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战中，荷军也遭到惨重失败。战斗是在北线尾和赤嵌楼附近进行的。
四月初三，郑军登陆北线尾后，荷兰舰长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乘船急驶北线尾，上岸后即分两路向郑军反击。北线尾是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沙洲，南端对着台湾城，北端延伸到鹿耳门。贝德耳指挥荷军以12人为1排，成疏开战斗队形向前运动，逼近郑军。这时，郑军在北线尾的部队约有4千人，郑将陈泽以大部兵力正面迎击，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前后夹击。荷军腹背受敌，手足无措，争相逃命。贝德尔上尉被击毙，荷军被歼180多人，其余的人逃回台湾城。荷兰侵略者承认，“假如没有那只停在海岸附近的领航船就近接应，必将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回来报告战斗经过”。
四月初二，揆一应被围的赤嵌楼守军的请求，曾命阿尔多普上尉率200名士兵渡海增援，企图解赤嵌楼之围。郑成功出动“铁人”迎击。这些“铁人”双手挥舞大刀，头戴铁盔，身着铁铠甲，脚穿铁鞋奋勇向荷军砍去。200名荷军士兵，只有60名上了岸，其余都被“铁人”消灭了。阿尔多普见势不妙，赶紧率残部逃回了台湾城。
荷军在连遭失败之后，被迫龟缩在赤嵌楼和台湾城，再也不敢出战。郑军乘胜围攻赤嵌楼，并切断了荷军水源。描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受到郑军宽待，并派往台湾城劝降。揆一拒降，并妄图以年年纳贡并奉送劳师银10万两为条件，诱使郑军撤出台湾。对此，郑成功予以严辞驳斥，并强调指出“土地我故有，当还我。”(《清史稿·郑成功传》)四月初七，郑成功除留一部分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荷军外，亲自督师，围攻台湾城。郑军粉碎了荷军的反击，在台湾沿海立住了脚。
3，海战破荷舰攻台获全胜
台湾城，即热兰遮堡，周方277丈6尺，高3丈多，分3层，下层深入地下1丈多。“域垣用粮水调灰垒砖，坚埒（相等）于石”（《台湾府志·楼堞编》)。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20尊；南北各置千斤巨炮10；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的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接近，都要受到城上炮火的轰击。
郑成功占领赤嵌楼后，即督师移扎鲲身山(一鲲身至七鲲身的总称)，准备进攻台湾城。四月初四，郑成功派杨祥等率兵前往七鲲身，从左翼逼近台湾城。荷军一部赶至七鲲身进行阻击，未及列阵对垒，即被杨祥率领的藤牌军冲垮，死伤过半，剩下的士卒退守台湾城。郑成功令士兵立栅，设炮台，加强对七鲲身的防守。四月初七(5月4日)，郑成功指挥主力渡海移扎一鲲身，从南端进攻台湾城。在郑军进逼下，台湾城一片混乱。荷兰侵略者在街市区放火，妄图“把全市燃成灰烬”，被郑军扑灭。这时，寺城的荷军兵力只有870人，据城继续顽抗。郑成功一面准备攻城，一面两次给揆一写信，令其投降，遭到拒绝。于是，郑成功以28门大炮猛轰台湾城，摧毁了城上的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荷军也进行顽强的反击，用火炮进行齐射，迫使郑军后退。郑军弹药告乏，部队伤亡较大。荷军乘势从城中冲出，妄图夺取郑军大炮，被郑军将领马信、刘国轩所率领的弓箭手击退。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奏效，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进一步做好准备，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他一方面派提督马信率兵驻扎台湾街围困荷军，一方面把各镇兵分散到各地屯垦，以解决军粮不足的困难。
五月初二，郑军第二梯队黄安、刘俊、颜望宗、胡靖、陈瑞、陈障等率军六镇，统船20艘，兵6000人，抵达台湾，并从台湾城南面逼近该城城堡。郑军在兵力得到加强，供给有了补充之后，从五月初五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以利对荷军的围困。同时，还准备了攻城器械和炮具。六月初，郑成功又三次写信给揆一谕降，但荷军等待巴达维亚派兵增援，仍拒绝投降。
郑成功在台湾作战期间，正值南季风期，台湾荷军无法派船南去传递消息。直到五月二十八日，被郑军击败的“马利亚”号通信船，经过50多天的逆风行驶才逃到巴达维亚，报告了荷军在台湾战败的消息。巴达维亚当局立即调集700名士兵、10艘战舰，在雅科布·考乌的率领下，于六月初十出发，赴台湾增援，七月初五到达台湾海面。次日，荷兰舰队冒着风浪只卸下25名士兵和220磅火药等作战物资，即因风浪过大而转移。至七月十五日，风势减弱，有5艘战船进入航道，在台湾城前碇泊，并卸下了大批士兵和作战物资。小艇“厄克”号触礁沉没，艇上荷军士兵被郑军俘虏。郑成功从俘虏口中得知荷兰援军兵力情况后，抓紧进行围城和打援的部署。
荷兰侵略者得到增援之后，力求迅速改变台湾城的被围状态。七月二十一日，荷兰侵略者的台湾评议会决定用新到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驱逐出台湾街市区，并击毁停泊在赤嵌楼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其部署是：以2艘战船迂回到市区后海面，摧毁郑军炮·位；出动步兵三四百名进攻市区；另派3艘战船、2条双桅船和15只小艇，袭击附近海面上的十二三艘郑军战船，以进行牵掣。评议会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并命令荷军在战斗中，“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一个”。
闰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在海上接战。郑成功令黄安抗击陆上进攻的荷军，亲统宣毅前镇陈泽及戎旗左右协水师陈继美、朱尧、罗蕴章等所率战船，在海上迎击荷舰。荷舰企图迂回郑成功水军侧后，焚烧郑军船只，却反被郑军包围。郑成功水军一部荫蔽在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火炮齐发，经过I小时的激战，击毁、烧毁荷舰2艘，俘小艇3艘，使荷兰援军“损失了一个艇长、一个副官、一个军曹和一百二十八(一说四百八十)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郑军也有一些损失，宣毅前镇副将林进绅战死。陆上荷军曾一度出动袭击七鲲身，被郑军黄安部伏兵击退。从此，未敢再发起进攻。其余来援的荷舰逃往远海，再也不敢靠近台湾城。
被围荷军粮草匮乏，土气低落，不少士兵吃了发霉的食物而中毒，有一些还患有各种疾病，战死、病死、饿死者达1600多人。郑军则进行休整，不断加筑工事，架设巨炮，准备继续攻城；民众还协助郑军断绝了荷军的水源。十月五日，揆一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命运，企图与清军勾结，夹击郑成功后方基地。雅科布·考乌率领在海上漂泊的5艘舰艇前去攻袭厦门，船队行至澎湖时遇大风，有3艘舰艇因脱锚又回到台湾城。而考乌则逃之天天，返回巴达维亚，夹击郑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这时，荷军的处境更加困难，能作战的士兵只600人，而且多分布在城堡、外堡和木栅担负守卫任务。城内荷军待援无望’，士气更加低落，有些人投奔郑军，“以救活命”。郑成功从这些降兵中了解到荷军设防的详细情况，便修订了攻城计划，除在鲲身集中兵力外，还“增建了三座炮台，一座在乌特利支圆堡南端，两座在其东端，共配备二十八门巨炮”，并挖了许多壕沟。
郑军围困台湾城8个多月，并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便开始发起总攻。主攻目标是乌特利支堡。该堡是台湾城周围的外堡之一，座落在台湾城南侧一个小山上，位置险要，是控扼台湾城的锁钥。荷兰人认为，该堡一旦被占领，“热兰遮城堡(即台湾城)也必将失陷”。
十二月初六清晨，郑成功下令炮轰乌特利支堡。经两小时激战，在南部打开了一个缺口，当天占领了该堡。郑军立即将此堡改建成炮垒，居高临下地向台湾城猛烈轰击。荷军困守孤城，已是水陆援绝，力竭难守。揆一慌忙召集紧急会议，与会者皇皇无主，乱作一团，对“当时形势已完全绝望”。揆一见大势已去，决定由评议会出面同郑成功谈判，并签订了18款投降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揆一于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率部投降。至此，沦陷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郑成功在台湾继续坚持抗清斗争。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被清军收复(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点评：此战，是我国海战史上规模大、距离远的一次成功的登陆作战，主要表现是：一，郑成功准备充分。详细侦察掌握台湾地形和敌军布防以及天候、潮汐、航道等情况，在人力、物力上进行了长期的较为充分的登陆作战准备，反复商讨作战计划，做到行动统一，计划周密。二，战机适时。注意隐蔽作战企图，大胆利用不良的气候条件，达到出敌不意。正确选择渡海航线和登陆地点，先占澎湖，以此作为登陆台湾的跳板和屏障，既可使登陆台湾有了可靠的进攻出发基地，又可保障后续部队的航渡和后勤支援，还可据以阻敌海上增援。三，出敌不意。选择鹿耳门航道，既可攻其无备，又可一举分割荷军部署，隔断敌人联络，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此外，集中数量优势的战船，进行海上打援，也开创了海战史上以小而装备劣势的战船击败大而装备优势的战舰的先例。以及及时解决后勤保障，始终抓紧粮饷的补给，保障了战争的顺利进行，最终大获全胜，并创造了中国古代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的成功范例，在中国海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战的胜利，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郑成功以收复领土为号召，不仅在当时得到台湾同胞的支持，而且为中华民族抗击海外侵略，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统一，写下了光辉篇章。
中国战争 安庆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9月至1861年9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为保卫安徽安庆与湘军展开的一场战略性决战。
安庆自1853年6月为太平军占领后，是仅次于天京(今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参见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鄂军水陆师5万余，自湖北大举入皖，连陷太湖、潜山、石牌(今怀宁)，直逼安庆。道员曾国荃率湘军陆师万余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与提督杨载福部湘军水师4000余人担任围城任务；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率湘鄂军2万人驻扎桐城西南挂车河、青草塥，阻击太平军援军。6月20日，杨载福水师攻陷安庆东路要地枞阳镇(今枞阳县)，安庆被合围。是年秋，曾国荃督军在安庆城外掘长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时安庆由受天安叶芸来、谢天义张朝爵率2万余人驻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王洪秀全等决定俟东征苏、常胜利，即沿长江上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撤以解安庆之．围。9月下旬，洪秀全从江、浙战场调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并进，其部署为：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入鄂东南；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侍王李世贤率军经皖南入赣东；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五路中，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取钳形攻势，预定于次年春会师武汉，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
11月下旬，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等部共约10万余人，沿江北进至桐城西南挂车河一带。时安庆外围湘鄂军不足4万人，陈玉成于12月上旬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为多隆阿、李续宜所阻。1861年1月，陈玉成又分兵攻枞阳，欲打破敌合围，也未成功。3月初，陈玉成率部西进，入鄂东，3月22日在黄州会见英国参赞巴夏礼，轻信其不要进攻武汉的“劝告”，停止向武汉进军，转而进攻鄂北。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率主力离鄂回皖。李秀成对攻鄂不甚积极，所部经皖南入浙江，迟至1861年2月中旬才西进江西，6月上旬攻鄂东南，至中旬前锋迫近武汉。但得知陈五成部已回师东援安庆，便停止进军，7月上旬率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集贤关，逼近围安庆城的湘军曾国荃部，旋又分军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与城内守军相呼应。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派干王洪仁歼、章王林绍璋率兵直接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在进军赣北失利后，也率部自芜湖西援。5月1日，洪仁稚荑凹扒熬鹘馊缧⒙示?万余人进至桐城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30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闻太平军数路齐救安庆，急调湘军总兵鲍超部6000人自江西景德镇赴援。坐镇太湖指挥安庆战局的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5000人往援，并提出“南迟北速”，先打洪仁歼、林绍璋，后对付陈玉成的作战方案。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庆外围展开激战。2日，多隆阿督兵万人进攻洪仁歼、林绍璋等，太平军败退桐城。6日，黄文金合林绍璋等督军3万进攻新安渡、挂车河，亦为多隆阿所败，退守桐城孔城镇。此时，陈玉成得知援兵将至集贤关，便留靖东主将刘仓琳等率4000精兵守卫赤岗岭各营，自带五六千人于19日赴桐城，会晤洪仁歼等，再谋解围之策。24日，陈玉成合洪仁⒘稚荑啊⒒莆慕鸬炔?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挂车河，又为多隆阿所败，伤亡较大，又退回桐城。驻守赤岗岭各垒的太平罕孤立无援，6月9日被鲍超部击败，刘跑琳及所部全部阵亡。7月8日，菱湖太平军营垒亦被曾国荃攻破，守军退入安庆城。此次救援又告失败，战局更加被动。安庆太平军被围年余，粮弹将绝，出城降敌者日众，形势极为危急。下旬，正在皖南的杨辅清应陈五成之约，渡江西援安庆。8月6日抵太湖，7日东进至挂车河之南，与驻桐城的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部合攻挂车河多隆阿部失利，退至桐城。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四五万人陆续进入集贤关内，扎营40余座，城内守军亦列阵于西门一带。25日至28日，太平军十余路猛攻湘军后壕，前仆后继，轮番冲锋十余次，均为湘军凶猛火力所阻，损失甚重。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又连连进袭，亦未得手。时城中粮尽弹绝，湘军乘势猛攻。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轰塌城墙，蜂拥登城，攻入城内，滥肆屠杀。叶芸来及平西主将吴定彩与万余守军全部殉难，安庆陷落。
点评:此战，太平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归于失败，从战略上看，太平军为一城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作战指导上亦缺乏坚定果断的决心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且急躁盲动，终至城陷军覆，天京西线屏障遂失,战局随之恶化。湘军则以建瓴之势，乘胜东下，直逼天京，对整个战局影响极大。
中国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军民抗击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联合入侵的战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紧侵华，而且不断策划瓜分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的声势尤为浩大，引起列强恐惧。4月6日，英。法、德、美等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于短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净灭”。5月底6月初，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又借口保护使馆和租界，陆续派军队进入北京、天津，各国军舰则集结于大沽口外，伺机进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转变，企图“用拳灭洋”，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慈禧任命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调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入京，配合义和团行动。6月10日，驻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分批乘火车向北京进犯，揭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侵略军在廊坊(参见廊房之战)、落垡、杨村等地遭到义和团与清军的阻击围攻，死伤惨重，被迫败回天津。正当西摩联军受阻于廊坊地区时，17日，联军以水陆夹攻战术突袭天津大沽炮台。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部顽强抵御，因兵力薄弱，腹背受敌，炮台相继失守。21日，清政府正式向列强宣战。清军在直隶(约今河北)、京津地区共有兵力11.3万人。联军攻占大沽前，在天津租界有军队3000余人，在北京使馆区有军队和由教士、教民组成的义勇队600余人。攻占大沽后，联军不断增兵，最多时兵力达12.8万余人。列强为集中兵力对付北方的义和团和清军，并维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拉拢东南各省督抚实行所谓“互保”，从而使清政府的宣战谕旨在南方数省不能贯彻实施，分散了抗击侵略军的力量。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当日，天津军民开始向盘踞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车站的联军发起进攻。清军与义和团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进攻多限于炮击和袭扰，以致失去有利战机。联军由于兵力有限，只得分区防守，以图自保。6月底7月初，双方都增兵天津，联军增至近万人，清军增至2.4万人，另有义和团数万人。7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决定对租界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武卫左军和曹福田部义和团由北面进攻老龙头车站和租界；罗荣光部淮军、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及张德成部义和团从西面进攻租界；直隶提督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从南面进攻租界。经数日激战，清军、义和团虽取得一定战果，但均未攻占预定目标。9日，联军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聂士成在八里台督战阵亡。联军乘势攻占南机器局，后又退回租界。12日，联军在大批援军抵达后由防御转入进攻，13日，一部攻至天津东北城下，14日，另一部由南门攻入城中，天津陷落。
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他部队增强北京及附近地区的防御。京津间清军兵力不下10万人。联军占天津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8月4日，1．8万联军沿北运河两岸北犯。5日至12日，连占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今通县)等地。13日由通州出发，分路进攻北京。时守城清军有六七万人，但没有统一部署和指挥，外不设兵阻击，内不构筑工事，以致广渠门、东便门、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于14日相继失守，联军攻入城内。15日至16日，城内清军大部溃散，仅部分爱国官兵和义和团坚持作战。15日晨，慈禧携光绪帝出西华门、德胜门，逃往山西。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杀烧抢掠，无所不为。在天津军民与联军激战时，清政府即开始谋求与列强议和。8月7日，以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和议事宜。北京失陷后，27日又令庆亲王奕勖立即回京，与李鸿章会同办理和局。联军侵占北京后，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满足其侵略要求，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四面出击，至1901年3月，先后侵占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大片中国领土。9月7日，清政府被迫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中国战争 灞桥之战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捻军起义中，西捻军在陕西西安城东灞桥镇伏击清军的一次著名战斗。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清政府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1866年12月7日，清政府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起义。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1866年10月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3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1866年10月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1.4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请求清政府速派援兵。但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清军援军难以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3000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歼敌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敌军到来。
1867年1月23日，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进入伏击圈。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村堡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湘军团团包围，湘军阵势大乱。时值风雪弥漫，湘军士卒因连日奔走，疲惫不堪，冻饿交加，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火药又被雨雪浇湿，不能点放。捻军则士气高昂，勇猛冲杀，与湘军展开白刃格斗。半日之内，连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点评:此战，西捻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先是运用流动战术，主动出击，调动敌人，诱敌追击，使敌人疲惫不堪；然后是选择有利战场，预设埋伏，将敌诱至伏击圈，步骑协同，将敌包围；最后通过白刃格斗大获全胜。湘军方面则盲目追击，处处被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战斗力被拖垮，最后陷入重围，大败于十里坡，从而取得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刘蓉也因此被革职回籍。
中国战争 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白朗在河南宝丰领导河南农民起义。
清朝末年，河南连年荒旱，民不聊生。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雹灾，农业歉收，农民更加无法生存，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局势。宝丰大刘村人白朗于是年10月，组织二三十人的武装组织，公开举义，在宝丰、鲁山、叶县、禹州、舞阳等地农村往来游击，袭击地方官府和地主武装，打富济贫，深受群众拥护，一年间队伍发展到二三千人。1913年5月底6月初，起义军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鼓动和影响下，分兵两路向外发展。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叶县、襄城、许昌一带活动；白朗率主力2000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阳一带，5月31日攻克唐县，旋即返回鲁山，6月“日奇袭攻取禹州城。之后又率军向西南方向发展，在豫西南和鄂北边境20多个州县辗转作战，采取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法，袭卢氏、破淅川、据枣阳、取宝丰，半年之内，攻破10多个城镇，队伍发展到近万人，并打出“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旗号，给北洋政府和豫鄂地方军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积极复辟帝制，加紧对起义军进行镇压。11月，北洋政府调集军队3万多人，企图把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为打破“围剿”，白朗率主力于是年底跳出包围圈，挺进京汉铁路以东，先后攻克豫东南的光山、光州(今潢川)、商城和皖西六安，打破了北洋政府的第一次“围剿”。起义军进据皖西后，北洋政府又调集军队2万多人进行“围剿”，企图把起义军围歼于霍丘、霍山、叶家集之间。白朗起义军声东击西，先克霍山，南攻英山，转北向西，突破重围，从信阳南部进取湖北老河口，又一次打破了北洋政府的“围剿”。起义军发展至2万多人，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面对起义军的节节胜利，袁世凯决定对起义军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遂命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赴信阳“督剿”。当段祺瑞调兵部署，计划进行八路“兜剿”之际，起义军做出了西征陕甘、伺机入川的决策。其时，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提出“驱走袁世凯”，“设立完美政府”的奋斗目标。1914年3月17日，起义军由荆紫关分路西进陕西。袁世凯先后调动北洋军和豫、鄂、陕、甘、川等省20万大军围追堵截。起义军29日攻占镇安，欲南下入川受阻，遂北出秦岭，渡渭水，连破渭北7州县，4月底由陕甘边境固关进入甘肃。5月4日破秦州(今天水)后，取道徽县入川，被川军所阻。转西破阶州(今武都)，拟从碧口入川，又受阻。折向西北破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东)，引起当地藏民和回民的反抗，在北洋政府军围追下陷入危困境地。白朗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决定东返河南，经连续苦战，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于6月底到达豫西地区。返豫后，队伍难以控制，由大小杆头带领各自返乡，被袁军各个击破。8月3日，白朗率余部在三里寨战斗中阵亡，起义最后失败。
点评:白朗起义历时3年，转战5省，攻破40个州县，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配合和鼓舞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
中国战争 楚雄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5月至6月，在云南回民起义中，义军击败清军，夺取楚雄府城的攻坚作战。
滇西回民起义军在大理建立政权之后，力量逐渐壮大，多次击败清军和团练的进攻。1860年1月，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奏请以总兵褚克昌署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褚克昌分兵一部进攻起义军占据的姚州(今姚安)、大姚等地，自率主力由镇南(今南华)西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杜文秀致书激江(今澄江)滇东、滇南回民起义首领马德新，请求派兵支援，以切断褚克昌部的后路，并造成东西夹击之势。马德新派马如龙等率部西援。1860年4月底，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万余人，由南安州(今双柏北)直逼楚雄。5月3日，攻克广通(今禄丰境)。5日，于广通西南回镫关大败楚雄援军，8日又于小腰站歼灭楚雄清军千余人。21日，包围了楚雄府城。楚雄知府杨觐一日数次向褚克昌告急。褚克昌无兵可派，只得尽撤镇南大营清军赴援。6月4日，褚克昌亲抵楚雄督战。马如龙等指挥起义军日夜攻城，于11日在城西北角用地雷轰塌城墙数丈，突入城内。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知府杨觐、副将庆连等被击毙，褚克昌逃往镇南。
点评:此战，起义军一举攻克楚雄府城，不仅切断了进攻滇西回民起义军的褚克昌所部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褚部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致引起该部官兵军心动摇，无意作战，为尔后将其全歼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战争 大成国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两广天地会领导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
鸦片战争，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广东、广西地区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在太平天国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从1854年6月开始，何六、陈开、李文茂等领导广州地区的天地会众相继起义。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府州县城数十座，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以反清复明为政治口号，号召全国志士仁人同举义旗，推翻清朝政府。但各部起义军没有牢固的军事联盟，也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加上缺乏作战经验，起义不久即多被清军各个击破。仅陈开、李文茂领导的起义军，在久攻广州不克、各地起义军遭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毅然实行战略转移，于1855年5月下旬溯西江而上，向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西进军。9月27日，攻占广西浔州府城(今桂平)，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为秀京，并蓄发易服，颁布法规，分官设守，开炉铸钱，积极进行政权建设。此后，大成国成为广西天地会起义的中心。广西巡抚劳崇光鉴于广西兵单粮缺，只得消极防守，起义军便乘机发展。10月初，李文茂、梁培友率部攻克贵县(今贵港市)，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动于横州(今横县)、永淳(今峦城)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至1856年10月，起义军已攻克武宣、平南等地，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同月，陈开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陈开自称镇南王，后改称平浔王。随后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东攻梧州，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进一步扩大根据地。11月，李文茂率部由象州北攻柳州，12日占领城外要隘，完成了对柳州城的包围。劳崇光急忙调兵增援。起义军一面阻援，一面加紧攻城。1857年3月15日攻占柳州。接着又连克柳城、罗城、庆远(今宜山)、融县(今融水)，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州县，打通了与贵州苗民起义军联系的通道。与此同时，梁昌、区润等率部西进，于同年2月克永淳，4月下横州，5月溯邕江往攻南宁。守军弃城逃走，起义军不战而得该城。梁培友拟肃清平南团练后再东攻梧州，不幸于4月3日中炮阵亡，所部由陈开亲自率领继续东进，6月22日完成了对梧州的包围。7月28日，于广东都城(今郁南)全歼增援梧州的清军广东水师，重创来援的5000绿营兵，使梧州守军陷于绝境。9月27日，起义军克梧州城。至此，大成国起义军又发展到数十万人，先后攻占浔州、梧州、柳州、南宁、庆远、思恩、平乐等7府及30余座州县城池，控制了大半个广西。
起义军胜利发展之际，清军也在准备大规模反攻。1857年6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等率湘军3600余人入广西，9月到达桂林。广东当局则添制战船，雇募壮勇，拟定了新的增援计划。当年10月，南宁被当地团练攻占，区润、梁昌率部退入灵山，后发生内讧，梁被团练所擒，区为部下杀害。大成国主要领导者对上述形势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不但未做好抗击清军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反而决定陈开为东路，李文茂为西路，联合桂西北的张高友、黄亮基会攻桂林。1858年春，李文茂率部由柳州北上，进抵桂林西南重镇苏桥。陈开率部由梧州北上，进抵临桂、阳朔交界之桂鱼塘，遭湘军堵截。陈、李两部前锋相距咫尺，却未能会师。5月，梧州遭粤军猛烈进攻，陈开被迫率部回援。李文茂则因湘军集中兵力进攻而败退柳州，从此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开始由进攻转向防御。30日，广东提督昆寿指挥粤军夺占梧州城。北线湘军则乘胜南下，于6月24日攻占柳州。数月后，李文茂病故于怀远山中。同年11月，蒋益澧部湘军主力进攻贺县的陈金刚部起义军，陈开乘柳州兵力空虚，一举收复柳州、柳城、融县等地，并收容了李文茂旧部。但陈开未及时东向支援陈金刚部，以致盟军失败，大成国起义军更加孤立。1859年秋，石达开率太平军20余万人进入广西，10月攻占庆远，给大成国带来扭转战局的契机。但陈开为争领导权，未与太平军联合行动，致被清军各个击破。1860年1月，柳州再次失守。1861年8月19日，经平南城东丹竹一战，起义军水陆精锐尽失。21日，浔州陷落。陈开撤出浔州后，在横州被俘，后于浔州就义。起义军余部由隆国公黄鼎凤率领，继续坚持反清斗争，直至1864年5月于贵县小平天寨败亡。
点评:大成国起义，占领大半个广西，坚持反清斗争达10年之久，是历次天地会起义中规模最大、给清王朝打击最沉重的一次。但由于没有真正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缺乏有组织的战略协同，加之军事上只顾进攻，不重防御，只注意扩大根据地和队伍，忽视根据地的巩固与部队素质的提高，终被清军各个击破，使起义归于失败。
中国战争 淡水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10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台湾淡水(沪尾)抗击法军入侵的作战，系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东南沿海战场获得较大胜利的一次抗登陆战斗。
是年10月1日，在法远东舰队主力进攻台湾基隆的同时，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少将率领4艘军舰驶抵淡水，企图打开淡水港，占领淡水城，策应基隆方向法军主力的作战。2日晨6时30分，淡水守军趁法军逆光难于观察瞄准之际，先行开炮攻击法舰，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4日，3艘法舰载陆战队300名由基隆驶抵淡水海域。利士比得到增援，准备在大风停息之后实施登陆作战。淡水守军严阵以待。8日晨9时起，法舰发炮猛轰清军阵地，并用小艇载陆战队于北岸海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l0时许，法军登陆部队发起冲击，当逼近丛林时，清军伏兵骤起，双方展开激战。正午，法军不支，溃败退却，守军追击至海滩。
点评:此战，法军战死和溺死者达百余名。侵略者供称，此次失败，使全舰队为之丧气。战后，法军一直未敢再度进犯淡水，使侵占基隆的法军成为一支孤军，两路夹击合取台北的企图化为泡影。
中国战争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清咸丰九年)6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第二次进攻天津大沽口的作战。
《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谕令清军悍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主持和加强大沽口防务，将炮台增至6座，共设大炮60门，由4000名清军驻守，并在天津以南15公里处的双港修筑13座小炮台，驻兵把守。英、法政府不满足于《天津条约》的条款，准备利用进京换约之机，再燃战火。是年6月下旬，英法联军舰队及两国公使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从大沽口溯白河而上，武装进京换约。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奉命照会英、法公使，约其由北塘登岸，遭到拒绝。25日晨，联军舰队司令贺布少将亲率13艘舰艇闯入海口，拆除障碍物，并炮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发炮还击。15时，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清除，联军舰队即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猛轰两岸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还击。联军旗舰“鸽鸟”号中弹，多人毙命，贺布亦受伤，改乘“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至16时，联军舰艇几乎全部被击伤，有的被击沉，“鸻鸟”号亦被击毁，仅一人跳水逃脱。17时，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乘20余只小艇，由美国军舰协助拖带，从南岸强行登陆。僧格林沁急调精兵前往阻击，北岸炮台亦发炮支援。联军死伤惨重，被迫于午夜退回舰艇，狼狈撤出海口。
点评:此次作战，僧格林沁指挥有方，使联军13艘参战舰艇有6艘丧失战斗力，4艘被击毁击沉，参战官兵1200余人死伤过半。而清军仅32人伤亡，炮台轻度受损。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中国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中国军民抗击英法联军联合侵华的战争。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因以得名。
鸦片战争，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中英南京条约》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对外国商品的进入有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的工业品没能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英国想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2名海盗和10名涉嫌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端生事，说该船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放还人犯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交还人犯。但巴夏礼拒绝接受。10月23日，英国军舰悍然开进内河，挑起战争。叶名琛不作任何准备，反而下令不准放炮还击，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将内河沿岸炮台攻占，并一度冲入广州城内。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对进犯的英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打击，迫使英军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1857年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集结完毕。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叶名琛以为英、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定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没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上午10时，联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后各炮台全部失守。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6月26日和27日，《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内容。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1859年，英国派普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改善了武器装备。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参见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舰，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北塘没有设防。8月12日，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清政府又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9月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咸丰帝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大火延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