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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胜利而麻痹，因疲劳而松懈。因此，他对28团8连消灭偷袭敌人的战斗特 别重视，及时通报所属部队向他们学习，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监视敌人 的行动。他自己则一直不敢多睡觉，眼睛肿胀了也顾不上。 果然，从8月26日，日军不断增加，到31日，日军500余人在飞机、 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猛攻，战斗非常激烈。周希汉向刘伯承、邓小平报 告后，得到指示：“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 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三八五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9月1日，在高坪、道坪、东大岭、红凹等地，周希汉所部给日军以重 大杀伤后，又指挥16团、38团于9月2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13公里左右 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部队正进入阵地时，日军500 余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羊儿岭高地猛攻，激战半小时，阵地被日军占 领，形势对周希汉部很不利。 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派警卫营长来向周希汉传达口头命 令： “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就在 附近的卷峪沟，他深感掩护首脑机关及友邻部队安全转移责任重大，决心不 惜一切牺牲夺回羊儿岭。在统一的号令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动作，向羊儿岭 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冲击。攻击与反攻 击，反复13次，多次进行肉搏战。日军见势不妙，就施放，毒气，飞机也连 续低空轰炸扫射，但始终阻挡不住八路军战士们锐不可当的冲击。经过两个 小时的激战，周希汉所部终于将羊儿岭制高点夺回。日军虽多次轰击和进攻， 始终未能再奏效。 左翼纵队这次阵地防御战，从 9月2日6时30分打响，一直到21时30 分结束，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共毙日军300余人，自己伤亡不大，胜利完 成了掩护任务。 战斗结束后，邓小平看到周希汉的眼睛肿得厉害，而他只想着还有战斗 不愿去医院，邓政委不得不 “命令”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自8月20日夜到9月10日，参战部队在民兵、群众大力支援下，按照 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给敌人的 “囚笼政策”以沉重 打击。 陈赓就怕邓小平 在黄埔时代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人们只知道他这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传奇英雄，却怕一个廖仲偿先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 人传说他怕彭总，但在一二九师内部却流传着一种说法：陈赓对谁都不怕， 就怕邓小平。 在八路军总部驻云阳誓师抗日时，朱德住在北街 “毛家大院”，邓小平 住在西南角的 “文家大院，”曾有一段插曲，《陈赓日记》写道： 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晴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 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作尽夜之谈。是晚 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夜。 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 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然而，国难当头，陈赓不得不与久别重逢的爱妻骊歌匆匆，奔赴抗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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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跃马太行。当时，陈赓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在刘邓麾下驰骋疆场。 8月20日晚，百团大战打响了。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 健儿在日军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山岳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 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大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 数千里公路线。 于是，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等交 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大路像一条人蛇在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 荡…… 日寇遭到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疯狂反扑。 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一二九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十分艰难。 10月28日，刘、邓率师部人员连夜行进到达宋家庄，在日趋严重的形势面 前，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准备人自为战。29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以及决 死纵队对关家恼实施总攻击。整整一个上午，炮声隆隆不息。中午，刘邓率 师部奔赴前线。到达西申坡后，邓小平指示： “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 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当时师部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疲惫 不堪，但坚决执行这一指示，坚守岗位。夜10时许，彭德怀来电，规定次日 4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 4 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 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大。 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刘邓指挥所内，刘怕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 关注前线战况，气氛紧张和静穆。这时，参谋将话筒交给刘伯承。陈赓报告 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 话筒大声地说： “……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 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 邓小平上前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同志！全局！全局！要 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 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 “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 质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 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一会儿听说已歼敌500余人，还有300余人钻进了山里的窑洞不肯出来， 一会儿又听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 “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 石灰呛死他厂邓小平接过去说： “用柴火向洞里饶，熏死他！”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军令如山倒，我军将士浴血鏖 战，义无反顾，与凶悍顽强的臼寇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杀。有的将士负伤了， 殷红的血在流淌；有的将士阵亡了，他们死得其所。 这一仗，尽管我军损失较大，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日军抓去的 民快回来说，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军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 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一二九师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 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实际上这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铁的 纪律面前的折服。而这种折服又何止陈赓，整个一二九师，整个晋冀鲁豫军 区部队，以至后来整个第二野战军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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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评说百团大战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破坏铁路240余公里、 公路500余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529次。一度收复县城9座，毙伤日伪军 7500余名。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总是亲临战斗的第一线，亲自实施 战场指挥。他们时而翻越太行山，时而行军数十里。有一天，头上敌人的飞 机炮弹都打到了他们所住的山洞门口了，可刘伯承、邓小平只是出来看了看， 就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起程又走了。只要危情一过，立即安营扎寨，邓小 平政委就又召集各类会议，作报告，讲局势：讲政策，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洪 亮，分析总是那么透彻。 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刘伯承关于 “狼战术”、“总力战”等军事理 论与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使日本人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都感到震惊。日 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 《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一二九师的统帅“以其四川 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指挥其所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对侵华臼军给予了重 创……无疑，一二九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 不过，对于百团大战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邓小平或许并不完全赞同后 期拼消耗的战术，他在稍后就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分析。 1941年4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 “百团大战给了晋冀鲁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 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鲁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 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 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 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 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1943年，在总结抗战五年来的斗争时，邓小平又指出：“百团大战给予 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 ‘治安强化运动’的方 针，取消了 ‘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百团大战中本区 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 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邓小平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了百团大战在当时的重大影 响和积极作用，又指出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消极作用。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 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 基本原则。邓小平在 《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 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 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 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 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 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 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最后，为了适应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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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 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慌张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 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当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 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大行山各抗日根据地 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月15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 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 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 题，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 “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 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 “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 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 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形式也是 “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 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 “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 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 是包办。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 “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 错误观点，是国民党 “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邓小平还分析了出现 “以党治国”不良现象的原因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 “一个半封建的 缺乏民主的国家”里， “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 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 “它能够及时反映各 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 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 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 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 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 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 1941年4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活 动，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几个 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随后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此基 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7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 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同意把鲁西 33 个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 “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 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 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 设全面开展起来，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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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敌进我进，一二九师令敌人闻风丧胆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 抗日战争经历三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经过英勇卓绝的 艰苦奋战，不仅巩固了华北敌后的抗战，而且发展了华中和华南的抗战。在 两年之中，以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简陋的武器装备，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左 右的侵华日军以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 “扫荡”近百 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在正面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军队，还要对付从背后袭来的国民 党顽固派的战争挑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的武装，在广大爱国、爱土、爱家的抗日群众的直接支援和参加 下，在左右开弓的同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 1940年底， 共产党的军队已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亿之多。在华北、华东，各 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百团大战虽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使敌人受到 一次沉重的打击，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 “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阻滞了敌人对国民党 战场的进攻，但八路军也因此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从此，敌人更集 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日军调兵遣将，使其在 华北的兵力达到30万人，伪军10万人，以 “剿共”为重点方针，准备对抗 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和更为残酷的“扫荡”与“蚕食”，并推行”‘治安强 化运动”，要把共产党的抗日力量置于死地。 1941年至 1942年，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共产党的华北敌 后抗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1941年的春、夏季“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进行反复 “清剿”，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仅在沙区140多个村庄，即屠杀中国群众3400余人，在15个村庄把村民们 赖以生存的5万株枣树砍伐殆尽，烧毁村民住房无以数计……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地区分等级划为不同的“治安 区”，大力修筑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日军在平 汉路北侧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根据地与冀 中平原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在平原上，日军三里一 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平原根据地分割成 “格子网”状小块。严加封锁。 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退 缩局面。大行根据地日益缩小，由 1939年的10.4万平方公里降到1941年的 8.1万平方公里，冀南区的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部队也大量减员，农业生 产也因天灾和敌人的频繁扫荡而歉收，军民生存感到极大困难，有人开始对 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毛泽东表扬邓小平 面对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 “蚕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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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会是直线上 升的，而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浪高，一浪低，后浪推前 浪地不间断地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必然是经过发展。巩固 和提高这个过程，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再向新的阶段发展前进。我们今天 遭遇到了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看起来我们的发展似乎停顿了或者是后退 了，但我们要看到我们坚持住了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部队和干部 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形式上数量上呈现的 退缩，实质上是质量的提高和巩固。在这新的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必然 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飞跃。邓小平满怀信心他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但 我们不应坐等胜利，而是必须经过主观的种种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邓小平不仅以革命家的气魄指明了胜利的前途，而且具体提出了战胜和 克服严重困难的各项措施。他在 《迎接1941年》一文中，提出在1941年必 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即建军、建政、建党。建军重心放在正规军的加 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 线政策，正确执行 “三三制”的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 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 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 组织，提高党的纪律。 1941年4月28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又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 行山的严重局面》一文。邓小平在文中指出：面对困难的局面，必须克服右 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对敌人，面 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以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不疲倦的工 作，克服当前的严重局面。 5月底，一二九师连续下达命令，要求健全和强化游击集团，积极开展 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同时，主动开展了多次对敌军的破击战。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斗争最严酷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战争紧张严 酷，部队转战行动频繁。同时，敌人封锁严密，根据地又遭受自然灾害，抗 日军民的生活艰苦异常。 也就是在这一年，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而又频繁的大规模 “扫荡”，八 路军一二九师在刘邓的率领下，一方面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坚持内线游 击战，一方面组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敌人进行大小破击战和反“扫荡” 作战。在前所未有的敌人强大残暴的 “扫荡”下，保存了主力，坚持了抗日 根据地，同时还数次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从另一个方面的进犯。这一 年，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累计共粉碎敌人千人以上 “扫荡”69次，万人至7万 人的大 “扫荡”9次，以及3次 “强化治安运动”，初步打破了日军对抗日 根据地的 “蚕食”和分割封锁。 1942年1月3日，一二九师颁发《1942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强调要 “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针对敌军日益疯狂的 “扫荡”和 “蚕食”，针对 根据地日益困难的经济状况，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 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 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 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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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主义。 邓小平全力以赴地抓精兵简政。他告诫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 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夭灾人祸，生活困难。但是，我们是人民的 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 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1月15日，刘邓指示，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组织了机关人员分头 下到军分区、旅，进行深入动员。这些人员下去前，邓小平作了三条规定： 一、调整编制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了比例；二、 调一批相当有才能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委会去，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 战争；三、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1月中旬，邓小平到清漳河西畔的七原村向太行区文化界作了重要讲 话，结合形势讲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1月25日，他又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 小组，从赤岸出发，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 作。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 的重视和亲自抓紧，精简工作顺利完成，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 的力量得到了充实，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简了机 关，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官僚主义。这些，都为适应新的、更加艰苦的 作战形势作了准备。 毛泽东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他说： “晋冀鲁豫边区的 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而作为一 二九师政委并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领导太岳、冀南、大行。 晋豫四个区党委的邓小平，对此项工作的贡献尤为突出。 让 “天下无敌王牌军”尝尝苦头 1941年冬天，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接受了日军 供应的物资，并于1942年1月2日，背信毁约，抢占了我抗日根据地浮山、 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我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曾一再警告他 们，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 “我们是国军，想 到哪里就到那里，3个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哩。” 六十一军如此猖狂，主要是仗着他们兵多，又有日本人撑腰，同时，他 们还有十九军和三十三军在河井县一带作掩护。故而欺负当地的八路军兵力 少，敢于向汾河以东我解放区进犯。 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却配合了日军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春季大“扫 荡”，肆意进攻我八路军以及根据地。对此。山西广大群众也非常气愤，要 求我军出兵反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是毛主 席。党中央早已明确制定的方针、原则，对于山西阎军的倒行逆施，绝不能 软弱迁就。1942年3月，太岳军区党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已经决定， 调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个团，组成三个纵队，由邓小平政委亲自 指挥，在努力粉碎日军春季 “扫荡”的同时，狠狠打击顽军，不许六十一军 为所欲为。 从太行军区来了4个团，冀南来了10个团，太岳来了1个旅4个团，还 有军区。分区的几个独立团。三八六旅的4个团全是大团，不少干部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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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赵支队是属晋西工委领导的决死第一旅，部队住太岳地区，归李聚奎旅长 指挥，旅参谋长李成芳亲自到支队部署了浮山战役计划。李参谋长对排以上 干部讲，这次反顽战役是被迫的。毛主席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敌军来势汹汹，但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邓小平政委是这 次战役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一纵队司令员，即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 二纵队是冀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杨得志；三纵队是大行军区的，司令员是陈 锡联。 战役打响之前，邓小平政委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县的阎在 村，召集连以上干部讲话。邓政委在会上说，阎锡山这个人，我在1937年就 和他打交道了，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我那时当着阎 的面就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 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 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1938年后，他就亮相了。以致于发展到打新军， 实际上是打共产党。现在他又进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那他只有吃苦头了。 打痛了顽军，可能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六十一军主力被消灭，阎锡山可能 老实些了；另一种是顽军跑到日本人占据的城市里，敌伪顽勾结一起再来打 我们；还有一种是部分顽军打不过就向我们投降，我们放他们回去。我们要 有对付敌人配合作战准备，但日军一下子也不会摸清我们有多少部队，估计 一开始日本人也不会抢着来吃枪子。邓政委说到这里，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强调，浮山、义城地区是我们的游击区，也是日本人的 “维持” 区，我们在战斗中是依靠群众把顽军赶走，所以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绝不许违犯。他说、咱们吃粮由地方政府解决，吃菜花钱公买公卖，损坏群 众的东西要赔偿。你们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一起，要带头执行纪律，做个 好榜样。战场纪律也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把顽军赶跑，他要是坚持与我为 敌，那就不能客气了。但他们要是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就应表示欢迎，优 待他们。即使态度顽固的分子，被我们捉住了，也不能枪杀、虐待，不能搜 他们的腰包，战场缴获一律归公。这次是三个军区的同志参战，不仅要比赛 谁打得最好，还比赛谁执行纪律最好。你们回去后要把战前思想工作做到家， 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 浮山之战是1942年3月6日开始的。顽军一个团住在徐安子村，他们入 侵后，在该村修了一些简单的工事，都分住在民房里，但警戒非常严密。村 子在一道山梁上，与白村隔一条小河，洪赵支队的首长在战斗动员时讲，六 十一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 “天下无敌的王牌军”。这个 “王牌军”不打日本侵略军，却和我们伉日部队为敌，咱就让他这个“王牌 军”尝尝苦头吧！ 当日晚上12点，八路军包围了徐安子村阎军一个团，顽军在黑夜里弄不 清虚实，向村外乱打枪，乱投手榴弹。三十八团的战友在村东，洪赵支队在 村西，二十五团战友在村南，从三面发起了攻击。五十九团和一个独立团作 二梯队打击顽军援兵。顽军依靠民房和充足的弹药据守待援，还不时组织反 扑。但他一个团怎抵得过我八路军的三个团，到 3点来钟，就被我军打垮了， 顽军团长带残部向村南我二十五团一营阵地突围，阵地后面还是我军二梯队 五十九团阻击地域，敌军死伤枕藉，不到天明，就被全歼了。 早晨6点来钟，洪赵支队已打扫完战场，撤到徐安子村西坡一个小村休 息。全旅共俘顽军团以下官兵400余人，夺得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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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发及大批手榴弹。 7日下午，顽军援兵三十三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而且还有后援部队奔来， 如果他们不来增援而撤走，八路军也就不打他们了。但三十三军也是忘乎所 以，公然进犯，所以决一旅会同三八六旅立即迎战。围住了三十三军一个师。 邓政委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被围的阎军看看八路 军 “围城打援”的战法。太行军区三八五旅战友也赶到了，一下子把三十二 军分割为几段。三十三军比六十一军更不经打，一个多师迅速被我歼灭，其 余的向铁路西面逃跑了。这时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被八路 军十几个团来了个层层大包围，插翅难逃，被八路军一阵猛冲，该师基本上 被歼，只有少数人逃进了浮山城。驻在城里的日军把他们保护起来，并欲出 城配合顽军，在我军的迎头痛击下，狡猾的日军又缩了回去。 顽军六十一军主力被击溃后，受了重创的三十三军、十九军也先后撤到 铁路以西，八路军遂转过头来猛击六十一军残部。此时，阎锡山看到他的王 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总司令。\ 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 “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 集中兵力打我的六十一军。”朱者总问：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 该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吞吞吐吐他说：“在浮山。”朱总司令严肃地指出： “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 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你们的部 队在那里，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该代表只好搪塞他说： “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朱总司令说：“浮山 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年我们双方就有协定，汾河为界， 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 不给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 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 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向我太 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日军，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 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 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 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是犯了罪的，以后不能做这些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六十一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总 司令义正词严的话，说得阎锡山的代表只能点头称是，灰溜溜地走了。 正当邓小平准备全歼六十一军的顽固派时，3月 11日上午中央来了电 报，命令把被围的顽军放走。对此有些同志的思想不大通，认为六十一军作 恶多端应予全歼。邓政委动员说： “这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决断， 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这样遂停止了战斗。 顽军非常狼狈，当官的不管当兵的，各自逃走了。 浮山之战，仅洪赵支队就缴获顽军大炮9门，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 数十挺，步枪千余支以及大批子弹、药品。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八路军把顽军抢劫的粮食、财物都归还给了当地群 众。部队回到沁源驻地，陈赓司令员在干部会上作了战斗总结讲话，他针对 当时有些干部、战士对放走阎军残部还存在的遗憾情绪，风趣他讲述了朱总 司令在延安根据地批驳阎军代表的情景。陈赓还特别强调了执行抗日民族统 一故线，开展对敌、伪、顽斗争不能简单化的问题，他说： “反顽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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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浮山之战是为了教训阎军，使他们知道反共、反人民没有好下场，不抗 日是没有出路的。阎锡山本人也是矛盾重重，他让我军在山西打日本，是想 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但他既怕得罪蒋介石，又怕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 以就这么摇摇摆摆。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抗战开始，他就宁愿把部队 重武器丢给日本人也不给我们一件。他搞晋西事变，是乘贺老总率一二○师 挺进冀中之机，破坏我晋西北、晋东南解放区。这次浮山战斗，他为的是给 蒋介石和日本人献殷勤。我们教训他一顿，他可能 ‘老实’一阵子，但绝不 是说他不会再来进攻解放区了。我们要竭尽全力拉住他合作抗日，而在坚持 持久抗日战争的同时，也还要有阎锡山部再来浮山的思想准备。这是不以我 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他要搞摩擦，我们就只能反摩擦。邓政三要我向大家说 清楚，也希望到会干部向战士讲清楚。”实际上，陈司令员传达的邓政委这 些指示，一年以后便被阎锡山的行动证实了。 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 1942年是太行区形势最严峻最困难时期。日寇接连不断地、残酷地进行 扫荡、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人民的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根据地在缩小。再加上百年 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接着是蝗灾、水 灾、雹灾、病灾，真是祸不单行，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灾精遍及全区 6个专区中的4个，急符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二 十三。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7万多人， 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动员一切力量战胜 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军民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就没法坚持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 党中央在1941年12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就提出了既能支 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严肃指出： “敌后抗战 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 抗日的积极性”， “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 负担过重而汇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 事。”在贯彻中央指示中，邓小平同志指出： “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 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 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 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邓小平同志亲自抓一二九师师部的精简，并赴各旅各军分区动员，还直 接指导第六军分区的精简。经过精简，一二丸师直属队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 19个。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 156个伙食单位。减缩了机关， 充实了战斗连队。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把全区脱 离生产人员压缩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下。 与精简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 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分期减少到一斤 （16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为 15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为13两。从战士到师、旅干部，每月只发一元五 角到五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 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采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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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树叶补充，整天吃拌菜的 “和子饭”。即使吃这个也不能吃饱，因此一 些单位流行着 “一碗平，二碗尖……”的盛饭经验，后来这些单位改为由大 师傅统一掌勺，不让自己盛饭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 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冲半饥半饱的 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江彤彤的柿子，没人去摘一 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 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 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1650斤。由于救灾，部队1943年的冬装列入冬 对·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 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 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 片浅一片的灰上布棉衣。 有一次，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棉军衣，却被坚决退 回，并严肃指出：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不能右倾，也不能 “左倾” 1942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一二九师获悉本年内日寇还要进行空前规模 的大扫荡。为尽力扭转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3月初，在师驻地涉县赤岸村， 刘邓首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决定刘师长留师部指挥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作 战，邓政委率772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3月中旬，李达参谋长送邓政委上路之后，刘师长对李达说： “现在敌 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 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李达很快安排了下去， 但刘师长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亲自询问邓政委的过路情形。 3月19日晚上，刘师长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 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路去太岳区。因为过铁路很危险，刘师长放心不下， 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可这两个参谋 怎么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请师长去休息吧。” 刘师长看他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 上，盖上被子，说； “你们先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再叫你们。” 刘师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接到 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叫醒了两位睡得甜 甜的值班参谋。 在邓政委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形势日益紧张。5月1日，日军 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邓政委和陈 赓等太岳区领导已着手进行准备。5月3日，邓政委给师部刘师长来电说： “我拟于一礼拜内去中条山，在日攻苏（联）、蒋（介石）北进条件下，集 中力量千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 反动派胆敢向我们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 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刘师长阅过电报后，对李达参谋长说： “小平同志提出这三件事，对太 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顽敌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 政治工作中，不能 “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些人，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