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此战，蔡锷等护国军将领依靠人民支持和部队旺盛士气，适时变更部署，持重待机，重视瓦解敌军，并采用佯动、袭击、割裂等手段，使护国战争赢得胜利。但是，护国军将领在作战指挥上也有失误之处，战略目标与主观条件不相符合。护国战争刚开始，就分向川南、湘西、桂粤三个方面进攻，兵力过于分散，因而在四川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上未能达到占领叙、泸、綦并进而攻占重庆的作战目的，反而在袁军反击下后撤。其次，战前准备不足，使战争过程中兵员、饷械的补充和供应跟不上。护国战争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使资产阶级共和制形式得以恢复。但代之而起的仍是直、皖、奉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
中国战争 黄海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进行的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大东沟海战。
是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全面展开。随着日本陆军在朝鲜半岛节节北进，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向北推进到朝鲜半岛仁川至大同江口一带驻泊，企图切断中国至朝鲜的海上运输线，寻机同中国海军主力决战，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为实施其在中国渤海湾登陆并进行陆上战略总决战的计划创造条件。9月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主力18艘舰只，护送运输船载陆军4000人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增援平壤。次日上午登陆完毕后，舰队准备返航。11时许，由海洋岛向东北方向搜索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域发现北洋舰队，随即准备实施攻击，北洋舰队立即启航迎战。丁汝昌发出作战命令：姊妹舰对舰，构成基本战斗单元，全舰队一律以舰首对敌；各舰随同旗舰运动。北洋舰队10艘主战军舰排成雁行阵(横队)迎敌，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居中，左翼依次为巡洋舰“靖远”、“致远”、“广甲”和“济远”；右翼依次为巡洋舰“来远”、“经远”、“超勇”和“扬威”。在列阵过程中，由于各舰航速不一，北洋舰队的迎战队形实际成为“定远”和“镇远”突前的不规则横队。另外，巡洋舰“平远”、“广丙”及2艘鱼雷艇位于主战舰艇编队右翼后方，未列入迎战队列；炮舰“镇中”和“镇南”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东沟护卫陆军登陆，未及随舰队返航。日联合舰队12艘军舰则以纵队迎战：第一游击队4舰依次居前；本队6舰依次居后；“西京丸”和“赤诚”2舰列于本队后尾左侧(非战斗侧)。当双方舰队驶距6.4海里时，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稍向左转向，准备攻击北洋舰队右翼。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3.2海里时，北洋舰队首先发炮，战斗开始。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北洋舰队右翼实施猛烈攻击，“超勇”和“扬威”二舰中弹起火，先后沉没。交战初始，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飞桥被震塌，正在飞桥上指挥舰队作战的丁汝昌摔伤，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定远”舰信号设备被日舰炮火击毁，全舰队失去统一的战场指挥，诸舰各自为战。日联合舰队采用机动战术，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向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分割包抄。北洋舰队队形被切断，顿时混乱，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激战中，北洋舰队“致远”舰多处中弹，弹药用尽，舰身受伤倾斜，管带邓世昌见日先锋舰“吉野”横冲直撞，断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舰首冲角撞击“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不幸，“致远”冲向“吉野”时被日舰鱼雷击中，舰体破裂后下沉，邓世昌拒绝救援，与全舰25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15时30分，受到日舰围攻的“定远”和“镇远”二舰奋力御敌，重创日旗舰“松岛”，日舰队被迫改“桥立”为旗舰。“靖远”管带叶祖跬亦主动升旗代理舰队指挥。17时40分，天色渐暗，日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鉴于已伤数舰，且怕受鱼雷艇攻击，下令收队，向东南方向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亦收队返航旅顺。在海战过程中，“济远”和“广甲”两舰逃离战场，“广甲”在三山岛搁浅后被日舰击毁。
点评:在历时近5小时的黄海海战中，日军指挥处置有方，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发挥了第一游击队航速高和舰炮射速快的优势，运用灵活的战术，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损失较少，只有5艘战舰受伤，伤亡仅290人。北洋舰队的战场指挥严重失误，丁汝昌采取了极其不利于发挥机动与火力优势的阵法与战法，且交战不久即失去了对全舰队的统一战场指挥，加之弹药不充足，因此舰队损失重大。此外，“济远”率先逃跑，也影响了斗志，“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被击沉击毁，“靖远”和“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约千余人。但是，中国广大爱国官兵是英勇顽强的。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奋不顾身，临危不惧，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此战后，黄海制海权落入日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中日海军在此战中的战术和指挥的实践，对世界近代海军的装备发展及海战理论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战争 黄飘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5月，黔东南苗民起义军在贵州黄平东南伏击清军的著名作战。
是年，清政府进一步增兵贵州，“围剿”起义军。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总理湖南援黔军务的席宝田令记名提督荣维善部配合新到湘军向黔东南苗民起义军大举进攻。3月，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二城。4月又连占清江(今剑河)和施秉。5月初，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率湘军1.8万余人，攻占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和瓮谷陇，随后继续向黄平方向进攻。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苗寨，两山夹峙，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资通行。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道鱼贯而行。起义军首领张秀眉等充分利用地形，由包大度率起义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仅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地域后，苗军伏兵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俱下。湘军猝不及防，争相逃命，因道路狭窄，人马拥挤，自相践踏，死伤过半。起义军乘势从两侧山上冲下，喊声震天，枪炮齐发。黄润昌当场被击毙，邓子垣被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0余人突围东逃，又被起义军包围，全部被歼。此战，援黔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等部1.8万余人几被全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起义军取得了辉煌胜利，故称“黄飘大捷”。
点评:黄飘之战是贵州苗族人民起义过程中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苗军不畏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勇于和敌人殊死搏斗，并且能够集中兵力，以小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打歼灭战。而湘军在多次胜利后，轻敌冒进，终于被苗军打得大败。这次战斗，粉碎了湘军在几个月之内“剿平”黔东南苗军的企图，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使起义军在此之后，又于1869年5月取得重创黔军的胜利。
中国战争 江宁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3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攻占江苏江宁(今南京)的作战。
是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参见武汉之战)后，经短期休整，洪秀全、杨秀清等率号称50万之众(兵力约10余万)，于2月9日放弃武汉，沿江东下，水陆并进，直趋江宁。清廷妄图将太平军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调兵遣将，分兵南北东三路防堵，并接连任命三位钦差大臣指挥作战。东路沿江一线，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统兵5000于九江一带设防。15日，太平军水军前锋于鄂东广济县老鼠峡江面大败其江防军。陆建瀛闻败，弃军逃回江宁，沿江防兵纷纷溃散。太平军长驱直进，18日占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缴获大批军需物资。26日至3月7日，又连克安徽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今和县)。8日，陆路大队抵达江宁西南善桥一带。9日，水军前锋亦至，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12日，水陆大队赶到，分兵占领浦口，完成对江宁的包围。时江宁清军旗兵绿营共5000余人，另有临时募集的壮勇1万人。陆建瀛在太平军到达前，将城外兵勇悉撤入城，企图固守。清廷获悉江宁被围，急令钦差大臣向荣、琦善率南北两路清军兼程赴援。太平军选定城北仪风门为突破口，采用穴地攻城法，埋设火药于该门之下。同时制云梯数百，分攻各门，迷惑清军。19日拂晓，炸塌仪风门附近城墙2丈余，数百名将士冲入城内，然后分兵两路，一往鼓楼，一循金川门、神策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杀陆建瀛于黄家塘。后遭满洲旗兵的凶猛反击，力战不胜，被迫退出。此时，防守南城的清军闻北城已破，总督被杀，不战而溃。太平军数千人在林凤祥、赖汉英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今中华门)、水西门、汉西门。次日黎明，太平军大队攻入城内，直奔城东南旗兵聚守之满城(明代内城)。江宁将军祥厚及副都统霍隆武率旗兵及满人拼死顽抗，太平军英勇奋战，终将满城攻破，斩杀祥厚等，全歼守军，江宁全城遂为太平军占领。29日，天王洪秀全入城，改江宁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中国战争 金积堡之战
清同治八年至十年（1869年至1871年），在陕西回民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军在灵州（今宁夏宁武）金积堡地区与清军进行的一次著名作战。
19世纪中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反清起义不断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烽火遍及陕甘大部分地区，时间长达12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竭力挑拨回汉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1862年5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进入陕西，陕西清军在堵御太平军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华州地主团练到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其他地区的团练也纷起效尤，大杀回民。回民忍无可忍，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西岸回民争相响应。起义烽火迅速遍及400公里的秦川，起义队伍扩展至20余万。1863年10月，清军多隆阿部采取“剿抚”两手策略，使陕西回民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转入甘肃东部继续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起义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在回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四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以马化龙藏匿枪支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杀害，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就损失了4A10的营官，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中国战争 廊房之战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蓬勃发展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英、法、德、美、俄、日、意、奥等国纷纷以保护使馆为名，向北京增兵，准备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天津租界内的各国驻军在北京公使团授意下组成侵华联军，英国中将西摩(Sey-mour，AdmiralSirEdwardH，1840―1929)担任统帅，准备分批乘火车进犯北京。当天上午9时，西摩率领首批联军500人先行，第二批联军约600人紧接着上路。此后侵略军不断出动，总数达2300多人。各地义和团闻讯后纷纷拆毁铁路，西摩联军难以顺利通行，至十五日傍晚才到达京、津之间的廊房车站附近。当侵略军正在抢修铁路时，突然一队头扎红布、手执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从铁路右侧猛冲过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忙向廊房车站窜逃，义和团跟踪追击。这时一队美军恰好从后面赶来，在铁路两旁架起大炮，向义和团轰击，当场打死团民30多人。附近乡民闻讯立即前来参战，将敌人紧紧包围在廊房车站一带，一连两天发起多次冲锋。敌军凭借洋枪洋炮进行抵抗。十八日清晨，当西摩联军准备继续乘车北上时，义和团300多人又奋不顾身地冲来，击毙敌军5名。西摩联军开枪扫射，义和团也有百余人伤亡。是日下午，驻守在落垡的侵略军也遭到义和团包围，西摩闻讯后只得抽出兵力回兵搭救。至二十日，西摩联军已出动六天，仍被义和团群众围困在距北京尚有一半路程的廊房车站，给养断绝，弹药告缺，刚刚修好的铁路又被义和团破坏，前不能进犯北京，后与天津租界失去联系，在廊房一带完全陷于孤立状态。西摩只得改变计划，下令联军退回杨村，准备改由运河北上入京。二十二日，在廊房车站尚未后撤的联军余部又遭到2000多义和团民及董福祥甘军的联合袭击，6名敌军被打死，48人受伤。当晚，义和团和甘军又在杨村车站偷袭敌营，打死打伤近40人。在中国军民联合打击下，西摩感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于是决定放弃进犯北京的计划，沿运河向天津后撤。在回撤路上，联军又屡遭义和团袭击，白天不敢行动，只好夜间窜逃。二十九日，天津租界内2000多侵略军前来搭救，次日西摩联军才狼狈逃回租界。
点评:廊房一战，西摩侵略联军62人被击毙，228人受伤；在半个月时间内未能从天津到达北京。中国军民联合抗击西摩联军的胜利，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对保卫北京和天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战争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59年(清咸丰九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云南、四川等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巨额军费，加紧了对滇、川农民的压榨。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诬良为盗，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859年7月，云南昭通破产农民李永和、蓝朝鼎等在家乡牛皮寨聚众起义。10月，李、蓝率义军六七百人由滇入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今高县北)诸县，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深得四川人民拥护，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千人。中旬，起义军渡过金沙江，围攻叙州府城(今宜宾市)，久攻不下，于12月8日主动撤围，李部进入宜宾县青山地区，蓝部沿岷江北上，直趋犍(为)乐(山)盐场。蓝部此举严重威胁犍乐、富顺、荣县一带产盐区，清政府急调萧启江部湘军6000余人入川，川、陕、甘、鄂各省清军数万人也赶赴犍乐、自贡盐场一带，防堵义军。但起义军行动迅速，一举攻占犍乐盐场，获大量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1860年1月7日，李、蓝合军，于犍为东南全歼清军都司但玉龙、守备余振海等部2500余人，声威大振。26日，又袭占富顺自流井、荣县贡井，井地周围数十里资财尽为义军所有，队伍发展到10万余人。3月7日，起义军撤离自贡盐场，向川西转移，各路清军分头尾追。起义军在秀才坡设伏，一举全歼清军游击张万禄部。为调动和分散清军，李、蓝决定分头行动。李部坚守犍乐地区，蓝部沿岷江北上，相机向成都进军。李、蓝分军后，蓝部转战于川西、川北，攻克十余个府、州、县城，发展队伍，调动清军，减轻了李部压力。李部则转战于川南、川东地区。至1860年11月，活动于四川各地的李、蓝起义军已达30余万人，声威正盛。
1861年5月，蓝朝鼎率10万余人围攻绵州(今绵阳)。绵州守军虽少，但城垣坚固，防御设施众多。起义军缺乏攻坚手段，便长困久围，并以大量兵力修筑堤坝，企图堵涪江之水灌城。由于江水流急，堤坝被冲毁。从5月初至9月初，起义军百计攻城终未得手。同年5月下旬，前湖南巡抚骆秉章授四川总督，率湘军5000余人溯长江入川，时李永和部将张第才等正以3万余人围攻顺庆府城(今南充市)，骆即派果毅营统领黄淳熙率3000余人由万县赴援顺庆。张第才率部转移，黄淳熙紧迫不舍。张第才部在二郎场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将其全歼(参见二郎场之战)。骆秉章首战失利，不敢轻进，暂驻顺庆整顿。在拟定了先蓝后李、各个击破的方针后，骆秉章派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部川军在眉州一带牵制围攻眉州府城(今眉山)的李部义军，并于9月初集中全部湘军和部分川军围攻绵州蓝部义军。蓝部据垒固守，两军展开决战。战至10月18日，起义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蓝朝鼎仅率万余人撤离绵州，向李部靠拢，后在邛州(今邛崃)与李部李长毛等合军，攻占丹棱。在清军全力进攻蓝部时，李永和未采取积极行动策应，仍专注围攻眉州。蓝部战败南撤后，骆秉章随即移兵眉州，全力进攻李部。11月初，李部义军与清军激战，至13日失利，退往青神。骆秉章以少数川军牵制李部，集中湘军转攻丹棱。清军连攻数日未克，便改用坐困战术。起义军粮绝，被迫突围北走，蓝朝鼎在掩护大队撤退时战死，余部由其兄蓝朝柱率领北撤。骆秉章又转攻青神，李永和率部突围，进入犍为铁山地区，深沟高垒，凭险固守。1862年3月底，李部义军断粮，被迫突围，先后进入宜宾八角寨、铁山地区龙究场等地，始终未能摆脱清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10月18日，李永和在猪市坡战败被俘，后被解往成都英勇就义。
蓝朝鼎死后，蓝朝柱率起义军余部转战川北，仅剩百余人。1862年6月进入陕西后得到发展，并以洋县为中心建立政权。1863年10月，蓝朝柱在配合陈得才部太平军攻克汉中府城后北上，于11月19日攻占熬厔城(今周至)，威胁西安，但旋即遭优势清军围攻。起义军多次突围未成，与清军大战数月，毙西安将军多隆阿。1864年3月，起义军战败，撤离熬厘。4月11日，蓝朝柱在安康遭伏击阵亡。长期转战于陕、鄂、豫交界地区的蓝朝柱部将蔡昌龄，率部由鄂入陕，在鄂陕边界与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会师。蔡、梁率部在陕西转战数月失利，9月初进入甘肃，18日一举攻占阶州城(今武都)，队伍很快发展至3万余人。1865年6月，阶州城被清军攻陷，蔡昌龄受伤遇害，守城起义军全部战死。至此，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最后失败。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队伍曾发展到30余万人，活动范围遍及滇、川、鄂、陕、甘5省，坚持6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客观上支援了太平天国起义。但起义军分区作战，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各战区缺乏有力的战略配合，绵州、眉州之战又采取长围之策，进行阵地决战，终致失败。
中国战争 马尾海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在中法战争中，法国远东舰队在福建马尾全歼中国福建水师的作战。
位于福州东南的马尾(亦称马江)，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福建海军和船厂均在港内。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钦差命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舰的侵入不但不予拦阻，反而给以热情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尾港进进出出，自由自在，而中国军舰则处在法舰监视之下，不得移动。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下令沿海沿江各省加强防备，但对马尾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当时，马尾一带有福建水师军舰11艘，江防陆军20余营。但由于清政府和战不定，前敌诸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国方面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法舰利用中法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之机，以“游历”为名，陆续闯入闽江口，上驶至马尾，伺机启衅。此时，清政府仍幻想议和，传令海陆军不得先发起攻击，使法舰得以在港内与福建水师舰艇首尾相接共泊一处。8月22日，法国政府鉴于进犯基隆受挫，勒索赔款无望，电令远东舰队消灭中国福建水师，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立即决定次日午后退潮时发起攻击，孤拔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时开战。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军舰8艘，1.45万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77门，总兵力1800人。福建海军军舰11艘，6500吨，炮45门，兵员1100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舰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孤拔选择退潮时开始攻击也对法舰有利。这是由于当时系泊用船首，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暴露在法方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23日晨8时，法驻福州副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璟发出通牒，限令福建水师于当天下午退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延至24日开战，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之际大部法舰舰首指向福建水师舰艇的有利时机，下令发炮攻击。清军舰艇未及起锚，即被法舰第一阵炮火击沉两艘，重伤多艘。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福建水师官兵义愤填膺，仍然奋起还击。旗舰“扬威”号在驾驶官詹天佑和管带张成带领下，不顾何如璋的禁令，事先作好战备。当法舰开炮时，立即沉着应战，用尾炮击中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击毙法军6名。法军鱼雷艇击沉“扬武”号，中国岸防大炮随即命中这艘鱼雷艇，使之锅炉爆炸，丧失作战能力。“福星”号炮艇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们立即亦砍断锚链，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殉国。“扬威”号在法舰开炮后，也立即勇敢回击，当它在两艘法舰的夹击下被打穿船体后，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仍然顽强发炮挫伤敌舰，直到被敌鱼雷艇击沉前的刹那间，还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飞云”号、“福胜”号也都临危不惧，奋战不已，直到船沉。经过约30分钟炮战，福建水师11艘舰艇除两艘驶向上游搁浅外，全被击沉，伤亡700余人。法军仅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死伤30余人。24日，部分法舰乘潮上驶，炮轰福州船政局造船厂，使船厂遭到毁灭性破坏，并击毁附近民船。此后，法舰沿江下驶，逐次击毁两岸炮台，清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于30日全部驶出闽江口。清廷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士的手脚，加之前敌将领昏庸怯战，致遭此败。26日，清廷不得已向法国宣战。
点评:此战，以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政府战略指导上错误。清政府自中法开战以来即存妥协求和之心，和战不定，始终不敢鼓足勇气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在法舰频频进入马尾港的危急情况下，仍死守衅不可自我开的教条，从而丧失了先机制敌的条件。二是清朝前敌官员不谙军事，书生典兵，在法舰进泊港内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预作准备，反而约束将士不准先敌开炮，不能报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结果只能被动挨打。三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福建海军军舰多系木壳，防护力不强；重炮少，形不成强大火力，在敌人突然袭击下，难以作有效的反击，致使全部被敌击沉。马尾海战是中国近代海军创建以后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战斗，结果却如此之惨。这里不仅有清朝政治腐败这一根本原因，还有军事思想落后的因素起作用。清军的单纯消极防御思想是马尾海战惨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值得认真记取。
中国战争 南京之战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江苏、浙江革命军联合攻占南京(时称江宁)的作战。
是年11月，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所部进攻南京失败，遂赶赴上海，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将领集会，决定组织苏浙联军，再攻南京，以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至11月20日，集中于镇江一带的参战各军有：朱瑞部浙江军3000余人，刘之洁部江苏军3000余人，黎天才部淞军600人，洪承典部沪军1000人，林述庆部镇江军近2000人。此外还有江阴、淞江等地的巡防营，徐宝山部扬州军和起义海军舰艇14艘，总兵力约万人。时驻守南京的清军有：江南提督张勋部江防营20营，江宁将军铁良部步兵1标、炮兵1营，赵会鹏部巡防军5营，王有宏部缉私队10营等，共约2万人。上述各军分驻城内外各要点，并于紫金山、雨花台以及各城门配备火炮、机枪，防守严密，指挥部设于北极阁。苏浙联军决定兵分三路，先扫清外围清军各据点，夺取各要塞炮台，再攻南京城。24日夜，北路淞军、浙军在清军内应下，首先攻占乌龙山炮台，次日拂晓又占幕府山炮台，炮轰北极阁清军指挥部。同日，担任主攻的中路浙军在东流镇至麒麟门一线发起攻击，突破清军4道防线，歼其千余人，毙缉私队统领王有宏，占领马群至孝陵卫一带高地，前锋直抵紫金山南麓。26日，张勋以3营兵力向幕府山、以5营兵力向孝陵卫实施反击，联军英勇奋战，迫使其缩回城中。此时，南路苏军已占领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对南京城形成夹击之势。28日，中路浙军向朝阳门发起进攻，因攻城器械不足失利，伤亡颇重。南路苏军攻雨花台亦受挫。30日，联军决定集中兵力主攻紫金山天保城，另以苏军一部佯攻雨花台。天保城为清军防御要点，上筑炮台，有炮10余门、机枪4挺，由江防军1个营及旗兵400人防守。是日，联军第一次进攻遭清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随后组织敢死队，从东西两侧同时进攻，激战至12月1日黎明，攻占天保城，歼灭清军700余人。此后，联军一面居高临下，炮击富贵山、太平门、朝阳门等清军阵地，一面组织敢死队分攻通济、朝阳、神策、太平、仪凤各门。城内清军顿时动摇，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军政大员弃城逃循，残余清军投降。2日，联军进占南京城。
是役，苏浙联军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集中兵力，攻占要点，终于以少胜多，力克坚城南京，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战争 捻军起义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爆发于黄河、淮河流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战争。
19世纪初，安徽北部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的农民秘密组织“捻党”，以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1851年，河南南阳、南召、唐县(今唐河)等地捻党聚众起义。次年，张乐行、龚得树等复于皖北雉河集(今涡阳西北)一带起义，聚众万余人，攻克河南永城等地。1853年，太平军北伐进入黄河、淮河流域，捻党纷起响应，在豫、鲁、苏、鄂交界地区，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并逐步由分散、零星的斗争趋向联合。1855。年秋，各路捻军首领聚集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建立五旗军制，发布“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的文告，宣布捻军行军作战19条军纪，为进行大规模反清斗争创造了条件。随后，捻军5万余人转战于皖、豫、苏地区，歼灭清军和地主武装，使队伍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但由于组织松散，武器简陋，缺乏训练，因而参战清军由少变多，捻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后，只有张乐行等少数几支主力于正面阻击清军，余多守寨自保，致使雉河集根据地被清军攻占。1857年春，张乐行率捻军渡淮南下，与北上的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会师，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参见太平天国运动)，在淮河两岸抗击清军围攻，并一度攻入湖北。1858年，捻军主力回到淮北，一面以圩寨战抗击清军进攻，一面以快速的流动作战方式出击豫、鲁、苏，歼灭大量清军，并与太平军配合进行了多次重要作战。1860年冬，清廷调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全权督办攻捻战事。捻军虽数次击败僧军进剿，但因实行消极防御方针，致使雉河集大营于1863年再次失陷，张乐行殉难，皖北根据地丧失。突围而出的张宗禹等部，继续以流动作战方式，坚持斗争。1864年夏，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失陷(参见天京之战)，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在鄂、豫边界会师，改编组成新捻军，以复兴太平天国为目标，推赖文光为首领，运用新的游动战术，并逐渐易步为骑，使捻军变为一支约十余万人的骑兵武装。1865年5月，于山东菏泽高楼寨取得全歼僧格林沁马队7000余人的重大胜利，阵毙僧格林沁(参见高楼寨之战)。旋击败湘军和淮军，粉碎钦差大臣曾国藩“以静制动”和“聚兵防河”的攻捻方略。次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率东捻军留守中原地区，与清军周旋。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西进陕西，与陕甘回民军相互配合，取得灞桥伏击战(参见灞桥之战)、进军陕北等作战的胜利，后闻东捻军被围，转兵东进救援，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饶阳(今属河北)之战失利后，继续转战于山东、河北地区。但东捻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地区，遭李鸿章淮军围追堵截，日趋被动。1868年1月，终败灭于江苏扬州地区。8月，西捻军也于山东茌平徒骇河畔覆没。
点评:此战，捻军起义战争，历时18年，波及皖、鲁、豫、苏、陕等10个省区，歼灭清军及地方团练十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捻军在长期抗清作战中，形成一套独特的流动战法，常能克敌制胜。但捻军领导者政治目光短浅，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后期又将军力分为两支，作战指导盲动，致被清军各个击破，全军覆没。
中国战争 1894年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在朝鲜平壤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大兵团作战。
是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上旬，清政府增派陆军29营抵朝鲜平安道首府平壤。下旬，畏敌北逃的直隶提督叶志超亦率军退至平壤，并被清廷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平壤原是朝鲜旧都，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和战略重镇，位于大同江西岸，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驻守清军1.5万人，划为四个防区：城北防区由左宝贵所部奉军和丰升阿所部盛军等驻守；城西防区由牙山军驻守；城南防区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和毅军之一部驻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防区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驻军；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由于叶志超对敌情了解甚少，临战又突然改变决心，就在其仓卒作出防御部署的同时，日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指挥的新建第1军1.6万人已完成对平壤的合围。
日军方面在打败牙山、成欢清军后，即准备北攻平壤。9日2日，在朝日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贤决定将1.5万日军分作四路进攻平壤。具体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5000日军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野津道贯率兵5000渡大同江下游，进攻平壤西南；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兵2000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兵3000自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四路分进合击，定于9月15日包围平壤，发动总攻。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14日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遭到左宝贵等将领的反对。左宝贵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9月15日晨，日军分三路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崑部奋力抵抗，与进攻之敌展开肉搏，自晨至午后，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北路战斗更加激烈。日军于当天拂晓再次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口指挥。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中炮阵亡。日军于中午占领玄武门。在此紧急关头，作为主帅的叶志超不是部署力量加强防守，而是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并下令撤军。当时东西两路清军已将进攻之敌击溃，正准备乘胜出击，接到撤军命令后只得率部回城。总指挥叶志超回城后惧骇不已，决定乘雨夜弃城北逃。当晚，清军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蜂拥外出，沿义州大道向北溃退，于城北山隘遭日军伏击，人马自相践踏，2000余人，俘虏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然后又往义州逃跑。至24日，叶志超率残部在一周内狂奔250公里，放弃朝鲜北部义州等战略要地，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