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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鹿等人所拒。在反共顽军大举武装进攻的局势下，八路军被迫反击，于 1940年 1月，将顽军一部8000余人的大部消灭。惨重的失败，使得朱、鹿 率部于2月一起南撤。 1940年2月初，国民党石友三部向冀南八路军大举进攻，并公开勾结日 本侵略军，配合日军”扫荡”。根据毛泽东 “坚决彻底消灭之”的命令，一 二九师组织了冀南反顽战役。从 2月9日至16日，激战之后，石友三主力遭 到重创，在日军掩护下仓皇撤退。 为了彻底打破顽军的反共进攻势态，八路军总部决定进行卫东战役和磁 武涉林战役。 2月22日以后，一二九师17个团，经过英勇作战，至4月8日，在平 汉路以东，消灭石友三等国民党顽军6000余人，将其驱逐至冀鲁豫区边沿， 一改冀甫严重的形势，坚持了冀南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3月5日，磁武涉林战役开始。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磁县、武安、涉 县、林县地区驻有国民党顽军2.2万人，其中朱怀冰部两个师共8000余人。 邓小平认为： “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 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一二九师用兵13个团，凭着有利 的时机和正确的判断，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打击最反动者，争取中间者， 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包抄穿插战术，仅用5天的时间，共歼灭顽军1万余 入。反共先锋朱怀冰几乎全军覆灭。 在一系列与反共顽军的斗争中，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得 到了巩固，全区武装力量扩大到11万人，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一 二九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全部、太行北部、太岳北部共71个县，约 800万人口 的广大地区。 1940年4月11日，为了统一太行、大岳、冀南三个区的领导，中央决 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书记。 邓小平、刘伯承都说 “要得” 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休兵未几，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 又马上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之中。 早在1939年9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接替杉山元，他为了摧 毁抗日根据地，推行了一种所谓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妄图以此分割、包围、困死八路军。 为打破敌人的 “囚笼政策”，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一二九师的首脑 人物聚在一起，虽是会议，唱主角的却只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这两个 “川音” 在响。徐向前不爱说话，陈赓也是坐不住的人，只有刘伯承和邓小平你来我 往，大家只有听的份。 刘伯承说：“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 他边说边比划着手， “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 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 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就像一个 ‘囚笼’！如果我 们不能打败敌人，打破这个 ‘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 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 ‘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 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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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 “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 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 ‘面向交通线’，怎么样？”“要得！”刘伯承头都 没抬，看着地图：“白（圭镇）晋（城）铁路如果修成，也是我们心腹之患。 我们要破坏敌人的计划，让敌人修不成。你看要不要得？” “要得！”邓小平毫无废话。 1940年5月6日，刘、邓首长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役。激 战一日两夜，毙敌350余人，解放路工1000多人，破坏铁路100余里，大小 桥梁50余座，搬运铁轨1000余根。在著名的正太路破击战中，邓小平同志 在一二九师作战室通宵达旦地思考作战方案。战斗发起前夕，邓小平同志在 顺石拐镇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召开的左、中、右翼破击队指挥员会议上，简 明扼要他讲了作战意义。他说：这个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全国抗战，提 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产 生重大影响。邓小平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夜以继日到前线视察地形，胜利地指 挥了这一破击战役。榆 （社）辽（县）战役发起以后，邓小平政委还亲自指 挥了一二九师一部在狼牙山伏击敌军，击退日军增援榆社的部队，在武乡关 家垴歼灭战中，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亲率三八五旅，在东庄、三角坡 高地，冒雨指挥战斗。当时后勤发生困难，邓政委亲自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 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对敌人交通线的破坏，陈虚部的战绩可谓特别突出，他多次率部袭击正 大铁路，使敌人的交通长期陷于瘫痪。驻防太原的日军第29师团训川岸文三 令： “八路军这样可恶，与其枝枝节节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 之，以期一劳永逸。”但是训令归训令，他始终抓不到陈赓，却又处处挨陈 赓的打。 一二九师对交通线的破击引起日军的恐惧。日军大田部队的比野写信告 诉他的上司： “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静，作 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 思议。”一个叫押田进一的写信给他的朋友： “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 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有八路盘踞之所，五个人十个人是不敢出来的。”他 无可奈何地说： “八路可恶得很，一周内定会有一两次受他们袭击，在我们 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被破坏几次，实在恼人。”还有一个步兵 说： “和陈质的部队打交道，一切没有不叫你痛苦的。” 深谋远虑的 “好招” 1940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 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刘邓首长决定了训练队的编制体制、教 学大纲、教职员的人选，指示师政治部认真选调学员、编写教材、组织实施 教学，并亲自授课。训练队利用敌后战斗的间隙，经约八个月的集体努力， 培训了近百名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为加强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兵团部队的政 治工作做出了贡献。后来的实践表明，这是邓政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好招。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的游击战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 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吸引了日伪军主 力，稳定了战局。1940年，日伪军在对我根据地的大 “扫荡”失败之后，转 而实施以 “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围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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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政策未变，正伺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在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刘 邓首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与积极打击敌人的 “囚笼政策”相结合的方 针，明确了晋冀鲁豫战区转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政治整军，是 根据地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刘邓首长要求在政治整军中，大力加强部队全 体指战员的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 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堡 垒作用，并以教育为中心，干部为重点，坚持干部轮训制度，使政治工作在 紧张的对日、伪、顽斗争中，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巩固部 队、提高战斗力、完成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的保证作用。 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在春回地暖、风和日丽的一天，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同 骑着马，到师部受领任务。当时，刘邓首长住在赤岸村的张家大院，这个大 院的房东是开明绅士张义库先生。张家大院主房共五问，中间是堂屋，刘师 长和邓政委分别住在两头，其他房屋除房东居住外，余为参谋、秘书和警卫 人员所住。邓政委就在主房的堂屋接见了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进张家堂屋，邓政委就迎上来和他们亲切握手、 高兴地说， “政治部春节在王堡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很热闹，这很好嘛，俗话 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请你们代我向政治部的同志们拜个晚年， 向乡亲们问好。” 蔡主任向邓政委汇报了军民联欢大会的情况和近期政治工作的安排。之 后，邓政委抽起一支香烟，说道： “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上压点担 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匕目前， 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 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虽然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了 ‘政治工 作研究会’，总结了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做政治 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队伍，但结合政治整军和整编的中心任务，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基层政治干部的教育。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就是要使干 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邓政委稍停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 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 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 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 的想法。” 蔡主任说道： “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的具体工作由干部 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治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治干部参 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等组训练机构、制订 训练计划、安排教员、编写教材，争取近日内开学。” 邓政委喝了一口水，又点燃一支烟，说： “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 作，我们刘师长经常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搞好部队建设，就必须先抓 好连队基层建设，而连队工作的关键，又是政治指导员，所以要教育他们学 习革命基本理论，学会做党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种战斗条件下的政治工作， 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每个连队都要搞 ‘救亡室’，青年工作也 不能放松。指导员和连长是连队基层干部中的骨干，指导员要同连队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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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连队建设。总之，要把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 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邓政委把脸转过来对青光义同志说： “政工训练队的事就定下来了，光 义同志，你是干部教育科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要搬到训练队，住在那里， 有什么会可以回来开，但办好训练队是你工作的中心啦，怎么样，有信心 吗？” 当时，胥光义同志内心感到这个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就答道：“感谢师 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政委笑着说： “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 能办好，到时候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说呢？” 蔡主任笑了笑，点点头，又对着胥光义同志说：“怎么样？光义同志？” 胥光义同志说：“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 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办好训练队。” 邓政委站了起来，手一挥，说道： “那就好！最后我再说一点，你们办 训练队，不光是要大家来学习，还要发动大家有所创造，要结合当前抗日和 对顽斗争的实际，总结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 《政治工作若干 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写出适应新形势的几个政治工作条例。我们搞政治工 作也得有个章法，没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机关要认真抓好编写条例工作，写 出来后，可以先试行，征求部队的意见，然后报上级批准后再颁发。你们的 意见如何？”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表示拥护。 临走前，邓政委又说： “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 事物，你们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 定能办好。” 邓政委创办 “抗大”似的学校 蔡树藩和胥光义从邓小平政委那里领受了创办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的任 务后，立即着手，很快成立了筹备组，并选定王堡西北面的下温村作为办学 地点。筹备组赶赴下温村进行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并以师政治部的名义发出 了选调学员的通知，聘请了教员。 师政治部决定由胥光义同志负责政工训练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工 作，由原先遣支队政治主任陈文棋同志负责行政管理和校务工作。在战争环 境中办学，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教具自己做，教材系由教员编写，没有正规 的教室、宿舍，一切都靠勤俭办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克服了重重困 难，很快就完成了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待着学员们的到来。这期政工 训练队共招收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以及师 直属单位的政工干部近百名。 学员们到齐了。根据师首长批准的编制体制，训练队除成立党支部外， 还把学员分成三个区队、九个班组。学员分别按班组住在农户家，集体上课 时，到树林里的“教室”去；讨论和作业，在农户的四合院里分班、组进行； 操课就在晒场或街道上。训练队既是培训连队政工干部的主要场所，又是连 队政治工作的 “试验点”，要求按基层连队的高标准管理教育学员，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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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同时，要求教职员与学员 “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真 正打成一片。 来自战斗第一线的学员们，一到驻地就忙乎开了，有的情扫院落、街道， 有的到树林里平整“教室”场地，有的敲敲打打自制教学用具，还有那些“小 秀才”们，挥笔写标语、画宣传画，满村欢声笑语，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训练队的开学典礼就在村边的树林里举行，学员们用柳条、樟枝和柏枝 搭起彩门，用上堆筑成主席台，彩门上挂着横幅。开学典礼前，学员们提前 集合进入会场，席地而坐，等待刘师长、邓政委、蔡主任以及政治部各部门 领导同志的到来。刘师长、邓政委一到，庆典正式开始，刘邓首长先后作了 指示，继由蔡主任作教学动员讲话，然后由学员代表表了决心。 紧张的教学开始了。训练队的教学与生活采取 “抗大”的方法，一切行 动军事化，不仅学政治、学文化，还开展军事训练和一些改善教学环境的劳 动。为锻炼学员的基层工作能力。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 “救亡室”、经 济委员会等连队的基层组织，使大家熟悉每一项连队的具体工作。 邓政委为训练队讲了第一课，这也是学员们第一次正式上课。在下温村 的一个晒场上，学员们整齐地坐在小木凳上，听着邓政委讲课。 邓政委说： “同志们，抗日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 取得阳明堡机场。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狼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 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但是，日伪军不甘心他们对我根据地围攻 的失败，又采取新的花招，妄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 策也未变，正准备寻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面临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 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 务。” 邓政委以他那对国际国内形势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抗日战 争的时局，接着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 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 ‘围 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 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 更艰巨，要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政委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他说： “同志们说的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 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 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 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 争取愿意参加抗臼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的好，‘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政委接着告诫大家： “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千部，你们 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 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 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 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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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政委讲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 邓小平政委针对学员是来自基层的特点，着重讲 “战时政伯工作”，他 以丰富韵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 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 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 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还讲了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问题，要求每一个 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做到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 不哭”，成为战士的楷模。 邓政委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富有哲理，” 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大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诙谐的秉性。 刘伯承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 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 作才更有说服力。刘师长谆谆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师政治部各部、科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到训练队讲课。蔡树藩主任讲“政 治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朱光部长讲宣传教育工作；张南生部长讲组织工作 和干部工作；张香山科长讲敌军工作，并介绍日军的特点，还教学员们喊“缴 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卜盛光部长讲锄好保卫工作；胥光义负责讲党的建设， 主要说明列宁建党学说与批判马尔托夫有关建党的谬论，还讲了我们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与斗争历史。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以及生 活条件差等等困难，刻苦钻研，学而不倦，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并 采取听讲与自学、讨论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在学习中，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 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 习心得体会，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任海军后勤部政委的黄 自强同志就是当时在政工训练队学习的一员，他担任学习小组长和党小组 长，是师直通信营电台的指导员，后来他回忆起政工训练队的岁月时，感慨 地说： “当时师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刘邓首长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亲自给我们讲课，还指定师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来讲。大家学习很刻苦， 早早起夹就到树林里去看书，晚上不完成作业不睡觉，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 知识。我之所以现在能力我军的政治工作做点贡献，是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 一二九师政工训练队学习打下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分不开的。” 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全体学员都 是 “清一色”的年轻共产党员，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训练队的“救亡 室”更是充满青春的朝气，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 究员的王铁同志，当时是原平汉纵队的政治主任，也到训练队来学习。他是 个知识分子，喜爱文娱体育活动，大家一致推选他为 “救亡室”主任。他响 应党支部的号召，积极组织全队学员举行球赛、拔河、田径赛等体育活动， 同时还办墙报，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也教驻地下温村的居民唱抗旧歌曲，整 个下温村，每天部回荡着 《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抗大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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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黄水谣》、《军民合作》、《开路 先锋》和 《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歌声震撼着清漳河川、太行山谷，鼓 舞着学员和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军事、政治质量大提高 在政工训练队的教学过程中，为完成邓政委交给的研究、起草连队政治 工作条例的任务，大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学习和研究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 作暂行条例，总结了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又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并在师政治部各部门同志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和 学员们的聪明才智，共同研究撰写出《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 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 《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 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的初稿，呈送师首长和政治部审定。定稿 后，除呈报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审批外，师政治部命令颁发以上条例，先 在全师各部队试行和征求修改意见。 邓政委对以上四个《暂行条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安排一二九师1941 年党的工作时指出：1941年的政治工作重心应该是：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 治工作暂行条例》，以 1940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 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 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条例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 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 《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全师试行后，收效明显，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连队、模范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共产党， 发扬了党内民主，连队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各部队的连队实行了军人 大会和经济协助委员会制度，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进一步融 洽。青年工作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政治工作在整军和粉碎国民党顽固 派的反共高潮，尤其在长期坚持抗击日伪军 “扫荡”的残酷战斗中，起到了 重要的保证作用。 政工训练队在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 8个月的共同努力，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批优秀 的基层政工干部结业后，都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投入到粉碎敌人 “秋季扫 荡”的战斗中去。几十年过去了，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考 验，当时的教职员和学员，除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者外，有不少同志成为我 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邓政委为总结1940年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撰写的《迎接一九四一年》一文 中指出：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 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 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 种各色各级的训练队，培养了大批干部，一般的党性增强了，政治文化提高 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 建树。” 以后的大量事实，都证实了邓政委当年这一估价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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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团大战，邓政委主张 “面向交通线” 朱德、彭德怀想打一个大仗 1940年4月，日军在向敌后根据地加紧进攻的同时，在正面战场集结兵 力，企图发动对昆明、重庆、西安等地的进攻。在此威胁下，国内保守势力 更加动摇，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的危险空前严重。 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总指挥失德和副 总指挥彭德怀，准备集中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共100个团的兵力，对 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臼军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粉碎日 军的 “囚笼”政策，同时把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吸引过来，以挽救时局。 这就是在1940年8月至12月爆发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几十万华北军民，与日本强敌进行了殊死的浴 血奋战，其规模之壮，其声势之大，震撼了中华大地。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共出动了主力部队的40多个团，与其他兄弟部 队并肩战斗，在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敌军以沉 重的打击。 牛抵角，还是马或狼的战术 1940年4月的最后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黎城县，在太行山 深处谭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向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 陈赓等人布置向日军发起攻击的任务。 左权召集会议不拘形式。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在树下止住，说： “彭 总有个想法，由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 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大行山的联系。” 聂荣臻、陈赓都赞成彭总的意见，不过陈赓主张完全搞掉正大路，聂荣 臻则认为完全搞掉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进行破袭。 “对敌人交通的破袭，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的。” 邓小平说， “彭总这次的作战规模和意图比过去的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 们要向部队作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让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我 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来统一军民的思想，这五个字就是：面向交通线。” “邓政委这五个字总结得好。”左权说：“把当前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来， 同时也可把军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过我想再加上五个字，就是：面向敌占 区。” “好。”邓小平说，”这就更全面具体了。” 左权把目光转向刘伯承。刘伯承会意了，稍顷，他缀缓地说： “我首先 赞成打。我赞成荣臻同志的那种打法，不同意陈赓同志的那种打法。陈赓同 志认为此役应该彻底搞掉正太路，我认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轻视日本帝国 主义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他们的铁路技术。我们破坏了，他们又能很快地 修复，所以我说做到彻底打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主张这一仗非打不可。 日本人在缩紧 ‘囚笼’网，不打不行，不打就等于我们束手待毙。问题在于 怎么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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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接着详细分析了日军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 化方面及交通斗争的情况。他说：”交通斗争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包 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要意义。” 会议围绕破击交通的战术问题深入下去。 邓小平说： “伯承同志说过，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 战术，用后蹄踢；三是狼的战术。彭总所要求的这次破击战和往常我们所打 的破击战比较，规模显然要大得多。往常的破击是各自为战的打法，而这次 就不同了，一二九师、晋察冀、晋绥以及冀中、冀南都要参与。完全可以这 样说，这场战役对于我们八路军来说，不仅在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我 军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有的同志很激动，认为八路军发展成长几年之后。 终于到了和敌人 ‘牛抵角’的时候，就是说到了和敌人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 时候。我不是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破击战役可能成为运动战和 阵地战，但不会是国民党军队当年的长城抗战，也不会是台儿庄大战，说到 底它仍然带有游击战性质。” 邓小平分析说，他和刘伯承历来反对牛抵角战术，当然随着战争进程的 推进，总有一天要有一个决战，但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就是说牛抵角的条 件还不够成熟。他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 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他说刘伯承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条坡路，狼在坡路上静坐等候，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 他屁股上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下下，走也走不掉，只好乖乖让狼吃去 一块肉。 刘伯承接过邓小平的话说：“这是我们四川老家的故事，都快‘老掉牙’ 了。不过，故事越老越有味儿，像陈年老酒。这个故事说明，能否正确掌握 和运用敌情、我情、地形、袭击时机以及战术动作等，对袭击成功与否都有 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破击敌人的正大路并不是在正大路摆开架子和敌人决战。”邓小 平说， “破击之后，荣臻同志可以北撤，回你的晋察冀；我们向南撤，再回 晋东南。如果敌人报复，钻到大山里去，那就得由我们去牵他的牛鼻子了。” 黎城谭村的这次八路军高于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所研究的大破击 问题只传达到旅一级干部。会议建议，从南北两边对正大路大破袭，各打一 段。晋察冀边区负责东段，一二九师负责西段，冀南的陈再道、冀中的吕正 操以及晋绥的贺龙各负责管辖区域内的铁路的破袭。 7月22日，彭德怀签发了由他和朱德、左权联合署名的，上报中共中央 军委，下达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领导的 《关于破击正大路 战役的预备命令》。 “这一仗必须打好” 一二九师在接到八路军总部 《战役预备命令》的当天，就向所属各旅和 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领导人发出 《关于准备进行正大路战役的指示》，指 定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编第十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以两个团共8个团参 加正大路破裘战；凡指定的作战部队应注意休养体力，加强军事教育，设法 充实战斗力量，做好各项战前准备工作。8月2日和4日，师部又接连致电 各旅和军区，指示要深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和政策的决定，提高开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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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斗争、破袭敌人铁路和基干公路的战略意识；指出敌人统治的基础在铁路， 次为基干公路，有时敌人向铁路两侧延伸，是为了使我注意伸出的公路和据 点，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因此，一定要把破袭的重点放在铁路和主要公 路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面命令李达起草破击作战计划，一面发出保证正大路 战役胜利完成的指示，强调这次战役是华北八路军整个行动，对全国对华北 意义极大，任何一点都与全局有关，任何一项任务都必须坚决完成。 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又召开了指定参 加正大路破击战部队的作战会议。根据对破击地段日军兵力。布防等情况的 分析，提出了战役纲领。1.主要是对正大路阳泉至榆次段 （均含）的铁路和 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的破毁，特别是对于桑掌至小庄与马首至芦家两段铁 路，要着重破毁。2.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被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 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或袭击铁路、公路线上的必要据点，以破毁其要害， 烧毁其建筑物。对于侧路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先不要强攻，也 不要被其抑留。3.当片山旅团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则 各个消灭之，保证破击顺利进行，并造成将来收复榆社和辽县的基本条件； 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这一仗必须打好。”邓小平强调指出：“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和 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锻炼和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特别重要 的是，这一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我国抗战，提高有志之士坚持抗战的信 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邓小平说得很 激动，他那只夹着香烟的手不断地上下移动，而好久好久没有吸上一口，他 的话坚定有力，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都会从他的含音里流露出来。 “最佳搭档”是刘、邓 提起刘邓，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指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 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野战军，他俩一直是一个任 师长、司令员，一个任政治委员。因此，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俩为刘邓， 称呼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为刘邓大军。 刘邓在几十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感情笃深，堪称最佳搭档。他们两人 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共谋歼敌大计。 邓小平常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 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张香山接到一二九师师部参谋打来的电话，说刘 邓首长有事找他。他揣摩不出是什么紧要事，就赶紧放下话筒，三步并作两 步地赶到师部刘邓首长的住所。警卫员站在院子里，见到他来了，便指了指 门口挂着一条布被单门帘的窑洞说： “快进去吧，首长在里面。” 张香山轻轻地掀开布 帘，走进窑洞。室内光线暗淡，看到刘怕承和邓 小平正并肩站在挂在里面窑洞壁上的5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张香山 敬了礼，邓小平侧过头来望了他一下，示意他等一等。这时，张香山才看清 邓小平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伯承手指的地方，当刘伯承的手指头 在地图上级缓移动时，邓小平手里的蜡烛也就随着刘伯承的手指头方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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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为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失明，印在地图上的地名，比蚂蚁还小，不容易 看清，邓小平就帮着刘伯承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两人还不时地商量部队移动 的路线…… 从此，刘邓两人并肩站在军用地图面前同心协力地商量如何行动的这幅 动人而和谐的图画，就深深地烙在张香山的心幕里了。 当时，张香山毕竟还幼稚，在党内的阅历亦浅，总以为像刘邓那样融洽 的协调的关系反映着我们党和我们全体高级领导干部的成熟，以为全党的高 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大概都是这个模样的。1946年他离开晋冀鲁豫军区，此后 有 40多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人多了，了解的情况也多 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才发觉自己40年前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是过于单纯了，更加对刘邓之间的那种关系感到高山仰止。 不给敌人留下一根铁轨 8月20日20时，一二九师参战部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对正大路发 起了攻击。由于经过周密调查，摸清了当面敌人的底细，集中了十倍于敌的 优势兵力，战役开始发展顺利。经一昼夜激战，正大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 点外，已被控制。与此同时，正大路东段，晋察冀军区部队，经3小时激战， 攻克娘子关要隘和井陉煤矿。同蒲铁路阳曲至大同段，汾离公路全线，以及 平汉、德石、北宁铁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断。正大路上，部队、民兵和 群众，在 “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 不顾敌机低空扫射，破毁铁路，焚烧桥梁、枕木。 刘邓根据敌片山旅团长骄横暴躁、器小易盈的性格，预料战役开始后， 他很可能纠集大部兵力进击我右侧背。因而决定把师主力顶伏在狮垴山一 线，以防敌人攻我侧背。果然不出所料，战役开始后，阳泉敌片山旅团长， 为营救其分散的守备部队，纠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甚至武装了驻在阳泉 的所有日本人，总兵力约1500余人，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掩护下， 向狮垴山猛攻。守卫狮垴山的三八五旅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凭 险固守，激战六昼夜，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给以重大杀伤。狮垴山阵地， 始终稳如泰山。 邓小平重用周希汉 百团大战时，周希汉才27岁，已是三八六旅的参谋长了。在部署一二九 师参加百团大战的任务时，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把部队分为三个纵队，并决 定左冀纵队由周希汉指挥。邓小平特别对周希汉指出： “左翼纵队这次没有 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左翼 纵队的破路地段约30公里，每一公里的铁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锤击 着，呐喊着，夜以继日地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 杆，收电线。他士和群众把枕木堆成井字形，把铁轨放在枕木堆上，点燃枕 木，枕木燃完，铁轨也就报废了。铁路线上，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飞腾， 远远望去，像一条飞舞的火龙。正大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 但是，周希汉却不敢掉以轻心。战斗打响以后，他一直担心着两件事： 一是担心积极参加破路的数万名群众的安全；二是担心部队在连续战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