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即位之初，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等建策，实行重整军备，控制两河(黄河、淮河)，固守长江，伺机反攻的抗金战略，但很快即转为执行退避妥协、委屈求和的方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属江苏)。金未经决战轻易亡宋，遂恃其强大骑兵优势，采取正面进攻、猛打穷追战略，乘胜南攻，企图一举再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参见东京之战)。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赵构由扬州退至临安(今杭州)，准备放弃中原，退守长江。三年三次攻宋，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下建康(今南京)，破临安，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至昌国(今浙江定海)，赵构乘船逃至海上。金军孤军深入，处处受敌，难以持久，退军长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参见黄天荡之战)。金军三次攻宋均未能消灭宋军主力，且损失甚大，遂改变战略部署为东守西攻，正面取守势，利用降官刘豫在中原建立傀儡政权齐国，使其对抗两淮宋军，作为缓冲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企图打开蜀口，夺取两川(今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便尔后顺流东下，略取江南。战争重点遂由江淮移至川、陕。宋对此已有预见，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但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被金将完颜娄室击败，金军损失亦大(参见富平之战)。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年)，金军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参见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参见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仙人关之战)等地遭秦风路经略使吴玠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金军重点进攻西翼失败。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守，互相支援。而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战略形势开始转变。四年，名将岳飞率军攻刘豫，收复了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及所属六郡，获宋金战争以来反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参见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当年秋，金、齐联合攻宋，东在承州(治今江苏高邮)，西在庐州(今合肥)，分别为韩世忠、岳飞军击败，又值金太宗完颜晟病危，金全线撤退，淮南地为宋收复。此际宋军已具有组织局部攻势作战之能力。六年，宋军攻齐，收复了商、虢(今陕西商县、河南卢氏)二州。刘豫求援遭金拒绝，征30万人攻宋失败。七年，金熙宗完颜亶废刘豫取消齐政仪。九年，在权相秦桧等活动下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归还刘豫原辖陕豫地区。但当年金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消灭主和派挞懒(即完颜昌)等，败盟攻宋，复占陕豫，并继续进军淮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知府陈规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击退宗弼(参见顺昌之战)；金将撒离喝部在陕西扶风等地亦连续受挫；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则率军由襄、鄂进军中原，连克颍昌、陈州、郑州(今河南许昌、淮阳、郑州)及洛阳等地。宗弼企图扭转不利形势，乘岳飞军分兵略地之机，率精骑奔袭岳飞所在郾城(今属河南)，被岳飞军击退(参见郾城之战)，再攻颍昌，又被歼过半。岳飞乘胜追击。当先头部队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县西南)时，岳飞渗入金军后方之游击军，已与各地抗金民众联合，发展至40万，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岳飞上表请求全线反攻，而赵构却下令全线撤军。韩世忠、张浚先撤，岳飞军形成孤军突出，又接连收到12道命令班师的金字牌，被迫退军，收复之中原各州，复为金有。为防止岳飞主战破坏和议，于十一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处死。当年签订了“绍兴和议”，宋仍向金称臣纳贡，双方以淮水及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为界，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屑河南)二州及商、秦(治今甘肃天水市)之半予金。此时金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形成相对均势，和平对峙20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政变即位后，于三十一年四路攻宋，大败于胶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一说唐岛)及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等地(参见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海陵王亦为部将杀死。三十二年，宋高宗禅位于太子赵眘(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攻金，败于符离集(今安徽宿州)。次年宋金再订和约：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少10万。双方又维持和平30年。开禧二年(1206年)，宋平章军国事韩侘胄率军大举攻金，遭反击后全线溃退(韩侂胄攻金之战参见)。宋金重订和约，年增岁币10万。
此时，铁木真已统一蒙古各部(参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自称成吉思汗，建蒙古国。金战略部署南重北轻，主要兵力备宋，认为凭借所筑界壕即可遏止蒙古军南进。成吉思汗乘宋金作战、无暇北顾之机，连攻西夏，迫其求和，解侧翼威胁后，于蒙(元)太祖六年(1211年)开始攻金(参见蒙金战争)。五年内连续攻占西京(今山西大同)、中都(今北京)(参见中都之战)、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参见中都之战)，并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大败金军主力。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十二年，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参见蒙古第一次西征)，留一部兵力由太师木华黎指挥继续攻金。西征蒙军转战8年，灭花剌子模(今中亚阿富汗、伊朗等地)，攻入斡罗思(今俄罗斯)后返回。在此期间，金重点防守秦陇及河南，木华黎亦改变以破坏敌方战争潜力为目的的方针，逐步蚕食南进，派军戍守既占地区，已控制了山东、河北及山西北部。二十二年灭西夏(参见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太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命，令拖雷率军避开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强行假道南宋，迂回至金军后方，窝阔台自率主力渡河南下与拖雷会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歼灭金军大部，进围南京(参见三峰山之战)。金哀宗完颜守绪先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再逃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理宗赵昀拒绝金求和，应蒙古约，派军联合攻金。太宗六年(1234年)初，蔡州破，哀宗自杀，金亡(参见蔡州之战)。
金亡后，宋理宗乘蒙军北撤，派军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南)。蒙军反击，宋军失败(参见蒙宋战争)。为防御蒙军，宋沿袭抗金部署，沿淮水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建三战区，分别控制扬州、襄樊、蜀口三战略要点，以长江为第二防线，控精锐部队于建康为战略机动部队。窝阔台令部将拔都二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二次西征)，唐古东攻高丽，自己指挥军队，采用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和迂回包围战略，三路攻宋，重点置于川陕(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东、中路受挫，西路破成都。十三年窝阔台死，蒙军大规模攻宋作战暂停．二次西征军亦在进至孛烈儿(今波兰)后返回。宋将余玠、孟珙等乘机在四川依江据山修建丁以钧鱼城(今四川合川东)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参见余玠防蜀之战)。宪宗蒙哥改全面进攻为“绕道西南，攻其腹背”战略(参见蒙哥攻宋之战)，命宗王忽必烈进军大理国(辖今云南及四川西南部)。同时又令拖雷第六子旭烈兀三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战)。宪宗四年(1254年)蒙灭大理(参见忽必灭大理之战)。七至九年，再次大举攻宋：蒙哥自率主力攻蜀，一部兵力攻襄樊。两路均遭顽强抗击。蒙哥在钓鱼城负伤死，蒙军全线撤退(参见钓鱼城之战)。宋蒙形成相持。西征军击降木剌夷(今伊朗境)、报达(今巴格达)。蒙古内部展开争位之战(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反对势力后，攻蜀仍无进展。于是改变战略主要方向，实施中间突破，“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参见忽必烈灭宋之战)。因襄樊防守坚固，对其采用围困战法。至元八年(1264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十年，襄樊被元军攻占(参见襄樊之战)。次年，元军浮汉入江，连破郢、鄂(今湖北钟祥、武汉武昌)及建康、扬州，元军统帅伯颜先后在阳逻堡(今武汉东)(参见鄂州之战)、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参见丁家洲之战)、焦山(今江苏镇江东)(参见焦山之战)歼灭宋军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十三年南宋朝廷投降。十六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歼灭最后一支残存宋军，礼部侍郎陆秀夫背小皇帝赵昺投海，南宋亡(参见厓山海战)。元朝统一中国。
元灭南宋后，诸王乃颜、哈丹等叛，经几十年的断续作战，方完全平定(参见元灭纳颜之战、元平海都之战)。十一年至十八年，元军曾两次进攻日本，均告失败(参见元第一次攻日本之战、元第二次攻日本之战)。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间，还曾进攻安南、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皆在遭受损失后撤军(参见元攻占城之战、元第一次攻安南之战、元第二次攻安南之战)。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给元王朝以沉重打击(参见元末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为明所灭。此前，曾发生数百次农民起义，如金的、八字军抗金起义、红袄巾抗金起义、德寿起义，宋的方腊起义、范汝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但先后均被镇压。
点评:北宋建国至元灭的40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750余次。步兵抗击骑兵，成为这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骑兵的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渗透、闪击奔袭以及连续突击、跟踪穷追等，成为常用战法。辽军以轻装骑兵为主，尚带有草原骑兵作战特色，对设防坚城常分兵抄截，避免强攻，使其孤立无援；对野战敌阵，则在切断其援军及后方交通后，进行机动进攻，“敌阵不动，亦不力战”，“俟退而乘之”(《辽史·兵卫志》)。西夏惯于步骑协同，以重甲骑兵组成中原传统方阵，称“铁骑”(铁鹞子)。“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在建国初期尚保留草原骑兵习惯，与南宋作战时，有所发展。为提高进攻速度，增加突击力量，以多梯队逐次进入战斗，“更进迭退”，并强调队形严整。决战时，先以两翼轻骑(拐子马)进行包围，再以亲军组成的重甲骑兵(铁浮屠)由正面投入战斗，实施中间突破。但在指导思想上，歼敌有生力量的企图不强。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时，战略战术均发展至空前高度：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仅攻一、二要害目标，避免两面作战，力求全歼敌人。为此，强调迂回包围和追击。创造了广正面进攻战法，以一基本战略单位——土绵(万户)为一路，多路并进，正面有时竟达数百里。既便于侧击、包围敌人，又使敌人难以包围自己。还首创疏散与密集队形结合，诱敌进攻、合击歼之的“拉瓦战法”(亦称口袋战术)，即在广正面上，部署小分队组成的疏散弧形队形于前，把密集队形的主力控制于侧、后；以小分队轮番射箭或冲击，激敌进攻，尔后以主力投入战斗，两翼小分队迅速合为密集队形，由两侧或敌后进行向心突击。还千方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以闪击、突袭歼灭敌人，以充分发挥骑兵大兵团的特长和优势。对设防城寨，先破坏面，再夺点，以烧杀摧毁城寨四周乡镇，使城寨变为孤立死城，再迫其投降。如不降，则以火攻、水攻、地道及集中砲兵轰击等战法强攻，或进行围困。此外，设伏诱敌，围三缺一等，亦为其惯用战术。窝阔台、蒙哥等，对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原则运用欠佳。更由于南宋境内多河渠山地，难以实施广正面进攻，骑兵大兵团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加之南宋军抗击骑兵的战略战术亦有所发展，而蒙古军的残酷屠杀又必然引起人民激烈反抗，所以短时期内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经过40余年的战争后，才击灭南宋。两宋抗击骑兵的战略，为消极防御。北宋在宋辽边境修塘泺水障，在宋夏边境筑堡寨堑壕，腹心地区则加强城防工事。南宋则利用江淮水系、川陕山城抗击金、蒙骑兵，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以步制骑战法。如在顺昌之战、柘槔之战、郾城之战等作战中，刘锜、杨存中、岳飞等人，集中使用长枪、大斧和麻札刀等砍剌战马；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剡家湾之战时，吴璘、吴玠等以番休、轮战、驻矢队、垒阵法等防守山地，均曾击败金军骑兵兵团。尤其是岳飞，不受当时战略思想束缚，主张进攻战略，并组织多次成功的反击作战，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因抗击骑兵和攻守城垒战斗增多，强弩、砲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射程数百米的床弩、同时发射多箭的斗子弩、发射攀城用踏蹶箭的三弓弩和轻便有力的神臂弓、克敌弓等；出现了发射百余斤重石弹的十三梢炮，创造了改拉力抛射为重力抛射的新型襄阳孢，并多集中使用，组成兵群。更为突出的是火器使用于战争。不仅有了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如火球、飞火枪、震天雷等，而且出现了金属火铳，组成了火器部队，并产生了类似现代火力准备的步炮协同战术．这一切均对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大。
战争通史 [中国]明清时期战争综述
明(1368—1644年)、清(鸦片战争前，1616—1840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主要战争是：封建王朝的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战争、国内民族战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军事技术有较大发展，古代火器达到鼎盛。军队装备和编制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炮兵、辎重兵。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相应发展。强攻城塞增多，各类坚固筑城相应产生。长城体系更加完善。海军与边、海防建设成就显著。农民战争达到空前水平。
元末，爆发了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参见元末农民起义)。义军首领朱元璋在江北红巾军掩护下，击灭江南仅帝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后，决定北定中原、南略沿海，以夺取全国统治权。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当年末，北征军占领元大都(今北京)(参见明灭元之战)，南略军击灭浙江方国珍、福建陈友定及两广何真等割据势力(参见明攻闽广之战)，中原、江南尽为明有，基本上推翻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元顺帝脱欢帖木儿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史称北元。此时北元尚有军队数十万，分据上都、秦陇、云南、辽东，四川亦尚有明升之夏政权。在明军连续进攻下，北元主力扩廓帖木儿部精锐，被歼于兰州(今属甘肃)东，上都、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西南)相继失守，新继位之北元主爱猷识里达腊北逃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参见明太祖第一次北征沙漠之战)。洪武四年，明军灭夏(参见明灭夏之战)。次年，集中步骑15万再攻北元(参见明太祖第二次北征沙漠之战)。征虏大将军徐达被诱中伏，伤亡万余人。明太祖朱元璋遂暂停军事进攻，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加强边防，设卫所，修长城，屯田戍守。休整7年，洪武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又对各地北元军进行多次出击，皆获胜利(参见明太祖第三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四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五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六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七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八次北征沙漠之战)。平定云南(参见明攻云南之战)、辽东，将其势力逐至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北元主被部属杀死，部众奔散，北元政权基本灭亡，明朝的统治得到巩固。针对蒙古残余势力仍系主要威胁，又全为骑兵，机动性强等情况，朱元璋制订了“修葺城池，严为守备”，“来则御之，去勿穷追”(《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明太祖实录》卷78)的国防战略。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作战3年，终于击败建文帝朱允坟，夺得政权。朱棣即位后，为加强北部边防，采取五项措施：在西北建立赤斤蒙古及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哈密(今属新疆)等卫，在东北建立努尔干都司，以巩固边防两翼；迁都北京，以加强军事领导；建立战略机动军，控制80万兵力于北京地区，以便于快速反应；扩大官马民养范围，改革马政，以保障军马供应；组织有限出击，以进攻来保障、巩固边防。此时蒙古已分裂为兀良哈、鞑靼、瓦刺三部，鞑靼最强，且不时攻扰明边。永乐七年，征虏大将军丘福率军10万出击鞑靼，轻敌冒进，在胪朐河(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遇伏被歼。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率军五次出击，每次均集中30万以上兵力，不作战役展开，亦不进行战略追击，进攻纵深以斡难河(今蒙古、俄罗斯境内鄂嫩河、石勒喀河)一带为限。过于谨慎的出击，虽未能尽歼蒙古主力，但已使其严重削弱(参见明成祖第一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战)。朱棣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明国防战略转为单纯防御。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军初战失利。六年至十三年，明廷调集10余万兵力，三次进击，方基本平定(参见麓川之役)。但此次用兵西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部边防。此时瓦刺已强，吞并鞑靼后，于正统十四年大举攻明。太师也先自率精骑攻大同(今屑山西)。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挟持下，率京军50万反击。但到达大同后又怯敌退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刺军追击，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参见土木之役)。瓦刺军乘势进攻北京，兵部左侍郎于谦领导、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刺军，并加强了边防(参见北京之战)。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与明廷议和，送回英宗。天顺(1457—1465年)、成化(1465—1488年)中，鞑靼转强，进入河套(今内蒙古黄河以南)，连年攻掠明边。明廷乃大修长城，并设总制府于固原(今属宁夏)，统一指挥延绥(今陕西绥德)、甘肃、宁夏三镇明军。但边境战斗一直未断，通贡互市完全断绝。弘治(1488—1506年)时，达延汗统一蒙古，实力更强。嘉靖(1522—1567年)时，达延汗之孙俺答(阿勒坦汗)多次请求通贡，均被明廷拒绝。俺答企图以武力迫使明廷通贡互市，遂以河套为基地，不断进攻明军。明三边总督曾铣曾建议收复河套，未被采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入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直迫北京城郊。明军不敢出战，任其劫掠京畿8日后撤走。隆庆(1567—1573年)初，礼部尚书张居正辅政，一面加强边防，修缮长城，整顿京军，一面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允其通贡互市。明军与蒙古的战争基本结束。
俺答频繁进攻明北部边境时，东南沿海地区倭患又炽(参见明抗倭的战争)。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创建新军(参见戚家军、俞家军)，用新战法，作战近20年，至嘉靖四十四年方获得抗倭战争的彻底胜利。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攻占王京、平壤等地。朝鲜国王向明求援。明军于次年入朝，击败日军，收复平壤、王京，日军退往釜山求和，战争暂止(参见明抗倭援朝的战争)。明军撤回后，日军增兵，继续侵朝。万历二十五年，明军应请再次援朝，初攻蔚山失利，次年增兵，明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重创日军，日军退走，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在对明廷伪示忠顺、对女真徐图渐进思想指导下，采用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统一了建州女真(参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战争)，并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及科尔沁蒙古等九部联军。至万历四十三年，已吞并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三部，控制了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并组建了八旗军。次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攻明(参见明与后金的战争)，次年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打破明军的分进合击战策，全歼其四路中的三路，并乘势兼并叶赫部。后金军从此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参见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1621年)，又发动沈辽战役，克沈阳，破辽阳(今属辽宁)，连下70余城，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次年又西渡辽河，占领广宁(今辽宁北镇)，打开了进攻辽西走廊的门户(参见河西之战)。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强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依托城防工事，发扬炮火威力，击退后金军，并炮伤努尔哈赤(参见宁远之战)。和硕贝勒皇太极继汗位后，再次强攻宁远、锦州，依然受挫(参见宁锦之战)，遂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至明朝腹地，实施破坏战略(参见京畿之战)。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五年，五次取道蒙古入边，大肆烧杀劫掠，严重削弱了明的战争潜力。此间，皇太极还以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结盟，利用矛盾击灭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之左右臂，解除侧翼威胁，并以围困战术迫降大凌河明军，进一步获得战略优势。崇祯九年改称帝，更国号为清。清崇德五年(1640年)清太宗皇太极将主要战略方向移向辽西。针对明军“凭坚城，用大炮”的特点，采用“困中带战，战中带困”的围困战及攻心战，包围了锦州(今屑辽宁)。明廷在西线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时，调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此时已在宁远地区集结10万兵力。明军东调，使西线又趋紧张。崇祯帝朱由检命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解锦州之围后将兵力转用于西线。洪承畴被迫放弃且战且守方针，率军急进，在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被围。除辽东总兵吴三桂等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被歼。锦州、塔山(今辽宁锦县西南)等地明军，或投降或被歼，宁远以北全为清军占领(参见松锦之战)。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爆发农民起义(参见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相继响应。至崇祯六年(1633年)，已发展至24营、10万余人，活动中心由陕西移至山西。崇祯七年至十年间，农民军流动转战于陕晋豫川及湖广(相当今湖北、湖南)地区，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以摆脱明军之围剿及追击，并寻找明军空虚、薄弱处，实施速战速决的袭击战。在优势明军改为重点进攻后，各部农民军或战败、或就抚，农民战争陷入低潮。当明军东调、西线压力减小时，各部又乘机复起。至崇祯十三年，原72营、100多部，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几支强大农民军。战争由游击战流动作战转为运动战流动作战，并开始实施进攻战略：李自成三攻开封(今属河南)(参见开封之战)，五歼明军，破襄阳(今属湖北襄樊)，下西安(今西安市)，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今北京市)，崇祯帝自杀，明亡。当年内，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今南京市)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李自成在西安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曾企图与农民军联盟共击明朝，去信未获答复，后来改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率军10万向关内进军。此时大顺军已占领北京，吴三桂降而复叛，请借清军助其抗击大顺军。多尔衮兼程前进至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与吴三桂军协同作战，大败进攻山海关之李自成军(参见山海关之战)，并乘胜追击，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回西安。多尔衮采用先西北后东南的方针，集中兵力攻李自成，同时伪称愿与南明议和(参见清统一战争)。顺治二年(1665年)初，清军攻占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参见潼关之战)，李白成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五月间在通山(今属湖北)被地方武装袭杀，大顺政权亡(参见清灭大顺之战)，余部在李过等率领下与南明军联合，继续抗清。清军攻克潼关后，转用兵力于南明。顺治二、三年间，连续击灭弘光、隆武、鲁监国及绍武四个南明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占领了江浙闽粤，并进军四川，在西充(今属四川)击杀张献忠，大西政权亡(参见清灭大西之战)。余部在李定国、孙可望等率领下向南转移，以云贵为根据地继续抗清；与此同时，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以厦门等岛为根据地进行抗清(参见郑成功抗清之战)。后均汇合在永历政权下，成为南明抗清的两支主力军。在李定国、郑成功等顽强抗击下，清军多次受挫。顺治十年，清廷以降将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对南明暂取守势。南明军内讧，孙可望降清。清军乃于顺治十五年发动攻势(参见清平贵州之战、清平云南之战)。李定国败走云、缅边境。郑成功企图挽救西南危局反攻南京亦告失败。顺治十八年永历帝逃往缅甸，在清定西大将军吴三桂追击下，缅王俘永历帝献予清军。此时郑成功亦转兵东向，击降荷兰侵略军，收复台湾(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杀，李定国、郑成功病死，南明灭亡。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进入了以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及反击外族入侵为主的战争时代。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据云、贵叛，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随之亦叛，史称“三藩之乱”(参见清平三藩之乱)。四川郑蛟麟、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起而响应，台湾郑经亦乘机进军福建。在叛军进攻下，清军节节败退。长江以南及川陕甘等省均为叛军控制。康熙帝玄烨采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先翦两翼，再全力攻吴的战略，至康熙十五年，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郑经败退金门、厦门(今属福建)，两翼瓦解。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澎湖之战，郑军主力被歼，郑克塽降，统一台湾之战结束(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清军入关忙于统一战争之际，沙俄侵占了中国北部要地雅克萨(今黑龙江漠河东、呼玛西北)，并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统一台湾后，清军于康熙二十四年反攻雅克萨，沙俄军战败投降。清军撤走后，沙俄军复占雅克萨。次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在给予歼灭性打击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雅克萨地区(参见雅克萨之战)。此时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已与沙俄勾结，于康熙二十七年叛变，袭击正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喀尔喀之土谢图汗部及车臣、札萨克等部。喀尔喀各部向清廷求援，噶尔丹不听清廷调停，并深入至漠南劫掠，迫近至距北京仅700里处。康熙帝派军讨之。战斗7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等地痛歼叛军(参见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方于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侄孙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五年(1727年)复叛，不断袭击清军。八年袭科舍图，次年又败清军于和通泊(参见博克托岭、和通泊之战)。经多次作战，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歼灭叛军主力后，噶尔丹策零于十二年请降(参见清平噶尔丹策零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年)，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准噶尔其他各部再叛，清军两克伊犁(今新疆伊宁)，连续进击，至乾隆二十二年全歼叛军，阿睦尔撒纳逃奔沙俄(参见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历时70年之准噶尔贵族叛乱彻底失败，天山北路平定。平定阿睦尔撒纳期间，天山南路回部之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叛。清军转用兵力于南路，在库车(今属新疆)、黑水营等地(参见黑水营之战)，重创叛军，其残部于乾隆二十四年被歼于叶什尔库尔诺尔，布拉尼敦及霍集占逃奔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汗杀献于清军，天山南路亦平(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从而结束了天山南北地区的分裂局面。
乾隆初期，四川大金川藏民土司叛清，依山筑碉，据险固守，清军进攻屡次受挫。经4年战斗，清军改用迂回战术，避开碉堡，直攻其根据地，首领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降(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复叛，败四川清军。清廷调集兵力，战斗5年，于乾隆四十一年完全平定(参见清再征金川之战)。稳定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统治秩序。乾隆后期，为保卫边疆，曾三攻缅甸(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及反击廓尔喀(参见清反击廓尔喀人之战)；为平定属国内讧，还曾进攻过安南。最后均因对方请和而恢复友好关系(参见清攻安南阮惠之战)。
清廷确立全国统治权后，各族人民的反清作战一直未断。规模稍大者，有台湾汉族及高山族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参见清平天地会之战)，云南苗族禄万钟、禄万福等反清作战，甘肃回族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贵、湘苗族石柳邓、石三保起义等。但均因力量悬殊，很快被清军镇压。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白莲教起义，波及鄂、川、陕、甘、豫五省，历时9年。初期，各部分散作战，其中以王聪儿部襄阳义军最强，流动转战于五省间，嘉庆三年在郧西(今属湖北)被歼。中期，王三槐、徐天德等部四川义军成为反清主力。嘉庆五年后，清军采用建寨堡、组团练，坚壁清野，剿抚兼施方针，致义军兵源、粮源发生困难，仅能活动于陕鄂交界山区。在清军围剿、追击下，嘉庆九年完全失败。此次起义，动摇了清统治基础，清朝始趋衰微。嘉庆后期，又发生福建蔡牵海上武装集团及河南天理教教民反清作战。蔡军一度攻入台湾，天理教徒曾经袭击皇宫(参见天理教暴动)，但先后均被清军击歼。嘉庆末年至道光前期，英国侵略者及浩罕支持的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战斗11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方完全平定(参见清平张格尔叛乱)。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进入了以反抗外来侵略为主的近代战争时期。
明朝建立至鸦片战争爆发的472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800余次。开始出现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除抗倭战争、反击沙俄、廓尔喀战争和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军、收复台湾的战争外，还曾抗击过葡萄牙、西班牙的侵扰。入明后，火器有较大发展，不仅种类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金属管形火器和反推火箭，发展尤快。火器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砲(抛石机)和弩。军队装备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不断增大，明中期火器手即占到全员的一半以上。进而影响到军队的编制更新，炮兵地位提高，骑兵数量减少，出现了独立的炮兵和合成军编制以及辎重部队。战斗队形随之发生新的变化：由大单元的密集队形，变为小单元的疏散队形。戚继光所练新军(戚家军)最为典型，以队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队12人，基本队形为二路纵队的“鸳鸯阵”；战斗时，根据敌情、地形，可变为二等分的两路纵队并列的“两仪阵”，或变为近似二列横队的“小三才阵”及基本上为一列横队的“三才阵”。湘西苗族反清部队还创造了散开队形。进攻战斗中，出现了“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动作，防御战斗中，出现了散兵坑和掩蔽部的雏形。发射火器时，出现了跪射及使用防护板等。火器的发展，还促进了战斗方式、指挥方式及战术的发展。过去的战斗，主要是格斗决定胜负，冲锋过程亦即战斗过程，中下级指挥官率部队冲锋。此时，火力战斗已成为战斗的首要阶段；指挥使用各种性能火器的兵种协同作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职责，仅仅身先士卒已难当重任。进攻时，首先充分发扬火力，再利用火力战果实施冲击的战术，防御时，诱敌至预定的火袋或火制地带实施火力突袭的战术，利用炽盛火力或地雷阵迟滞、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战术等，均成为常用战法。防御体系强度、韧性因筑城技术的提高亦较前大为增加。另外，水(海)军的水上作战，亦由接舷战、撞击战为主，逐渐发展为在较远距离上进行火力战为主。明代是中国古代舰船和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舰船名目多达数十种。过去用于拍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为多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战船上较普遍地装备了各种火器，使水军使用的兵器增多；还创制了专门火攻的火器战船——子母舟。在海防建设上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防御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明初即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的沿海构筑了较完备的海防工程设施，并以沿海卫所为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海防体系，加之实行“近海歼敌”的海防战略，因而有效地抵御了倭患。随后因朝廷腐败，海军减弱，海防废弛，致使倭寇入侵猖獗。戚继光等在此艰难的情况下，采用水陆协同、陆上歼敌为主的作战指导，增筑沿海据点，组建训练新军，实行灵活战法，保障了海防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
战争通史 [中国]近代时期战争综述
中国近代(1840年至1919年)，是中国人民武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侵略战争，主要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此外还有新疆、台湾、东北、西藏等地军民抗击列强入侵的战争。反压迫战争，主要有太平天国战争、捻军、天地会起义战争等农民革命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战争等。战争面貌发生剧烈变化：由装备冷兵器及有烟火药兵器、单一营制的封建军队，发展为装备无烟火药兵器、诸兵种合同编组的近代西方式军队；由相当保守的旧式作战方式，发展为较先进的新式作战方式；并带动了军事工业的兴起，对中国战争理论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处于实行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的时期。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见鸦片战争)，由于清王朝在战略部署上重内轻外，加以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骄妄无知和盲目轻敌，以致对外敌入侵毫无抗御准备，是战是和迟疑不决。英军集中兵力先转攻沿海各地，继而侵入长江，兵锋直抵江宁(今南京)。广大爱国军民虽然进行丁英勇的战斗，但最终仍然战败。1842年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至1864年)。清军采取“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剿”和“解散胁从”分化瓦解同时并用的战略方针，围攻太平军。太平军则采取“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打破清军围剿，挥师北上，攻占武昌(参见武汉之战)后，继而乘虚东向，水陆并进，1853年占领江宁(参见江宁之战)，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尔后即进行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西征(参见太平军西征)，但对近在咫尺、威胁最大的江北、江南清军大营，却未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直到清军歼灭了北伐军和上海小刀会起义部队(参见上海小刀会起义)、转移兵力向天京进逼时，方从西征军中调兵回援，击溃了两大营清军，解除了肘腋之患(参见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但此时发生了“天京事变”，领导集团分裂，形势急剧恶化，此后，太平军失去了战略主动权，由战略进攻逐渐转为战略防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联军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主要向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进攻，后期则向北方的大沽，天津及北京地区进攻。英法的战略目的是迫使清廷屈服，所以采取武力威慑与外交讹诈相结合的方针；而清廷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支配下，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太平军作战，对英法联军采取“息兵为要”、以和为主的方针。抗击英法联军的清军虽然在数量上居优势，但军队素质与战争准备远逊于敌。战争历时4年，清廷战败，先后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俄国也趁火打劫，乘势迫使清廷签订中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强行夺去。
英法联军进攻沿海清军期间，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太平军。至1858年，清军攻占镇江、扬州，重建江南、江北两大营，包围天京；西线湘军也攻占了九江，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统治的州县，大部为清军占领，形势严峻。洪秀全为挽回颓势，任用李秀成、陈玉成等青年将领，在浦口、三河两战役中取得胜利(参见三河镇之战)，稳定了局势。为打破天京之围，李秀成以“围魏救赵”战术击歼江南大营清军(参见二破江南大营)，并乘胜开辟苏南地区。当清军在东线连连失败之际，曾国藩所率湘军在西线包围了重要战略基地安庆(参见安庆之战)，控制了长江。清廷鉴于绿营腐败无能，将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完全委之于曾国藩。因太平军主要统帅战略思想有分岐，原定会师武汉、解安庆之围的计划失败。而此时清廷却与英法等侵略军联合进攻太平军。至1862年，安庆、庐州相继被清军攻占，并乘势包围了天京。江浙地区的太平军，在淮军及中英、中法混合组建的“常胜军”、“常捷军”协同进攻下，至1863年，绍兴、杭州、苏州等亦为清军攻占。1864年，清军攻占天京(参见天京之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
太平军失败后，活动于长江以北、早与太平军有密切联系的捻军，与太平军余部汇合，在赖文光、张宗禹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清战争(参见捻军起义)。为改变以往分散行动、互不统属的局面，两军进行了合并和改编，成为有统一领导的新捻军，并决定“易步为骑”，实施流动作战。曾在鲁山之战、高楼寨之战中大败清军，歼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清廷遂命曾国藩率湘、淮军进攻捻军。曾国藩接受僧格林沁穷追中伏的失败教训，采取“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战略方针，但毫无成效。清廷又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军务。李采取“扼地兜剿”方略，企图堵剿结合歼灭捻军。捻军为打破围剿，分为东西两部，以便相互支援。但力量分散，又无根据地，得不到补给及休整，1868年赖文光率领的东捻军在扬州；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分别被歼灭。
太平军、捻军与清军作战期间，东南、西南、西北各地，先后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陈开、张秀眉、杜文秀、李永和等领导的起义及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参见云南回民起义、黔西南回民起义、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陕西回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由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及作战指导失当，先后被清军消灭。
1865年，中亚浩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强占中国大片领土，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沙皇俄国亦乘机入侵，攻占伊犁地区。清廷决定武力收复新疆时，日本于1874年侵入台湾，从而引起了“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国防经费不足，主张全力加强海防，反对用兵新疆；左宗棠等则认为决不能自去藩篱，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要求首先收复新疆。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采取“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步骤，于1876年至1878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并乘势加强与沙俄的外交谈判，1881年收复伊犁地区。
1883年，侵入越南的法国军队，向驻屯越南北部的清军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清廷避战求和，同意撤回全部驻越清军。为迫使清廷屈服，获取更大的侵华利益，次年法军又突袭福建马尾清海军基地(参见马尾海战)，随后进攻台湾，封锁中国沿海。清廷下令宣战，在作战指导上，确立东南沿海取守势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清军先后挫败进攻台湾、镇海的法军后，1885年又于镇南关重创法军(参见镇南关之战)，并乘胜克复谅山，扭转了战局。但清廷未能利用此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乘胜而收”，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