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往后方去，男人则迎头向前方赶。康拜因司机，拖拉机司机，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辆一吨半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司机，其中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于是我们就把孩子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又谈起她的女儿们来：“要是我们留在家乡，她们就会上前线去参战，那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们还是跟别的人一道疏散吧。苦也苦在一起……”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再没有插进一句话，只是用她干枯的手把胸前高高翘起的装饰领结往紧里系。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乡下。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的扫射。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留在外面。我帮助医生包扎伤员，纠缠着一位女大尉军医要求参军。后来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可是我想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比，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是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躺着死人，凝着血……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遇上轰炸，我受了伤。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在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睁开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能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准了我的假。我设法找到了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的熟人才互相找见的。大家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
“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别人进出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当时就是这样一副情形。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统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象袜子，又不象靴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统靴，一个人穿便鞋，然后再调换。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了。我们路上吃的东西，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象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行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区、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成立了，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它全是由自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把我们编入一个骑兵连。
“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地学会了骑术，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这是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眼下骑兵们象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呜，简直飞到空中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恶梦里的情形啊！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也回忆起这次战斗：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在我面前这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等候揿快门而稍稍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斗篷和骑兵的毡靴。这几张照片是四二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那几张照片则是在胜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的稚气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中间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呈现。
战争改变了她们，战争也造就了她们，因为她们在形成个性和树立世界观的年龄里赶上了战争。战争使她们大开眼界，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通常见不到的，更不要说是女人了。战争迫使她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善与恶，生与死。有些问题一个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点回答，而她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就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了……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回忆说：
“我们攻占了一个村庄，那儿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可是您也应该知道，他们对待我们的人是多么残酷啊？”
“我当然知道。不用多说，我知道这些，心里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机开车运送伤员，沿途不断遭到轰炸。我们只来得及背下少数几个伤员，送到沟里，大部分伤员没能来得及背下来。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向我们开火。路边有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地边堆了一些石头，是人们从耕地里捡出来的。我就跑到这堆石头旁边卧倒。我心想，让它开枪吧，有这些石头挡着我，趴在这里不会有很大危险，就象躲在沟里差不多。
“轰炸的敌机共有六架，五架飞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转了三个圈子，我都看见了飞行员和机关炮一起颤动着，也许是我的感觉。敌机飞得很低，好象非得划破地皮钻进去不可。飞行员也看到，这里趴着一个姑娘。我有一头油光光的长发。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儿再说另一件事儿吧：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统靴，进行炫耀。这是我们同志的断腿，他们都是刚刚牺牲不久的……”
“可是，假如当着你的面挨打的那个德国人就是那个飞行员，或者就是把长统靴连同人腿一块儿切下来的刽子手，您还会去卫护他吗?”
“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想会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就是要拯救人类的。如果他当着我的面干出什么兽性勾当，也许我也会受不了的。可是既然他被我们俘虏了，被打败了，那就不同了……女人在战争中……就是这样一回事，人类的语言是无法解释的。当男人们在前沿看到女人时，他们脸色都会起变化，就连女人的嗓音也会使他们的神态跟原来不同。有一天夜里，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声唱着歌儿。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没有人听得见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我们都没睡着。我们真渴望听听女人的声音……’“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坦克手包扎伤口……战斗还在继续，轰轰隆隆的。他却突然问起我：‘姑娘，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奥丽雅，我对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险境里还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人家，感到惊愕不解。……
“我总是力图保持整洁的外表，时刻不忘记我是个女人。别人常常对我说：‘天哪，难道你在战斗中还这么干干净净的吗？’我记得，我很害怕自己被打死，因为到时我会很难看。我见过一些被打死的姑娘，我可不愿意死的时候象她们那样。有时我躲避扫射，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以免毁容。我认为，我们当姑娘的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男人们总是嘲笑我们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说，姑娘们担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们担心什么……”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对死是无法习惯的。说到死……有一次，我们部队躲开德国鬼子，退到山里。留下了五个重伤员没法走，他们全都伤在腹部，而且是致命伤，过上一两天他们肯定要死的。背他们吧，又背不走，因为没法下手背。上级要我和另一个叫奥克萨诺奇卡的卫生指导员留在板棚里照料伤员，对我们说：‘过两天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可他们过了三天才来接我们。我们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们本来都是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愿意死。而我们只有些消炎粉，别的一概没有……他们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给他们喝水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却一点儿没法帮他们……
“您问我的第一次奖赏?我被授予了一枚‘勇敢’奖章。可是我没去领它，我不服气(说着她笑了起来)。您猜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女友被授予了‘战功’奖章，而我只弄了个‘勇敢’奖章。她总共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我在库绍夫斯克和其它地方参加过好多次战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得了‘战功’奖章，那就是说有许多功勋，而我，到头来只有一枚‘勇敢’奖章，好象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战功”奖章中的“战功”一词为复数，而“勇敢”是单数，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译者注）。后来指挥员来了，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勇敢’奖章是最高等级的奖章，只差一点儿就是勋章了。
“在顿巴斯的玛喀耶夫卡，我负了伤。伤在屁股上，一块石头子儿大小的弹片钻了进去，卡在里面。我发觉我流血了，赶忙把急救药棉塞在伤口上，又继续跑起来，给伤员包扎。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及比事。一个姑娘家受了伤，再说又是伤在那里——屁股上。这种事儿，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认、不敢告诉别人的……这样，我带着伤继续奔忙，给别人包扎，直到流血过多昏死过去，长统靴已灌满了血……
“我们的人看到这情景，显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卫生员跑来，又走了。战斗继续进行。也许再过一会儿，我真要死了。可是，几个出来侦察火力的坦克手发现了我——看见一个姑娘躺在战场上。我没戴帽子躺在那里，帽子已经不知丢在哪儿去了。他们听了听，见我还活着，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营。
后卫生营把我转到野战医院，然后又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为诊断我的伤情，就用了半年时间。战争结束时，我才十八岁，可是身体却垮了：三次负伤，一次严重的震伤。但我还是个姑娘啊，不用说，我把身体状况隐瞒了。我告诉别人我受过伤，但从不说震伤的事。可是震伤本身却把我出卖了，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还发给了我残废证书。可是我能容忍吗？我把这证书撕得粉碎，扔掉了，连残废抚恤金我也没去领。如果领了证书和残废金，就得经常到会诊委员会去复查身体。
“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贴。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掉，简直象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变得漂亮了，结果呢（她开心地笑了），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
“战后，我想尽快忘掉战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他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了。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的缘故，发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
“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那次我把他背下来，差点没累死。我给他的两条腿包扎，进行止血和救护，而他却向我请求：‘别包扎了，干脆把我打死得了……’后来我一直怕见到他……
“我住医院时，那儿还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姓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制了一辆高轮椅，每个外来的人都推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来人中有孩子，有妇女，也有中学生。伤员还收到许多慰问，食品啦，热情洋溢的信啦，等等。当时每人都竭尽全力参加这项活动，人民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
“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妇女来迎接我们。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她拿出一个装鸡蛋的盘子，里面盛着五个鸡蛋……
“我和奥丽雅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一想到我们又要目睹那些情形，就已经受不了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接着说：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而不是在胜利日，尽管那天所有的人都狂欢着朝天鸣枪，互相拥抱，亲吻。而我认为是听到小提琴独奏的那一天。两个星期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德国人的投降和我们的胜利。那天突然出现了音乐，真象是神话故事。我就象大梦初醒似的……
“我们大家都认为，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比严酷的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比相爱……因为大家都受过那样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大灾大难才使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胜利日。这一天也确实是美好的，甚至连大自然都感受到了人类的内心情绪。可是人们呢?当我如今看到一些恶人，看到一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人主义者时，真弄不懂：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出现的?
“我老是记着那小提琴的乐声，那轻柔的悠悠琴声，就象孩子的声音。我那时的感觉，真仿佛我刚从沉重的梦魇中醒来一样。和平多么美好！人类多么可爱！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了未来。我们大家都忽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以后的事来了！我们谈起了爱情，大家都渴望恋爱。虽然我们经过了严酷的战争，但我们大家都会生出美丽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和科尔日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她家。在我的公文包里；带走了“又一个战争”。轻盈而略为干枯的树叶给燥热的柏油马路带来了秋天的气息。在路边砂地上，一群孩子和一些胆大的家雀在一起玩耍，几个既不象城里人又不象乡下人的老太太沐浴着秋阳。我带着舒畅的心情注视着宁静安详的天空下这个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每一点细微之处。
我知道，到了明天，我又要拿起电话，同那陌生的声音交谈，约定新的会面了。而今天一回到自己的住宅，我又会产生那种想法：我的录音机简直就象一件刑具，上面缠绕着关于战争的痛不欲生、无穷无尽的回忆。我已经无力按下录音机的“停职”键，无法道歉，也无法拒绝了，我脑海里承受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