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头几年，公开暴乱和政治不满情绪在印度已经开始不断加剧。以后这就成为六十年代印度政局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把遍及印度的日益增长的政治骚动看作是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与此同时，中国还看到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不得不经常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中国人还找到了尼赫鲁自己在他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所讲过的一段话来描述印度当前发生的情况：“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够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器来保持政权和镇压工人，民主就可以发展；当它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抛弃民主而采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
尼赫鲁在国内政治方面不断地向右转，中国认为他在外交方面也“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打击国内进步力量……以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印度政府“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北京下结论说：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
中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印度正在发生的情况，分析了印度的动机是有意投入美国的阵营，制造边界争端作为其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借口。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作解释或辩护。中国的政策是对现实作出的反应，始终取决于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取决于对尼赫鲁政府阶级本性的辩证分析。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些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北京的座右铭可以说是“不问其人，但观其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明证。在中国看来，巴基斯坦在整个五十年代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它在联合国追随美国投票反对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它虽然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又同福摩萨的蒋介石残余分子维持着得罪北京的非官方接触；巴基斯坦还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在中国当时看来，阿尤布政府的政策是日益依靠美国，阿尤布提出建立巴、印“共同防御联盟”的建议是旨在“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中期的一篇观察家评论说，“巴基斯坦政府应当悬崖勒马，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回到遵守万隆决议的道路上来，回到中巴两国友好的道路上来。”但前面讲过，巴基斯坦由于本身的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底改变了方针，从解决中巴边界问题着手，踏上了同中国建立亲切友好关系的道路，最后同中国几乎达成了反印的默契。
用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尺度来衡量，六十年代初期，阿尤布总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没落方面比尼赫鲁政府跑得还远。如果新德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大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那末，阿尤布政府则代表了下一阶段，即由军人统治取代了独立后的准民主制度。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被接管，说明印度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中印争端的尖锐化，印度政府更一步步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镇压——但在巴基斯坦共产党却已被禁止多年。若单纯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巴两国应该是继续互不信任和互相厌恶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最为不满的时候(当时巴基斯坦设宴招待了一个从福摩萨前赴麦加、路过巴基斯坦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北京仍然指出：“中国人民一向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当巴基斯坦真的“悬崖勒马”，改变了它的敌对立场后，北京立即作出反应。从解决边界问题起，接着双方签订了其他互利的协定，诸如允许巴航飞机在中国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又给予巴基斯坦经济和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中印争端发展后期，中国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展开全面的谴责。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叛乱和尼赫鲁的哲学》
[ 译者注：应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
语调上还是遗憾多于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才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间，中国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最后警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北京反复重申“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坚持说边界问题本质上是个不太重要而且是带暂时性的问题。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
中国对尼赫鲁在意识形态上的猛轰，主要并不是为了伤害尼赫鲁本人或印度，因为这是另一场战斗中的猛烈交火，而印度恰好是在火力线之内。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上几乎一开始，中印边界争端就同中苏争吵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激化。正如以后中国所说的，“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他们追溯苏联政策的发展是从假中立真包庇印度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
一九五五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印度进行热情洋溢的访问，大张旗鼓地表明了俄国急于同印度友好和争取印度人民，同年，俄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计划已经有了小规模的开端。这是苏联政府新的政策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是尽可能地争取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不管根据列宁主义的准则，这些国家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帝国主义的走狗所统治。中国在六十年代也执行了差不多同样的政策；中国以后批评赫鲁晓夫支持新独立世界中的反共政权，看来只是两国关系恶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和算旧账的表现。根据中国的看法，认为苏联不顾日益增长的中印敌对行为，在中印争吵上开始偏袒尼赫鲁，并继续援助印度，除经济之外，还给予军事设备的援助，这样就使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两者混合在一起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朗久事件发生后，边界问题就公开化了，并孕育着使用武力甚至爆发战争的可能。印度把朗久事件说成是中国无端侵略的结果，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不仅印度大加利用，而且西方世界也就此大做文章。西方一向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是愚蠢的，是倒行逆施的，现在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好象是中国恩将仇报，反咬了尼赫鲁一口。在苏联看来，事情发生的时刻是再坏不过了。当时赫鲁晓夫正准备去美国作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他打算把他最近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及其政治前景的新论点付诸实施。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说可以把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消灭掉，也可以不经过战争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整个夏季，一直有目的地设法同美国取得和解。八月份公布了他将赴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看来他的企图将大功告成。
联系到上述情况，朗久事件对苏联外交起了破坏的作用。根据印度的说法，这自然毫无疑问地是中国蓄意挑起的无端侵略的事例。中国关于冲突的说法则置之不顾。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承认印度曾对朗久这个地方的边界线加以修改，因为“这条线不好”，但尼赫鲁这句话的含意也完全被忽视了。西方观察家早就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好战的、霸道的强国，他们据此来解释朗久事件，从而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成见。西方那些反对美苏和解的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对印度进行突然袭击，暴露了国际共产主义不可信任和侵略成性的真面目。他们把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点点星火看成一场燎原大火，烘托出同共产党国家谋求和平共处的风险。苏联人认为这样就会使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那一套表白显得是虚伪的。
看来中国曾意识到朗久事件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九月六日，中国方面按照自己的看法把事件的背景通知了苏联驻北京的代办；说朗久事件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发生的，而且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报告，是印度人首先开枪的。看来，这些解释并不能使俄国人信服。三天后，苏联代办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俄国政府拟公布的对朗久事件的官方声明的文稿。中国方面劝说他们不要发表这个声明，并把周恩来九月八日致尼赫鲁信件的副本交给该代办。这是一份阐明中国立场措辞尖锐的文件，其中指出印度军队“越境挑衅”是造成朗久武装冲突的原因。九月九日中国再次要求俄国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但当天晚上塔斯社还是发表了该声明。
从表面上看，塔斯社声明对谁都没有伤害。该声明说苏联“领导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对有人(指西方报刊)利用它离间两个亚洲大国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感到惋惜。苏联领导人相信，“两国政府会……解决所产生的误会”。
尽管这个声明讲的是一些陈腔滥调，但它却很重要。它受到普遍的欣赏，特别是在印度。尼赫鲁向人民院说，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比较不偏袒的观点”。北京的反应，虽然当时有所克制，但看来是强烈的。以后中国人说，莫斯科“摆出一付中立的面孔”，“不问是非曲直”，仅就朗久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这样俄国人就把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分歧宣扬出去。他们这样做是不听中国的劝告，对“中国关于事实真相所作的反复说明置若罔闻”，一心想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向美帝国主义献礼”。《人民日报》说，“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
十月，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从戴维营来到北京，北京领导人试图向他说明朗久事件的经过，指出地点是发生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挑衅来自印度方面。但据中国人讲，赫鲁晓夫根本“不愿意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不愿意了解谁是挑衅者，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
在中印争执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使之感到烦恼和受到损害的双重困难。第一，中国人有个“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的问题。我用“信用差距”这个名词，并不是为了婉转地说中国人说谎，而是要说明人们面对着中印双方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时，几乎普遍倾向于认为印度的说法是正确的。(不仅西方世界如此；世界上多数的共产党也都追随苏联之后接受了印度的说法。例如有一个与赫鲁晓夫同时在北京访问的波兰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后曾对人表示过，中国是因为它自己被排斥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之外，才故意“向印度挑起”两次边界事件的。)第二，由于印度在大小战斗中都输得很惨，人们一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冲突不可能是由印度挑起的。
中俄两方在理论上的分歧的核心是：战争是不可避免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是能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还是由于核战争的危险而必需永远避免呢？因此双方在引经据典的争论中，也都以朗久冲突的含义来支持各自的立场。赫鲁晓夫在北京直接了当地反对以战争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他说：“不论共产党人的力量多么强大，都绝对不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使用武力。”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在朗久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又一次不指名的斥责。赫鲁晓夫回国后，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仍然坚持他对中印争端的中立态度。他在听了北京的解释之后，明知中国对俄国所持中立态度是如何气愤，却仍然坚持其中立态度，这在中国看来无疑是蓄意挑衅和公然侮辱。
对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来讲，中苏分裂是一九六O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会上公开化的。中国处理同印度的争端，成为赫鲁晓夫所谴责的北京“左倾修正主义者”的中心内容。
赫鲁晓夫反驳了中国所提出的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反对印度，就是对中国拆台的指责。他说，事实上是中国拆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台。中国同印度争吵，不仅是不同苏联合作鼓励印度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进行反对。当然尼赫鲁是资产阶级，但是中国同他的争论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纯粹是民族主义的争吵，这种争吵已经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说不尽的损害，更不用说使共产主义丧失喀拉拉邦那样具体的事情了。
[ 注：赫鲁晓夫在这里把时间的先后搞错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是在边界争端具体化并成为政治方面的问题之前就被赶下台了。 ]
在上述情况下，特别是在无法分清争端的是非的情况下，中国没有权利抱怨苏联不给予支持。他嘲笑说，中国夸耀自己人口众多，却还要苏联支持。而苏联人口还没有印度多。他提醒中国，应该牢记列宁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谴责，不要忘了列宁曾出于战术的考虑准备割让一些领土，而托洛斯基则曾加以反对。中国行动的结果是使尼赫鲁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这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苏联也有边境问题，但苏联对之采取了负责的态度；如果苏联也采取了同中国一样的做法，那它早就会多次向伊朗宣战了。在俄伊边界上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也有过伤亡，但是苏联不允许让这类事件引起战争，因为那样做是同革命的真正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赫鲁晓夫针对中国的立场，说明了俄国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所持态度的理由。俄国的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始终一贯的。唯一的例外是在争端发展到高潮的边境战争中期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当时也正是古巴事件中俄美对抗期间。
[ 注：见第四章第二节 ]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所申述的立场完全同中国的立场一样。《真理报》写道：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中印之间没有理由发生边界纠纷……更没有理由使纠纷转化为武装冲突。……如果双方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心平气和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讨论他们相互的指控，毫无疑问，冲突早就会得到解决。谈判即使再困难，也总比战争要好，争执的问题必须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而不能通过军事方式求得解决。
这番话同北京一再用来劝说印度的论据一模一样。北京要印度相信必须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公正的和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是容易取得的；任何一方试图用单方面行动实现自己的要求，必然会导致危险的和灾难性的对撞。
苏联竟向最坚决主张谈判的一方大讲其谈判的好处，这就说明俄国象西方的观察家一样，根本不相信中国在中印争端中和就该争端所说的话。他们似乎早已断定中国对边境情况的说法是一派谎言，断定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是虚伪的。由于北京同新德里的争论错综复杂，他们就不去进行客观的调查(赫鲁晓夫说过，“争端的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他们对尼赫鲁所表白的说他自己渴望谈判的表面那一套信以为真；他们不相信象印度这样一个弱国真的会在地面上向中国挑战。
[ 注：见第四章所引苏共中央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
鉴于尼赫鲁对苏联以及对中印争端所持的复杂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妥协或放弃前进政策，本来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苏联的明确中立态度却鼓励印度坚持自己对边境问题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使印度得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助它走上了灾难的道路。
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是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中心环节。苏联同中国的竞争和对中国恶感的增长，无疑地促使它站到印度一边。此外，中印和中苏边界问题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也很清楚地是决定俄国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讲话含蓄地提到这点。他说，“苏联也有边境问题，但它对之采取了负责的态度。”赫鲁晓夫提到的虽然只是伊朗的边界，但他明白还有更大得多的边界问题，需要同中国解决。三年前，周恩来就曾想同他讨论这个问题。
中俄边界是帝俄扩张领土和十九世纪的中国衰弱的产物。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恢复了它在二百年前就已开始执行的向东扩张领土的政策，并吞了中国在黑龙江以北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所有领土，缩小了中华帝国的版图，割断了中国同日本海的联系。与此同时，俄国还从中亚细亚方面对中国进行蚕食，侵略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在爱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O年)中，中国承认丧失这几大片土地。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废除在多难之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复它以前的边疆。
在革命初期，莫斯科洋溢着反映其革命纯洁性的天真烂漫的激情。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把沙皇遗留给他们的不义之物清除干净。一九一七年，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列·米·加拉罕(L.M.Karakhan)宣布苏维埃政府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九二O年的加拉罕宣言对上述声明又予以确认：
“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即使在当时，有的俄国人对他们的东部领地就持有不同看法。列宁说过，“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 [
译者注：列宁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谈到苏维埃共和国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匪并收复海参崴时讲这句话的：“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大家都知道，内战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海参崴的收复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种众望把我们从内战时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进攻我们的国外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里我指的是日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5页)
]
此后不久，苏联就采取了这种观点：不管是不是不平等条约，中俄边界不能改变。他们以后又把加拉罕宣言曲解为只不过是作为谈判基础的基本纲要，而不是苏联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步骤的清单。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国民党人)继续主张加拉罕宣言上怎么说的就应该怎么做。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继承了旧日的争端和长期以来收复失地的要求。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了与他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相同的态度。他们虽然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不平等条约的非正义性以及不平等条约所象征的民族耻辱也深表痛恨，但是他们准备把已建立起来的边界当作生活的现实来看待，认为失地已不可复得。而且，从实际政治来考虑，必需采取上述方针。如果对一百年前已经丧失的领土依然坚持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就必然会使新的共产党中国同苏联进行一场无法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毫无希望的争执。很显然，不能指望俄国人会放弃包括诸如海参崴和伯力等城市在内的、为他们所长期占有并已开发了的土地。
中国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告诉了俄国人：“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中国政府曾向莫斯科建议举行谈判以便解决边界问题。看来，当时他们没有料到谈判会有困难。当时有人向周恩来问到中苏边界问题，他回答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当然是说得有点过份：中苏边界长达几千英里，原有的条约对边界的规定往往很模糊，它根据的是一些即使做了也是很粗略的勘察，但是双方如果有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无疑是能达成协议的。
一九六四年的中苏谈判几乎刚一开始就破裂了。苏联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正如俄国人自己事后所说的：他们坚持“边界全线都已由条约议定书和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他们只准备“谈判在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
[
注：印度的措词与此惊人相似：“中印边界是一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沿着自然地形的边界线，其大部分又由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印度]只准备讨论具体争议地点的边界位置，并在必要时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
]
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苏联既要占有条约规定它可以占有的领土，“又要中国承认它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俄国对谈判的态度等于是：“除了我们同意谈判的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同印度的态度一样，同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对这两场争端，中国的立场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中国从来没有象向印度正式明确保证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对苏联则明确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道理是很清楚的。不管条约是平等或不平等的，那些划定中苏边境的条约是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正式和合法的协定。但中印边境则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在麦克马洪同西藏人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并不是签约的一方，而且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该协议。中印边界的西段更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
俄国人可能把这些细微的区别看作只不过是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官腔，其目的是为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铺平道路。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致尼赫鲁的信(该信抄本第二天也交给了俄国人)中写道：“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赫鲁晓夫及其顾问们对中国已不信任，他们不懂得：中国讲过他们永远不接受“强迫接受”的东西，但是当中国在谈判桌上同对手处于平等地位谈判时，则可能完全愿意接受它。同印度一样，苏联把中国反对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论据看作是中国对该线以南的领土提出要求。如果鼓励中国向印度提出这种要求，那末中国对丧失给沙皇的土地也接着就会提出要求——先是达旺，然后就轮到海参崴。因此，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印度的立场。
到了六十年代，当领土问题已成为中苏争端的一个因素的时候，印度和俄国的立场就更加类似了。苏联同印度一样，拒绝全面地重新谈判边境问题。象尼赫鲁一样，俄国人一再表示他们愿意，甚至是渴望同中国讨论对边境进行微小的调整，但拒绝进行全面的边境问题谈判。一九六四年《真理报》写道，没有人否认“沙皇政府是执行了掠夺政策，中国皇帝也是竭力采取这种政策的，[但是]目前的边界是由实际生活和条约定下来的，也不容忽视”。中国早已很清楚地说过，他们准备尊重旧条约，但俄国象印度一样，对中国的保证充耳不闻。中国就认为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制造中苏边界争端是别有用心——正如尼赫鲁一样。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边境事件的规模的扩大和日益激化，中苏两国所处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印两国在六十年代初期所处的地位。但这次俄国是军事上强大的一方，倒是它会有心要发动一次惩罚性的沉重打击，以绥靖边境，压倒他们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邻国的挑战。
在中国邻国中，只有苏联和印度两个大国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种情况可能被认为其他小国是在胁迫下才同中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中国同弱小邻国的谈判经过和协议内容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合事实的。看来更可能是由于俄国和印度自以为比中国强大，这就使得他们认为北京在谈判桌上坚持平等好象就是对它们挑衅。
一九六O年中苏争吵加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驳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时，就把莫斯科对印度的支持当成一项主要罪状。根据北京的分析，西藏叛乱是尼赫鲁向右转的标志。现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已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尼赫鲁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就制造了同中国的边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走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他们必须反对印度政府，支持印度的被压迫阶级的反政府斗争。但是赫鲁晓夫放弃了阶级立场，继续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甚至站在他们一边反华。中国认为，这表明赫鲁晓夫对形势的分析是歪曲的和腐朽的。
莫斯科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印度。据北京估计，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计五十亿卢比，数目虽然比较小但意义重大。一九六O年秋，俄国揭开了中国认为是严重挑衅的新篇章：苏联由小量援助开始，随后向印度提供规模庞大的军事援助。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赴莫斯科，定购了安东诺夫-12(Antonov-12)重型运输机以及“猎狗式”(Hound)直升飞机，这两种飞机都由涡轮引擎发动，适合在拉达克一万六千至一万七千英尺的高空飞行。印度用重型运输机向列城运输军事物资，每架直升飞机乘坐十二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相当重量的物资，这些都是印度执行前进政策的重要工具。最初在拉达克是由俄国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并训练印度驾驶副手，但后来印度议会中有人提出了责问，他们害怕俄国人会把印度军事装备情况泄露给中国。
据报道，一九六O年印度还同苏联就洽购米格式喷气战斗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但由于英美政府的强烈抗议，谈判拖了下来。交易也推迟了。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终于证实，印度将获得米格式飞机。
在北京看来，苏联不只是从道义上支持尼赫鲁而犯了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它进而发展到背信弃义，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而印度正是靠这些装备加强边境活动对付中国的。正如中国评论赫鲁晓夫时说的，“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一九六一年秋，中国认识到印度在西段增强军事活动是有目的、有协调的行动，——“企图片面地以武力来实现其[印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是有意结束两年前空喀山口冲突发生以来的边境平静状态。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看来是正式向中国进行挑战。一九六二年年中，《人民日报》写道：“显然，印度所奉行的政策是对中国领土采取得寸进尺、逐步侵占蚕食的政策，蓄意要仗恃武力来实现它的要求。”中国给新德里的照会中警告说：“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人民日报》的观察家评论也申述了同样的论点：印度当局“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这就是，他们把中国政府以中印友好为重、极力避免边界冲突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自以为能够用武力逼使中国屈服”。后来中国人说得更明确了。他们说印度人“把中国长时期以来的忍让克制，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还认为自己有恃无恐，既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又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只要他们动手，就可以迫使中国退让，从而实现他们的领土要求。”
由于印度继续拒绝谈判或作出任何防止冲突的安排(除非中国在西部全面撤离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由于印度军队向中国东段的前沿阵地不断进逼，进行骚扰和挑衅，很清楚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是两条道路：要末就同意从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撤走，并按照印度的条件，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从而屈从于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压力，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以及在西藏-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要末就接受印度的挑战，进行战斗。
在印度大举推行其前进政策之前，中国总以为发生战争的想法是荒唐的。一九五九年底，北京给新德里的照会中写道：“更不可能荒谬地设想，我们两个共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友好邻邦，会为这种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然而在中国同苏联的大论战中，他们曾主张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共产党人(指俄国共产党人)害怕核战争，就在战争面前退缩；中国同苏联一样，希望避免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但是不能因此就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一个对敌人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这样的敌人不能估计过高；他们“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所以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
边界战争发生后，北京以赞许的态度，回顾了中苏之间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九二九年有关中东铁路的争议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拒绝同苏联谈判。……并向苏联边境进攻，“爆发了武装冲突”，苏联“不得不起而自卫”，侵入满洲，打垮了国民党军队，然后退至本国领土。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的坚决反击，不但维护了苏联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
投笔从戎注：中东铁路事件是强国以武装干涉保护境外特权和利益，俗称“炮舰外交”的典型事例。张学良及其幕僚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企图用强硬手段回收苏联在中东铁路及沿线剩余的特权和利益。错误评估苏联内部政治形势和外交姿态，加之对其他强国的意愿和中苏军事力量对比基本无概念，结果引发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孤立无援；东北军一度进行激烈抵抗，最终失败。期间并无“并向苏联边境进攻”一事。作为同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一分子的中共，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颇为尴尬，随着与苏联关系的变化，在无条件支持苏联和反对外国在华特权之间摇摆。
]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印度恣意向中印边境西段推进时，中国向它提出警告中所包含的想法：“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