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