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组成三法司，会审熊、王。熊廷弼作为“罪人”，不得不跪在三法司面前，但一跪就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口气大声地说：“我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是让我驻山海关，并无驻广宁的片字决定。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4）
左都御史邹元标厉声驳斥：“失地丧城，功罪一体，你是难以辞掉责任的！”熊廷弼对“提审”他提出异议。邹元标接着说：“本职屡奉明旨，内云‘提审’，又有‘确审’字样，你竟然不理！今日必须进刑部，是非自明，你不必抗旨，否则，反得罪于朝廷。”
熊廷弼不服，辩解说：“我奉明旨‘听问’，不是‘送问’，写得明明白白，怎能将我下狱？”
两人争论多时，刑部尚书王纪接过来说：“你不肯进刑部，就叫锦衣卫旗尉陪你暂到天仙庵住一日，我们上奏皇上，请旨裁决。”
事已至此，熊廷弼深知分辩无用，所谓“旨意”，还不是由他们拟定！于是他改变主意，自请皇帝下诏逮捕他。
审完熊廷弼，邹元标、王纪都带着客气的口吻说：“请过王巡抚来。”
王化贞一进大堂，就“长跪痛哭”，说：“我苦唯有自己知道，一言难尽！”说着，从袖里取出一封信送上。
邹元标、王纪都说：“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过，将来一定还有在朝班之日！”安慰了一阵，也没细审，就都站了起来，与王化贞“一躬而散”以上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
事后，熊廷弼上疏，申诉三法司未定罪而先把他送狱，未奉旨意而先让他赴狱。他要求三法司按照对待罪之人之体与朝廷待大臣之体对待他。他的申辩不但没得到好结果，相反更激起这些人对他的嫉恨。朝廷中也不乏敢于仗义执言之人。御史江秉谦几次上疏，弹劾张鹤鸣的罪过在熊、王之上，同时还为熊廷弼辩护，遭到熹宗申斥，调离京城，放外任，夺俸一年半。给事中刘弘化也持此意见，受到夺俸三个月的处分《明熹宗实录》，卷14，卷15。。为熊廷弼辩护的人很少，案子全掌握在反对他的人手中，终于把他同王化贞定成死罪。四月七日，宣判了对熊、王的处理。这里，不妨将此宣判书原文抄录如下：
奴酋猖獗，辽阳失陷，拔化贞于监司，起廷弼于田间，畀以军旅，重任二臣，被非常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虞其相闹一场，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也。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阅月，人谁不怜之！但朴实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指联络蒙古以攻后金）；用间而反为间用（指策反李永芳，反被后金利用）。叛逆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声声立战；贼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敝屣，匹马宵遁，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
若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匪轻。再起经略，赐剑赐蟒，侑以金帛，饯以九卿，受此异数，何以仰答眷宠？迨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议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抵关以后，虽言我兵不宜浪战，西虏不足尽信，永芳降情之叵测，广宁人心之不固，语语若持左券。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水火之形既分，玄黄之战遂力，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此段文字录自《明熹宗实录》，卷16。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亦载此文，内容同，只数处文句彼此稍异。。
这份判决书写得颇为动人。归纳起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肯定了熊、王两人的各自长处，还不是因为判成死罪而一笔抹杀。其次，宣扬皇上给予他们的崇信与宠遇，而他们却辜负皇上的圣恩，失地逃命，罪在不赦。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两人的功罪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判决书说王化贞有忧国、报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能。他误信孙得功，中反间计，最后弃广宁，是很痛心的。他的失败，一句话，是才能不足，不懂军事所致。而熊廷弼论才气、魄力远在王化贞之上，但他出关前就无意守广宁，也无真心守河西。他的失败，不是才能不够，而是他抱的思想不正确，甚至以战守当儿戏，与王化贞意气用事，盛气凌人，品行不端，等等。稍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判决书厚王化贞，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对熊廷弼则含讥讽诋毁之意。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确是竭力救援王化贞，但他丢弃广宁，不见敌人却捷足先逃，这个罪行是无法掩盖的，他们爱莫能助，只得按国法忍痛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也不能放生熊廷弼，以“功罪一体”之约，让他“陪死”，来表示他们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最后，还有一点，朝廷当权者把广宁之败完全推给了熊、王，对于其中一些枢臣如张鹤鸣等人处处破坏熊的战略、不断挑拨和加剧熊王的矛盾造成的严重失误和后果只字不提，毫无追究之意。事情很清楚，熊、王两人被他们当成了替罪羊。
熹宗皇帝批准了这份判决书《明熹宗实录》，卷16。。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5）
熊、王虽被判为死刑，并没有立即执行。开始，“当事者亦无意即杀”谈迁：《国榷》，卷87。，特别是对王化贞更无意处死。三法司审判的时候，已向王化贞许愿，不久还会恢复他的官职，得立“朝班”之中。因此，他们两人长时间被关押在狱中，迟迟没有处决。
但是，随着朝廷内部党争日趋激烈，身在狱中的熊廷弼也受到牵连，竟加速了对他的处决；王化贞因而也长期监禁，没能实现原先的预谋。
熊、王入狱时，朝野正掀起反阉党专权的斗争。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率先奋起，上疏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大小九卿及南京陪都各部科道等官都上疏，弹劾魏忠贤，凡七十余章，其中诸如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太仆寺少卿周朝瑞、武库员外郎顾大章等，都是攻击魏氏最猛烈的人。昏庸的熹宗宠爱魏忠贤，对群臣交章揭露“概置不听”《三朝野记》，卷2，天启四年六月。。阴险狠毒的魏忠贤怀恨在心，与其党羽冯铨、霍维华、杨维垣、李鲁生等谋兴大狱，血腥报复。他们就从杨涟等为熊廷弼辩解入手，视为一党，刻意打击。魏忠贤等人诬告杨涟揭发他的二十四大罪的疏稿出自熊廷弼之手；诬称杨涟等受熊廷弼重贿，为之开脱罪责；还指控周朝瑞“十日四疏”替熊申救、顾大章则说熊值得同情；指责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等等罪名纷纷而来，魏忠贤把他们打成一党，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惨死于狱中《三朝野记》，卷3；参见谈迁：《国榷》，卷87。。同时，魏忠贤一伙必欲尽快将熊处决，否则他们陷害杨、左等人的阴谋就会败露。
熊廷弼原有一部将，名叫蒋应旸，曾去监狱看望他，被魏忠贤控制的特务机关东厂发现，将其逮捕，搜出一本《观音经》，书后有图谶数语，定为“妖言”，诬告他挟此“入狱营谋”不轨，因而被斩首谈迁：《国榷》，卷8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57。。他们杀害蒋应旸的目的，还是给熊罗织罪状，以便尽速处决。此事刚了，又编造了所谓《辽东传》的谎言。这是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的事。二十一日这天，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五人侍讲毕，冯铨从袖中取出一部带有肖像的《辽东传》，当面呈给熹宗，五人一口咬定，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辽东传》出自袖中者为丁绍轼。不确，实出自冯铨袖中，详见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所记与《明史•熊廷弼传》吻合。其实这部《辽东传》并非熊廷弼所作，而是冯铨为报私仇，私作此书，托名熊廷弼，以激起熹宗之怒《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明史》、《明实录》等书皆不载所谓《辽东传》系何人所作。据《两朝剥复录》载，实为冯铨所作，盖此事实出自当时实录。又，《三朝野记》，卷3，亦记有冯铨欲杀熊之企图。。果然，熹宗读后大怒，对熊廷弼顿生杀机。这时，又有阉党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上疏，再激熹宗发怒，于是下诏立即处决。
二十五日，魏忠贤召集阁臣，策划如何处决熊廷弼。他顾虑熊廷弼统兵日久，部下将弁与他同心，害怕处决之日激变成乱。商量了一上午，还没定下来。中午已过，阁臣黄立极出了个主意：“夜半片纸了当之！”所说“片纸”，即用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命令，半夜时秘密处决了事。一句话提醒了魏忠贤，就依黄立极的主意行事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由魏忠贤出面，假借皇帝的名义，发下一道“谕内阁”的旨意：
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官，荐袁应泰而辽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以擢发数！
迨三尺莫逃，百计钻求，其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顾大章议其罪属“可矜”，而又转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嘱令贻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安问祖宗疆土与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不理。
顷八月二十一日，于文华殿讲毕，卿等五员“卿等五员”，即指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呈到外间刊行之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廷弼藉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形于章疏，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人之愤！卿等可即传示刑部衙门，著便会官处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之戒此段文字录自《两朝剥复录》；《明熹宗实录》，卷57，25～26页亦载有全文。。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6）
魏忠贤目不识丁。自然，这道谕旨为他的党羽阁臣所拟。此文把熊廷弼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甚至把全国动乱的责任全推到了熊廷弼身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天半夜关于熊被处死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明熹宗实录》、《国榷》记为26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为28日，《明史•熊廷弼传》则有月无日。但《两朝剥复录》与《明季北略》记为25日，尤以前者考定精确，且与《明实录》等十分接近，因为处决为“半夜”，亦可算到次日即26日。，“中贵捧驾帖至”，掌管提牢的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命狱卒把熊廷弼骗出来。他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从容地洗漱完毕，整理衣冠，从室内走出，说：“我是朝廷大臣，必须拜见圣旨，岂能草草了事！”他行至厅堂，正想要说什么，张时雍迎上前，说：“芝岗（廷弼号），失陷封疆，应得一死，你还有什么话说？”熊廷弼默然不语。张时雍发现他胸前悬挂一小袋，就问：“袋中何物？”熊廷弼说：“辩冤疏！”张时雍带着骄横的语气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轻蔑地说：“这是赵高说过的话！”
张时雍无言以对，熊廷弼也不说什么，从袋中取出疏稿，委托他转呈皇上，当即作绝命诗：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从容就戮《两朝剥复录》：“廷弼虽弃市，实非西曹，乃以夜半杀之狱中，次日（26日）托言弃市耳。”又，《启祯野乘》，卷6《熊经略传》，亦载于狱中“从容就戮”。，时年五十七岁各书多不见载其生年，唯《启祯野乘》载“年二十九中丁酉乡试第一”。按：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年二十九岁，至乙丑即天启五年（1625年）被害，以此推算，他死时为五十七岁。。按旨意，熊廷弼的头被割下来，传送“九边示众”《明熹宗实录》，卷57，26页。九边者，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等九军镇，合称“九边”。，尸体遗弃漏泽园，不准安葬，而他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残酷的处罚并没有就此结束。熊廷弼一处死，熹宗就下令驱逐他的家属，“不许潜住京师”《明熹宗实录》，卷57。。阉党开始迫害他的遗属。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诬称其家资百万，要求抄没佐军。这纯属无中生有。当时人都称颂熊廷弼为官清廉，说他“自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终日焦唇敝舌与人争言大计，视国如家”。谈迁：《国榷》，卷87。一个忧心国事的人是不会聚敛财产的。熊廷弼身居显官，自不同于一般人家，但他哪里会有那么多资财！阉党不过以追赃来继续迫害熊廷弼的家属。魏忠贤捏造种种事实，还盗用皇帝的名义，追抄其家产。无资财可抄，就抄他的族人与姻亲，无不倾家荡产。他的长子熊兆珪被逼索赃金，极度悲愤，自刎而死；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夫人陈氏也受到百般凌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自刎者为兆琏。《启祯野乘》立《熊孝烈传》，确指其为廷弼之长子，名兆珪，自刎死。《明史•熊廷弼传》所载与此同。。到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熹宗还传令都察院严限追解熊廷弼所谓“赃银”十七万余两《明熹宗实录》，卷79。。
三年以后，朱由俭即位，改元崇祯。阉党魏忠贤被铲除，吏政有所改善，给人以气象维新的感觉。于是，有人给熊廷弼鸣冤，要求予以昭雪。其中有个工部主事叫徐尔一，首先为熊廷弼讼冤。他写道：“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弟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新登大位的崇祯皇帝不敢贸然地为熊廷弼平反，没有接受徐尔一的建议。
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等人为熊廷弼翻案，追述他经略辽东的功绩与失误，认为功劳大于失误，不应处于极刑，尤其是设置种种陷阱，独加害于他，其死实属冤枉。最后，他写道：“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崇祯总算“开恩”，批准了韩的要求，“诏许其子持（廷弼）首归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并停止追赃。但仅仅是给予熊廷弼以葬身之地，却没有重新评价他的功过。
这时，王化贞尚在狱中。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才把王化贞斩于西市，“以平公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说话，亦决定和加速了对他的处决。所以都说：“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谈迁：《国榷》，卷87。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可以说，熊、王都做了朝廷内部党争的牺牲品。质言之，是阉党祸国毁明的牺牲品。特别是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人们不禁感叹：“廷弼死，镇辽者益非其人”，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谈迁：《国榷》，卷87。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1）
广宁之役后，明与后金的战争进入暂时间歇的状态。
努尔哈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夺取了沈阳、辽阳、开原、铁岭、广宁等大小城镇近百座，领有的疆土飞速地成倍增长。这与后金有限的实际力量不能不产生严重矛盾。努尔哈赤懂得巩固已有战果和建立稳定后方的重要性，有必要暂停对明的大规模征伐，以便腾出时间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广宁战役一结束，他就返回辽阳，着手建设新都城。在明辽阳故城东、太子河东岸重新营建一城，名东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他在新都城还没住上三年，又发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无论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都是一战略要地。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再次把都城从东京迁往沈阳《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4。。这是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是牢固地建立起与明争战的一个新的大本营。在这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内部，训诫群臣，阐述为政之道，制定各种措施，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使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征抚并用，加强了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从而扩大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些，都使后金在短短三四年基本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较迅速地发展，不仅补充了在战争中已损耗的力量，而且给他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资条件。
明朝失掉广宁和丢弃关外大片土地，好像只伤了点皮毛。但辽东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同京师乃至全国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辽东每一城一地的丧失都会引起京师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明朝统治者的决策，只顾眼前。在经历短暂的痛苦呻吟之后，它命官选将，收集残兵败卒，征调各地军队，只得固守山海关。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刚传到京师，熹宗和廷臣们都惊慌得六神无主，他抓住首辅的衣襟，急得哭泣起来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当时，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选一得力将帅，速往前线，应付军事上危险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理亏，害怕追究他失广宁的罪责，就自请去山海关前线督师。熹宗如获救星，喜出望外，马上给他加官晋爵，赐蟒玉及尚方剑。可是，明兵“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明熹宗实录》，卷4。张鹤鸣逗留十七天，始抵山海关，“无所筹划”，只迁延时间而已。最后，便以病为由辞职归家《明史•张鹤鸣传》，卷257。。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明熹宗实录》，卷14。。他顾虑重重，“胆落于（辽）东”，为“苟全性命”，避杀身之祸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接连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拒不接受这项新任命。熹宗恼怒，斥责他“托词避难”，完全失掉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明熹宗实录》，卷15。从此，再无人肯任经略。于是，就采取廷臣推荐的办法，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只要皇帝批准，必须上任。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吏部等衙门尚书张问达召集九卿科道众臣于中府推选经略，每人给一支笔，在纸单上填写人选姓名。与会者议论纷纷，直到天黑，才把每人填写的纸单收上来，统计票数，以荐举王在晋者为最多。当初添设兵部侍郎，并由王在晋担任，“原以备经略之用”。这样，王在晋成了当然的经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推选结果一报到熹宗，当即批准。八日，正式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明熹宗实录》，卷15。。皇帝给予如此崇高的职务，王在晋并不认为是一件好事，他深知“为此地（指山海关）经略难之又难”，不愿任职，请求辞掉。熹宗不准辞，令他“刻期就道”《明熹宗实录》，卷15。。他明白如不接受这项使命，“则以国法绳之，词严而义正”。《明熹宗实录》，卷15。有鉴于解经邦的教训，他不敢再辞。
经略驻地山海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以古渝水而得名。见杨雨苍：《临榆县志》。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关”。它背靠峥嵘险峻的燕山，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似蛟龙起舞，飞腾直上，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的南面，向着万顷渤海，长城的起点，如龙头伸入海中，畅饮着千层巨浪。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盖出此意。整个城垣与长城相连接，以城为关隘，形成为浑然一体的锁关之势。诚如清人所赞：“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道雄关创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模还不大《明太祖实录》，卷150。。为防御蒙古及后来的女真（满），洪武以后历朝不断增修扩建，直到明亡前夕，它还在大兴土木，继续增修。终明之世，积二百余年之功，山海关堪称铜墙铁壁，成为蒙古与女真（满）人不可逾越的天险！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2）
山海关对于明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正好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道。明人概括山海关的战略作用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明熹宗实录》，卷31。自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山海关尤其重要。它是明进兵辽东的总指挥部，也是积聚兵员、储备粮饷的后方基地。自从失去广宁，兵民尽撤，蜂拥进关，“（辽）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明熹宗实录》，卷33。“今日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明熹宗实录》，卷15，明兵撤出关外，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为蒙古喀喇沁部占领。这时，已无前后方之分，山海关直接暴露在后金面前。但后金兵追赶明溃兵至宁远而回，并没有占领各城镇，主要原因是后金兵力不敷，不敢分兵久驻。自广宁以西，诸如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双方的侦察与游击兵不时出没，互有斩杀。尽管如此，善于疾驰的八旗铁骑随时可达于关门之前。因此，明朝将帅仍存有危机感，时时担心后金来攻关。所谓“辽沈没，始急广宁；广宁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闻有后著也”，正反映了明朝上下的普遍恐惧心理。《明熹宗实录》，卷19。在明朝的战略家看来，保卫山海关简直关系到他们的存亡。枢辅大学士孙承宗指出：“关门系天下安危”《明熹宗实录》，卷28。，“当今急务，莫急于守山海”。《明熹宗实录》，卷15。巡抚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也说：“天下之安危，仅视榆关一线。”《明熹宗实录》，卷31。如果“关门震，则内地与之俱震。”《明熹宗实录》，卷25。在防守山海关这个根本问题上，明朝的文臣武将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山海关，紧急征调全国各地精锐集结于此。很短时间，“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明熹宗实录》，卷39。，“官与兵云屯猬集”《明熹宗实录》，卷31。。天启二年（1622年）底，已集中兵力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人，马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明熹宗实录》，卷24。。次年秋，马步兵员已达十万《明熹宗实录》，卷31。，到天启五年（1625年）略有增加，达十一万七千零八十六人，马匹有五万九千五百匹《明熹宗实录》，卷57。。实际情况表明，明朝投入如此雄厚的兵力已经超过后金的总兵力，其财力也非后金所能相比。可以说，防卫山海关是不会成为问题的。正如御史汪裕疏言：山海关“现存之兵，御侮有余，定额之饷解给无难”。《明熹宗实录》，卷57。
问题的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防御指导思想，兵力部署是否得当，以及将士是否决心要打。
新任经略王在晋并不懂军事，但很自信，喜欢夸夸其谈。他编辑的《三朝辽事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他的奏疏和评论尽收入该书，却恰好暴露了他的这一弱点。凡所议辽事及其战守，摇笔动以千言乃至数千言，叙事辩理，娓娓动听，但只要与实际情况稍一对照，不过是一番阔论，纯属纸上谈兵！孙承宗评论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明熹宗实录》，卷20。，正点中了他的不足。还有，凡与他政见不同、意见相左的人，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他都加以诋毁。这反映了他为人偏私、狭隘的一面。当然，在他所有的议论中，某些看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但他本人并不准备实行，这又表现了他言行不一的坏作风。
广宁失守后，他曾提出守山海关的具体措施，说：“臣以为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以严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关以外尚为我之地面，然后可容布置。”又说：“倘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徐伺机便，以图恢复，则可冀桑榆之功。”他还质问前线将领：“奈何缩首裹足，将山河轻弃，惊风鹤而疑草木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王在晋这一番议论，其见识未必不正确，其勇气未必不令人感动。然而，事临到自己身上，他却变成另一个人。廷臣推举，皇帝批准，责令他赴前敌，他却失去了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概。不得已而受命之后，意志消沉，对防守山海关毫无信心，充满了悲观情绪。他还未离京，就连连上奏章，一再声称：“山海（关）之无足恃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如前所述，山海关原为防御蒙古而设，岂仅是防军民与商旅出入！他把一座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坚固实用的雄关比之于一般城邑，把它与辽沈等诸镇视为等同。他散布上述种种失败主义的论调，不过是用来掩饰他的懦怯与无能。他毫不隐讳地向熹宗表示：“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他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巴不得把他罢官归乡，以图身家性命保全。御史陈宝泰首先怀疑王在晋有负众望，说：“一切战争事宜，在晋能料理否？不然拥牙坐蟒，横玉挂剑，不足吓逃兵，能吓奴酋乎？”《明熹宗实录》，卷15。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3）
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熹宗特赐蟒玉、衣带与尚方剑，“勉建功勋”《明熹宗实录》，卷15。。他抵关半月余，就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方针《明熹宗实录》，卷16。。所谓“抚虏”，就是由朝廷拿出大笔金钱收买蒙古，像王化贞一样又把希望寄托于“抚虏”上，竟大言不惭地说：“俟赏事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他们从此解甲为政，而他独自一人就可以稳坐山海关，“担任危疆”的重任《明熹宗实录》，卷16。。所谓“堵隘”，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称重关。原先，王在晋只想到利用蒙古的力量袭取广宁，跟他很要好的蓟辽总督王象乾出主意说：“得到广宁也守不住，罪过更大。不如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再设置一道关，作为险要，护卫山海，亦护卫京师。”《明史•孙承宗传》，卷250。王在晋以为是一条妙计，遂定为“抚虏堵隘”的守关方针。五月，他正式提出筑重关的计划。其理由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边墙，但峰峦更高于墙垣，如敌人先据高山、险岭，造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因此他主张从芝麻湾或八里铺再筑一边墙，约长三十余里，北绕过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要地都包罗在内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外东约十里处，即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台村。计六奇《明季北略》等书均记为“关内一片石”，误。欢喜岭，又名凄惶岭，“言戍边看去而悲，还而喜也。”位关外偏东北，约二里许。见杨雨苍：《临榆县志》。，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四万人守卫，“乃可为关门捍蔽”。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计费甚巨”，用人夫数万，历时颇长。他坚持认为，这道作为“外墙”的关隘必不可少，请求朝廷批准《明熹宗实录》，卷17。疏奏全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9。。六月，王在晋再申筑城之议，确定在八里铺地方“划地筑墙”，估算费用共九十三万两白银。熹宗批准，同意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费用陆续拨发。《明熹宗实录》，卷18。全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9。
王在晋筑重城的做法遭到他的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此举“非策”，极力劝阻。王在晋不听。崇焕两次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向高对阁臣们说“此事不可臆断”，一时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向高很满意，熹宗也高兴，特加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蟒玉、银币，以示隆礼《明熹宗实录》，卷18。。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河北高阳县），他的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声若洪钟，震撼墙壁。他年三十余，“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厄塞”，在边塞生活过一段时间，每每喜欢跟老将及退役兵卒究问险要边情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因而“晓畅边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编修。熹宗即位，他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叙事分析，“激切恺直”，张岱：《石匮书后集》，卷8。每次讲完，熹宗就情不自禁地说：“心开！”对他特别看重。天启元年，辽沈相继失陷，廷臣以承宗知兵，一致推他为兵部侍郎，负责辽东军事。但熹宗舍不得他离开，拒绝了廷臣的一再请求。广宁失守后，熹宗焦虑万分，这才提升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接参与辽事。过了几天，命他以阁臣掌兵部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他上疏说：“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明熹宗实录》，卷14。参见《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这一奏疏，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重将权”，改革明朝军事制度和原则，在当时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当此如何决计防守山海关的紧要时刻，他主动要求执行这项使命，是非常合适的。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就防御问题同王在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新城建成，即移旧城四万人守卫吗？”孙承宗首先发问。
“不，当另设兵。”王在晋回答。
“如此，那么八里内共有守兵八万余人，一片石西北就不能设重兵吗？而且在八里之内筑关，新城背后即旧城址，内中埋有大量的品坑地雷，是为敌人设的呢，还是为新兵设的？新城如可守，还用旧城干什么？如果不可守，那么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委给敌人呢？”孙承宗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让王回答。
“关外有三道关，可以进关。”
“如像你所说，敌人来了，而我兵逃跑如故，还要重关有何用？”
“准备在山上建三座寨，以接待逃跑的兵卒。”
王在晋说到这里，孙承宗脸色一沉：“兵未溃，先筑寨以等待他们，这不是教他们逃溃吗？而且溃兵能进关，敌人也会尾随进关的。现在，不为恢复失地作打算，划关为守，却尽量撤去藩篱，天天在内部哄哄然，京师之东还有安宁的地方吗？”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2，参见《明史•孙承宗传》。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4）
王在晋这个人很顽固，虽理亏也不服气，仍然坚持修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始丧失色”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辽宁兴城）。王在晋都反对，提出守中前所（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随声附和。其时，明兵前哨名义上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意见分歧，事关重大，孙承宗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便带他们出关察看形势。
孙承宗来到中前所，登上城楼，向东北方向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必不可不守”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2。他一眼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坚信是可以守得住的。于是，他表态明确支持袁崇焕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守宁远的计划。他“推心告语七昼夜”，而在晋固执到了极点，“终不应”《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孙承宗最终没能说服王在晋，回到北京后提出一份报告，阐述他的见解。他写道：“敌人未抵镇武，而我自烧毁宁远、前屯，这是经臣与抚臣的罪过；我弃宁、前，敌人终不来，而我却不敢出关一步，这是今日将吏的罪过。将吏隐藏关内，却没有办法变畏敌之心为畏法令，转化其谋私利之智为谋敌，这是我与经臣的罪过。与其白白扔掉百万金钱建无用之重关，何不如筑宁远这个要塞而防守！八里铺四万人担负守宁远冲要，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敌人窥城，令岛上兵卒旁出三岔河，断绝浮桥，绕敌于后从侧面攻击。即便没有战事，亦收复二百里疆土（按：山海关至宁远约二百里左右）。总之，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几天后，他乘给熹宗侍讲的机会，当面提出“在晋不足任”，应予撤换。熹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下令把王在晋调到南京，充任留都南京的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即作罢论。
自熊廷弼与王化贞革职被逮，辽东经略屡易其人，而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孙承宗指出：“半年来，兵未合营，将未束伍，独有逃官逃将，议筑议凿，口口声声俱说要守，而将不简，兵不练，何以为守？”事实确系如此。王在晋自到关整天空喊防守，议论修“重关”，借以掩饰他的胆怯和准备逃跑的心理。在半年内，他不做一件切切实实的工作，把“关城之事担（耽）搁已久”杜应芳：《督师纪略》，卷2。，山海关的军事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混乱，继续恶化。孙承宗当机立断，建议把王在晋调离，是很及时的。王在晋一走，山海关的防务最终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不管他们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军事力量有多强，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望山海而兴叹。就是这道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河西走廊的战局。山海关防御之争及其重大结果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二、明部署宁锦防线
天启二年八月，王在晋被免去辽东经略的职务。孙承宗以天下为己任，勇赴国难，自请出任经略。他豪迈地说：“经略去矣，代者且将奈何？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杜应芳：《督师纪略》，卷2。熹宗非常满意，当即批准他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明熹宗实录》，卷20。。九月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首先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负责粮饷与器械《明熹宗实录》，卷21。……
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及关系明军的成败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宁远、锦州与山海关联结成一体的宁锦防线。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是在明与后金军事斗争舞台上涌现出来的又一批杰出人物。
袁崇焕，字元素《明季东莞五忠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一字自如。”《明季北略》亦载：“号自如”。，广西藤县（今仍名）人袁崇焕籍贯，《明史》记为东莞人，《明怀宗实录》（卷3，9～10页）、《明季北略》（卷2，28页）、《国榷》（卷91，5544页）等书均作藤县人。再如《石匮书后集》（卷11，91页）载为“广西藤县籍，东莞人”。还有一说，如《明季东莞五忠传》载为“平南人”。平南与藤县仅一水之隔，袁之亲人在此住过，至今仍留有坟墓。比较各说，藤县说较为妥当。而东莞（广东省）实为袁之祖籍。一般来说，藤县与东莞说都对，差别只在祖籍与现籍之别。，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邵武知县（福建邵武）。他为人慷慨，肝肠热，心雄胆壮，富有谋略。从青少年时起，他就立志于边塞，以安边治国为己任，希望建立不朽之勋业。他在《边中送别》的一首诗中倾诉了这一伟大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
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问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