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丘达叶娃在门口高兴地迎接我。她看出我有些局促不安，又赶紧补充说：“我一定给你好好讲，详细地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已经把我的两个女儿骂了一顿：为什么把我的地址透露出去?我心脏很糟糕，连坐着都要靠药片支撑。好了，我们还是先来尝尝馅饼把。果酱做的馅……就象我们在西伯利亚时吃的一样……”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象是为了要别的什么人听见：“我们一直在等记者……赶紧跑出来看看，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在电话里听见你，声音好象挺老练，原来是个小姑娘。”接着又安慰我说：“别在意，别在意……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你这人真讨厌，总是风风火火的……当兵的，都是这样！”厨房里传出说话的声音。
“这有什么关系！自己人，会理解的。”可对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们当记者的都是这么年轻吗?也许单单被我碰上了？”她马上又安慰我说：“我是不会返老还童了，而你也会变老的，会变老的……请随便来我们家吧。我们家可没有什么讲究。我不称‘您’而称‘你’，你不会生气吧？还是按前线的老规矩说吧：‘嗨，姑娘们！开始吧，姑娘们!……’你瞧，我们连雕花玻璃杯也没有……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放在糖果盘下面那个小匣子里：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我们不想换新式的，我们习惯这些了。我女儿先是嘲笑我们，现在已经是挖苦了。你们年轻人哪，总是要新东西，越时髦越好……”
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招呼我坐在餐桌旁。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您猜，我和她有多少年的交情?”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介绍我们认识后说，“战后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友谊……”
“您可千万别打断她讲话，”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提醒我，“她要是说话停下来，就会哭了。我是了解她的……”
“茶早已准备好了吧?我去端来。”
“你坐着，我自己去……”
哦，她们多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啊，哪怕仅仅是想一想！太可怕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炮炮长)说：
“是什么激励了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跟我谈话时提出的。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最后指挥员开口说话了：‘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最好连战争二字也永远不要说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我要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她就象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说，我在她身边可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要我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们在十八岁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我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我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声明，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接受我去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的腿脚有毛病，脾气坏的很……
“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妇女。我们撤退的时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而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姑娘得盖盖好……’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儿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在男人那儿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他在战争期间任过营长。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们就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世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这是—张世界地图。有一次，丈夫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们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哪有这些地毯什么的，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于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呼吸、欢笑、生活……
“现在我经常应邀作报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了话。听人说，她们都是千金小姐。她们问我，你是战后出嫁的吧?不知为什么，她们以为战争中不能结婚。我对她们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了战利品，而我带回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不错，我本来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可是体力、精力、财力都不允许。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我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作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包馅饼，说什么也要我收下：“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呐。”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把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们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我们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你走后我虽然会病上一场，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你认真听了我的故事。让我的回忆永远保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