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后来写道，白宫工作人员不让他接触关于越南的演讲稿，是“策划了一场典型的华盛顿官场的胜利”。这一批评出自基辛格之口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本人曾策划过太多次这类华盛顿官场的花招。然而，随着拉姆斯菲尔德巩固了对福特白宫的控制，基辛格明显大势已去。
美国最终从越南撤退的时候，在福特的白宫里宣读这场战争的墓志铭的，正是拉姆斯菲尔德。
政府处理越战最后的混乱时刻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白宫向媒体宣布，美国人已经全部空运出西贡，结果却在几分钟之后发现，一百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仍然在美国使馆内等待直升机。几小时后，海军陆战队获得了营救，但是，问题是怎么对媒体讲第一次宣布的时候其实撤退并没有结束。“基辛格想把责任推给五角大楼的军事通讯中心，尽管宣布了错误的消息是因为他本人错误地断定(美国大使的)离开就意味着撤退的结束，”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写道。
内森希望忘记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说结束了的时候，撤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这样做。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推诿，最后再用谎言来结束战争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命令新闻秘书要对政府犯的错误“实话实说”。许多年之后，当美国与伊拉克交战时，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他并不总是这么实话实说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交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毒素扩散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