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天气炎热，我们不但给他们包扎，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呆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一挖好坑我们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估计我们会象他们对待我们俘虏那样来对待他们。您要是能看看他们在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就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的掩蔽壕里时，才醒悟过来，奇怪得不知所措……”(摘自军队护士伊琳斯卡娅的叙述)
伊里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道，战争若没有仇恨，就是不道德的，无耻的，就好象没有爱情的姘居。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战土经受过巨大的痛苦而产生了神圣的仇恨，这是难以排解的仇恨。可是，象护土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上面所讲的那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过，当你身边躺着死人、伤员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还有从深深的树洞里搬出的儿童尸体时，是不可能做到宽恕—切，或讲究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
“我们师解放了阿扎里奇郊外集中营，一群受伤的孩子送进了我们卫生营。他们虚弱到了极点，我们给他们输血时连静脉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颗颗包着一层韧皮的核桃仁。怎么给孩子们截去那小胳膊小腿儿?我早有准备，心灵会剧痛，可没想到连眼睛都在痛——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目睹孩子们的惨状。我觉得，眼睛跟心一样……”——护士基利契说。
还有一点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人，道德上的这一胜利是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最大胜利。本来，这场战争似乎已消除了我们对那些穿法西斯军服者的一切人情，除了仇恨之外。
然而女性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觉到了那仁爱的心胸。
艾米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古拉耶娃曾在部队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被俘过，又从战俘营逃出来，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游击队某支队。
“我们游击队捉到了一批德军俘虏。我在遭受过集中营的拷打、凌辱等许多不幸之后，以为这些俘虏休想得到我的丝毫宽恕。一大群俘虏押来了……我有个女友也在德国人的几个集中营里受过罪，两只手都没有了，我跟她说：‘好了，见鬼，现在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就象他们对我们那样！’但是没有那样做，没人教过我们那样。连打俘虏都不会，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根本就举不起手来侮辱对方……”
明斯克的共和国医院大夫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在战时是外科医生。她回忆道：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
“‘维拉·约瑟夫娜，派您去处理德国伤兵。’“当时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见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去……’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可我非常难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一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我可做不到这些。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可是要同他们谈话，不行。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晚间查房我不干……’”
契尔卡塞州佐洛托诺莎市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在来信中写道：
“我在战争中当过护士。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我们把他一条腿截了去。他就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别人对我说：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人吧。’
“我赶紧跑到病房。我想，也许是又出血了，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我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也不发烧，啥事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
“‘纳……’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纳……’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好象他的命还是保住了。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野战医院已成了德国伤兵医院，德军伤号非常之多。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轻伤员怎样把死者从五楼上踢下来。他们拽着死人的腿拖到楼梯口，沿着阶梯往下踢。要知道，这就是曾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病友，也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们怎样把同伴拖到楼梯口，又怎样粗暴地用脚踢下去。这使我们心惊肉跳，虽然死者是我们的敌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的卫生员却从战场上背下这些德军士兵和军官，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在医院里治伤。有谁记载或收集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还有，四五年那会儿围着我们士兵的行军灶吃饭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记住了些什么?他们会记得苏联士兵送给他们的糖块吗?他们会知道，正是他们的父兄烧毁了苏联士兵的家园、杀死了苏联士兵的孩子，凌辱了苏联士兵的妻子吗?如果说，获得者已不记得或不愿记得的话，那么付予者却牢牢地记得——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忘记。
在卫生指导员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的回忆录里写道：
“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都笑呵呵的，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幸福的人。我原来想，等我们打到德国，我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胸中郁积着多少仇恨！如果一个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干吗要可怜他的孩子?如果他绞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可怜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为什么不能?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
“我踏上德国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竖在大路旁的标语牌：‘这就是它——法西斯德国！’往事一下子涌上我心头，我想：我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的战士们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往事……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一一没有菜汤，也有豌豆粥。我们对老百姓无法仇恨。我跟您说，我们不仅给孩子们吃的，甚至还抚摸他们……”
抚摸，这女性特有的动作，此时象电流一样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心房。抚摸，它跟给点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抚摸，是爱怜的表示。她们在那时还有精力去怜悯别人！
维拉·帕甫洛夫娜·鲍罗金娜（下士，报务员）回忆道：
“敌人恐吓德国老百姓，说我们是吃人的野兽。于是德国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动脉的割动脉。全家全家地去寻死。我们只好看住他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幢房子，里面空空荡荡，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房主人——母亲和女儿。她们已上吊自杀，因为有人告诉她们，俄国人一到，就要开始强奸、抢劫、杀人，或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集中营……
“突然间，他们发现一切都是没有的事！他们都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了什么模样，整个俄罗斯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电影上看到过这一切。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些现在要在德国土地上重演。然而，我们并没有报复，这使他们大惑不解。
“还有一回，我们走进一幢房子，想烧点茶喝。屋内空寂冷落，主人抛下家产望风而逃了。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找杯子。我们找到了一套细瓷茶具，发现上面有我们国家的图案——非常亲切的麦穗……我们一字一句读着上面印着的小字：苏联，奥德萨市出品。结果我们兴奋得连茶也忘了喝……”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上等兵，探照灯手)说：
“人人都目睹了德国人在我们土地上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很想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真的，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想些什么?经过了这场战争，我们真想看看他们……
“这就是德国。我和女伴在街上骑自行车，我看见走过来一位妇女，面容十分憔悴，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跟着她走，抓着她的裙子。唉，您想想，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对着我们，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开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这也是妻子，母亲……”
明斯克人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也记得这么一件事，记得诸如此类的许多事。她身材小巧，完全是一副“玲珑剔透”的模样。好象永远尚未成年，永远单纯无瑕。比起其他人来，她和她那充满诗情、异常敏感的心灵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许因此她便更难于摆脱过去，所以她在回忆时老是重复说：“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近卫军下士，卫生指导员)说：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儿的，当时这是最最时髦的鞋子。我就这样，穿着这裙子、这鞋，去申请派我上前线。我又找到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也对我说，不行，十七岁的小姑娘要是去打仗，男子汉们都会无地自容的。当时是那样一种气氛，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小姑娘还是回家守着妈妈吧。怎么办呢?我直接找到参谋长，那个先前拒绝了我的上校就坐在参谋长屋里，于是我说：‘参谋长同志大人，请允许我拒绝服从这位上校同志的命令，我反正不会回家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撤退。随便去哪儿都行——德国人已经很近了。’后来大家—看到我就叫：‘参谋长同志大人’。这是在战争的第七天，我们开始撤退了……
“不久就开始了浴血奋战。伤员很多很多，他们都特别平静，特别能忍耐。他们真想活下去啊。那时谁都不知道战争会打那么久。大家都在等着：战争就要、就要结束了。我记得，我那时浑身沾满了血，以至于，以至于……我的胶底鞋穿破了，就打赤脚。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在莫吉廖夫郊外，—车站被炸，站内有一趟满载儿童的列车。孩子们纷纷从车厢的窗子里逃出来——那么小的孩子，也就只有三、四岁。附近有片树林，他们就跑到那树林里去。不料突然开出了敌人的坦克，专门往孩子身上碾。把这群孩子碾得一个不剩……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后来，我们部队被困住了。我的伤员太多了，可是过路的汽车一辆都不肯停下来。当时有个伤员中尉，把自己的手枪递给我：‘你会开枪吗?’我哪儿会开枪?我只见过别人开枪。但我还是拿着这支手枪到大路上去截汽车了。在那里，我第一次骂了人。我们没法把伤员都抱走，他们便恳求：‘同志，打死我们吧……不要丢下我们不管……’“最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是什么样的战场啊?它是座城市——有街道、楼房、地下室。你要想从那儿搬走一个伤员，可真困难。我身上到处是一块块的乌青、血斑。我的裤子上沾满了血。司务长对我们说：‘姑娘们，裙子再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领了。’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是血，吹干了，硬邦邦的一 层，穿都役法穿，简直能割破皮肤。到处都在燃烧，就连伏尔加河的河水也在燃烧。虽然是冬天，河水却不结冰，在燃烧。简直是一片火海……在斯大林格勒，没有一寸土地不浸透人血。
“我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到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八岁吧，我真不愿意死在生日之前。只要让我活到十八岁就够了……补充人员到了，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不出一两天，他们全都牺牲了，无一生还。我甚至不敢看到新兵，不敢记住他们，不敢记住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那是在四二年，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一个死掉……而你明明知道，明明看到，他只剩几分钟好活，却无能为力，不能救他。你只能吻他，抚摸他，对他说温柔的话，然后就不得不同他永别。是的，你再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了。这些面孔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眼前还能浮现出他们的模样，所有的、所有的小伙子。过去了这么多年头，哪怕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张面孔呢，然而不行，一个都忘不了，全记得清清楚楚……(她哭了)我们都想亲手为他们建坟墓，亲自动手。可是这不是经常能办到的。我们离开，他们留下，城市毁了，家园毁了，这真可怕。尤其是人死了，年轻的男人死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把最重的伤员用轮船、驳船运送到喀山市和高尔基市去。正是阳春三、四月份，我们四处找出很多伤员——他们在废墟下，在战壕里，在掩蔽所和地下室里，人数多极了，我不能一一说给您听。真是悲惨!我们原以为，我们已经把伤员背下了战场，那儿已经没有伤员，他们都给送走了，斯大林格勒城里至少不会有伤员了。谁知战役结束时，发现他们全都在，多得难以置信……在我乘的那艘轮船上，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几百个结核病人。他们不仅肉体受了伤，心灵也极度痛苦，受尽创伤。我们应该给他们治疗，用温存的语言去劝慰他们，用微笑去鼓舞他们。
“当我们被派去侍候照料伤员时，有人说，这下你们不用打仗了，可以休息了，好象这是—次嘉奖，是一种鼓励。其实，这工作甚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惊心动魄。你在战场上把人背下来，为他救护包扎，把他交给别人——你相信一切就好了，他已经给背走了，然后就朝下一位伤员爬去。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眼皮下……在战场上，他们想活，大喊大叫，想活下去：‘快点，好护士！快来呀，亲爱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拒绝吃喝，想寻死。他们会从船舷上跳下海。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守着他们……我一连几夜守着一位大尉军官——他失去了两臂，想了却自己生命。有一次，我仅仅外出了几分钟，而忘了警告别的护士，他就跳出了船舷……
“我们把他们护送到乌索叶，安置在彼尔米雅郊外。那儿已经新建了一批干净的小房子，专门为伤员们建造的。就象少先队的夏令营……我们抬他们进去，他们却死死地抠住土地不动。哦，我觉得他们个个都能做个好丈夫，真想把他们抱在自己怀里。我们乘船返回去时，心里空落落的，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我们却睡不着。姑娘们在床上躺着躺着，就哭了起来。我们坐在船上，每天都给他们写信。我们分了工，说好谁给谁写信。为的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稍微减轻些痛苦……
“还有件小事讲给您听。经过了这次出差，我在后来的战斗中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腿和脸。我的两条腿长得很美，我害怕它们被打残废了。还有脸……这是随便谈的一桩小事……
“战后，我多少年都不能摆脱掉血腥味，这气味追踪了我很久很久。我洗衬衫时，会嗅到这气味，烧午饭时，又会闻到这气味儿……别人送给我一件红色衬衣，当时这是件稀罕的东西，衣料不多见，可我不敢穿它，因为它是红色的……这种颜色我受不了。我还不能到商店的肉食部去……每次都是我丈夫买肉。夏天我根本不能呆在城里，总是想方设法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是在夏天，我就觉得马上要爆发战争了。当夕阳把一切——树木、房屋、马路都染红时，那一切都有了某种气味，对我来说，这都是血腥味。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我都驱除不了这气味儿！甚至在摊开白衬衫时，我也觉得有血腥味……”
此刻，在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另外一些故事，讲的是战争怎样久久留在人们心中。
亚·雅柯夫列夫娜·叶绍娃(近卫军中尉，卫生排长)说：
“我一下火车马上申请上前沿阵地。部队上去了，我就跟着他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从前沿比从后方回家要快，哪怕快一天也是好的。我把妈妈丢在了家里。我们当年的姑娘们现在还记得我：‘她那时说啥也不想呆在卫生连里。’真的，我回到卫生连，也就洗洗身子，拿件衣服，马上就返回我的战壕。我不顾自己的安危，总是爬啊，跑啊……到处是血腥味儿……而我是不能闻血腥味的。
“战后我在妇产科当助产士，可是没干多久，因为我对血腥味儿过敏，肌体根本不接受这气味儿。我在战争中对血见得太多太多了，再也见不得了……我只好离开妇产科，转到急诊室工作，一看见血，我身上就起荨麻疹，奇痒难耐……”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下士，狙击手)说：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我就乘在这辆电车上。突然，电车停下了，乘客全都尖叫着跑下车，女人们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喊的。我对此没有什么恐怖之感。不久前我还见过那么多死尸，我已经麻木了。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这种感觉过于一年之后才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
让我们再回到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的故事上来，这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她已经谈到了四五年五月。
“四五年五月那几天，我记得，我们拍了许多照片。那些日子太幸福了……五月九日，大家都在喊叫‘胜利了！胜利了！’真不敢相信，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现在干什么好呢?
“大家都对天鸣枪……手上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射击。
“‘立即停止射击！’指挥员下令。
“‘反正是剩下的子弹，留着还有什么用?’我们莫名其妙。
“无论别人说什么，当时在我听来只是一个词儿：胜利！刹那间，我们求生的欲望变得出奇的强烈。我们大家现在开始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把奖章全都佩戴好，请人给我拍照。我特别想站在鲜花中。这张照片就是在一个花坛里拍的……
“六月七号，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结婚了。部队为我们举办了盛大婚礼。我和丈夫早就认识：他是个大尉，指挥一个连。我和他发过誓，只要我们活下来，那么仗一打完就结婚。上级给了我们一个月婚假……
“我们一起到伊万诺夫州的基涅什玛去看望他父母。
“那时候，我们都是凭购货卡买食品，我和丈夫的购货卡合在一块儿。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专门的商店，那儿顾客正在排队，我们也排进去等着。马上就要轮到我买了，突然，一个站柜台的男人跳过柜台，向我扑过来，又吻又抱，大叫大喊：‘伙计们，伙计们!我找到她了。我一下就认出了她，我太想见到她了。我找得好苦啊，伙计们，是她救了我!’我丈夫就在边上站着呢。这是个伤员，是我把他从战火中背出来的。他记住了我，可我呢?我怎么能记得住所有的人呢，他们太多了!这个伤员原来就是这家商店的经理，他把我们该领的黑面包换成了白面包，把人造黄油换成了真黄油。他还开汽车送我们回家。
“我们从基涅什玛回到部队。回来后我们得知，部队不解散了，我们还要到旧战场上去扫雷，这片土地要交给集体农庄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战争是结束了，可是对于工兵，战争还在继续。而工兵的母亲们也知道胜利了……草长得很高很高，在战争中它们一个劲儿地长。四周尽是地雷、炸弹……可是人们需要土地，我们得抓紧扫雷。每天又都有同志牺牲。战争过去了，可我们还是每天安葬战友……就这样，我们又把很多同志留在了旧战场上……
“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把一块土地交给了集体农庄后，开来了一辆拖拉机。谁知，在地里还留有一颗地雷，是反坦克雷。结果拖拉机炸碎了，拖拉机手也炸死了。那时候，拖拉机哪象现在这么多。这么一来，战后的农村又见到了眼泪……女人们号啕大哭，男人们也号啕大哭。我还记得，在古罗斯城外，我们有个战士……我忘了那叫什么村庄了，他就是那个村的人。他为自己的集体农庄排雷，为故乡的土地排雷，最后死在那里了。全村的人把他就地埋葬了。他从头至尾地经历了战争，仗都打完了，却在战后死在自己的故乡，死在生养他的土地上……
“我一给您说这些，心里就很痛苦。我跟您说话时，心里十分寒冷，一个劲儿地发抖。我眼前又浮现了那一切景象，那些死者是怎么躺着的—一嘴巴大张着，内脏翻出体外……我所见过的死人甚至比见过的劈柴还要多……
“青年们常邀请我做报告，我不能去，亲爱的。有一回我到护士学校去做报告，到了那里，一看到白大褂，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了。
“还有一次，他们开车来请我。汽车开到了一个什么站头。我就说：‘请往回开吧，我不行了。’我应该考虑，要说些什么才对，我什么都记着。在战场上，小伙子们都说：‘要死就和塔玛拉一块儿死，和她在一起，到阴间去也快活。’我告诉您这个，意思是说我那时很勇敢，很坚强。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就一下子垮了。我不行了……如今的电影和小说，里面根本没有我们当时见过的场面。在书中我从来未读到过战争所常有的那种惨烈。特别是白刃战，残酷得叫你目瞪口呆，一连好多天都无法正常地说话。这一切，没有亲临过战场的人难道能理解吗?
“别人也许是可以的，他们会讲……这也应该，这是一种功劳。但我不能讲，否则我会立刻病倒。
“每年的胜利纪念日，我总是既盼这一天，又怕这一天。我特地一连几个月收罗衬衣，收罗很多衣服，到时洗它一整天。我必须有事情干才行，我要一整天都忙活。我们一见面，手绢都不够用——前线老兵聚会就是这样。既然您问我，我就如实告诉您，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这会扰乱我心境的……”
“您有女儿和外孙女，您跟她们讲战争的事吗?”
“我们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成长，很少知道我们所经受过的那些恐怖。”
“您这么考虑问题对吗?”
“当然，我们处处小心护着他们，这是不好。有一次，就在我们明斯克，我看到一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新娘和他们的朋友来到胜利纪念碑前，他们全都在嘻嘻哈哈，笑得那么响……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一—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儿不是笑的地方，你们如果在这里笑，就不会过得幸福。’也许，我太严厉了?愿他们原谅我吧……”
“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是这样说的。她非常想忘掉战争，一个人带着如此残酷严峻的记忆，怀着如此痛苦的内心情绪，日子是过不好的。可是，如果她们忘却了过去，不把自己的回忆讲给我们听，那么我们将会是怎样呢?今天不该忘记昨天。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我拯救了生命，”她说，“人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我拯救了和平……
“战后那么长时间，我都无法习惯这个事实，不必但心空袭了。我和丈夫一起复员回到老家时，我都不忍朝窗外看。家乡毁得太厉害，人死得太多了……只竖着一根根凄凉的黑烟囱，不知怎的，它们显得特别高。我记得，在一片野地里残存着一个白白的小灶头，还有一支烟囱。‘这个炉灶在那个空旷的野地中孤零零的……
“我这人很豁达，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哪怕是一无所有，只要有和平就行。哪怕没有面包吃，但不能没有和平。只需要和平，你们懂吗，和平！我们拯救的就是这个和平……多少年轻小伙子为了今天的和平生活而死去了，他们图的是什么?他们就这么死去了，连血迹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我害怕死，因为我连孩子都没来得及养。我想，让我生个女孩吧，她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我真的想生个女孩，战后我果真生了个女儿。后来我又想要个外孙女，外孙女自然也是战后出生的。”
谁能够相信这样的民族会想要战争?——他们的妇女希望生个女儿，并坚信女儿将有另一种命运，而不会重复她母亲的遭遇一—这个民族怎么会要战争?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一点，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妻子，又是姐妹的女人们才当了军人，才去拯救生命，拯救和平吗?
让我们向着她们，向着她们伟大的仁爱之心，深深地鞠一躬吧！
译后记
近些年来，纪实文学在苏联愈来愈盛行，特别是在军事题材文学领域。一九七六年，作家格拉宁根据他同卫国战争时期的女政治工作者维洛尔的多次谈话记录以及搜集到的大量有关材料，写出了纪实性中篇小说《克拉芙季娅·维洛尔》(中译本更名为《女政委》)，两年后，这部小说使作者荣获全苏国家文学奖。目前在苏联最受称道的纪实文学还有：阿达莫维奇，勃雷利，柯列斯尼克合著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乡村》(1974)，阿达莫维奇，格拉宁合著的《围困纪事》(1977—1978)和阿达莫维奇的《讨伐者》(1980)等，它们分别获得过法捷耶夫金质奖和文学刊物的创作奖。有关专家认为，纪实文学在今后若干年里很可能将形成一股更大的势头。
这里向读者译介的长篇纪实文学《战争中没有女性》(《Увойны——не женкое лицо》，原意为“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表于苏联《十月》杂志一九八四年二月号，作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白俄罗斯姑娘斯薇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茜叶维契。她在明斯克一家杂志当记者，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访问了许多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搜集了大量资料，历时四年多，行程数万里，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它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战争文学作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写纪实文学著名的阿达莫维奇为这部作品作了序，他兴奋地写道：“我们又有了一部与《我来自烈火熊熊的乡村》和《围困纪事》同样出色的作品。”被认为代表了战争文学创作新潮流的康德拉季耶夫对此更是备加赞扬，他在《文学报》上著文，感慨万分地写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感激斯薇特兰娜·阿列克茜叶维契，她为了写这部作品，花费了很多精力、心血，长途跋涉。她替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全体男人、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在以往，这种纪实文学都是由“前线一代”作家，即亲身经历战争者写的，而这部出色作品竟然出自一位年轻作家之手，这就更加博得人们的喝彩。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阿列克茜叶维契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荣誉勋章。
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我国读者也许不很熟悉。按照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纪实文学(亦可称为文献性或纪录性文学)是一种“学术史料性的艺术散文”，它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反映当时的详情细节，完整或部分地再现史实。但纪实文学并非单纯地叙述历史或现实，而是采用艺术的综合和概括手法，高度真实地反映具体的生活画面和历史人物的活生生的肖像以至心理面貌。同时，与小说相比，作家的想象作用在纪实文学中又受到严格限制。纪实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段是剪辑、综合、对比、分析，把文献史料忠实地、哲理地用文学形式再现出来，其中自然也不可缺少典型化的原则。纪实文学因其反映的对象不同，本身又具有多种形式。譬如，《克拉芙季亚·维洛尔》和《讨伐者》是地道的小说风格，被称为纪实性小说。而《围困纪事》等作品，洋洋数十万言，容量博大，场面深广，颇具史诗气势，但在总的主题思想概括下，各个片断之间却并无直接的关联，且有时质朴得简直象随笔写照。另一方面，著名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围困》、《战争》、《胜利》等，除去其中主人公的故事系虚构外，大部分战役、背景和中高级指挥官、统帅部成员，均为查之有据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种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巨著，也未尝不可称为纪实作品。写大规模战争，写真实人物和史实，是当今苏联军事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趋向。
《战争中没有女性》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全景性纪实文学。作者没有象前人一样，选择一个或几个原型，精心构思，写成一篇环绕一个或几个人物展开情节的小说。如果那样做，作者也是有足够的素材积累和驾驭能力的。但是，阿列克茜叶维契志在开拓，她为自己确立的目标，似是要写出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的整体形象。她不是描写一两个、十几个女性形象，而是集中了数十个战时妇女的故事，让她们作为主人公轮流出现，“自己讲自己”，仿佛直接面对读者娓娓而谈。这些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丰富多彩、各个不同，又具有整体的共性。作者巧妙地剪辑和汇合了她们的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妇女群象的长卷巨画。作者所取的描绘角度也颇具独特性，她不去渲染战斗和工作的过程，也没有直接描写女兵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主要是通过女性心灵对于战争的感受，从感情上去反映和描绘战争，进而深刻地揭示了那场战争的本质。战争本来似乎是男人的事，女性与军人难以得兼，但这一常规在卫国战争中被打破了，众多女性从戎参战。女孩子们身上习见的娇柔、温存、端庄、懦弱等等，在战火中改变了，女性非女性化了，这一事实说明了战争的严峻和残酷，更说明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全民性。这部作品着意于探索战争中女性的心理及其种种表现，种种变化，同时也就反映了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的牺牲和贡献。
苏联战争文学中，佳作很多，描写女兵的优秀作品也不少。但象《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从个性各不相同的女性的内心深处去反映战争的作品，似乎还是仅有的。康德拉季耶夫说：
“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就在着手写她们了，然而我此刻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那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姐妹们的真实作为和真情实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既惭愧，又痛心！
“而一个女作者做成了这件事，开发了这深深的岩层！”
从康德拉季耶夫的这段谈话中，似可见出这部作品在苏联战争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也可以看到纪实文学这一体裁再次取得了成功。
通篇来看，《战争中没有女性》里没有纵向的主脉，也极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品中有些叙述显得琐碎。然而也往往在那些细微之处，展示了女性的特殊情感，她们的爱，她们的恨。或许，这部作品会有助于我们的读者逐渐熟悉和喜爱这种纪实文学体裁，也会对我国的军事文学作者有一点启迪和借鉴的意义吧。
这就是一个译者的愿望。并谨借此书对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表示纪念。
译者：吕宁思
一九八五年五月 于北京
全文完
战争中没有女性——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斯·阿列克西耶维奇访谈录
文/张晓强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其代表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已在中国出版。不久前她接受了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记者的专访。
写小人物的爱
问：人们称您是描写人类苦难的女作家。您写爱情也围绕苦难来写，是这样吗？
答：我写的一切都有关于一点：我们是谁？现在已经通过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来写爱情了。在爱情中存在一切。无论我在哪里，在明斯克、在科洛姆纳、在莫斯科，我总是在问：幸福的人们在哪里？什么时候我将能够看见幸福而不是因不幸震惊的人们呢？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文化与文学都是由于人类的不幸所激起的，而我正在写作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们如此美好地憧憬，但又如此冷酷地活着？为什么爱情从一方面讲是奉献，另一方面又似乎是病态的？有一次我在书摊前，一位妇女翻看着一部关于名人的书，自语道，“买什么呢？这不是与我有关的书，我只想读关于我的书。”因此，我想写关于“小人物”的爱情作品。在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著名人物为主人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战后40年才写这本书
问：近年来，您开始变得非常的女性……
答：每一次我都花很大精力以便改变从前的我。改变我的内在气质。也许还有面容。我问我自己：“我幸福吗？我是否有不幸的经验呢？”我认为，新人才应该写一本新书。每一次我都希望做我还不会做的事情并远远地超越旧我。我并不匆匆忙忙。那些在空中飘乎不定的猜想与问题，我要捕捉到它们并形成对世界的新的看法。
所有的事情都源于哲学，源于新的观点，这是最为沉重的。《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我是在战争胜利后40年才开始写的，那时，已出版过几千本关于战争的书了。有关切尔诺贝利惨剧，我也是在事件发生15年后才写的。事实、信息并不是全部。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恢复情感的时候了。理智没有给我们带来答案。科学或者爱能否拯救世界呢？我也并不知道……
问：爱情，可以分为女性的或者男性的吧？
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性别：男人、女人。自然，女人擅长交流。男人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不是更简单、更单调，而是另外的一种心理结构。男人记得自己的行为，牢记胜利，记得美；但他们的图画不那么五颜六色。现在许多男人都懂得，爱情是生活价值之一。但是也有另外的倾向，许多年轻人已不想做那种甜蜜爱情受折磨的俘虏了。他们寻求日常生活的安逸。我不评价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是注视着这个进程。女人们，重视玩，欢乐，记得内心的图画，她们深入思索着关于感情的问题。
问：爱的经验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答：只有爱……当你处于微风吹拂的波浪上，你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无论今后在生活中你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战争。我曾问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妇女，在战争中什么是最可怕的？她说，“最可怕的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必须在战场上搜寻那些生还者。我走着、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小伙子平躺在那里，甚至分不清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所有的人都那么年轻、漂亮，要知道，他们才20岁。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在青嫩的麦田上躺着一个死亡的德国青年，他睁着双眼仰望蓝天。”这，也与爱有关。(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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