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鸠（级）037I型大型反潜护卫艇（392T）7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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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判明级别（037？）型反潜护卫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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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
定安
临高
乐东
安吉
吴川
海南（级）037型大型巡逻艇（430T）98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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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634
黄蜂（级）021/205E型导弹艇（205T）121艘+5艘原苏制
3113
7119
2304
6107
新型隐身双体导弹艇（T）
2208(040425下水)
海珠（级）662I型小型导弹护卫艇（170T）13艘发上
上海II（级）062型小型巡逻艇（135T）100艘以上
P29B级导弹艇
309
湖川级鱼雷艇
P6级鱼雷艇
扫/布雷舰艇
沃雷Wolei级布雷舰（2500T）
814Wolei
6610型/T-43型扫雷艇（570T）15艘
东海舰队
808
830
831
832
833
北海舰队
811
812
813
南海舰队
809常宁号
834
835
836
837
838
850
082改进型扫雷艇（T）在建N艘
804（040421下水）
082型/抚顺Wosao级扫雷艇（300T）4艘
800/4422
801/4423
802
803
连云级（058）海岸扫雷艇（400T）4艘
057K级海岸扫雷艇
891
武器装备 中国古代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不但在兵器制造和使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杰出的创造，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火器图说十一·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战船技术成就
在商末周武王伐纣时，已经使用船只，运送军队和战具，渡过黄河去作战。到春秋时期，吴、楚、越三国争霸于长江流域，经常用船只运载军队进行水战。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关于水军和专为水战而建造船只的最早文献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出动舟师和楚国舟师战于长岸（令安徽当涂西南），楚国“大败吴师，获其舟艅艎”（史书中出现的最早的战船名，也作“余皇”，是吴国国王乘坐的指挥船）。随着水战的发展，各种用途的战船也不断涌现。公元前六世纪末，伍子晋（？—前484）在吴国训练水军时，把大中小各型战船按作战用途分成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并以战车作比喻，说大翼相当于重车，小翼相当于轻车，突冒相当于冲车，楼船相当于行楼车（指挥车），桥船相当于轻足骠骑，是一种小型快艇。
（据《越绝书》）这些战船在水战中配合使用，发挥综合的战斗作用。同时，越国和秦国也建造了备型战船。
从秦汉到明代，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我国古代战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水军战船数量多，舰队规模大。如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了四十里方圆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戈船等几百艘战船，大船可容千人。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前14—后49）率部队分乘两千艘战船，前往交阯，进行水上作战。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拥有俄船五千艘。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在隋灭陈之战中，隋将杨素（？—606）率水军有几千艘战舰。
其次是大型主力战舰屡有创新。汉代的楼船高达十多丈，船面上建楼二层到四层，每层外面都环有三尺高的女墙，掩护士兵作战。大型楼船可载将士一千人，东吴的楼船可载将士三千人，宛如水上高城。据《晋书·王濬传》记载，西晋建造的战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隋代杨素建造的大型五牙、大榏等战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多尺，乘员八百多人，四周安有高十多尺的拍杆，用以击打敌船。郑和下“西洋”时主帅乘坐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主力战船的不断创新，使水师的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
第三是战船分类越来越科学。西汉时期已经根据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把战船进行分类：大型楼船是水军主帅乘坐的指挥船；运送士兵率先登陆抢战滩头阵地的船称“先登”；船体狭长、专门用来冲击敌方船队的战船称“艨冲”；侦察敌情的船称“斥候”；轻型快速的船称“赤马舟”；防御设备比较好的船称“舰”；行驶平稳而体短的船称“”；小型战船称“艇”：比楼船稍小的船称“斗舰”；四周有女墙防护、桨手多、航速快的船称“走舸”；装有冲角、用以撞击敌船的船称“突冒”等。战船进行科学分类后，既使战船将士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又利于相互进行协同作战。
第四是兵器装备逐渐更新。早期战船只装备刀、矛、弓、剑、戈。秦汉时期增加了弩。东晋（一说隋代）的战船已经安有拍杆。宋代的战船开始配备火球、火药箭、火枪，水军也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元末明初的战船上开始装备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嘉靖年间，戚继光所编水军营的大型福船、中型海沧船、小型苍山船，都增加了大发贡（一种大型火炮，“贡”也作“熕”）、佛郎机炮、鸟铳等火绳枪炮，加上火箭、火砖、喷筒等火器，战船上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还创造了子母舟、连环舟、火龙船、赤龙舟等各种专门装备火器用于火攻的小型战船。此外，新创制的水雷和古代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已在水战中使用。
城防技术成就
城防技术成就包括军事筑城和守城器械两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同时发展。
军事筑城技术成就
城是中国古代都邑周围用土或砖石砌成的防御性墙垣。据说在原始社会末期，聚居子中原嵩山地区的部落领袖鲧（禹的父亲），已经开始构筑最早的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推动，便逐渐形成以都邑为中心、以城墙为主体、以城门和敌楼为重点的点线结合、综合配置的军事筑城体系。由城墙围圈的城郭有正方、长方、圆形和其他不规则几何图形，它们的建筑要受地质、地形、地理位置的制约，因此有平陆筑城、依山筑城、沿海临江筑城等，千姿百态，各有千秋。
按唐代规定，平陆筑城的城高、城根厚、城顶厚之间的比是四比二比一（见《卫公兵法辑本·攻守战具》）。如城高是六丈，那城根厚是三丈，城顶厚一丈半。按照这一比例构筑的城墙，既坚固耐久，又节省工料。但是在复杂地形上建筑城郭，就要因地制宜了。明立国前二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66年到1390年）建成的明初南京城，就是在复杂地形上因地制宜建成的一座在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构筑最坚固的大型军事城防，是我国古代军事筑城技术高度发达的标志。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利用天然的和历史上形成的地形地物作为筑城的基础。这样做，不但独具形胜，而且节省工料。如利用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的“岗垄之脊”而构筑的南京城西北段城墙，在墙外的敌人但见它立于崖壁之上，高耸难攻，而城内的守军却可凭借平缓的护士坡上下往来，进行机动作战。又如建于清凉门（石头城附近）左右侧的城墙，因三国时期孙吴所建石头城的旧址而筑，也具有同样的军事形胜。
其次，建筑深厚牢固的墙基，使新筑的城墙坚实耐久。如三山门到石城门段的城基，都用大条石砌成，深入地下五米多，还不见底层基石；覆舟山到解放门段城基，深挖到十二米，仍不见铺砌的大条石底层。
第三，采用巧妙的筑基技术，减轻城墙对地表的重荷，避免城墙塌陷的危险。如在三山门到石城门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段，在两端建筑坚固的墩基，以后在墩基上交错支架多层大粗木排，把城墙对地表的压力通过木排转移到墩基上。在聚宝门、正阳门东侧和光华门东侧的城基下，都发现了采用这种方式构筑城基的大量圆木。如果遇到在地下埋设水管的地段，那么就在水管上面建筑拱顶，使城墙的重压避开管道，通过拱顶转移到两端的墩基上。1980年，在覆舟山西侧挖掘防空巷道时，就发现了一座横在城墙之内高四米半、宽四米、长二十米的拱顶和墩基建筑。经考察认为，它是为保护武庙闸通往后湖的涵管而建的。
第四，修建了排水和控水设施，使城内不受旱涝之患。城墙的排水设施在筑城时已一并设计：城顶以砖砌面，外沿置滴水槽，使雨水从顶部流入城根略高于地表的石槽，通过窖井排入河流。聚宝门一带到现在还可见到这种设施。控水设施主要是建于河水入城处的水闸，水闸下接铜铁涵管或砖砌涵洞，启闭闸门便可控制流入城内的水位。在朝阳门南、太平门内偏西的地方，都发现这种设施；在秦淮河流入流出的通济门和三山门，各建有三道闸门。为守御两门，还建有藏兵洞，仅通济门东关头就建有二十二个藏兵洞。
第五，选择优质的材料，保证筑城的质量。筑基所用的条石，是在南京东部的汤山采制的，一般长达八十到一百一十九厘米，宽七十厘米，厚二十六到三十三厘米。城砖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厘米；从已搜集到的实物和刻在上面的铭文可知，它们是由相当于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五省的二十八个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工部下属的一些单位，以及飞熊、豹韬、横海三个卫，组织民工和军士烧制的。砌城的粘合剂，是把江、浙两省所产的一种“蓼草”加水加温成粘液，再配以适量的石灰、细沙，搅拌成混合浆而制成的。据考古部门取样试验，它的承压能力比现在的水泥沙浆稍低，而拉力和渗透力都比水泥沙浆高，因此是一种韧性比较大的粘合剂。
采用先进技术构筑的南京城郭，再配以厚足的兵力和守城器械，已经形成一个据可守、进可攻的坚固城防体系，达到了古代军事筑城技术的高峰。
守城器械成就
守城器械种类很多，它们根据作战的需要配置在坚固城防的各部位，由守城士兵操持，依托城郭，发挥守城作用。按作战用途，它们大致可以分成攻击式、侦听式、抵御式、擅击砸打式、烧灼式、灭火式等六大类。
攻击式守城器械主要有各种抛石机，它们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抛射巨石，击杀前来攻城的敌军士兵，击毁敌军的攻城器械，阻止敌军接近城墙。
侦听式守城器械有瓮听、地听等，用法是先在城内要道处挖二丈左右的井状地穴，以后用无缝的陶瓮覆在井口，命耳聪的士兵以耳贴近陶瓮，倾听异常声音。因为如有敌军挖掘地道，便有声音传来，守城士兵听到这种声音，就采取防御和反击措施。
抵御式守城器械有竹立牌、木立牌、布幔、木幔、皮帘、垂钟板、蔑篱笆、皮竹笆、护城遮架等遮挡器械，以遮挡攻城敌军射来的矢石：有加强城门和城垛防御的插板、墙门、槎碑、塞门刀车、木女头和木女墙等。它们能在城门、女墙被敌摧毁时进行应急性的补救，以阻止敌军从突破口冲入城内；还有抵御和托阻敌军云梯的叉杆、抵篙等。
撞击砸打式守城器械有撞毁敌军云梯和尖头木驴用的撞车和铁撞木，有击砸敌军人马和攻城器械的各种檑木（夜叉擂、砖檑、泥檑、木檑、车脚檑）、奈何木、坠石、狼牙拍等。
烧的式守城器械有铁火床、游火铁箱、行炉、猛火油柜、燕尾炬、飞炬、金火罐等。它们或以猛火烈焰，或以烧熔的铁汁，浇灼敌军的士兵和攻城器械。
灭火式守城器械有水囊、水袋、麻搭、唧筒、油筒等。它们的作尸用是在敌军焚烧城门、城楼时，用水把火浇灭，不使敌人的火攻得逞。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守城兵器和器械。如钩取敌军士兵和器械的飞钩、铁提钩、绞车，供士兵上下城墙用的吊机、吊车、绳梯，攻击从地道中攻城的风扇车、土色毡帘等。
除专用于守城的器械外，障碍器材也大多用于守城战。障碍器材是阻止敌人行动和杀伤敌人而用人工制作的各种障碍物，主要用于保障城郭和营垒的安全。明代中期以前的障碍器材多是非爆炸物，如铁莲黍、拒马、鹿角木、（chōu）蹄、地涩等。明代中期以后，已经大量使用地雷和水雷等爆炸物作为障碍器材，使障碍器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武器装备 秦始皇时代的坚甲利兵
秦朝自公元前221年到前206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尉缭等的建议，制定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拥有战车千辆，骑兵万匹，步兵百余万，一面利用外交攻势粉碎六国诸侯的“合纵”，一面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以秋风扫落叶的兵势先取韩国，接着破赵燕、灭魏楚，最后灭齐，十年之间海内为一。又乘胜北却匈奴，南平百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兵马俑坑，位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1974年发掘后，顿时轰动了全球，被誉为“世界的奇迹”，“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俑的出现始于春秋战国奴隶社会末期。在商周时期，奴隶主生前过着钟鸣鼎食的豪侈生活，死后也想在幽冥世界保持和生前同样的享受，于是就以大批奴隶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在各国相继建立，杀殉丧葬的残酷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礼记·檀弓》：“为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刍灵”是草扎的人，俑是用木刻、泥塑或金属浇铸的偶像。汉唐时期的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包括侍从、杂役、乐舞、杂技、兵马等，不少是现实主义的杰作，秦俑的制作尤其如此。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一号坑，面积11260平方米，埋藏高大的陶俑陶马6000余件；二号兵马俑坑面积6000平方米，埋有大型武士俑900余件，拉车的陶马和骑兵的鞍马470余匹，木质战车89乘；三号俑坑面积520平方米，埋有木质战车1乘，陶马4匹，武士俑68件。三处俑坑总面积17780平方米，计有陶俑陶马7000余件，战车100余乘。陶俑高度一般为1.80米左右，高者达2米，最矮者1.75米。古代称身高八尺（1.81米）为彪形大汉，秦俑多数达到彪形大汉的标准。陶马身长2米，通首高1.72米，与真马大小相当。这批兵马俑塑造精巧，神情面容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以秦军为模特儿塑造的秦俑，形象逼真，其服饰、冠履等情况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见到秦军一样，服装、鞋帽和发式刻画十分细致真实，而且腰间的佩剑、手提的弓弩、背负的矢服和手持的戈、矛、戟等兵器都是实用的金属武器，靷（yǐn音引）辔等驾具也是实用器物，这就为研究秦代武士服饰，提供了最具体的形象资料。从这些武士俑的服装得知，有等级和兵种的区别，不同官阶有不同的冠饰和甲衣，军官戴冠，战士不戴冠，骑兵和车兵的装束不同，车兵中御手和战士的装束又不同；步兵中前锋和后卫战士的装束亦各异。在秦俑坑没有发现盾和盔等防御性装具。秦士兵主要来自关中地区的秦人及少数巴蜀人和西北少数民族。秦国男子16岁开始服兵役，到56岁免役。
骑兵俑身着胡服，头戴小帽，一手牵拉马缰，一手握着弓弩。《六韬》：“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1.733米）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gòu音构）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兵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步兵有隶属步兵、独立步兵、弩兵。隶属步兵身穿铠甲，手持弓弩或戈、矛。有的排列于车前成为战车的前拒队。有的尾随于车后，成为后续队。独立步兵、弩兵，有的是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有的是身着铠甲的重装兵，轻装者多位于前锋，重装者位于后阵。弩兵有立姿和跪姿两种。
一号坑为步兵战车混合编组的长方形军阵，前锋武士俑，轻装不穿铠甲，免盔束发，腿扎行縢（即裹腿），手持弓弩。前锋之后，是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38路纵队，这些武士俑都身穿铠甲。胫缚护腿，手持矛戈或弓弩。二号坑呈曲形阵，第一小方阵军阵前角由174件立式弩兵组成，都不穿铠甲，阵心由160件蹲式弩兵组成，都穿铠甲，手控弓弩，为重装备。第二小方阵由8列战车组成，每辆车前驾4马、车上有甲士3人，其中一人为御手。第三小方阵为战车、步兵、骑兵结合的纵阵，有战车19辆，每车尾随步兵8人，分成3路纵队，一、三路各有战车6辆，第三路最后一辆战车上有将军俑1件，是本车队的指挥官，二路有战车7辆，末尾殿军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第四个小方阵由6辆战车和100多匹马和骑兵组成长方纵阵。三号俑坑是指挥部，有战车1辆，武士俑68件，车前驾4马，车后立武士俑4件，其中1名御手，2名甲士，1名军吏。北侧厢房有武士俑22件，南侧走廊8件、过道6件、前厅24件，后室4件、手中执殳（shū音书，护身仪卫的兵器）。
秦军队中服装大体可分军官和战士两大类：
1.军官的服装
军官分高、中、低三级。将军是秦昭王时开设，秦爵位二十等，第九等为五大夫，可为将帅，再升七级为大良造，再升三级可封侯，关内侯为十九爵。二十爵为列侯，即最高爵位。将军俑，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铠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顶部列双鹖的深紫色鹖冠，橘色冠带系于颌下，打八字结，胁下佩剑。
中级军官俑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彩色花边的前胸甲，腿上裹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腰际佩剑；第二种是身穿高领右衽褶服，外披带彩色花边的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下级军吏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头戴长冠，腿扎行縢或护腿，足穿浅履，一手按剑，一手持长兵器，另也有少数下级军吏俑不穿铠甲，属于轻装。
2.士兵的服装
轻装步兵俑，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着短裤，腿扎行縢（即裹腿），足登浅履，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手持弓弩、戈、矛等兵器。重装步兵俑服装有三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穿浅履或短靴，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第二种的服装与第一种略同，但头戴赤钵头，腿缚护腿，足穿浅履；第二种服装与第三种相同，但在脑后缩板状扁形发髻，不戴赤钵头。战车上甲士服装与重装步兵俑的第二种服装相同。骑兵战士身穿胡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围裳长裤，足穿高口平头履，头戴弁（圆形小帽），一手提弓弩，一手牵拉马缰。战车上御手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双肩无披膊（即臂甲）的铠甲，腿缚护腿，足登浅履，头戴长冠。第二种的服装是甲衣的特别制作，脖子上有方形颈甲，双臂臂甲长至腕部，与手上的护手甲相联，对身体防护极严。
秦军服装甲衣是依兵种作战时运动的实用性能而配备的，并用冠饰形式和甲衣色彩区分官兵地位。
将军鱼鳞甲，周缘镶用矩纹锦制作的宽边，甲片赭色，甲钉朱红色，连甲带红色，甲衣肩顶部分以米黄色作衬底，周围绣有花纹。两朵蓝色小花烘托着彩带扎的花结。官吏戴冠，士兵不戴冠。高级官吏戴鹖冠，穿彩色金属制作的鱼鳞甲，中级官吏戴双版长冠，穿带彩色花边的前胸甲或齐边甲，低级官吏戴单版长冠，其甲衣不绘彩，甲片较战士甲衣的甲片小而数量多。一般战士的甲衣甲片大，数量少。《战国策·韩策》说秦军打仗时不戴头盔，非常骁勇。六国军队打仗要披甲戴盔，但不能与秦军匹敌。
古代铠甲经过了从单片到多片，从皮革到金属的发展过程，秦始皇时代还大量使用皮甲，以一排排长方形皮甲片编缀而成，《考工记》：“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sì音寺）甲六属，合甲五属。”合甲即用两种兽皮做成的双层铠甲，古人记载：“犀甲寿百年，兕甲寿200年，合甲寿300年。”“犀兕鲛，鞈（合）如金石。”秦俑甲均为革甲，有三种类型：一型甲衣，衣长64厘米，由披膊和身甲组成，甲片较大，四周不镶金属边缘，颈下、肩部、腰部的甲片由连甲带连接，便于抬头、弯腰、举臂各动作。甲片赭色，连甲带朱红色。二型甲衣长64厘米，胸、背、肩部无甲片，周边以革带镶边，甲片赭色，连甲带朱红色。三型甲衣只在胸、腹有甲片，甲片周围用革作一宽边，肩、背无甲片，背后用斜十字带固定束身，腹部有连甲带，甲片赭色，连甲带朱红色。这些甲衣的前后下襟，形状有半圆、齐边、尖圆三种。甲衣上下开合位置，有的在胸前右上角用绦系结，有的在胸前左、右两上角用绦系结，甲片上均有甲丁，多者六枚，少者两枚。甲片编缀法有纵编横编，纵编：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则是下片压上片，以适应躯体弯曲时的动作规律。横编：自中间向两边编排，前片压后片，臂甲多用此法。
战国时燕地人们都会制甲，燕国铁甲制造精良，各国竞相仿效，但秦军带甲百万，注重进取，采用急疾捷先的战术，而革甲重量轻，制造易，消耗体力小，穿着携带方便，符合进攻实战需要，故大量采用革甲而不用铁甲。同时为了壮观军威，秦军所穿衣甲色彩十分鲜明，秦俑出土时，色彩原很鲜艳，尤以三号秦俑坑陶俑的色彩保持较好，褐色铠甲，配朱红络组和甲扣，下露朱红、玫红、粉红、紫红或石绿、宝蓝等色战袍袍面、袍里、行縢等。软领色彩也有石绿、紫红、朱红、粉紫、宝蓝、玫红、粉白等，领的色彩大多与袖口的色彩相对应，袖口是用这些颜色的丝绦镶边的。这就是“偏诸缘”《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战国时，各诸侯国竞修奇丽之服以相夸上，“秦并天下，搅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二仪实录》说秦始皇制五彩夹缬罗裙以赐官僚百官母妻，秦时只是朝贺和祭祀时穿黑色礼服，祭泰山封禅穿白。所以不能简单化地把“秦尚黑”理解为什么服装都是黑的。
名师劲旅 [苏联]北方面军
苏联国内战争期间苏军战役战略军团。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9月11日命令组建，目的是在北部战略方向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入侵。北方面军编有屏障军北线防区，彼得格勒防区，在屏障军东北防区的基础上成立的第6(1918年10月1日起)、第7(1918年11月起)集团军等，奥涅加河区舰队、北德维纳河区舰队，以及喀琅施塔得要塞(1918年12月8日起)。1918年秋冬两季，北方面军粉碎了英美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向奥洛涅茨、沃洛格达和科特拉斯方向推进的企图，从而防止了英美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同高尔察克军会合所造成的威胁。1919年1月19—25日，北方面军实施了申库尔斯克战役(1919)，从而为彻底解放共和国北部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北方面军部队作战的纳尔瓦和普斯科夫方向，由于情况变坏，1919年2月19日成立了新西方面军。北方面军领率机关和第7集团军编入西方面军，而第6集团军则被指派为隶属于总司令的独立集团军。
方面军领导成员：司令——1918年9—11月为帕尔斯基，1918年11月一1919年2月为纳焦日内，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9—12月为格列扎诺夫，1918年9月—1919年11月为皮亚特尼茨基，1918年12月—1919年1月为图平，1919年1—2月为谢马什科。
名师劲旅 [苏联]东方面军
苏军第一个方面军军团。俄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为指挥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镇压本国东部地区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战役而组建的。
1918年6月13日，根据列宁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了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军下辖普里沃尔日斯克、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沙德林斯克—鄂木斯克等方向的部队和支队。到1918年9月，在这些部队和支队基础上组建了第1、第2、第3、第4、第5集团军(1919年3月，土耳其斯坦集团军也编入方面军)。伏尔加河区舰队与东方面军部队协同作战。1918年9月，东方面军部队在内河区舰队支援下，攻克喀山(9月10日)、辛比尔斯克(现乌里扬诺夫斯克)(9月12日)，继续向东发展进攻，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卫军占领下连克塞兹兰、萨拉普尔，萨马拉(现古比雪夫)、伊热夫斯克、乌法、奥伦堡、乌拉尔斯克等城。1919年3月，高尔察克军队转入反攻，东方面军进行了激烈的防御战斗。这时共产党采取了加强东方方面军的果断措施。该方面军被宣布为共和国主要方面军。根据《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形势的提纲》，并在列宁的号召下，东方面军在人员、武器和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巨大支援。仅通过党团组织的动员，就约有3.2万人补入方面军。4月10日，东方面军被划分为两个集群：绍林指挥的北方集群(第2和第3集团军)和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集群(第1、4、5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4月28日，东方面军南方集群转入反攻(参见东方面军的反攻)，并顺利实施了1919年布古鲁斯兰、别列别伊和乌法战役。第2和第3集团军所属部队，在1919年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战役过程中，先后收复彼尔姆、昆古尔(7月1日)、叶卡捷琳堡(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7月14日)。1919年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战役中，第5集团军收复中乌拉尔(含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等城)。解放乌拉尔各战役结束后，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8月11日命令，东方面军南方集群(欠第5集团军)组建独立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8月15日)，第2集团军(8月20日)撤销。该集团军一部兵力(两个师)转隶各友邻集团军，其余部队留作预备队和调往南方面军(对付邓尼金)。为彻底粉碎高尔察克军队和收复西伯利亚，东方面军保留两个集团军(第3和第5集团军)。10月14日起，东方面军恢复进攻，强渡托博尔河，追击向西伯利亚腹地逃窜之敌，收复鄂木斯克(11月14日)，一个月后，收复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新西伯利亚)(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和鄂木斯克战役(1919))。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下一战，高尔察克主力大部被歼，遵照统帅部1920年1月6日命令，东方面军领率机关被撤销(1月15日)。尔后，收复西伯利亚的任务由第5集团军担任。
方面军领导成员：司令——1918年6—7月为穆拉维约夫，1918年7—9月为瓦采季斯，1918年9月—1919年5月9日和1919年5月25日—7月8日为加米涅夫，1919年5月为萨莫伊洛，1919年7月为列别杰夫，1919年7—8月为伏龙芝，1919年8月—1920年1月为奥利杰罗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较长者)——科博泽夫，梅霍诺申，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古谢夫，穆拉洛夫，施特恩贝格。
名师劲旅 [苏联]东南方面军
国内战争时期苏军战役战略军团。1919年10月1日，在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基础上组建。编有第9、第10集团军(杜缅科骑兵军隶属第10集团军)，10月14日起编入原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第11集团军及其配属部队、伏尔加河—里海区舰队，萨拉托夫、奔萨和阿斯特拉罕筑垒地域及后备集团军。方面军野战领率机关驻萨拉托夫。东南方面军所属部队在塔洛瓦亚至阿斯特罕地带(约700公里)对顿河和高加索白卫军作战。10月，东南方面军消除马蒙托夫奇袭(1919)的后果之后，在克列茨卡亚、彼列科普斯卡亚和黑亚尔地域突破敌顿河及高加索白卫军防御阵地(见察里津防御)，1919年11月起，与南方面军并肩作战，共同实施进攻(参见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进攻)。1920年1月9日起，为继续向北高加索发展进攻，南方面军骑兵第8和第1集团军转隶东南方面军。1月16日，鉴于方面军兵力已转移高加索方向作战，故东南方面军改称高加索方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