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九月九日梅农召开的会议的一些军官，提出与麦克马洪线有联系的多拉哨所的位置问题。他们指出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这一哨所是在中国境内(第四师最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向陆军总部提出的询问没有得到回答)。梅农交代他们不要去管他们的地图，把塔格拉山脊的山峰作为边界。塔帕尔将军接受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显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电报就打到第三十三军：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9
Punjab)(即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个营，其中一个连早已在伦坡)立即进驻多拉哨所，第七旅的其余部分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所有部队都要准备好投入战斗，“不应示弱”；如有可能应对围困多拉哨所的中国部队进行包围。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是“里窝那”(Leg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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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服役过的一个印度参谋人员，联想起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即利伏诺Livorno)，所以如此命名。看来这一军事行动不是用Leghorn这个词的另一义(一种白色的鸡)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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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令是许多类似的命令的第一个，是陆军总部自始至终所采取的做法的典型。它响应政府的政治要求，尽其职守，但忽视了最基本的军事考虑。它不经事先侦察，也不考虑部队的补给问题，就命令一个旅进驻地形险阻、情况不明的地区。它表现了任何军队中最糟糕的参谋人员所特有的一种疑虑，即认为如果不是自上而下严厉地轰着前方的官兵们向前走，他们就会“表现懦弱”，不去打仗。而且，他们没有获得有关多拉哨所附近中国兵力的可靠情报，就命令印度军队在到达多拉哨所后立即主动出击。这第一道命令还包含了一项警告：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政治因素始终是要压倒军事因素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在新德里的决策人士中，没有人出来阐释真正的军事上的各种考虑，或者，至少没有人能够使得别人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并且自己有决心一定要使会议在考虑到军事上的因素后再作出决定。后来有一位与塔帕尔共事的文官这样评论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他简直是随波逐流，把他的兴趣随时转向别的方面；他不时让他的部下，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可以缓和梅农的脾气的部下，充当他自己和国防部长之间的缓冲。”当时考尔将军固然休假不在场，但参谋局的其他人员也象文职的领导人一样，对军事上的前景一直是抱着一种不在行的、过分乐观的、根本不合理的观点。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驯服地把命令接过来，又传下去。部下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一概置之不理或断然拒绝。他还使自己成为新德里的打手，被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在前方贯彻命令不力的军官。
随着东部军区和第三十三军关系的破裂，指挥系统中的裂缝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大。上面的军官随时听从文职领导人及其政治要求，而且相信文职人员提出的中国不会作出激烈反应的保证。而下面的军官却对于后勤的和战术的因素、中国部队的能力以及印度军队的命运，给予较为充分的估量。森将军和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之间长期以来的个人怨恨，又加深了这种军事上的分歧。
九月十二日乌姆拉欧·辛格提交了一份关于当时情况的意见书，把看法上的尖锐分歧摆了出来。他向上级军官保证他决心采取迅速的行动，但他提出，这种行动的性质应当根据他的部队的能力来决定。他指出，中国方面能在达旺以北很快地集结一个师的兵力，因此，不管印度能够投入塔格拉地区的增援兵力有多大，中国总是能够超过的。印度给多拉哨所附近的部队的一切补给都要空投，而中国的公路则到达了塔格拉山脊后面仅仅几英里的地方。他的部队要在海拔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地作战；冬天就要来临，因此需要厚衣服和帐篷。乌姆拉欧·辛格最后提出建议：多拉哨所应当干脆往南撤三英里左右，撤到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上(如同印度在一九五九年撤出了在塔马顿的哨所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