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一幢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幽雅的茉莉花。我从这幢房子开始的采访，持续了四年，直到现在，我写文章这会儿，采访都还没有结束。说真的，当初我决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
把我吸引来这儿的，是该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简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一家叫“突击手”的汽车厂里。人们欢送会计师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勋章。在一般人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已经隐约暗示出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在1941年至1945年间她究竟是个怎样的战士？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象少女一把长辫子楚楚动人的盘在头顶上，一点都不象报上登出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不，我不想回忆……神经根本受不了。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片……”
接着她反问道：“干吗要来找我？您可以去找我的丈夫。他可以给您讲好多……指挥员的名字，将军的名字，部队的番号……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自己，我的那些事啊，象钉子一样钉在心里……”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您的眼睛谈，这玩意会妨碍我的。“可是不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给抛在脑后了……
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我的故乡在迪亚科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进了集体农庄，修完了会计学课程，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同时我们还在兵役委员会办的学习班里学习。我们在训练班学会了实弹射击。这个由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人，邻村有五个。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男人能扛枪的全上前线了……”
“不久，共青团号召青年们参军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了。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愿意上前线。我父亲已经上前线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前线……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挑选很严格。首先，必须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侯常常生病，体质很弱。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弟弟，虽然她们全都比我小，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同意我走，如果我们全都上前线，整个农庄都会瘫痪的。我们去共青团区委会，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德国佬的枪靶呢？’”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别人不要的包袱推给我吗！’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当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可还有茶点？’时，心里都觉得委屈极了：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都是狙击手，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可以当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们表演一下，检验我们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他们只是从前沿阵地召回集训了几天）还强。接着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是‘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了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你们可以上前沿阵地了。’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每当我们出发去‘狩猎’时，他总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许冒无谓的风险。”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狩猎’，我的副手是玛纱 科兹洛娃。我们在两军间的无人地带挖好掩体，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进行监视，玛纱作持枪准备。突然间玛纱捅捅我：‘开枪，开枪！德国人！’”
我对她说‘我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分工完毕，他早就跑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板棚，哪儿是白栎树……”
“‘你是在学校解方程式吗？我们到这里是杀德国人来的！’”
“我看出玛纱已经发火了。”
“‘那好，就这样开枪吧，你怎么不开？’”
“我们就这样吵着。这时一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这个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机会，他就可能跑掉了。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一出现立刻就会消失——我下决心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噤。我怀着一种恐惧……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开枪，真不容易。但我还是镇定下来，扣动了班级……在瞄准镜里，只见他摇晃了两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后我身上战栗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得不得了：我杀了一个人……”
我们回到排里，大伙开会讨论我的行为。我们的团小组长克拉瓦 伊万诺娃劝我说：‘不要同情他们，应该恨他们……’他的父亲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恶棍再唱吧。’”
几天后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们成为战士，杀人，是多么的不简单。
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上士，狙击手）说：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头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的哆嗦，全身战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的呢？……”
“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过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到达那里时，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筑的残骸，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碳。焦碳里有些扭曲的人骨，还有几颗烧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是我们的俘虏被关在这房子里头给活活地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多少人我都没有感觉了。当我看见那些烧焦的残尸时，我不能控制自己，脑子里除了复仇的欲望什么也没有。”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死在北方了。”
妈妈说：“无论是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女孩子。我总在祈祷一件事：与其你受伤残废，倒不如被打死来得好……”
“我老家在切里亚宾斯克州（我不是白俄罗斯人，是后来我丈夫把我带到此地的），那儿有各种金属采矿场。只要爆破的小炮一响——爆破通常都在夜里——我总是刹那间就丛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抓住，紧紧地搂在怀里，象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
屋子里暖烘烘的，可是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浑身发冷。她继续给我讲：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兵抓回一个德军军官：有见事他十分疑惑。就是在前些日子他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全都是脑门上一枪毙命。他说，普通的狙击手是没有这种手法的‘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到‘这位神枪手是谁？我想见一见他’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不能指给你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沙 施里亚霍娃，她是在单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打死的。使她遭殃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红围巾。她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旧怎么也不肯取下它，结果在雪地里暴露了位置。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干出来的时候，他垂下了脑袋，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常常两人一组，在中间地带从早晨一直潜伏到夜晚，在战位上一动也不能动，眼里流着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过极了。冬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下融化。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知道天黑才能在夜幕下撤回。我们常常趴在雪地里，树梢上，蹲在棚子里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我们在那儿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中间只隔七百到八百米。有时连五百米都不到。”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上帝没让女人成为兵士。我在给您讲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炊事车也被炸毁了，一连几天吃不上热饭，全靠面包干过活，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了。”
“我的副手被地雷炸死了，于是我又带了一个新兵到前沿去。突然，一匹小马出现在中间地带。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象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在嚷嚷，大概是从他们阵地上跑丢的。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打死来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距离冲锋枪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先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怎么办？我想都没想。抬手就开了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了下来，细声细气的嘶鸣着，声音随风飘了过来……”
“我在事后才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漂亮可爱的小马，我竟然一枪把它打死了，要拿它来煮汤喝！可当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哭，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
“怎么啦你？”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好一个多愁善感的大小姐！可我们大家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可怜这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人。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要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我们要杀德国鬼子，自己也得活下去……”
“我回头看那群刚才还在怂恿我开枪的男兵，他们刚刚还在大喊大叫，求我开枪。而现在一个个都埋头干自己的事，还有人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好象我天生就是这么个铁石心肠的女魔头……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我上小学时，我们家的母牛病死了。为此我哭了好几天。妈妈担心我哭出病来，也跟着哭。可是那天，我竟然想都没想抬手就杀了一匹可怜的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好枪法！今天菜里见荤啦……’他放下饭盒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里，根本没动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泪水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就各自端起饭盒吃起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天。聊些什么呢？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母亲，聊已经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将干什么工作，谈我们将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的大尉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但是打完仗保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要了！”
“我和丈夫实在战争中认识的。我们是一个团的战友，他负过两次伤，一次震伤，在部队干了一辈子。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我的脾气他心里最有数。如果我大着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介意，或者默不作声。我跟他已经过了三十五年，两人心贴心。我们养了两个孩子，都念到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恩，我复员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还要步行机公里。现在那里有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接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有一道深沟很宽，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天已经全黑了。不用问，我不敢在晚上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怎么也不敢往下走。不知道是该返回去第二天再走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好笑了“在前线时天天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什么可怕场面没见过？可现在竟然被一条沟给镇住了。看来残酷的的战争一点也没能改变我们的天性。我们从德国返回的徒中，在火车上，不知从谁的被囊里窜出一只老鼠。一下子全车厢的姑娘都乱了套，谁上铺的从高处倒栽了下来，哇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你们都是拿过勋章的狙击手，人都杀过竟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正当我在沟边上不知如何是好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在我面前刹住了。”
“我要去迪亚科夫村。”我说。
“我也正好要去那里”车上的小伙子笑着说。
“我钻进驾驶室，他帮我把皮箱拎上车。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勋章，问道：
“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他是谁，
“科尔卡 契绍夫！是你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曾在母校当过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鲁西卡？”
“是啊”
“真的是你！”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的眼睛了噙了泪水，他也一样，多么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对我妈说：‘快，我把您的女儿带回来了！’”
“我回到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先要学会重新穿裙子和便鞋，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习惯于扎腰带。笔挺的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象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对裙子已经感到陌生，因为老是长裤。晚上把裤子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管这叫‘熨裤子’。但是冬天根本干不了，只能凑合着穿出去，结果在严寒中立刻就冻出一层冰壳子。别看我们回来了，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可一看到军官就禁不住想敬礼。我们吃惯了供应，回来后自己去粮店买东西，经常忘了给钱，拿了东西就走。幸好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过后想起来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给人家补上，还要赔礼道歉……”
接下来这个故事，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第二遍。战争对女性的伤害实在是太残酷了。
她沉默了，在这沉默的片刻，我提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了战友玛申卡 阿尔莫西娃。在库尔斯克战役的一天，一位炮兵师长负了重伤，倒在胸墙外面，她爬过去救他。结果一颗炮弹在她面前爆炸，师长被炸死了，弹片则削掉了她的双腿…………。我们把她送到卫生营，一路上她不停的哀求我们：‘给我一枪吧，姐姐，给我一枪吧……”她就这样哀求着……苦苦哀求着……后来她被转送后方医院，我们则继续前进，返工。她从此便断了音讯。我们都不知道她后来到了哪儿，情况如何。我们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得不到回音。后来还是她当年在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在远东的一个残废军人疗养院里发现了她。这些年她一直隐名埋姓，躲开所有认识的人，好让大家都以为她死了。期间她住过很多医院，动了几十次手术。连她的亲生母亲也一直以为她死了……这种事儿，您能想象得到吗？三十五年啊，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就是战争…………我们后来把她接出来，参加老战友的聚会，我们安排了她的母亲来和她见面，母女两人在主席台上抱头痛哭，台下的所有人也都在哭……”
“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战争，不是钻掩蔽部，就是在炮火中转移阵地。醒来时，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实在不愿意去回忆……”
我以切肤之痛感受着这个裹着旧毛毯的瘦小女人内心深处储藏着的那种无法排解的痛苦。“孩子……”——她喃喃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把滚烫的双手伸过来，跟我到别。
我离开她来到大街上。此刻，我实在无法恢复自己原来的心情了，因为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心情也总是痛苦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都没关系。但伤了心灵……那就痛苦极了……要知道，我们离家时都还是些小丫头……我们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
我唯一的罪过就是，
活着从战场上归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能够，
却没有救回那些必死的人们。
他们——老的老，小的小——
永远地留在了死神身边，
但我终究，终究，终究……
这是亚历山大 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诗。他那“终究，终究，终究……”的诗句至尽还常常扣击着我的心灵。我还要继续寻访前线女战士们，要把她们的故事写满几十个笔记本，统统录到我的磁带上。我要和她们一起痛苦，一起希望。请相信吧，我会发现另一种战争的。因为我们过去对战争既了解得太多，又了解得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