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着年轻人似的短发型、笑容可掬的恬静妇女到编辑部来找我，还带来了她在战争中的笔记。我没估计到她会讲出那么悲壮的故事来，只想平平常常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我们的谈话。
“不，”她恳求我说，“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来到公园。
“有件事我没写在本子上，我想亲口讲。”
“那么您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您想讲的呢?”
“在战争中我怎么带着两个小娃娃生活……”
下面就是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沃龙年斯基“人民复仇者”游击队女队员)讲的故事：
“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刚满两岁，住在托儿所里，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到城郊了。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孩子呆在我身边。
“我跑到幼儿园时，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忽然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
“‘你们别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共有五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也害怕极了。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邻居帮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儿。我赶到托儿所所在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了。有位乡下人告诉我，孩子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他说，也许是进城了。托儿所里有两位保育员，却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是步行离开的。这儿离市区不算远，约莫十五到二十公里。可是，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两岁……我找他们找了两个星期……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还发着高烧，象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已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里来的，路上还丢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
“‘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见过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后来，我们的住房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我在街上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对我说：
“‘你们到我家来吧。’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我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
“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
“‘别说了，走吧。’
“这样的事，能忘记吗?她和孩子与我们分吃谷糠。为了给儿子送点儿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在城市沦陷期间，这位母亲似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拯救自己的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儿子廖尼亚和两岁的女儿艾洛契卡。就算她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又有谁能责备她呢?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评判她。况且，只要有机会，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就去接头，参加地下工作。儿子毕竟因为大一些，照看他省点儿心，所以她就把儿子送到婆婆家。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领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被杀死……”一个母亲，三年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当盖世太保盯上她时，她只好带着女儿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一口气走了五十公里……”
“女儿一直跟着您呆在游击队吗?”我问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
“她跟了我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呢?我又是个女人，怎么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实在想不通……您问我，我也答不上来。亲爱的，那简直挺不下来啊！如今要有谁提及‘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
“我们是怎样熬过四三年五月的?当时派我把—部打字机送到鲍里索夫地区去。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路上，我沿途来到了帕利克湖地区，可是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了，于是我也就耽搁在那儿了……
“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一两天执行任务，就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时间一长，就没人可托付了。我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包围圈了……如果说，男人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了，我却不仅带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着，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继续赶路，又摔了她……就这样走了一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远离沼泽地一千公里，永远也不想看到它。
“‘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想让子弹打穿我的和你的脑袋……’“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
“‘你够受的了，还是把你的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而我谁也信不过。我不在，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
“‘真是个女人！’他很感动，‘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吻着。他把自己的衣袋全都解开——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这正是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了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娘儿俩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褪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着从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胳膊没被炸掉的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曾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想，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一个飞行员问她：
“‘在这儿你跟谁过，小姑娘?’
“‘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
“‘叫上你妈妈，让她带着你一起飞吧。’
“‘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要打法西斯呢。’“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
“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公公婆婆的住宅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
“‘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母亲。你知道他在那儿是怎样熬过来的吗?’“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
“‘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
“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公婆已经死于伤寒，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廖尼亚……’
“‘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早先和奶奶爷爷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死了，我把他们埋了。我每天都去看他们，求他们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房子里太冷了。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一个人睡觉害怕……’“‘你爸爸和你妈妈呢?’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奶奶告诉我的……’“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妈——妈！！！’
“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儿子整整一个月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跟前，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我和他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
“我和丈夫重逢时，什么都谈，一个星期都没谈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伟大的慈母心呵！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了解你们的勇敢和你们的爱情，了解你们的耐性和你们的柔情，了解你们的忧伤和你们的信念，了解你们的眼泪和你们的愉快，了解你们的一切。其实不然！我们远远没有了解你们，母亲的心房是无限深邃的。
女游击队员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那时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在战斗中死掉一半人……我要给您讲个葬礼的故事……
“有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旁简短致词，首先由指挥员讲话。这次，在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她号啕痛哭：‘我的儿啊！我可怎么带你回家去啊！你说说看，我们怎么替你娶亲啊。你在地下，自己照应自己吧……’“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我的亲儿子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跟你们说话，只好由我来为你们，为你们大家伙儿哭一哭……’“她刚说到‘为你们，为你们大家’时，在场的男人们也开始哭了。谁都忍不住泪水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之时，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而恸哭……”
不能忘记这一点。要了解并且理解，我们的人民是为谁而战，又是对谁而战。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二千万人付出了生命。至于心灵遭受的伤害又该如何统计?又怎能计算得出战争夺去了多少妇女作为母亲的幸福和家庭生活的欢乐与情感?母亲们奔赴了前线，参加了游击队，她们的孩子却只能跟着奶奶或者陌生人长大。
对于战争，母亲自有母亲的统计，那是他们自己特殊的统计。
明斯克医学院第九附属医院神经学教授，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医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回忆道：
“我回到村里，看到我家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象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我看到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朝屋里跑去。当时我真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
“‘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
“孩子们指了指，说，跑进家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跟别的女人—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她好长时间不到我怀里来，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不是守在妈妈跟前长大的。
“我带回一块肥皂。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滋味儿，以为是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记得我母亲是个年轻妇女，而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为了一切罪恶，我恨透了法西斯……也为了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他很疼。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儿来的……’”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讲道：
“我是战前出嫁的，生了一个女孩。战争爆发了，我丈夫是个飞行员，牺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申请上前线。既然他死了，那么，就应该由我去保卫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上面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编入了鲍里索夫一二五近卫航空轰炸机团。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个姐姐，她收养了我女儿。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她数落了我一番，说是，你不应该有女儿，既然你抛弃了她去打仗。母亲怎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我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们重逢时，女儿已是个大孩子了。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吃不饱，睡不好。附近有一所医院，她常常到那所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们过得太苦了。”
“您觉得自己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我在前线常常想她，做梦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尽量体谅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了。所以，她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们心目中，家庭、孩子——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给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那么，她愿意体谅您吗！您也非常难过啊。”
“不。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扪心自问：也许我真象她说的那样，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找不到这种狠心肠。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等上级的命令。男人抽烟，玩牌。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坐着缝头巾，我们，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了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象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了照。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我们非常渴望做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做个好母亲……”
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和儿子，讲的是战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多么难以填补的鸿沟。
……秋雨绵绵，别列兹诺中心区每条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车站上别人告诉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只要走十五分钟，可是我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我不得不绕过一个涨满的小湖、—家冒着团团烟雾的小工厂，以及两大垛挂着湿晶晶草屑的新饲草。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的房子很大，象农民家庭那样隔成两个厢房，，我们坐在朝阳的一间屋子里，沙发上面挂着几幅全家照，还挂着一块白色棉垫，上面别看军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们取下来擦得铮铮亮。”
一只小猫爬到女主人膝盖上，讨好地献媚。主人家的母牛拱开院门，男主人赶紧出去把它赶回圈里。狗把铁链碰得晔哗响……
我是来请她谈战争的。可是柳鲍芙·扎哈洛夫娜没有料到我来，因此毫无准备。不过，从前的事儿她全记得——“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卫生指导员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说：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般情景——血象喷泉一样。我要跑去喊医生，可是伤员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还不快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接着她几乎贴着我耳朵说起悄悄话来：
“您走后，我丈夫会骂我的。他不喜欢别人谈这些。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此我小。战后呀，我瞧着什么都怜悯……拧小公鸡脑袋时，我怜悯，宰公猪时，公猪嚎叫我也怜悯，瘸腿的猫啦狗啦，我都怜悯。我把什么都收养下来……不知怎么，见到别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说：
“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我当时二十三岁。
“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已多少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我已经什么人都不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我记不清车走了多久，要知道我这是在与人生永别啊！汽车停下来了，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原来到了党卫军集中营。我们被折磨得太厉害了，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我们被扔下车来，就象扔死狗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我们在地上一步一爬，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别看到集中营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们却无能为力！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看到：囚犯们在那儿被分成两群。敌人没理会左边的人群，而逼着右边的人群脱光衣服，并把衣服扔到箱子里。谁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来，扔到另—个箱子里。然后把他们推到毒气车里。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进行的……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象柱子似的。这妇女是最后一个了……警备队长见到这谁也不去碰那妇女的场面，便亲自跑过去，一把抓过这孩子，照准一个管道阀门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来)对不起，我现在接着往下讲……这孩子的血和脑浆溅了一墙。接下来，他便亲自动手杀人了。他扑到这女人跟前，开始剥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发现她嘴里有几颗金牙，于是抓起一件铁器，使劲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来……
“所有这些，当然您在书里读到过。战争在你们看来是可怕的，而我们，却是亲眼目睹者。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人和做出这一切的人居然没有发疯……至于那法西斯军官，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还算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
“……接下去，敌人每天押着我们去干活。有一次，我们刚刚下了汽车，我突然听到—个声音：‘妈妈！妈妈！’我抬头一看：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了我。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衣服了，这是它们的纪律。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这件事情以后，敌人不押我们外出干活了，又把我们运回了集中营。大家本来准备趁这天干活时掩护我逃出去，结果打乱了计划……’娜塔莎说：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只要这位受到战争伤害的妇女还健在，她的回忆便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桥梁。但她还想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着她对战争的一笔细帐。她叫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对我讲：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躺着死人一一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在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离开了难民群，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他那年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有时候能看到街上走过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
“我给他解释：
“‘爸爸是面孔白白的美男子，在军队里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
“‘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父亲是白面孔，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父亲。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他打了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是跟儿子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后来他们有交情了。当父亲的有很多故事要讲给儿子听……”
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忘记战争。她自己先得做到这一点，以女人的基本天性来说，她是创建和缔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舍列维拉(近卫军下士，报务员)说。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一位风靡一时的女性。她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没有一个女司机。机务段领导很不理解：‘一个姑娘家， 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图什么呀?’而我就想当火车司机，一心一意想当火车司机。
“三一年，我成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女司机，那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好多文章，号召男女平等，要妇女掌握男子的职业。当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许多人就围上来：‘姑娘家开火车了。’“……我们那辆火车头时常放气，就是说要检修。后来我和丈夫轮流开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得呆在家里。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来，该我去出车。早晨我醒来，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我赶忙叫醒丈夫：
“‘廖尼亚，快起来！战争……快起来，战争！’“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泪流满面：
“‘战争！战争！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办?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两间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我丈夫回家来，问我：
“‘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呆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我也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弄到一只小猫，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五架飞机向我们袭击，可是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车开上了前线?您可以算算：火车头一昼夜就能开个来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车，那么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车哪。斯沃博达上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领导人，曾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68—1975)。——译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线的。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人专打机车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呆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子，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
“儿子现在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为他吃了好多苦。我们从前线回来时，他已十岁了，可只能进一年级。我还担心他精神会不正常，因为我们多次受到可怕的轰炸。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现在我已经有了儿媳，三个孙子。
“火车头，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们不让我开了，我老了……(她笑起来)。
“您不知道，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在生活安乐，我住在儿子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您也许不相信：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同志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妈妈，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分开几天也做不到。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很奇怪，可我就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
“连分开几天都不行?”
“不行，一天看不到他们也不行。如果您参加过战争，您就会懂了，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哪儿会有喜欢战争的母亲啊?凭着自己有孩子，有孙子，她们会希望战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