺城。当时他动员自己的军队是因有“七宗恼恨”，兴师的目的是报仇雪恨。在此之后，他惹怒了明朝，不是他们，而是大明对后金大兴挞伐，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浒之战。明朝投入近十万之兵，四路出师，真要把这个新兴的国家扼杀于襁褓之中。事虽凑巧，但的确不是天命注定，结果明朝以三路丧师惨遭失败。这已是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距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城恰好近一年的时间。后金对明朝进攻的新策略就在这之后显示出来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处在“野蛮时代”的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0页。满族贵族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它对明朝最初发动的战争的确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满族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她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及其先世女真人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历经艰难，受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之苦。他们是被统治者，是受害者。即使到了萨尔浒之战，明朝统治者妄想经此“大举”，也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明军所定的十四条罚约，凡涉及后金兵者只强调杀无赦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79。原订十四款罚约，只有一条讲到俘虏子女家属，其余涉及军兵者皆讲如何斩杀及报告等。。所以后金国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他们以英勇善战，保卫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战后，他们在策略上的明显变化就是由对侵犯进行报复转成掠夺财物和占领土地。为此，他们照旧用复仇做动员宣传，但实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复仇的范围。萨尔浒之战以后，努尔哈赤以后金国汗的名义告诫他的部下说：“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你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夺取辽沈是后金新策略的最大目标。
为了夺取辽沈，后金又相应做了其他诸多方面的改变。如根本重地的转移。赫图阿拉自1603年“筑城居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616年努尔哈赤于此被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城号称大城，迄今十几年过去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寿命都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到1619年，朝鲜人李民身临其境，目睹“外城颓圮几尽，外城内居人尽移之者片（界藩）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1页。界藩距沈阳百余里，距辽阳二百余里，是后金与明朝防守重心较为临近的险要地方。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就决定于明朝接近的界藩山上筑新城［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萨尔浒之战以前又派了一万五千人去那里运筑城之石。战争一打完，四月三日又继续筑界藩城，架屋居之。他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舍弃赫图阿拉，说服诸贝勒大臣及居民携家带口搬到界藩居住，就是有意识地把后金的根本重地西移，以便直接进军辽沈，实现占有全辽的雄心。也要给明朝造成政治和军事威胁，更好地破坏他们的战守。在这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说过：“因为要和大明国进行战争，如出兵打仗，我们居住大城西边的兵还方便些，东边的兵相距过远，实在太辛苦。若在西边靠近明朝的界藩建城居住，诸贝勒大臣就可以到明朝的边界以内放牧牲畜，使明朝居住在边境的人不能耕种，种了的田地不能除草，已经种的不能收割，收割了的粮食不能晒打。我们可以放鹰打猎。把明朝的人困在城中，使他们不能出来，等他们忍耐不住出兵时。我们就进行攻打。”《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1册，102～103页。
第二部分后金进攻的新策略（2）
按照努尔哈赤的这个想法，萨尔浒之战前先派人到界藩筑城，打基础，筹集木石，因天寒而中止。第二次派去一万五千运石人夫，中途遇到了明朝发动的大战，这些筑城人夫全部参加了抵抗明军进攻的战争。打败明军西来的一路，歼灭主将杜松，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但是就筑城本身来说，还是难以继续下去。经过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之战，后金连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实现努尔哈赤转变策略的思想减少了来自明朝方面的干扰，他自己的部下中包括诸贝勒大臣却不完全赞成。他们不知道这是制服明朝的“坐困之计”。1619年朝鲜人李民看清了后金的这一策略，所以他说：“今者弃其旧穴，移居者片，列筑坚城于中原之界，且耕且守，更出迭入，焚劫沈辽之间，殆尽无遗。闻近日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从天命四年六月起，为了向辽沈扩张势力，后金把界藩做了临时的都城［日］户田茂喜：《赫图阿拉城构成の素描》，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昭和十三年九月四日发行。。此城虽迄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其遗址尚存，依山而建，东西长约二百米，南北宽约五十米，目睹砌墙的巨石，全城的面貌犹可想像。
对汉人态度的前后差异，是后金改变策略的又一生动体现。后金从一开始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时以明代女真为主形成的新的满族共同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国家里，满族贵族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境内除满族外，还有汉族、蒙古族、锡伯族以及朝鲜族等。赫图阿拉城外居住三十余家朝鲜人，那个地方被称为高丽村。但是影响大、难处理的是汉人。努尔哈赤一时宣传他的祖父、父亲被明朝所杀，刺激了他的部下皆以“唐人（汉人）为世仇”，有时见了汉人就屠杀。新策略不同的是强调了“笼络之术”。无论降人或俘虏，都可以得到安生，所以人们能看到界藩城外汉族的男男女女络绎往来，数量之多赶上了满族的一半。在后金的国家政权中有了较多的汉人，李永芳投降后，八旗军中也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汉人。
皇太极在后金国家创建中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儿子之一，也是他处理军国大事的得力助手。他以四大贝勒或和硕贝勒的身份参与议政，率军出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天命四年六月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俘获成千的汉族避难人民，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又杀又斩，“今则一切不杀”，除了受伤的以外，全部安全无恙带回到后金统治区内。对其中个别的甚至“极其优恤，给马付书，还送辽东”［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24页。。这件事情在朝鲜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后金国内及明朝人都不能不发生巨大影响。
努尔哈赤曾想直接进攻明朝，唯恐朝鲜和叶赫站在明朝一边。朝鲜和明朝关系很深，地与中国的东北毗邻，和后金只有一水之隔。叶赫虽然也是女真部落之一，因女真民族内部的矛盾，加上明朝的挑唆，长期以来和后金对立，它又在开原之北，最靠近后金。努尔哈赤不解决和朝鲜及叶赫的关系，他到任何时候都无法解除后顾之忧。他进攻明朝，朝鲜和叶赫就可能抄其后路。经过萨尔浒之战，后金既和明朝进行了直接交锋，也和朝鲜及叶赫做了适当的较量。朝鲜出兵助明，未有大打，阵上投降。叶赫出了兵，未打仗。努尔哈赤就在这个基础上也改变了策略。他不去责难朝鲜，却利用其投降之机，反复陈述两国素无仇怨。他虽然让朝鲜在明朝与后金之间，不管站在哪一方都可自己选择，但实际是极力拉他们靠拢后金。特别是详细地了解到朝鲜的虚实及他们对明朝所抱的态度，即使一时不能完全把他们拉过来，总可以不那么担心他们从背后发动进攻。对叶赫，过去是把它和明朝视做铁板一块，凡进攻叶赫，必同时防守明朝的袭击。现在看到他们之间的隔阂，而且认识到叶赫主要仰赖明朝的支持，只有打败明朝才能实现对叶赫的统一。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再也不急于攻打叶赫，而是继续进攻明朝，使叶赫失去强有力的支持。
后金在努尔哈赤统治下对明朝改变进攻策略不是什么秘密，明朝统治者中有人已察觉。宰辅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一份奏疏中说：“臣为奴酋之蓄愤北关（叶赫）久矣，向来犹畏中国（明朝）兵威，为北关犄角，以是未敢轻动。今见我兵败衄，将士损伤，目中已无全辽矣。”这位内阁大学士认为叶赫已经很孤弱，像笼子中的飞鸟、陷阱中的走兽一样，后金兵一到，不是战败就是投降。努尔哈赤如取得对叶赫的胜利，鼓行而西，一定如入无人之境，所向皆克。所以他说：“为今之计，须以守辽为第一议。”日本《明实录》抄，第4篇，698～701页。一位熟悉少数民族和外国往来的礼科给事中元诗教看到努尔哈赤即将发兵进攻辽沈，惊呼：“奴酋陷我城堡以来，目中已无中国（明朝），近如朝鲜咨报所云，辄敢建国、改元、称朕，皆由杨镐轻躁寡谋，取侮小夷，倏迩秋高马肥，势必深入，不知何以待之？”《明神宗实录》，卷583。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估计和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部分明失开原、铁岭（1）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明朝相继失掉辽北重镇开原、铁岭。明、清（后金）战局从此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开原由开元演变而来。元代曾设开元万户府、开元路，管辖长白山至黑龙江的广大地区。明洪武年间改开元为开原，治所移至今辽宁省开原县老城，并设三万卫、辽海卫、安乐州于此《明史》地理志，卷41，地理2。。这个开原古城位于辽河中游左岸，它不仅是明朝辽东都指挥使司北部边境的重镇，而且因为它的东边和北边毗连女真住地，西北又与蒙古三卫相接，是明朝通使和控制外夷的门户。开原的得失关系到明朝的辽东、东北乃至全国的安危。
明朝为了维护其对全国的统治，长期以来就在开原驻扎重兵，并开辟通往东、北、西几个方面的遥远的驿道，城的周围又设立关市，以此来加强防守和羁縻女真与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确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满族崛起以后，特别是后金的建立，明朝在开原的统治根基越来越不稳固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熊廷弼巡按辽东，得悉努尔哈赤是明朝东北边防最大威胁，特请戍守重地开原。他说：“今急急救辽之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计将安出？宜于开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应。庆云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备御为游击，以弹压西虏。或靖安堡，或柴河堡增兵一千人，添一备御，以防奴众内袭。此救开原第一议也。”《明神宗实录》，卷459。但是明朝不能真正在开原建立巩固的防线，就是因为从外地调遣军队难以做到，就地招募也实现不了。
明朝还把希望寄托于地处开原以北的叶赫，以为把这个女真部落拉到自己一方，既可以制约努尔哈赤势力的无限扩张，又利用它的地理位置使东边的努尔哈赤和西边的蒙古诸部不能联合起来。后金建立前一年蓟辽总督薛三才等以“开（原）铁（岭）远在东北，孤悬天末”，主张在这里多建敌楼，修筑边墙，就有意地要保障危辽，限隔夷（女真）虏（蒙古）合谋《明神宗实录》，卷538。。后金攻下抚顺以后，明朝封疆大吏开出的这些药方无一奏效。
天命三年（1618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后金派回明朝的四个人，使他们带信，书“七大恨”，其中有开原人一名《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1册，92页。。这是想要为进攻开原而作准备。同年六月，后金与蒙古联合进攻开原，铁岭卫告急谈迁：《国榷》，卷83，5120页。。九月二十五日后金派兵入掠会安堡（今辽宁抚顺市北），屠戮甚众，一次就把捉住的屯民三百人斩于抚顺关，留下一人还割去双耳，命令他带着信到明朝，宣称要和明朝论个是非曲直。后金这种举动给开原、铁岭造成严重威胁，经略杨镐令叶赫夹攻，叶赫惧怕招惹大祸，观望未决谈迁：《国榷》，卷83，5120页。。当时的形势是“夷虏合兵，开、铁危急，金（台石）、白（扬古）不肯为用”《明神宗实录》，卷571。。
为了坚定叶赫的亲明立场，巡按御史陈王庭巡历了开原，使了一个计策：有个人叫王世忠，其姑为叶赫首领金台石之妻，传说金台石唯妇人之命是听，于是派王世忠到金台石那里，利用亲戚关系，怂恿金台石同明朝合作，攻打努尔哈赤，立功领赏。金台石听了王世忠的游说，果然派了他的儿子得儿革台州领兵攻打了努尔哈赤，克一寨，获满汉人丁四百余，斩首八十余颗。因此明朝奖赏他白银两千两，彩缎二十表里日本《明实录》抄，第4篇，625～627页。。但是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派代善领五千兵在扎喀关防御明兵，自己亲率大军征叶赫及依附叶赫的蒙古，一直进兵至叶赫城东十里。叶赫求救于开原总兵马林。后金兵没有和明军交战，各自退兵。随后努尔哈赤通过明朝派去的使者李继学要求把抚顺所有的敕书五百道和开原所有的敕书一千道全部给他的属下。萨尔浒之战，叶赫虽然出兵没有出力，努尔哈赤“谋使所属诈降于金台石，金台石不应”《清史稿•金台石传》，卷223。。战后，明朝继续玩弄“以夷攻夷”的老一套，怕叶赫被努尔哈赤拉过去，陈王庭写信给杨镐，让他派人“宣谕金、白，晓以利害，令其扎营开原。若奴贼突犯开、铁，二酋即发兵径抢奴寨。务坚其心，勿堕中彼狡计”。日本《明实录》抄，第4篇，691～692页。四月初九日，后金选精骑一千入掠铁岭，至距城十五里处，并未遇到任何反击。《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20页。
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努尔哈赤把酝酿已久的想法付诸行动，亲自率领后金四万兵马向明朝东北重镇开原进军了。行军三日，天降大雨，河水猛涨。努尔哈赤问诸贝勒大臣：“是领兵返回呢？还是向前进呢？如往前进兵，道路泥泞，河水难渡怎么办呢？”大家议论一番，决定留住两天，等待水退路干再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本来努尔哈赤“好以盛夏雨水时，动兵犯抢，盖出人不意也”。［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50页。此次因停留时间较长，恐怕逃出的人把后金出兵攻取开原的消息报告给大明，就来了个声东击西。派遣上百人的一支部队，从抚顺去沈阳抢掠，使明朝认为真的去进攻沈阳，而忽略防守开原。
出人意料的是，后金派往开原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开原地方未曾降雨，河水未涨，道路也不泥泞。于是大兵起行，经过尚阳堡（开原东南），明朝守军发炮狙击无效。十六日，后金兵临开原城下。
第二部分明失开原、铁岭（2）
明朝防守开原的主将韩原善尚未到任，推官郑之范署监军道事。援辽总兵官马林、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等也都在开原。但是他们对努尔哈赤“欲攻开、铁，已非一日”日本《明实录》抄，第5篇，26～ 27页。，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实际的防御措施。“又恃宰赛煖兔新盟，不之备”谈迁：《国榷》，卷83，5138页。。后金兵已经攻上来了，他们的军马还散放在百里以外的地方吃草。后金对他们的情况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风驰电掣般飞快而来。马林等仓促应战，把多数兵布防在城外，派少数兵登城上到女墙，以兹抵御。后金兵也一分为二，一部分设楯梯进攻，另一部分精骑击向马林城外防兵。他们从东南方面进行围攻，将城破坏，打败了东门外的明兵，要夺门，明兵把城门关闭，后金兵夺门争入。马林派往登城的兵四面皆溃，城外兵见势不妙，纷纷逃奔。后金攻城的兵逾墙而入，并据城向外攻击，马林的城下兵被城壕所阻，进退无路，竟被全部歼灭。马林、于化龙、高贞等明将皆战死《明史•马林传》，卷210。。郑之范预先逃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叶赫在开原被后金包围时，首先向明朝作了报告，但是他们派出援救开原的两千兵到达开原时，这个城已经不属于明朝了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朝防守沈阳的镇将李如桢、贺世贤听到开原被攻围的警报也率兵北援，未至，开原已失日本《明实录》抄，第5篇，44～47页。。
努尔哈赤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开原，在南门楼上坐下观看后金兵收拾战场的最后情景。从十六日至十九日，后金兵马在开原住了三宿，杀掠了城内两卫一州的十余万男子和妇女，藏匿获生及逃出者仅约千余日本《明实录》抄，第5篇，44～47页。。城中财物、金银、牛马牲畜等皆被夺去。这些物资被用牲驮车载，三天尚未运完。行前将名城开原毁坏，公私房屋尽数焚烧。一名羁留后金的朝鲜人说：“十六日，奴酋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朝鲜］李民：《栅中日录》校释，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16页。
明朝失掉开原以后，使努尔哈赤深受感动的是，有更多明朝的地方官投向后金。居住在开原的守备阿布图巴图鲁，蒙古人，城破后投于后金。接着又有居住开原的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等六千总带二十余人投降后金。努尔哈赤高兴地说：“看这些来降的人就知道这是天保佑我！他们是听说我养人才来的。”于是给这些人按职务高低赏赐了人夫、牛马羊驼以及白银绸缎布匹等物《满洲实录》，卷5。。
一个月以后，努尔哈赤再次统率诸贝勒大臣领兵五六万人攻向铁岭。开原攻下以后，努尔哈赤就没有回到赫图阿拉，而是说服诸贝勒大臣驻扎在界藩，整顿兵马器械，准备八月兴兵。他派人探视明朝在铁岭及沈阳驻兵的虚实，还没有等到八月，他就行动了。
铁岭即明时铁岭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治于奉集县（今辽宁沈阳市东南奉集堡），二十六年徙治于沈阳、开元（原）两界古嚚州之地《明太祖实录》，卷189、227。，就是今日的铁岭。此地与开原皆为“明季极边”，是东北边防一大重镇，特置重兵戍守。万历初年，辽东达到全盛，铁岭一卫世职至数百人，辽东名将李成梁祖居此地，父子五人相继掌一方兵柄，“劲卒数万，雄视绝塞”。清康熙时羁官于辽东的王一元，考察遗迹，访问当地故老，盛言当时铁岭的繁华。他作了这样的描述：城周附郭十余里，分内外城，城中皆官弁第宅，无复兵民居地，复以卫城窄隘，分处城外。居民房舍，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城内蓄养来自关内和本地的妓女达二千余人，她们以香囊数十缀以袜带，两端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至傍晚夹道皆弦管声。王一元感叹道：“盖承平日久，极天下之功，以充辽饷，将吏以骄奢相尚，军民效之，繁华反胜内地”。特别是李成梁一族，家大业大，势力雄厚，第宅之盛，器用之奢，无与匹敌。铁岭城东门外建有别墅，称“万花楼”，“台榭之胜，甲于一时”以上见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抄本）。。
明朝失掉开原后，辽北大地一片惊慌。从开原到沈阳，“见沿途逃兵及居民避贼（指后金兵）者相率而走，而将官有先示怯形为兵倡者，驮载行李，躲避民房”。游击陈维翰的家人把整锭的一百五十两的银子等物都运走了《明神宗实录》，卷584。。铁岭城在后金兵来攻之前，城中的子女玉帛预先都转移走了，只剩下了守城的军人［朝鲜］李民：《栅中日录》，18页。。
七月二十五日，后金进攻铁岭的兵马在天还没有亮以前，从三岔儿堡过边，逼近城下。明朝在城外各小堡的守军，有一半没有来得及入城，他们被后金兵拦截在城外，刚刚交战就被打败并逃跑了。其余的明兵在铁岭城里，后金兵从北面向他们发起进攻。惯于野战的后金兵已逐渐适应攻城之战，充分发挥战车、云梯等的作用。守城的铁岭游击喻成名、史凤鸣、李克泰等下令众兵施放枪炮，投掷石块，也开弓射箭。后金兵不怕明军炮火还击，放置了云梯，攻破了垛口，越过城墙，闯入城内，铁岭城立刻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后金兵这次作战是一场血腥的杀戮。铁岭“一城皆忠义”，全城抵抗者都死于后金兵的刀箭之下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守城的喻、史、李诸将及士兵全被杀。时李成梁先已去世，他的儿子李如柏还京时，族人钱多者随之而西，而留下的族人还有很多遇难，仅李成梁的从侄李如梃一家就有其弟如梓及子一忠、存忠等十余人被害参见李祖德重修《李氏谱系》。。当时李如桢为辽东总兵官，拥兵不救一说李如桢、贺世贤领兵救援，未至，城已失。见《明神宗实录》，卷585，此依《明史•李如桢传》。。忠骨埋于北国，至清初，有人还看到“掘土数寸，即有刀镞、甲胄、髑髅诸物，处处皆然”王一元：《辽左见闻录》。。
第二部分明失开原、铁岭（3）
努尔哈赤在铁岭城外东南的山上坐镇指挥，攻城的战斗胜利结束后，他进城，驻于兵备道的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