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激情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对美国参战的后果判断失误——而没有战争经验的文职官员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他看来，鲍威尔等领导人对海湾战争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干预过于谨慎。⑩
那么，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作战经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事实上，尽管他们的越战经历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但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鲍威尔在陆军中服役，阿米蒂奇则在海军中服役。鲍威尔是被派往越南作战的，而阿米蒂奇则是自愿去作战的。鲍威尔在海外服役的经历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的晋身之阶；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则是导致他放弃军队生涯的转折点。鲍威尔参加越战是冷静的、超脱的，以此为职业；阿米蒂奇则对那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和感情上的依恋。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鲍威尔已经获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担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战最后的日子给阿米蒂奇带来的，是几天的英雄风光，然后是若干年没有根基的不确定的生活。
鲍威尔到越南服过两次兵役，每次历时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鲍威尔被直升机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绍山谷，在那里，他是美国顾问，周围是南越军人、山民、鸡群、猪、蚂蟥和几乎每天袭击他的部队的越共。他经历了敌人炮火的恐惧。他不得不依赖毫无规律的邮件(如果邮件送不到，就依靠无线电)来获取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儿子的消息。参战六个月后，鲍威尔踩上了陷阱，这是一种隐藏在地下的大竹钉，竹钉刺穿了他的脚。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在位于顺化的一个师部里服役。
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