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至汉初平元年(190年)汉献帝即位的412年间，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20余次。这时期的战争，包括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国内民族战争。秦王朝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国防体系：在北部边境，依险据扼，修建了由亭、障、塞、城组成，并由长城联结起来的国防工事。秦都咸阳至四方有驰道可通，主要防御方向上有直道通往边防；长城沿线及各主要道路，设置烽燧、邮驿，发现敌情可通过烽燧传讯报警。秦还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军队区分为京师兵、边防兵、郡县兵三种。设太尉总管军事并统领全国军队。但太尉无人事、用兵权，出征的将军及高级武官，均由皇帝任免，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按战国传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虎符，使军队完全控制于皇帝手中。为充实兵源，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适龄男丁均有当兵义务的普遍郡县征兵制。军队由步兵(材官)、骑兵、车兵(骑、车兵统称骑士)和水军(楼船士)组成。作战时通常车、步、骑混合编组，协同作战。
西汉时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征兵制度和国防体系，基本上沿袭秦朝。军队结构，仍为骑、步、车、水四兵种。但武帝后期骑兵已上升为军中主兵，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时代已转变为骑兵决定胜负的骑战时代。骑兵主要装备弓弩、铁矛、铁戟、铁剑和铁环首刀等兵器。车兵渐被淘汰，战车逐渐成为运输工具及作为抗骑兵冲击的移动营垒。步兵则加强了弩兵的建设和使用。弩机有了机匣(郭)，望山加高，命中率及侵彻力大为提高。水军战船的发展尤为迅速，不仅有了装防护板的战舰和可调节位置、角度的风帆，而且创造可连续产生推动力的橹，固定船位的锚和控制航向的舵，并创造了开孔舵和平衡舵；不仅较前航速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克服气象变化和风向不顺的障碍，使战船的续航性和战斗力大为提高。西汉的国防，采用积极防御和主动进攻战略，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两手并用。创造了大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及大纵深的进攻。以骑兵为主力兵团执行战略任务和双方均投入10万以上的骑兵进行对抗，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为保障大骑兵集团进行大纵深作战，还创造了以数十万步兵掩护辎重纵列在骑兵集团后逐次跟进的后勤供应方法，解决了作战补给，并使骑兵得到支援和在步兵掩护下进行休整，以恢复战斗力。与战略相适应，战术运用上强调发挥骑兵的快速性和冲击力，实施机动作战。迂回、包围、突破、奇袭、诱击、伏击等，均为常用战术。军用地图使用更为普遍。
东汉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成就，逊于西汉。其军事体制，较西汉有所变化。军队数量减少，一度撤消郡国兵，京师军亦有所压缩。但为进一步集权，中央直辖军驻屯范围扩大，重要郡国驻屯中央军或边防军，边郡和重要关隘的屯军，也由中央直接控制。基本上废除了郡县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边郡亦征调或招募少数民族戍边。募兵制和郡国刺史、州牧、太守掌兵，不但耗费巨大，也导致了部曲、家兵等私人武装出现，为东汉末的军阀割据、混战准备了条件。东汉的军队由骑兵、步兵、水兵组成，车兵已退出战争舞台。环首刀的普及和马鞍的进一步完善，为骑兵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东汉的国防及战略战术，大体继承西汉。“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较西汉更为重视使用少数民族部队，加速了周边各民族战法与中原传统战法的交流。
战争通史 [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争综述
三国(220—280年)、两晋(265—420年)、南北朝(4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各政权间战争频繁。魏、蜀、吴三国与西晋初，在治军、谋略、指挥、科技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两晋南北朝时，马蹬的发明和应用，使骑兵装具臻于完备，出现了重甲骑兵；水战和攻守城战的战术、技术有较大发展。府兵制的创立在中国军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曹操、诸葛亮等杰出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孙伍的军事思想。
东汉末的黄巾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随后出现军阀割据混战局面。曹操在兖州之战收编黄巾军10余万，实力大增；继而破张绣、灭吕布、败刘备，于官渡之战又击败力量最强的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参见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孙策决策南渡，破刘繇、败王郎、灭黄祖，开拓了江东(今长江芜湖下游以南地区)(参见孙策平江东之战)。刘备此时尚依附刘表、寄寓荆襄。曹、孙、刘三家均识荆州(约今湖北、湖南)战略地位重要，皆欲取而据之。曹操先机制敌，北破乌桓、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后(参见白狼山之战)，乘刘表新丧出兵南下，收降刘琮，击败刘备，占领了江陵(今属湖北)。曹操企图乘胜一举尽歼刘备、孙权，反而促使孙、刘联盟，导致赤壁之战，兵败撤军，荆州为三家瓜分，刘备获得立足之地。曹操退回中原后，对刘、孙暂取守势战略，用兵关中(今陕西中部)、陇右(今甘肃陇山西)；孙权则致力于扬州(时治今南京市)、交州(治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刘备乘间袭取益州(治今成都市)(参见益州之战)。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三国务为自保及发展，不断争夺战略要地：孙、曹争夺淮南，在合肥(今合肥市西北)(参见合肥之战)、皖城(今安徽潜山北)(参见皖城之战)、濡须坞(今安徽无为东北)五战，互有胜负；刘、曹争夺汉中(今属陕西)(参见汉中之战)，经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一战，曹军败退长安(今西安西北)。随后又发生三家争夺荆州之战。荆州蜀将关羽，乘刘备攻占汉中、孙权进攻合肥之有利时机，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参见樊城之战)，企图夺取曹军占据的荆州二郡，为实施诸葛亮两路出兵恢复汉室的战略计划作好准备。而孙权却与曹操联合，乘关羽后方空虚用吕蒙袭占江陵(参见江陵之战)，俘杀关羽。刘备为夺回荆州，东进攻吴，在夷陵之战中败于吴将陆逊。孙权夺取了蜀占荆州四郡，并控制了上游，获得战役上的胜利；曹操运用谋略实施离间，拆散了孙、刘联盟，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唯刘备丧地损兵，成为三角斗争中的失败者，战略地位大为削弱，已无力实现两路出兵恢复汉室的战略计划。曹操死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刘备、孙权亦相继称帝，三国鼎立局面于是确立。魏文帝曹丕曾两次攻吴，均因水军不强，难越长江天堑。蜀昭烈帝刘备死后，诸葛亮迅速恢复蜀、吴联盟，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势，尔后平定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参见南中之战)，巩固后方，积极准备北进。五次由祁山(今甘肃东南部渭水、西汉水间)攻魏，均因魏军采取坚壁拒守方针，无功而返(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此间，孙权与蜀呼应，曾三次在淮南攻魏，亦均无功而还。大将军司马昭掌握魏国大权后，开始筹划统一全国。根据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用兵原则及控制长江上游的战略需要，于魏景元四年(263年)三路进军，发动灭蜀之战(参见魏灭蜀之战)。镇西将军邓艾偷渡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突至江油(今四川江由北)，攻破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迫使蜀后主刘禅投降，蜀汉亡。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政权后，于太康元年(280年)水陆协同，多路进军，以战略突袭一举灭吴(参见晋灭吴之战)，结束了三国分立局面。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第二年，即发生少数民族反晋战争：辽东鲜卑族慕容廆，山西匈奴族郝度元，甘肃氐族齐万年等，相继起兵，经昌黎之战、六陌之战等多次作战，均先后被晋军平定。永康元年(300年)，晋室赵王司马伦发动夺权之战，引起王室内讧的"八王之乱”(参见晋平八王之乱)，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长安等地混战七年，始告结束。晋统治基础因之动摇。混战期间，饥民领袖李特、李雄在益州领导流民起义，行宁朔将军刘渊在山西起兵反晋，于永兴元年(304年)，分别在成都、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建立氐族政权大成国(后改汉)和匈奴族政权汉国。混战结束后，刘伯根、邓定、汲桑、石勒、魏植、王弥、刘芒、王如等，相继在中原、关中起兵反晋，但均分别为晋军、汉军平定。大成帝李雄自保于成都，汉王刘渊则继续向晋进攻。永嘉二年(308年)后的9年中，晋汉两军除在魏郡(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晋阳(今太原西南)等地多次交战外，汉军四攻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四攻长安，迫降晋愍帝司马邺，晋亡。建武元年(317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而称晋为西晋。此时晋将张定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独立，史称前凉，形成汉、凉与东晋并立局面。三国以来，各军事集团为加强军力，均收编少数民族部落武装，致其大量内迁中原。汉在形式上虽为中原共主，但鲜卑、羯、氐、羌等族武装集团，亦随战争发展形成独立势力，相继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中原遂陷入割据、混战局面。汉大司空靳准杀汉帝刘粲自立，被汉将石勒歼灭。汉相国刘曜于太兴二年(319年)迁都长安，改国号赵；同年石勒亦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建立羯族政权赵国。史称刘赵为前赵，石赵为后赵。石勒在咸和三年(328年)洛阳之战中，俘前赵帝，次年下长安，亡前赵。咸康三年(337年)，辽东慕容皝建鲜卑族政权燕国，败后赵军，灭鲜卑宇文部逸豆归，两攻高丽，实力渐强。后赵石虎为帝时，梁犊领导东宫卫士l0余万起事反赵，在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长安、洛阳数败赵军。石虎重用羌人姚弋仲、氐人苻洪镇压了梁犊军。羌、氐两武装集团由此渐强。石虎死，诸子争立，赵大将军冉闵乘机杀石氏族人，于永和七年(351年)建汉人政权魏国，后赵亡。但魏国于次年即被燕军击灭(参见前燕灭冉魏之战)。赵将苻健入据长安建氐族政权秦国，国势日强，太和五年(370年)灭燕，次年亡仇池，宁康元年(373年)又攻占汉中、巴蜀(今四川北部)及东晋梁(治今陕西汉中)、益二州，太元元年(376年)灭凉及代，统一了北方，形成秦与东晋南北对峙局面。北方统一前，各国致力于相互混战，对东晋威胁不大，东晋握有一定程度的战争主动权。平定大将军王敦、冠军将军苏峻叛乱(参见晋平苏峻之战)及击灭成汉政权后(参见晋灭成汉之战)，曾多次进攻北方，胜负互见(参见晋攻前秦之战、晋攻前燕之战)。北方统一后(参见前秦灭前燕之战)，符坚在战略形势尚未具备必胜条件下，于太元八年(383年)大举攻晋。又因屡胜而骄和指挥失误，在淝水之战惨败，秦国瓦解：三年之内，部将慕容垂、慕容泓、乞伏国仁，分别在中山(今河北定州)、长子(今属山西长治市)、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先后建立鲜卑族政权后燕、西燕及西秦；姚苌在长安建羌族政权后秦；远征西域、击降30余国的吕光，亦在东返途中，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建氐族政权后凉；鲜卑拓跋部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流域建拓跋族政权北魏。从此，北方又陷入更严重的混战局面。太元十九年(394年)，西燕、前秦被后燕、后秦消灭(参见后燕灭西燕之战)。次年，北魏军以击其惰归的作战指导，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重创后燕军(参见参合陂之战)，北魏势力进入中原。此后，至义熙三年(407年)的10余年中，又新建5个割据政权；秃发乌孤和慕容德，在乐都(今属青海)、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建鲜卑族政权南凉及南燕；李暠和冯跋，在敦煌(今属甘肃)、龙城(今辽宁朝阳)建汉族政权西凉及北燕；赫连勃勃在朔方(今内蒙古抗爱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建匈奴族政权夏国。东晋在淝水战后，夺取了徐、兖、青、司、豫、梁6州，暂时缓解了外来威胁，但王室内部不断内讧。孙恩、卢循领导农民军乘机起义(参见孙恩起义、卢循起义)，进一步削弱丁司马氏的统治。桓玄袭江陵、攻建康，篡夺帝位；彭城内史刘裕等起兵反桓，在复舟山(今南京城区东北)等地连败桓玄(参见覆舟山之战)，恢复了司马氏帝位(参见刘裕击桓玄之战)，被擢为待中、车骑将军，控制朝政。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发动第一次北伐，击灭南燕(参见刘裕灭南燕之战)，回师后，参与镇压卢循起义军，又在江陵之战中击灭荆州刺史刘毅。十二年第二次北伐，击灭后秦(参见刘裕灭后秦之战)。遂于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建立宋国，东晋灭亡。此时北方的后凉、后燕、南凉已先后灭亡，仅存北魏、西凉、北凉、北燕、西秦及夏。东晋亡后不久，北方的西凉亡于北凉，西秦亡于夏。夏在被北魏歼灭主力后亡于吐谷浑。此时北魏日趋强大，攻柔然(参见魏攻柔然之战)，败仇池，破吐谷浑，平西域各国。至元嘉十六年(439年)，先后又击灭了北燕(参见北魏攻北燕之战)及北凉(参见北魏灭北凉之战)，统一了北方(参见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形成与刘宋南北对峙局面，史称南北朝(参见南北朝战争)。双方多次互攻，北魏开始多以城池为攻击目标，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悬瓠(今河南汝南)两次受挫后，改用越野挺进敌方纵深方针，充分发挥骑兵优势，一度进抵长江。三十年，宋刘劭杀父自立，导致一系列王室内讧之战。在此期间，许多镇将降于北魏，朝廷大权集于建业令、中领军萧道成之手。明三年(479年)，萧道成杀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南齐。齐、魏间战争增多(参见齐与北魏的战争)，20年间，仅用兵10万以上的作战即有5次，如寿阳之战、南阳之战等。齐中兴二年(502年)，雍州史萧衍击灭齐帝萧宝卷，自立为帝，改国号梁。南北朝间战争仍在继续(参见梁与北魏的战争)。梁初20年，用兵数万以上的作战即有l0次，如钟离、义阳之战、钟离之战等。北魏迁都洛阳后，政趋腐败，反魏起义此起彼伏。仅魏宣武帝元恪在位15年(500—515年)，即发生农民起义10次，不久又发生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莫折大提领导的关陇起义，葛荣等领导的河北起义和邢果领导的流民起义等。梁乘机于大通年间(527-—529年)派名将陈庆之攻魏(参见陈庆之攻北魏之战)，占领了洛阳等30余城。但孤军深入，后援无继，在北魏军反击下，终被歼灭。北魏于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西魏，双方连年交战，其中著名战役，有出奇用诈、突袭致胜的潼关之战，设伏歼敌、以少胜多的沙苑之战和因敌设防、固守坚城的玉壁之战等。梁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叛将候景降梁，次年反，激战4年方平(参见侯景之乱)。在此期间，控制东魏的齐王高洋于武定八年(550年)废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同年，西魏宇文护亦废帝拥宇文觉立，改国号周，吏称北周。侯景乱后，梁国内讧：先有梁湘东王萧绎与宗室萧纪夺位之战，继有梁将陈霸先击王僧辩建康之战。陈霸先在肃清王僧辩残余势力及在建康大败北齐军后，于梁太平二年(557年)废帝自立，改国号陈。经短期恢复，联周攻齐，派部将吴明彻攻北齐，夺占了淮南。北周建国后，三次攻北齐均告失利，后乘北齐军淮南新败之机，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终于在建德六年(577年)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陈在齐亡后，继续北进，在彭城之战中败于北周军。北周军乘胜反攻，夺占了整个江淮地区，形成周、陈隔江相对局面。北周左大丞相杨坚专政，在武涉之战及成都之战消灭敌对势力后，大定元年(581年)废帝自立，改国号为隋。又经数年准备，北破突厥，继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开始，至隋统一中国的400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630余次。三国时期的军事统帅、将领及参谋人员，多为知识分子出身，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既精于治军用兵，又善于组织战役，兼备指挥、谋略才能，曹操、诸葛亮等军事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所以三国战争呈现出斗智与斗力结合、政治与军事并重，以谋略制胜的突出特点。在“国家战略”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战略思想：重视建立稳固的战略基地，强调以政治、外交手段谋取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力避两面作战。为扩大兵源，充实军粮，大量收编少数民族。如曹魏用乌桓，孙吴用山越，蜀汉用青羌等；实行世兵制、屯田制；注意修河渠，通粮道。因地理条件不同，曹魏以骑兵为主兵，孙吴以水军为主兵，蜀汉以步兵为主兵。在策略和战术运用上，已达于相当完善阶段：攻心、用间、伐交、示形，以及突袭、伏击、火攻、水攻等已普遍使用；地道战、攻坚战、山地战、江河作战，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火攻，三次战略性战役均为火攻制胜：官渡之战焚敌军粮，赤壁之战焚敌战船，夷陵之战焚敌营寨。又如水上作战，吴舰队不仅可进攻辽东实行近海作战，而且还远征夷州(今台湾)可进行外海作战。在军事科技方面也有所发展，出现了木牛流马、记里鼓车、指南车和快速连弩等。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时兴时灭，虽称十六国，实际上还未计及冉魏、西燕、代、北魏，吐谷浑、柔然等政权。各政权统治者素质多与三国时不同，故在谋略运用方面不及三国。少数民族多为全民皆兵、骑兵为主，所建政权，为保持民族特点，多实行两种军事组织体系。随着战争发展，中原地区到处建起坞壁城堡，使骑兵难以攻坚，加之需扩充兵力，步兵渐多，但骑兵仍是主兵。少数民族本为轻装骑兵，采用机动战术。但在坞堡林立的中原，与用传统方阵战术的汉族军队作战，加之此时已有了马蹬，所以两种战法开始结合，出现了以密集方阵作战为主的重装骑兵，并出现了以掠夺人口、物资、摧毁敌方战争潜力的破坏战略。东晋仍沿袭魏晋兵制，部曲私兵更为发展。因位于江南，水军发达，不仅有了载乘2000人的连舫，并开始用指南针导航，还发明了接舷战时重型兵器拍竿。
南北朝时期的谋略及战术运用，较十六国时期为多。如刘宋部将萧承之守济南，西魏将领王思政在弘农，均用“空城计”退敌；刘宋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以“唱筹量沙”摆脱北魏追军(参见宋攻魏河南之战)；北魏在统万之战中，以示弱诱敌，使夏军脱离坚固城防工事，在野战中伏击歼敌；在攻柔然之战中，针对其“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的特点，于夏季以轻骑兼程、突然袭击大败敌军等。北朝仍以重骑兵为主兵，但渐向轻骑兵方向发展，且步兵数量大增，并出现府兵制。由于争城略地成为战争主要目的，所以攻守城战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尖头木驴、飞梯、火车、孢车、撞车、蛤蟆车、登城车、勾堞车、行炉、布幔等成为常用战具。如玉壁之战，西魏大将军韦孝宽守玉壁，东魏军使用各种攻城战具及地道战，强攻50日，仍不能破。南朝仍以水军为主，战争多在江河上进行，故水军亦有所发展。舰队构成，有载重万斛(约500吨)的主力楼船，有装80桨的快速战船，有被复牛皮防卫的装甲战舰，有用以远战、装有孢车的舶舰和用以火攻的火船等。
战争通史 [中国]隋唐五代时期战争综述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五代(907—960年)复又分裂。这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统一战争，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以及隋、唐末的农民起义战争。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战略战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少数民族优良战法与汉族传统战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袭等机动战术有了明显发展。城池工程构筑和守城技术、战术均有提高和发展。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达于鼎盛。据史籍记载，这时期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对势力结合，形势较为严峻。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剌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并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5“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首先对付突厥(参见隋统一战争)。开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击，大败突厥军(参见隋反击突厥之战)，促其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使其各可汗间相互攻战不已。随后用兵江南，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积极进行灭陈准备。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陆军50余万，以陈都建康(今南京)为中心，长江下游为重点，分兵8路进攻，次年正月灭陈(参见隋灭陈之战)，取得了中国战争吏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尔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征抚兼用之策，以维护统一，安定边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几次出兵击败犯边的突厥军，突厥各部先后归服于隋。高丽入据辽东后，一直与南朝保持联系。陈朝曾任高丽王为宁东将军。高丽这种“越境外交”，对隋构成潜在威胁，而陈的灭亡，又使高丽增强对隋的敌意和戒备，双方矛盾渐趋对抗(参见隋与高丽的战争)。十八年，高丽进攻辽西，文帝遂发水陆军30万分路反攻。但因“馈运不继，六军乏食”(《隋书》卷81《高丽传》)及舰队遭遇大风，无功而还。炀帝杨广继位后，先遣左仆射杨素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参见隋平杨谅之战)，继于大业五年(609年)始，又出兵击败攻掠隋边的吐谷浑(参见隋击吐谷浑之战)，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经略西域。为打击高丽，收复辽东旧地，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和开凿南北大运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进行军运。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发数百万人，三次大规模东征高丽，均未获胜(参见隋炀帝第一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二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三次攻高丽之战)。难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终于导致自山东、河北地区爆发而扩展至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参见隋末农民起义)。起义军在斗争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岗军(参见瓦岗农民起义)、河北的窦建德军(参见窦建德起义)、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等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王朝终被推翻。当隋朝即将覆灭之际，太原留守李渊乘群雄竟起、关中空虚之机，于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结李密，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参见唐统一战争)。在李世民、李靖等将帅的卓越领导下，历经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洺水之战、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先后击灭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肖铣、刘黑闼、辅公祏等各种反唐势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梁师都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帝位，是为太宗(参见玄武门事变)。由于东突厥屡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胁长安，太宗遂积极进行北灭突厥的准备(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贞观三年(629年)遣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军反击，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军。北方各族纷纷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随后，为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于九年派特进李靖率军以远程奔袭击降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州(治今吉木萨尔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龟兹(今库车)，西域各族纷纷归唐。遂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并置龟兹、于阗(今和田县境)、碎叶(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镇，辖于都护府，称安西四镇，用以控制西境，保护商路。在此期间，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参见唐与高丽、百济的战争)。太宗应新罗之请，于十八、十九年间率水陆大军，亲征高丽，攻占辽东大部州县。后久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下而退兵。时北方薛延陀渐强，屡攻归唐的突厥各部，威胁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进李勣等率军击灭薛延陀(参见唐击薛延陀之战)。其余众及所部铁勒、回纥10余部内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继位后，首先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于显庆二年(657年)遣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击灭反唐的西突厥(参见唐灭西突厥之战)，置濛池、崐陵二都护府，分统其地。尔后将打击目标转向高丽，并改变战略，在高丽后方寻求进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五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l0万，击灭百济，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属朝鲜)，置安东都护府统之(参见唐灭高丽之战)。后因高丽反抗，吐蕃攻扰，唐廷把安东都护府迁于辽东，将兵力转用西部。高丽故地遂为新罗夺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后，日渐强盛(参见唐与吐番的战争)。贞观八年(634年)曾进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军击败(参见松州之战)。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密切。高宗时，为争夺吐谷浑，双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参见大非川之战)，唐军先胜后败，吐谷浑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进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镇唐军。从此，唐连年遭到吐蕃攻扰。皇后武则天执政时期，边境战斗增多，主要是与突厥和吐蕃作战，奚及契丹亦不时攻掠边地(参见唐与契丹、奚等之战)。唐虽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一度击败契丹、奚，但时胜时败，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时，边患仍然未除。东北之契丹、奚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东突厥不时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骑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强弱时反时降；吐蕃仍不断向外扩张，直接威胁唐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安西(今甘肃安西以西)重地，欲与唐争夺西域。在此严峻形势下，玄宗决定对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骑施等，暂取守势作战，伺机击歼，并辅以有力的政治争取；而对威胁最大又最强的吐蕃，则采取攻势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实施连续进攻。为此，玄宗在发展经济、严禁奢靡、改善交通、置仓储粮之同时，整军经武，发展马政，调整部署，组织出兵，为巩固边疆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在陇右、河西、安西和剑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战场，屡次大败吐蕃，给其以沉重打击，并击灭了突骑施。突厥各部亦不断归服，天宝四载被回纥击灭后，其余部多内附于唐。在此期间，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起兵反唐(参见唐与南诏的战争)，唐数次出征，均遭惨败，南诏遂与吐蕃联合，西南局势逐渐紧张。
玄宗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边境战争频繁激烈，为巩固边疆而设置的边镇节度使逐渐增多，至天宝元年(742年)已有l0个，拥兵49万余，使唐初以来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为掌握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的节度使进行叛乱和割据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参见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平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两个月，唐廷虽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但在著名将帅李光弼、郭子仪、张巡等人的卓越指挥下，军民英勇抗击，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史旧将，被迫委任他们为河朔三镇节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适时，全国已有48个节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后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盟抗唐，藩镇割据由此形成。以后各地节度使竞相效法，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从代宗始，历代皇帝大都企图削藩，除宪宗李纯取得削藩胜利，恢复暂短统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战略不当等而失败。随着唐王朝日趋衰落，割据势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与此同时，唐廷与吐蕃、南诏的战争交炽进行。平安史之乱时，唐军主力由西北内调，吐蕃乘虚占据河西、陇右，并频繁东进。平叛刚结束，即攻占长安，代宗避难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收众4000余，以疑兵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广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举兵反唐，先后两次引吐蕃、回纥大军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泾阳(今属陕西)等地(参见邠州之战、奉天、灵台之战)。郭子仪率军反击，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大破吐蕃，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年间(766—779年)，唐将浑瑊、李晟等多次率军击败吐蕃对陇右、关中、剑南西川的攻掠。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北、西南两地区。大相尚结赞领兵攻掠陇右后，转兵安西，攻占北庭都护府，从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绝；而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招抚南诏，以分吐蕃之势，集中兵力反击，不断重创吐蕃(参见神川之战、维州之战、唐破吐番维州之战)，尽复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归唐。宪宗时，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频繁攻掠，多为唐军击败。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和，双方会盟于长安城西，相约“屏去兵革”，“暴掠不作”(《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收复西北11州，吐蕃从此不振。后来，南诏攻西川，袭安南，占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成为唐主要边患。安南部护、西川节度使高骈等率军破之(参见交趾之战)。唐和南诏于中和年间(881—885年)，恢复通好。唐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其中以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参见王仙芝起义、黄巢起义)。尤其黄巢起义军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广明元年(880年)，历经转战中原(参见黄巢转战中原之战)、进军江南(参见黄巢南下福州之战壕)、北伐夺取长安(参见长安之战)，建立大齐政权，达到全盛。后在唐军与沙陀骑兵联合反攻下，退出长安(参见唐夺长安之战)，再犯战略错误，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失败。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唐政权，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代唐称帝，建后梁。从此，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持续50余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契丹复盛，不断攻掠中原。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世宗柴荣即位后，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辽(契丹)与北汉联军(参见高平之战)。“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册府元龟》卷104)，遂整饰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夺取幽燕(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割让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汉的方略，着力进行统一战争。但当其准备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时，却身染重病而班师。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建宋，后周亡。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尔后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隋朝建立至后周灭亡的37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和战争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统一政权，王朝的将帅很多是少数民族人，作战时亦经常使用少数民族军队，因而，这时期的军制和战争兼有两种民族的特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亦较前有明显发展。在军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优点，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将军户编入民户，兵农合一，并规定军府有领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掌军令和军将除授但不能直接统兵，二者相互制约，军权集中于皇帝，对后世军制影响甚大。但到唐开元后，又实行募兵制。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骑兵作用。虽然步兵在军队总数上居多，但以骑兵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因之不断加强马政，努力增殖战马。唐全盛时仅官马即有70余万匹。为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将重甲骑兵逐渐淘汰，基本上改为轻装骑兵。因江海作战增多，水军建设亦有较大发展。如多次进攻高丽，均有数万水军及数百艘海上战船实施渡海作战。除沿用楼船、连肪等战舰外，还发展了以轮形桨推进、航速较快的车船，发明了在水线下两舷上装有浮板(今之舭龙骨)以增强耐波性的海鹘船。各类战船已广泛采用横舱壁和水密舱，船舷亦装上巨木大概，战斗性能较前大为提高。唐朝前期军队的战斗编成，适应攻势战略及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按步兵、骑兵、突击队(跳虏)、机动队(奇兵)进行编组，重视远战能力，强调在冲锋距离外杀伤敌军，因而步兵除装备长枪、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击队及机动队战时多为骑兵组成。军队的的基本战斗队形为便于突破的楔形队形。当遇山区及复杂地形不便展开时，创造了竖阵(纵队)，直接投入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国防战略方面，隋沿袭秦汉以来的守势战略，唐前期则改为攻势战略：对攻扰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攻略、征服手段达到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目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取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兼施的方针。在“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时，实行“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宿卫将军或边州(羁縻州)长官，有的还妻以公主，以加强其向心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统辖问题。在战术运用上，强调积极进取，惯用机动战术，以骑兵的快速突然行动，进行突破、奇袭、追击，求得以少胜多和全歼，是这时期作战的突出特点。如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千骑，突破窦建德军阵，歼其5万，唐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率骑兵1万，奇袭颉利可汗，歼东突厥军10余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2000骑追击宗罗喉军，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种亦力求运用这一战术。如唐平萧铣之战，李孝恭、李靖率水军乘三峡水涨袭击肖铣；蔡州之战，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袭吴元济等，均取得了胜利。强调步骑协同，并将“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卫公兵法》)的理论结合运用，亦是此时作战特点之一。以善使强弓劲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战，而以良马奔冲、适于机动、攻击的骑兵担任迂回、侧击等任务。当敌占优势时，以步兵与敌正面对峙，先取守势作战，俟敌疲惫时，再抓住战机投入骑兵，以迅猛之势向其弱点、要害处发动突击。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等，唐军均以此战术获胜。还出现了威力侦察及交互掩护撤退等新创战术。因城市战斗增多，城防工事构筑及城池防御战术均有发展。城内有重城，城外有羊马城。羊马城与护城河外还构筑了配置强弩用以反射的弩台，使防御纵深增大，稳定性和韧性大为提高。城池防御战术，亦强调积极进取，不断组织守城部队出击、反击。如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参见雍丘之战)，李光弼守太原等(参见太原之战)，均以反击挫败叛军。利用地道反击，也成为这时期的常用战法。
战争通史 [中国]宋辽夏金元战争综述
宋(960—1279年)、辽(916—1125年)、夏(1032—1227年)、金(1115—1234年)、蒙元(1206—1368年)是中国几个政权并存，经过战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主要战争是北宋(960—1127年)的统一战争，北宋与辽、夏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辽与夏、金的战争，蒙元与夏、金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并使之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大兵团骑兵作战与抗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均有发展。各种重砲、强弩相继出现。城池改制和山城筑城体系相应产生。武学制度的确立，拓宽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拥有精兵20余万，据地118州，是除辽外割据势力中最强的政权。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党项、北汉及辽，南有后蜀、南唐、吴越、武平、荆南、南汉及闽，西有吐蕃及大理。辽朝实力强大，据有幽云16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控制了北方战略要地，系宋之主要边患。北汉距宋都开封(今属河南)极近，又有辽为后援，对宋颇有威胁。赵匡胤为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不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针对各政权情势，采取南征北御，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着力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参见北宋统一战争)。建隆三年(962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在长江流域、岭南和河东地区，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势力(参见荆湖之战、宋灭后蜀之战、宋灭南汉之战、宋灭南唐之战、宋灭北汉之战)，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宋太宗赵光义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参见宋辽战争)。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参见高粱河之战)。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参见满城之战、雁门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参见岐沟关之战)。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策，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构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900里、纵深60里之水障地带，设28寨、125铺戍守，以迟滞、阻遏辽军骑兵，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参见宋与西夏的战争)。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延(今延安)、庆(今甘肃庆县)、环(今甘肃环县)各州要地，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并挖竣深宽各1.5丈之堑壕380余里，沿宋夏边境，形成一条壕堡防御地带。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参见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参见河南、凉州之战)。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此时女真族崛起东北，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公开反辽(参见金辽战争)，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北伯都讷)(参见宁江州之战)，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参见出河店之战)。次年称帝，建大金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和护步答岗两歼辽军主力(参见达鲁古城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宋徽宗赵佶不顾群臣反对，采纳宦官童贯及辽降将赵良嗣建议，联金灭辽。遣使赴金谈判。宣和二年(1120年)订“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共击辽国，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等地由金军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等地由宋军攻取；灭辽后，由宋收回原来汉地。输辽岁币予金。四年，金军已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中京，宋军两攻燕京均告失败。当年冬，燕京为金军攻破，辽地尽为金有。金欺宋弱，宋增加岁币，金仅还宋燕、蓟(今天津蓟县)等四州。宣和七年，金军攻宋(参见宋金战争)，逼近太原。赵佶禅位其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宋东京(今河南开封)不克，恐宋援军断其归路，接受宋割中山(今河北定州)等三镇及赔款条件后匆匆撤军。赵桓不修战备，当年秋金军再度大举攻宋，十一月破东京，徽、钦二帝降金，宋亡(参见金灭北宋东京之战)。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称已亡之宋为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