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浏览着一篇篇的录音“摘录”稿，读着一封封来信，试图想象：她们。这些在四一年跟着撤退部队一起离家出走，围着兵役委员会百般纠缠，幼稚地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增加一两岁，一心想上前线的女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人？据她们自己回忆，当时她们的年个十时亿年 世界一夜之间便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事：那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最后一次课堂铃声，为毕业舞会准备的新连衣裙，假期，初恋，对未来的幻想……另一部分是战争，被称作战争的那一部分首先就让她们遇到不容回避的选择。而对她们中间许多人来说，选择生死竟如呼吸那样简单。
我试图设想，倘若这种选择摆在我的面前，我又会怎样。于是我用另一种目光来打量我的防哪个件：心爱的书籍，唱片，正柔和地照亮着我的台灯，隔壁传来的我所熟悉的母亲的鼾声……我的这一切都得丧失啊。这时我便不那么急于复述什么生死选择不过象“呼吸一样简单”了，尽管当时她们就是这样的。更何况现在的我比当初那些姑娘要大许多呢……
莫斯科人季娜伊达 伊万诺夫娜 帕尔申娜（列兵，通信兵）在信中说：“……我是志愿上前线的。干吗不上呢？大家都去……整天渴望的就是撒谎能够前线……别的念头全没有……”
我到热烈兹诺沃德斯克去休假（不过开了头的工作是到哪儿都放不下的），在那里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纳塔莉 伊万诺夫娜 谢尔盖耶娃（列兵，卫生员）。她有声有色地对我讲述了她家里的事情：
“我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是女孩，我是老大。战争在进行。德国鬼子已经逼近莫斯科……有一天，爸爸现在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都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姑娘感到骄傲，都是漂漂亮亮的……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纬度我们家没有……我老了，热不会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而男孩子呢，又太小……’那时我们全家真难过。”
“后来上面办护士培训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他逢人就说：‘这是我为战争所作的最大贡献了……’”
象这种情况远不是个别的。西瓦什斯科耶市的安东尼娜 马克西莫娜 克尼亚节娃（下士，通信兵）在来信中也这样写到：“我家没有男孩子，只有五个女孩。母亲和我们一起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便自愿上了前线……全上了前线，整个家庭！一个妈妈，五个女儿。父亲早就参战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种母性的牺牲精神更高尚的了，可是谁能够明察母亲的拳拳之心，领悟其中的含义呢？
“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到兵役委员会去，申请上前线。”明斯克人达吉杨娜 谢苗诺娃（中士，调度员）回忆说。“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们……你们还嫩呢……’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
“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只能让你们当调度员，而且没工夫让你们学习。’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在车站。看到我们上了车，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叶夫罗西尼亚 格里戈里叶夫娜 勃柳斯（大尉 医生）回忆说：
“我们家全是女孩——四个小姑娘。上前线的就我一个。爸爸幸福极了，因为他有女儿上了战场，女儿去保卫祖国了。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领取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想让全村人都知道……
叶夫盖尼亚 谢儿格耶夫娜 萨普洛诺娃（近卫军中士 航空机械员）离开故乡叶列茨上了前线。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我央求妈妈，千万别哭。那天虽然是白天，可是天黑沉沉的四下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啕大叫了。我妈妈倒没哭，她呆呆地站着，象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怕我突然大哭起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头发理得象个男孩，一身军装。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跟你说吧，现在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象《祖国母亲在召唤你》，《你为前线做了什么？》，当时对我影响可大了。我认定了，在这儿，在后方，只有年长一些的妇女才可以留下，而我，说什么也得到前方去。
“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移，修复铁路，我们都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奥尔加 米特罗方诺夫娜 鲁申茨卡娅（中士 忽视）从斯塔弗罗波尔边区写来了一封信：“我上前线的那天，真是个好日子。空气潜心，细雨霏霏。妙不可言！我是早晨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想着：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妈妈流着泪，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着我不肯松手……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回来，我不会死的。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我怎么会被打死，世上怎么可能会不再有我了呢？……”
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 扎波尔斯卡娅是在军队里遇上战争的，她是部队的电话接线员。她所在的那支部队驻扎在鲍里所夫，战争开始后没几个星期就打到那儿了。父母住得并不远，她完全可以回到他们身边，一同向后方撤退。但她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象她的女伴们那样。
“我随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鲍里所夫，”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讲述到，“我来又撤到摩基廖夫。德国人在向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特别是机场。而我们就在机场一带建立起通信站。轰炸不分白天黑夜，真是凶猛得很。大批的部队不断地后撤……”
“这时，全体姑娘们象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十二人，一直决心保卫祖国。”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士兵们把发凡和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忙吃点，在总机旁打个盹儿，然后继续工作。根本没时间洗澡，我只好提出着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了吧……”
战火还没烧到古比雪夫州布祖卢克市，莲诺契卡 雅科夫廖娃就急着申请上前线了。“现在还叫你莲诺契卡，没有叫你莲娜呢，你怎么申请上前线了呢？你妈妈会舍不得的……”邻居大娘们都这么劝到。
可是，小姑娘哪能劝得动呢？诸位一定都记得尤里亚 德鲁宁娜的诗里是怎样写的：
我少年时就走进肮脏的闷罐车，
加入步兵梯队和卫生排。
隆隆的炮声我们充耳不闻，
四一年的一切全都司空见惯。
我从课堂走进潮湿的掩蔽部，
因为不论是“美妇”还是“圣母”“亲娘”，都不如“俄罗斯”这名字
更加使我亲切，向往。
叶莲娜 帕夫诺夫娜 雅科夫廖娃（准尉 忽视）讲述到：
“……当我们重新找上门去时（我记不清那是第几次了），兵役委员会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 好吧，就算你们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就算你们能当忽视和司机……可是你还能干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只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会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都认为太长。好在这个短训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准确的说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院长：‘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 谢苗诺夫娜 卡丽贝尔达（上士 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兵，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顾念叫玛伸卡 松古诺娃。这位可爱的玛伸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诺娃战士。”
“列兵松古诺娃请求接触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
“可是你们还能干些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
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些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需要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谢苗诺芙娜·卡丽贝尔达(上士，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洛娃战士，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我简直无法用言词表达，来说明我们那时的心情。我们情绪很大，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太平淡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 将军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姑娘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一个个吃不好，睡不安。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谈话了。)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军队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卜卜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妈妈，我太挤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
“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里来，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我们被围困时，大家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在路上他们被敌人抓住，但他们还是逃出来上前线……
“当时是怎么回事?还要过好多年，这段历史才会弄清楚，您想想，一个孕妇带着地雷走路……而她还在等着自己孩子的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可她还是那样做……”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街道两旁自动排起了围观的队伍：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营全是姑娘……我们坐上军列向前开，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小伙子邀请我们过去坐：‘姑娘们，你们一定饿了。我们这儿有面包干。’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为什么在大量的细节中，我只挑选这样两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绑在枪刺上的紫罗兰?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了解的这个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为真实、最为亲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正是这稚气未脱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罗兰所引起的三次额外勤务，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远胜于大批敌军被炸毁的军列、击落的飞机，烧坏的机械化装备，以及大量的战利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消灭了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敌军军列、飞机和机械化装备。而今天使我最为激动和感奋的，却不是军事战役的描写，而是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微末节。战争强化了当时生活中每桩事实、每件琐事的意义，在这儿，生活已改变了原来的面目。
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样变成了非凡军人的呢?她们虽然时刻准备建立功勋，但她们并不适应军队。同样，军队也不适应她们，因为姑娘们大多是自愿参军的。人们对她们估计不足，也没思想准备。“我在兵役委员面前又撒泼又撒娇。兵役委员奇怪地问我：‘谁告诉你说要接收姑娘参军啦？’要知道当时战争才开始没几天……在这一年中，我死活认定：我是能作出什么贡献的，可是什么贡献也没让我做，除了往前线寄去唯一的一双暖手套。我的毡靴是三十四码的，寄去也没有用。于是我又接二连三地跑兵役委员会……”——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娅(列兵，侦察员)回忆说。
当兵的学问她们不是迅速而轻松地掌握的。得穿四十码的厚毡靴和带帆布套的美式大皮鞋(她们管帆布套叫‘履带’)，还有军大衣，而且必须剪掉辫子(个个姑娘都对这惨痛的损失耿耿于怀，少女的过去和军人的今天从此截然分开)，习惯军队纪律，学会识别军衔，学会射击目标，匍匐前进，缠包脚布，一连几昼夜不睡觉，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带上防毒面具，挖战壕……这些具体的战争生活，在她们要求参军之前，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
格鲁吉亚奥甫恰村的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列兵，高射机枪手)回忆道：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分队长古利亚耶夫下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认为：他能教我们什么?……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服装：大衣，船形帽，军便装，裙子。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四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做这么小尺码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发了我一双四十二码大皮鞋，不用解鞋带就可以直接把脚插进鞋筒，皮鞋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列队走过石头马路时，路上都进出了火星，我的步态稀奇古怪，根本不象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
“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你三次额外勤务！’“我回答说：
“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皮鞋掉在地上了，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到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是不能象别人—样走的。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六码的高筒靴……” ．她们就这样，告别了青春，告别了无忧无虑，稚气未脱的生活，跑来适应军队纪律了。……
莫斯科人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飞行员)在信中写道：
“我们那时都是象你们现在一样的小姑娘，别以为，我们是如何与众不同。纪律、条舍、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每天站岗守卫飞机。条令中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
另一位莫斯科人，空军大尉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讲述道：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你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的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 姑娘们一边剪—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辫子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
“‘队长同志，您的命令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
“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简靴，晚上就在镜 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
“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为了做到这一点，得要求姑娘们具有军人气质，要求她们对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分心，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每次我们乘汽车去澡堂洗澡，看到城里的女人全都穿高跟鞋，戴着漂亮的头巾。她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是我们从前那种老百姓的口子。我发现，我的姑娘们个个都沉着脸……”
经过了六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训练，她们有的获得了护士证书，有的在狙击学校、航校或工兵学校学完了速成训练大纲，于是她们便加入了狙击手、飞行员和工兵的行列。她们拿到了红军证书，但还远不是军人。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她们经过了学校学习，她们有这方面的学问，但还没有经过战争和前线的考验。战争和前线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书本印象，往往是些稚气十足的概念。
兵役委员会接受了一批杰出的战士。有些土兵被派往游击队去工作，可是却有人问：“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上尉，外科医生)说：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一位上校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大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害怕登高。于是他建议：‘那我们把你派到游击队去吧。’‘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他最后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一到，主治外科医生便出来了—会儿，看看我们，然后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斯杜捷别克’牌重型汽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过了一个小时，我已经上手术台工作起来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真累啊，累得饭都不想吃。
“我们在士麦林卡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铁路停运了，我们也四散跑开。我们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阑尾，他今天已经在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整夜，躲着飞机。可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样钻到地里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哦，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嘲笑。其实，我当时真说不定会倒霉的，不是吗?我直挺挺站着，白桦树树干白闪闪的……
“我是在魏纳市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但我们不愿意……”
野战洗衣队的列兵靳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家里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听人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于是我们就坐着，等着；那么，敌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说，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关照—声，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过了扫射关了。我记得有个战士，对了，是个大男孩，军装上佩着—枚崭新的勋章。我们一点儿也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经历战争的。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而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内衣很脏，有虱子……”
最难熬的是刚到前线的那几天、那几周和那几个月因为人们还保留着原先和平生活中的感情和习惯，所以心情是格外的恐怖，格外的反常。战争本来就使得一般人痛苦不堪，何况她们这些被父母溺爱、心疼、老是当娃娃看待的小姑娘呢?列宁格勒的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把这种姑娘叫做“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这—比喻点出了一个女人的天性与她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受体验和耳闻目睹所产生的全部矛盾——姑娘们在战争中变成了另一种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热情、不同寻常的听觉和眼力。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听人说，头部和腹部的伤是最重的。于是每当遇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就拼命把肚子和脑袋藏起来。我们在一辆破烂汽车旁边拣到一个司机坐垫，便用它挡身体，再把脑袋垫在膝盖中间……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个伤员。我常常想起那张脸…·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儿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唉！’我想：‘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温柔的造物，还恶心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我逐渐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千干净净，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小船形帽，凤尾发型……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你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而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明斯克人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第四十八集团军老战士)回忆说：
“我们遇到了空袭。人们全都跑到沟里。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护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种负疚感。恐惧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我扭头又跑了回来：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死者，别人也许早已司空见惯，而骑兵连卫生指导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却吓得够呛。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姑娘对此终生不忘：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连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分年轻的漂亮小伙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为他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毫无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在太阳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是脸色苍白。
“扫射之后便开始了轰炸，有一颗炸弹落到弹药箱上，弹药又向四面八方爆炸……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可死人总得埋啊！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在附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跟前，挖个坑，把他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压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树林里去，特别是到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树林里去……我不能在那儿坐着……”
这严酷的回忆就象尖声惨叫一般留在她们心中。她们的叙述开始总是平心静气，而到结束时几乎是声嘶力竭了。说完，就抑郁不乐、惘然若失地坐着。每逢这时，我就感到十分内疚，我知道只要我一走，她们就得吞服安眠药片，喝镇静剂。而且她们的儿女们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着你，意思是说：‘她讲够了吧?别让她伤心过度了……’只有一个理由能安慰我，这就是：我将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加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然而，坐着听这些故事，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而她们讲述就更费劲了。
亚·杰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军陆战队某营卫生指导员)说：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直到低下头来，才弄清那是个死人，我哇地哭了起来。我站在那儿哭啊哭，哭声引来了好多小伙子。战斗十分激烈，伤员多得很，而连队已经冲过去了，迅速推进到很远的地方，把我留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弹坑里，里面躺着重伤员，大都腹部受伤，一个接—个地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我就大哭一场。
“有个伤员的断腿卡在裤管里，他大喊着；‘快给我包扎腿呀！’我给他剪开裤管，他请求说：‘小护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面是明斯克市国立口腔门诊所医生玛丽亚·赛丽维尔斯托夫娜·巴若科(战地护士)的回忆：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抱着，就象抱个孩子……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梦见我抱着这样的腿……
“可是给妈妈写信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到：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 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卫生指导员、国际红十字会一级证章一一“弗罗仑斯·南丁格尔”金质奖章获得者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当时姓古哈尔斯卡娅)从列宁格勒地区的一个住宅新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弹雨中去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象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四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德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人员——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可是直到我把伤员拉回我们阵地，敌人连一枪也没开……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因为衣服总是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来我家作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
杀人的技术在不断改进，可救人的办法却一成不变——依然要把伤员背在背上运回来。我没有看到过她们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样背伤员，可是有一次我亲眼见过一群强健有力的男子汉从火车车厢往下卸粮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于人的平均体重)，他们的衬衫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这是个愚蠢的比较，可是我却好象亲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战场救护工作。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秘密：受伤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体重重得多，何况是在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来到前沿阵地，仿佛比那些年纪丈一些的人还能吃苦。我不知道这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们体重要此我们重两、三倍，除了他本人的体重，还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军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一点点往回爬。放下这一个，马上去背下一个，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都得这样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却只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员的体重。真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斯特列尔柯娃，助理军医）。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在战争开始时刚好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确切地说——她们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毕业证书的。她当即申请上了前线。她奉命跟着特工分队秘密前往敌后，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的游击队通道。战后她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长期从事战争的研究。”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讲述说：“我在自己制订的诸多研究选题中，自然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什么原因促使女人参加战争的?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特点。当我们的妇女看到她们的国土要沦丧、民族要灭亡时，她们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给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烧饭做菜的。另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在战争初期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战争第二天就从学校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让我们上前线吧!’其实，我们对前线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上前线还很糊涂。不用说，我们被拒绝了：‘去吧，先去通过国家考试。’“我们通过了考试，又来申请上前线。姑娘们都提出了申请……当然，战争，这绝对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战争变成自己的职业。女人不可能适应这种职业，尽管她们天生具有适应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此男人强好几倍，尽管她们是母亲，她们必须保卫、守护自己的孩子，她们比男人更富于韧性——这是她们的天性。然而，她们终究不能习惯战争。
“我们在四二年越过前线，驻扎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天夜里，他们一个劲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象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