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热情而无私的人们主动跑来帮忙。一些老战友、邻居和同事经常在电话里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编辑部来找我：“请把这个有趣的人物介绍给大家吧。”“快去采访一下这位妇女吧。”“听说您在寻访，我想悄悄告诉您一个地址。”
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热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现过去岁月的真实，它是战争见证人和直接参战者的财富。是的，关于战争，正在写和将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些参战者的见证是不会重复的。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数十个片断、细节和详尽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这一切或是来自讲述者的亲身经历，或是她本人亲眼所见。回忆和筛选这些细节——本身便是一种才能。我真想宣称，这是女人记忆的特征。女人们是用独特方式观察，也是用独特方式记忆的。
请看以下三个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说：
“战争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少了一个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很快就来临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干活儿。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儿。’
‘我很奇怪：
“‘您考虑我什么事儿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我没有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也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玛丽亚是个成熟的高个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绑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从军列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儿。我们不喜欢这叔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点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我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做饭，到晚上，我就去给战士们洗洗内衣，再站上两个小时的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整个战争我都在想：我见后回家时，要好好向爸爸妈妈讲一讲，我受了多少苦。可是我现在回来了，却没人可告诉了：爸爸和妈妈都被法西斯打死了，我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卫生员亚历山德拉·约瑟荚娜·米舒金娜回忆说：
“我们被派到医士——助产士学校举办的半年制训练班学习，总共是一百名姑娘……里面有炊事员，卫生员——各个专业种类都有。训练班结束后，我们步行到车站，再从那儿乘卫生专列分到各地。我们身上穿的是家常衣裙、头巾，辩子上还扎着蝴蝶结……一位将军看到我们，命令他的汽车停下来，探出头来问：‘这支花枝招展的队伍是干什么的?’“我并没有被派到前沿，而是进了二十二集团军的野战医院。在战前连煤油炉都不会点的我，竟然来到卫生检疫站工作。伤员一到，我们就给他们分类、脱衣服，换衣服、剃头刮脸、洗澡擦身。他们都是软弱无力的。所有的脏活儿都是我们干，我们也不得不经受这一切：害羞，人类的惨相，不堪目睹的肮脏，虱子……’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在战争中是义务卫生员，现在是白俄罗斯列宁国立大学的教师，她说：
“我乘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在上铺，算是我的‘小房间’，可那儿现在堆满了行李。’“您在什么年龄里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此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后来，一—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呀——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跟我们讲过……”
在战争中，不仅是开枪、轰炸、肉搏、挖战壕——还要洗衣衫、煮菜汤、烤面包。“在战争中，我们女人的活儿堆积如山。”——卫生员米舒金娜说，为了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必须让他们有衣穿、有鞋穿、有吃的有喝的、有干净衬衣，否则他们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兵。在战争史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吃败仗就因为它是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军队向前进，跟在它后面的应该是“第二方面军”——洗衣女兵、烤面包兵、炊事兵。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自己也没料到，正是她使得我产生了这种展望，要多找些在战争中担任这类职务的女兵谈谈。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带着惊诧而困惑的神情开门迎接了我。这位战争中的列兵炊事员对我说：“我们没有打过枪，我也没有打过枪。我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对我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儿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在同一个地方，柳班希纳地区的乌列奇镇，我找到了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她们两人早先在集体农庄工作，现在都已靠退休金生活，并抚养着孙儿们。她们谈得很少，象是要证明，她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却大老远赶来访问她们。她们一个劲儿地想把我介绍到当地名人那儿去：“菲多洛维奇的奖章不计其数，还有两枚‘光荣’勋章。”她们说，各地的记者们“接踵而来”采访他。而且最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是那些甚至从明斯克“专程”赶来的记者，就连集体农庄主席在胜利纪念日还亲自到菲多洛维奇家去登门祝贺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园里盛开的樱桃树中和格外柔软的春草上很不协调地谈论和倾听鲜血、死亡和危险。两位妇女讲得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
“……我给士兵们洗衬衣。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洗衬衣。衬衣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泪水漂啊，这样的衬衣堆积成山，哪能洗完！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就酸胀，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这是用语言讲不出来的……”——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列兵，洗衣员)说。
“我们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是怎样的英雄壮举啊。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简直可以说，我们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要回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话：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列兵，洗衣员)说。
已经走到门口，也告过别了。安娜·扎哈洛夫娜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我讲得太少了。我有那么多的故事，可是我讲得太少。”
不管你请求别人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开头。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岁了，干吗?’‘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那我们要你了……’”(穆哈梅金诺娃，列兵，面包员)。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从伏尔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写来的信中说：“我读完了师范学校，正好爆发了战争，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回到了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那儿去，我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白面包放在担架上让你抬，象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完成的是什么业绩，她们始终认为：自己干的是“非英雄主义”的行当。她们总是说，在战争中她们干的是女人家自古以来就应该做的事儿—一浆洗、缝补、服侍男人。然而，如果没有她们这些伟大的勤劳的参战者，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在基辅，我结识了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鲍尔肖芙斯卡娅。她讲的故事使我兴趣盎然，因为它概括了所有“打过仗但没开过枪”的人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它原原本本说来，不惮过多的重复。有些重复，不论在这个故事 还是在别的故事里，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战争中期和后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这个人在战前是何许人的话。你当时是十七、八岁还是二、三十岁，离家时是小姑娘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成年妇女——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譬如，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贝廖娃(大尉，军医)对此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撤退时，把一切都烧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弹药都销毁了，只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们撤退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走出屋来，站在路边问：‘你们怎么能把我们丢下呢?把我们也带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个做母亲的，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忍受这一切。也许，年轻人心情此较轻松，我当时就没有那种感情，也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住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很难忍受这场面，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边走边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们总是从最初阶段，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回忆。回忆最初阶段——这是基础，然后上面就能建起整幢的回忆大厦。没有基础，大厦就要分崩离析。
鲍尔肯夫斯卡娅离家上前线时是二十四岁，她多次向我重复说：“那时我已经很懂人事了。”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鲍尔肯夫斯卡娅(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说：
“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三七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我学过西班牙语，在里面当保育员。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就爆发了。我还记得，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则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做‘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话说的那样，凑凑合合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平均每个战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发给我们。这药皂象泥土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们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们差点气哭了：
“‘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个姑娘去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的这一百多姑娘，你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只好走开。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里是谁在住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很会生气。’
“‘那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我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把我叫去了，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
“两个月过去，我的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还住在掩蔽所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象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四五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鬼子，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三月八号，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大家高兴高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战争进行当中，我们都没得过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象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
“‘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我和队长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战功’奖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人，而白俄罗斯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驻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
“就这样，每个要走的姑娘都得到了一部缝纫机。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我的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她，高高的个子，腰板挺得笔直，象是一棵虽老却颇有风采的大树。她说话音色浓重，带点男性的嘶哑。大概，在战争中村里没有剩下一个象样的男人，只有一些老人和男孩，这些女人就成了“女头人”。她当着我的面翻开一摞信件。
“都是我的姑娘们写来的……有的要我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有的要弄一张疗养证，有的想安装一部电话。我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哦，洗衣女工！她们在前线打什么仗了?’战争时期谁想到过什么荣誉证书了?大家唯一的心愿，就是战胜敌人。有些有远见的指挥员，他们发布命令让洗衣工入了军籍。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到了这一层。结果，一些妇女尽管有奖章，甚至得了勋章，参加了整个战争，却不算战争老兵。我常常给她们的领导部门写信，证明她们的身分。有一位高级官员不肯听我的申诉：‘我以为您是在为哪个有功的前线战士奔波，原来您是为一个洗衣女工讲话。’我对他说：‘要是您老婆一个星期不为您洗衣，不为您烧饭，我倒想看看您会是什么模样……’他终于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听了我的话……”
她还和从前一样，是“洗衣政委”。不论我们谈论什么，她的思路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去：
“我在战后头十年里从不去哪儿作客。因为我总觉得觉睡不够。我不能到别处去，在人家家里过夜。战争结束都快四十年了，我还是—躺下就不由自主地想：夜里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真是太幸福了！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比睡觉更大的乐趣。这些年来，我—直在做地区儿科医生。我从来不象一般人那样问候：‘祝您健康。’我总是说：‘祝您和您的孩子健康．但愿不要发生战争……”
这里又是一个“不开枪”的职业，又有一个小故事。
查波罗什州贝尔江斯克市的安东尼娜·米隆诺央娜·莲科娃不满十七岁就上了前线，曾在越野装甲汽车车间里当钳工。她回忆说：
“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里，肯洛霍夫描写过波德杰尔科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和他们的同志被处死的情形。在被枪毙的人中间就有我的舅勇、我母亲的哥哥彼得·伊万诺维奇·雷西克夫。他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就在刑场旁边，亲眼看到儿子倒下，当场昏死过去。人们象抬死人似地把她抬走了……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排长。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小时候多病，由于童年时严重的烫伤，体质很弱。当我长大一些，便对读书着了迷。我读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格林沃特的《破衣男孩》，感动得痛哭流涕，我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四一年，我们本来准备在八月份去外婆家里作客。然而从六月初起，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一个劲儿地劝妈妈早点儿动身，她很奇怪：她的假期是在八月份，谁也不能提前离开。再说，六月份到那儿也没什么乐趣：八月份才能赶上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季。可是我说什么也要立刻启程，谁也劝不住我。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拽出城去……”
她终于劝动了母亲，放她和小妹妹一起先去外婆家。在斯维里多夫村外的顿河草原上，她看到燥热的尘烟在升腾，携带军事委员部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她看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嚎啕痛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们上战场。
“我六月二十三日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简略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请你组织人员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能背诗。在从地里到家里长长的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逼近了。十月十七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开始谈起撤退的事，虽然我明白，外婆也好，有孩子拖累的姨妈也好，都没有力量疏散走开。可是我不能留下来，这样妹妹会遇到危险，我现在得对她负责。
“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凉鞋不得不扔掉了，我们只好光着脚走进了哥萨克镇。我们和别的疏散者们一块儿来到火车站，站长说；‘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装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脚丫子插进燕麦里，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说：‘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人们……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麦德维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无依无靠，挤不到前面去，只好站在那儿，手挽手依在一块儿，免得倒下，免得粉身碎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浑身都冻僵了，好象脑子也冻僵了。我恍恍惚惚地记得，象是有人到我们身边来过，说了几句什么，又走开了。后来又来了一辆装满了人的四轮大车，把我们拴在车后。人家给我们穿上棉袄说：‘得走路，不然你们会冻死的。你们身上没暖过来，不能坐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到了区中心。
“我们在不知是执委会还是镇苏维埃的办公室走廊里坐了五天，坐在很暖的火炉边。我们的身子在路上就暖过来了。终于，从弗兰克村开出一辆汽车来接我们了。最后二十五公里路程显得特别长，因为天气冷得厉害，而汽车又是敞篷的……
“在‘五一’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温暖而明亮。可是，这个人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他肩上担子不轻啊，得带领农庄庄员搞生产，而庄员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加上这又是些城里人，他们没衣穿，也没鞋穿。向日葵没收割便被大雪盖住了，还有摊开的干草也埋在雪下。饥饿的家畜日日夜夜在嚎呜，派谁去干活?难道是这两个小姑娘吗?
“‘你念完几年级了?’主席问我。
“我说，念完了九年级。他听了高兴得很，甚至都不太相信。
“‘这很好，你就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主席背后悬挂的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拖拉机手集体农庄也是迫切需要的。……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于净，天真冷，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拧得过紧、而且生了锈的螺丝钉好象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象故意为难似地，狂怒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仿佛从地里钻了出来，这位唯一正规的拖拉机手，亦即我们的老师，突然出现了。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娘。尽管听不太清他骂的是什么，但我们觉得很不好受，个个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把拖拉机集中在避风雨的地方，那儿也稍稍暖和一些。工作最麻烦的是缺少零配件，因此他教我们开拖拉机，可以说是倒过来教的。
“‘瞧见曲轴的曲颈了吗?’伊万·伊万诺维奇问，然后他开始说明：‘如果把它翻上去，拖拉机手就干不成活儿，而且要吃苦头了。曲轴变成椭圆状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要研磨，但研磨机床坏了，没法研磨，所以，每过一两天必须把连杆轴承整个儿地重新上紧。至于这个嘛，等你们开始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们的训练班就是这种样子，驾驶的偏偏又是这种机器。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我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这台拖拉机上的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二万公里、在设备帐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
“工作很疲劳，一昼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必须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你得全力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
“有一天下地工作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我命令你：开车，就这样开！去吧!’说罢，他便走了。
“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挂钩上带着中耕机。协调中耕机并不难，但扬起的尘土实在可恶。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有点蹊跷：轴承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机器有点跳，赶忙停下来，好象又没什么了。等到再给负荷，机器又跳了起来！我认真想了想这怪现象，然后又不顾一切地开起来。突然，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我报了名。在区委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人家指出我不满十七岁时，我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宣布绝食。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我以为他不会被我吓住的，但他竟然真的把我运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靠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后来我自然是通过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真实巧合，这就是送我们到这儿来的那辆车。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我们在卡梅欣宣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雇主’们也无论如何不想看见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
“‘不可能吧!那么，你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又补充说，这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 安努什卡和阿霞咬紧牙关，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上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
“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很窘，回答说，因为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象山鸡一样被打死的。’“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最‘有文化’的就是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我忘记了一切，简直是在尖叫了：
“‘我们是志愿者！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分队……’“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所以上校马上让步了：
“‘要去作战分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如果一个月内她还学不会闭着眼睛装配发动机，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得到我要她去的地方去。我想，到时候她自己也会主动申请当文书的……’“就这样，我们在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军队竟是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里里外外，千头万绪，又丝丝入扣。前线就象需要空气似地需要机器。我们习惯了高速坦克和鱼雷快艇，可是从查波罗什地区出来，要是去我们的贝尔江斯克的话，就只好乘坐普普通通的小载重汽车，在风雪中冻得够受。战争年代中，‘优秀司机’证章与‘优秀射手’、‘优秀通信兵’等证章是同样等级的。前线司机驾驶饱经创伤的破汽车，创造了很多奇迹。当他们把汽车开进我们车间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了：它是怎么开进来的？天知道！
“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最重的活儿是装配，干这活儿根本没有下班，整天整夜地简直跟打仗一样，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有的人就是抱着马达牺牲的……大家浑身是泥是雪地工作着，在任何场合下，在任何不起眼的小工序上，都没有误过事儿。
“过了一个月，部队首长搞了一次严格的考核，我光荣地经受了考验，我装配的马达安在试验台上，象小闹钟似地运行了二十三个钟头……
“组建部队时，授予我下土军衔的命令颁布了。
“啊哈！——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一—现在该谁替谁洗饭盒了?连加，你要按规定时间起床！跑步去打饭！列兵瓦西里耶夫，我说话您听不清吗?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在季摩弗尼科，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愿这两小时睡眠的甜蜜享受遭到破坏。我翻了个身，捂住两只耳朵。可是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突然发出一声重重的砸击地面的闷响，仿佛就在我跟前。紧接着应该是一声巨响，但是并没有爆炸声。看来，这颗炸弹没炸开，还可以继续睡觉，于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我当时毫无惧怕之感，不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场合下，我都不害怕。只是—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
“‘才二十四岁，整个儿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您到底打算怎样生活?’“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因为我最为苦恼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战争与学习。
“下面要给您讲的就是后来的事情了，我战后的生活……是的，我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过过几天。我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象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渴望着继续学习。在我心目中，大学仅次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就凭着一份助学金读书，犹如在打仗，就象穿着军大衣和发白的褪色军便服的那四年时光。……我怀头一个儿子时，通过了一项专业考试——水文专业；怀第二个儿子时，通过了第二项专业考试——新闻专业。战争榨取了我太多的精力，身体糟透了。为生第二个男孩，我以左眼失明做了代价，而干水文工作又需要一副好视力，我只好从零开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