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O年，难忘的五月。我已经进行了两年寻觅、采访，往全国各地发出了数十封信。我的私人邮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航空飞行团女飞员玛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贺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于是我此时仿佛生活在两代人中间——既在四一年的年轻人中间，也在我自己这一代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中间。我的心灵承受着两代人的现实，经历着两种人世生活，它们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轮番占据我的心灵，最后终于融为一体。我的记忆已经成了她们的记忆，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
有时人们问我：战争还有什么可写的?是啊，我也想过，写满我的活页本、塞满我头脑的那些知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人类经历过的那种战争，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罗莫娃在信上说，“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
“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营地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И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讲出来，准能写厚厚一部书……”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伊万·阿尔申吉耶维奇·列维茨基在信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跟我见过面，说：‘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队，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注意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女性’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这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弹呀（普特——系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嘹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各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但每颗心都燃着一团火。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更何况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一心肠硬不起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细，更加认真。炮兵做事，精确性是首要的。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从高尔基城(我们营在那儿组建)一直打到波兹南。坦克手有铁甲，步兵有战壕，高射炮兵呢，无遮无拦。交起火来，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伤害，唯独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弹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敌机向炮位俯冲时，炮兵也不能离开炮位。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我一直想对别人好好讲讲高射炮兵，或者写出来……”
我手里有全国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当我收到一封来信，在地图上找寻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镇时，简直惊讶得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么时候，怎样会面?后来产生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尽量让这些妇女集中起来。但怎样集中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
“……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个规矩已有很多年了。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穆尔曼斯克，有的来自卡拉甘达，四面八方都有。总之，我们期待您……”
亚历山大公园有座纪念碑，在纪念碑四周攒动着脱帽的人头和五月的鲜艳花束。鸟瞰此景，犹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挟着，幸福的温存话语在我耳边回响：“玛丽亚，是你吗?差点儿认不出你来了，可你这双眼睛……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是你的儿子吗，费多尔？跟你一模一样。把儿媳和孙子也带来了？中士，你都快有一个正规排啦……”，“万尼亚，你还记得吗，啊？你想想，我们在四一年那会儿是怎样的?你的裹脚布丢掉了，一个女人跑过来，把自己的围巾扯下来给你包脚，还记得吗？”；“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终是水灵灵的，不过在飞机里还是有点蔫了。但我愿意摆自己的花……”
纪念碑周围，莫斯科人忙碌着，过着他们轻松的日常生活。他们已习惯了这种隆重悲壮的集会，已经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这集会消失了，他们反倒会觉得不自然。是的，就连最年轻的市民也不为此惊异。我不由这样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打过仗，甚至除了采石场爆破外，连一次爆炸也没见过，但是，战争的回忆却遗传性地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心中。那场战争离我们仍然很近，还不足—个人的半生岁月，因比过去的一切对于我们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平时，在芸芸众生之中，记忆也许已经融化得不见踪影，而比时它又从尘世生活中游离出来了，犹如洪水和野火之类的自然现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它真正的面目。
入夜，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就象不久前“苏军之家”热闹的会客厅。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或拍照留影。这里不存在什么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别人看见你身边有个年轻姑娘，只要问一句：“你是谁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五二五七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我不会对姑娘们说假话：整整一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一天，就盼着我们的聚会。我有儿女，有孙子，可是他们中间谁也比不上我那些前线姐妹们亲。我的孩子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嫉妒。”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把我介绍给所有的人。我把名字记了下来，她们是：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
“萨莎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明天就要走了，心里很难过。我请求领导再给我一天假，由我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可是不批准。我们的头儿，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明白这些聚会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快谈起了正题。谈起遥远的往事，正是这些事在几十年后把她们汇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式。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在……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象搂着布娃娃……”
“我是妈妈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最后竟到一个迫击炮连当了见习医生。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迫击炮只要一开始射击，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时间好象整个人都被烧着了一样。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妈妈呀，我的好妈妈……亲妈妈……’我们部队驻扎在树林里，每天清晨我跑出去——只见四周静悄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难道战争就是这种样子吗？景色这么美，这么幽静……”
“上级命令我们穿上军装，而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头。钻进男式长裤，姑娘们能从裤腰那儿把我整个人扎在裤子里。于是我索性就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连衣裙到处跑，遇到领导我就躲起来。结果，因为破坏军纪，我被关了禁闭。”
我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最艰苦、最困难的是什么。大家一致回答：工作。每天都得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本来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在行军时睡觉。可在队伍里我竟然真能一边走，—边睡。结果一头撞在前面人的身上，才醒过来。一会儿，又开始睡了。有—回，我在黑暗里没有往前走，而是朝边上走去了。我在野地里走，仍然边走边睡，一直走到一条水沟里，栽倒了，这才醒过来。我赶紧跑去追赶自己人。”战争中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工作”——意味的是什么：枪伤、震伤和烧伤的人不计其数，可是百分之七十二的伤员都重新归队了。在前沿，医务人员的伤亡仅次于步兵的伤亡而占第二位。然而，她们记住的并不是这些数字——当时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啊?她们牢牢记住的是另外的东西。
“我们常常一连几昼夜站在手术台旁。站在那儿，两只手臂酸得要命，脑袋时常会撞在手术病人的身上。我们的腿脚都浮肿了，连油布毡靴都伸不进去，眼睛胀得闭都闭不拢。”
“我忘不了，有次运来了一个伤员，人家从担架上把他抬下来时就对我说：‘算了吧，他已经死了。’我跪在他前面，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惊叫了一声，连忙喊医生：‘大夫！大夫!’人们把躺着的医生扶起来，掐着他让他醒过来，可他又倒下去了，象一捆干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来，他在这之前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还有一件事她们记得很牢：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机枪朝他们密集地射击……这个营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我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可他瞪起眼睛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你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我们医院里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在这些姑娘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比同龄小伙子要年长的感觉？在她们少女的心灵深处，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女性的温存感——只有饱经风霜、年龄渐大的妇女才会有的温存感？她们的讲述回答了我：
“怜悯之心使女人成熟。我本来是个小姑娘，本来自己还可怜自己呢。可是在战争的头一年里，我的见识和感受是那么丰富，以致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尤其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男孩子被截去胳膊或者大腿时，孩子气很快就从我心中消失了。人没有一模一样的伤口，战争对每个人的伤害是各不相同的。
“伤员常常喊着：‘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你。只要是死者睁着眼睛，我就抬不动，只好先把他眼睛合上……”
“有一次，运来了一位伤员，全身上下都扎上了绷带，连脑袋也受了伤，脸几乎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活不多久了。可是，也许我使他想起了谁，他对我叫着：‘拉莉莎……拉莉莎……亲爱的……’很可能，他在叫他爱着的一个姑娘。我知道，我从不认识他，可是他却在叫我的名字。我走近他，莫名其妙，呆呆地注视着他。‘你来了?是你来了吗?’他喃喃地说。我抓住他的双手，俯—下身子……‘我知道，你准会来的……’他嘴唇嚅动着说，我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就禁不住涌出来，简直讲不下去。他又说：‘我离开你上前线，还没来得及吻过你一次。现在，你吻我一下吧……’我便对着他俯下头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濡湿了绷带。我赶紧躲开了。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死了……”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妇女，容貌俊美而端庄，宛若一位严肃的女教师。她独自坐着，旁若无人，老半天不说话。她的命运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记忆却是独特的。
“人们都不愿意死。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于是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一个人直到临死，却仍不相信自己会死。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得对他们说，不，不，你怎么会死呢?我吻他们，拥抱他们，劝他们说：‘瞧你，怎么搞的?’现在连他们的姓名都遗忘了，从脑海中消失了，可是那些面孔还清楚地保留着……”
话题被叉开了，向各个方向分散，人们欢聚一堂时都是这样。“你还记得吗？……”“再想想看……”“想当初……”，还不时地有人敲敲门，走进屋来。人们就警告说，坐不下了，后来的人要自带座椅了。
“可以自带茶饮和家制馅饼吗?”
“可以”
瞧，专程从市区另一头带来的茶炊已经烧开了。
“我们老战友的深情厚意啊，”有人说了一句。这种似乎是随口说出，然而却洋溢着二十多人炽烈情感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我。尽管，她们也不认为这语言是精心推敲的诗行，但它确实代表了她们的青春，她们的信仰和友谊，也可以说代表了全部生活的信念。她们也正是从往事的角度，用那个严峻而崇高的时代的尺度来评判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觉得，我已经分不清每个人的面孔和声音了，我看到和听到的，仿佛是一个大合唱——女声部记忆的合唱，因为男人们都坐在桌旁沉默不语，侧耳恭听。人类是用何种代价得以生存下来的？最好由妇女们来述说，她们也决心自己来讲。
“父亲为了保住我们，想把我们疏散到后方去。可是我和妈妈马上就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我没有受过什么专门训练，只能帮助抬抬伤员。妈妈把我弄到训练班里学习，她说：‘等我们毕业了，不就可以成为熟练的护士吗？’战前妈妈是兽医研究所的化验员。
“萨拉托夫开始遭到轰炸，医院里展开了讨论，题目是：祖国处在危难中。这时我们正好从训练班结业，于是妈妈对我说，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去。妈妈自愿申请上前线．还带上了我和妹妹。妹妹受过专业训练——尽管只是六个月的医务训练班，可是她凭着自己的才干很快当上了手术护士。妈妈还收养了一个别人家的小姑娘做女儿，我们和她就象亲姐妹一样相处，三人之间还争妈妈喜欢谁呢，可妈妈对我们一视同仁。要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呵……”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肌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阵咸津津的味儿来……”
可是最令人震惊的是敌人的残酷，一般人简直不能想象，甚至对待她们，柔弱的妇女，也是那样无情。她们抢着对我讲述：
“我们一边撤退，敌人一边轰炸。地上行走的是救护车队，每辆车顶都涂有红十字标记，飞机上明明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法西斯的飞行员还是飞得很低很低，追撵着每一个人。我们躲到树林里，敌人飞机还紧追不舍。我看清了飞行员的面孔，他也看见下面是姑娘，躲在松树后面的姑娘，可是还厚颜无耻地狞笑着，仔细地对我们点射。法西斯飞行员面孔很漂亮，却现出那么无耻、残忍的笑容——这些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们朝我们扔炸弹，在公路上空做超低空飞行。我在前面逃，一架敌机就紧紧尾随着我。我钻进玉米地，它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它又逼我趴倒在地上。我拼命逃进森林，一会儿跳进坑里，一会钻进落叶堆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动动手脚，哦，没有事儿，还活着。可是从比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每回飞机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吓得要命，脑子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旅行。这就是战争留给我的纪念……”
还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我们赶紧打开伤员的车厢让他们疏散，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他的叫喊是十分吓人的，而马匹受伤时的嘶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要知道，马匹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那时，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而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要说，尽管战争如比可怕，但我们的人终究没有丧失理性。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一定都看在眼里，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我在战争中就有过这么个想法。我们有一回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 他们是怎样一副惨景，我无法讲述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却有马匹在吃草。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马鞍还在。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匹很安静，牧草也很多。这时我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也会看的，全都看到了……”
“伤员们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脊椎断了，只有手还能动，干别的都不行了。我们得为他们端屎端尿……他们身子不会动弹。我真可怜他们。我可怜一切——不只是人，还可怜动物。比如，鸟儿飞走了，等它们从原路返回时，也遇上了战火，遭到焚灭……
“有一次轰炸，我们躺在一条沟里隐蔽，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过来，跟我们卧在一块儿，一边紧靠着我们，一边‘咩咩’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一个经受着非凡痛苦、无限恐惧的人，仍然保持着、珍藏着善良的人性，依旧有勇气和感情去惦记受难的鸟儿、动物、草木以及所有的生灵，并帮助它们，挽救它们的性命，同情它们的遭遇。这样的人，难道会被打败吗?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生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
“如果说，战争初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家庭，是父母亲，那么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出于迷信反而避开了这些话题。多么愿意相信，战争中唯独你的家庭，你的母亲，你的小妹妹幸免于难，多么愿意是这样啊！可是你偏偏失去了她们。
“我在战场上，什么都不在乎。我以为，遇上轰炸时，炸弹只能破坏建筑物，我不相信自己会被炮弹或炸弹炸死。也许子弹可能打中我，对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什么炮弹啦、炸弹啦，在我心里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怎么会呢？谁知后来，我遇到了真正可怕的事……
“我们的一个护士被俘了，过了一天，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们总是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宁可死，也不当俘虏。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其余的一切都不可怕。
“我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会哭死的，战争快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了。谁也不谈论这种事，可是谁都在想着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就要胜利了，春天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不管人们怎样盼望这个日子，在感觉上，它仍然是出人意料的。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对战争中的哪些日子记得最牢?——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记得最清楚，细微末节全都历历在目。下面就有几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当有人跑来报告说：‘战争结束了！’我一下子浑身瘫软，坐到消毒台上。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儿。搁在平时，我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下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要打扔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无所剩。在乌克兰时，我们曾到过一个村子，那儿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把几个西瓜拿给我们，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我回到家乡。土窖里住着妈妈、三个小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象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知晓。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原来，人们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在她们面前日子还长着呢，她们还有女性自身的苦和乐呀。可是一旦发觉有些事儿是无法遗忘的，她们可就总是在频频回首中度时光了。
“在战争中，是数着日子过，而战后则是数着年头过，心里不断想着：什么时候出嫁，什么时候生第一胎，什么时候儿子大学毕业、结婚，什么时候庆祝自己的银婚，什么时候孙子出世……这辈子眨眼就过去了。战争总共才四年，战后几乎过去了四十年，但依然使人感到：战争，是我们一半的人生。尽管它只有四年……”
她们谈论儿子姑娘、孙子孙女，谈论自己的烦心事儿，自己的疾病。从这方面看——她们是十分平常的妇女，是母亲、奶奶和外婆。可是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在任何场合，在最拥挤的人群中，在最热闹的节日里，把她们跟所有别的妇女区别开来。
“坐在这桌旁的每个男人都受过一两次伤。他们现在还活着，也都是儿孙满堂，这一切不都是经我们的手创造出来的吗?我们被授予的是很小很小的奖章，但我们是为拯救生命而得到它们的!”——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 扎依朵娃说完这句话，干了最后一杯。
在莫斯科的处女墓地，由民间筹资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一纪念卫国战争中英雄的医务人员。它应该用金子来铸造!它也确实是用金子铸造的，不过是另一种金子，最珍贵的金子，即人民的感激，人们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