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