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部《三分归隋》。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一、门阀的落日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二、关陇恩怨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的柔然入侵，又得防备西面独孤信的反叛，把独孤信与柔然并列，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了西魏的内部问题。
贺拔胜本人在临终前，曾有遗书留给宇文泰说：“希望明公先把内部矛盾协调整好，然后再顺时而动，收复天下。”贺拔胜野心不大，又没得到真正的兵权，两人虽然也有矛盾，终究相安无事。可是两派的矛盾并不随着贺拔胜的去世而消解，贺拔胜软中带硬地提醒宇文泰，天下没有统一之前，政权内部是绝不能出现裂痕的。
这一点，宇文泰是认可的，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努力执行了的。独孤信位列六柱国的第三位，便是宇文泰的安抚手段之一。此外，宇文泰又为庶长子宇文毓纳独孤信长女为正室，两家结成了亲家。但名爵上的封号和姻缘上的联合，并不能改变政治上的实质分歧。只要独孤信不放弃对魏室的忠诚，宇文泰也不放弃取代魏室的野心，那么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矛盾。事实上，宇文泰对独孤信的戒心从未松懈，侯景之乱中宇文泰的用兵重心投向东面和南面，即便此时，他也没有忘记在西面留一手，他任命侄子宇文导为陇右大都督，名义上镇守秦州，暗中紧盯独孤信的动向。宇文导死后，其子宇文亮“子承父业”，仍旧驻守秦州，不许独孤信向东移动一步。
到了最后的时刻，宇文泰终于不得不跟独孤信把话挑明。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召集包括独孤信在内的高级军事将领开会，商讨立继承人的事情。宇文泰对众人说道：“孤打算立嫡子做继承人，但是恐怕大司马（独孤信）会生疑心啊。”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寂静，独孤信也默而不答，没有立即表态。
宇文泰一共有十三个儿子，成年已封爵的有六个，其中次子宇文震早死，实际只有五个儿子可能成为继承人。这五个儿子中，长子宁都公宇文毓二十三岁，德才兼备，但为侧室姚氏所生，是庶出，三子略阳公宇文觉是正室冯翊公主所生的独子，嫡子的地位不可动摇。问题是，鲜卑的传统自北魏建国以来，一向讲究立长立贤，而非立嫡；于情于理，宇文毓都要更合适一些。可一旦立了宇文毓，就难保独孤信不进入权力核心层，独孤信即便不对宇文氏不利，也绝不会允许宇文氏谋取拓跋魏国，这是宇文泰所不容忍的。
正当场面十分尴尬之际，尚书左仆射李远忽然跳了出来，大叫道：“自古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身为嫡子，立为世子有何可疑？若是顾忌独孤信，请让我先斩了他！”说完，“刷”的一声拔刀而起，直奔独孤信。两旁的将领一时惊悚震动，不知所措。
宇文泰赶紧起身，出手制止李远，劝道：“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动刀戈么？”
独孤信见状，也不敢再保持沉默了，上前解释说：“的确应立略阳公为世子，我毫无异议。”李远方才收起刀，退回一旁。众将纷纷表示李远所言极是，立宇文觉为继承人的事情就此确定下来。
事后，李远找独孤信道歉，说：“只因事关重大，才有冒犯之举，还望独孤公恕罪。”
独孤信心中气恼至极，却只好淡淡附和道：“今日全赖李公，才得以定下大事！”
可见，宇文泰还在世时，他与独孤信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私人恩怨，而是是否忠诚于魏室的路线问题。独孤信不甘心看到魏国亡于宇文氏之手，但是在与宇文泰的明争暗斗中，特别是看到宇文泰的爪牙遍布朝野时，他却只能无奈接受“魏室不可复兴”这一连北魏宗室都已普遍接受的现实。
一方面，他并不心甘情愿，赵贵来找他，他惺惺相惜，表示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即使杀了一个宇文护，也于事无补，所以又出手阻止赵贵举事。独孤信态度上的模棱两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极度矛盾。
相比之下，赵贵所代表的贺拔岳旧部本来就是割据军阀，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整个统治集团中的实际利益。令赵贵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面对宇文护专政，他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军事独立权。他受到了打击，必须立即反抗和报复。所以，他会急于要谋杀宇文护。
正是这种差别，致使赵贵和独孤信非但不能同心合力，反而互相掣肘，双双失败。不过，谋反事件所体现的两大派系矛盾依然存在，并贯穿于北周的二十多年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了宇文氏政权的灭亡，此乃后话。
三、宇文家族的内斗
赵贵和独孤信在宇文泰生前死后一系列周密的安排下，没能撼动小辈宇文护的位子，反而输了个精光。（这是宇文泰托付后事时就充分预见到的。黑獭的谋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更表现在政坛与官场上，柱国大将军们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战场下却稚嫩得很。宇文泰人都死了，其他人还是只能做他的棋子）宇文护顺势依次递补，由柱国最后一位的侯莫陈崇顶替独孤信的太保之位，自己取代赵贵的大冢宰，留下掌管兵权的大司马的空缺，则交给了同样小字辈的柱国博陵公贺兰祥。
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姐姐。贺兰祥自幼就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一直是宇文氏家族中的少壮派人物。宇文护的安排，体现出他的政治手腕（赵贵、独孤信等人谋反，过分低看了他的能力）：用虚职太保来安抚贺拔岳派硕果仅存的柱国侯莫陈崇，令对手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由宇文家族的人占据真正有实权的职位（大冢宰和大司马分管官员与兵权），然后再借着府军制本身的组织特点，将赵贵与独孤信的军队也收入属下。一石三鸟，原有的六柱国体系均势不再，宇文氏一家独大的局面至此才完全确立下来。
宇文护并不满足，他手中的屠刀非但没有放下，而且举起得更加频繁了。这一回，目标指向了宇文家族的内部。
小天王宇文觉的即位，是遵从宇文泰的意愿，也是当时北周各派角力与妥协的产物。立幼而不立长，其实也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担心独孤信揽权的问题，宇文泰从家族内部的利益考量，认为宇文觉年幼，应该会更依赖于以辅政的宇文护为首的宗室和旧臣，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与家族的团结。
宇文泰的政治军事都一流，但在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似乎是非常欠缺的。不知道他是否考虑到了，十五岁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所谓“半大孩子”，属于今天常说的“青春叛逆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管有出息没出息，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师长，常常会表现出反叛的冲动。
宇文觉偏偏就是这类孩子的典型，《周书》对他的评价用了三个字：“性刚果”。
“刚果”二字，可以理解成“刚毅果敢”，也可以理解成“倔强鲁莽”，关键看你是如何刚果，对谁刚果。像宇文觉这样不甘心做傀儡，也不认为自己是傀儡的少年天子，面对一个资历威望并不高，而且彼此之间也不曾有什么真正的磨合与了解的堂兄（两者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自然是很容易把他当做“反叛对象”的。
因此，尽管宇文护专政是为了维护宇文家族自身的利益，宇文觉在情绪上却是厌恶与抵触的。他更愿意看到朝中各派势力均衡，由他出面协调，掌控大权；而绝对不愿看到所有人都听命于宇文护，把他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成透明人，晾在一边。赵贵和独孤信失败以后，他对宇文护就更加嫉恨了。
宇文护吸取赵贵事件的经验教训，在朝臣之中广布眼线、心腹。仪同三司齐轨跟御正中大夫薛善抱怨说：“军国政事，应当归于天子，怎么可以由权臣独揽？”他没想到薛善是宇文护的人，回头就被告了，宇文护当即杀了齐轨，而给薛善加官。
宇文护的举措使得朝中大臣惶惶不安，司会李植（李远之子）与军司马孙恒两人一直深受宇文泰重用，久居要职，生怕被宇文护排挤，丢了性命，便干脆拉上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人（宫伯是宇文泰依照《周礼》设置的职务，掌管王宫的事务），入宫密见宇文觉。
李植、孙恒一上来便痛陈宇文护的“罪孽”：“宇文护自从诛杀赵贵以来，权势日益强盛；文臣武将都争相归附他，大小政事也都由他决断。以臣等之见，他恐怕会图谋不轨，还望陛下早做防备！”
宇文觉讨厌宇文护的态度是一贯的，却还不至于把事态想得那么严重。听了李植、孙恒一席话，少年天子感到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乙弗凤和贺拔提见宇文觉被打动，接上话茬道：“先王（指宇文泰）如此英明，尚且把要务委任给李植、孙恒，如今若以大事托付给他俩，何愁不成功呢？宇文护经常说要做周公辅政，臣等听说周公摄政七年，才把大权交给周成王，陛下岂能苦等七年？”
这番“旁白”把宇文觉彻底打动了，宇文觉开始着手安排对付宇文护。他的手段也不新鲜，就是借故召见宇文护，同时在后帐埋伏下武士，一举将宇文护拿下。宇文觉亲自遴选身边的武士，在王宫后花园演习“行动要领”。
李植和孙恒嫌人手不够，又去找另一名宫伯张光洛一同谋划，谁料想坏就坏在这上头了。（后宫机密大事，你凑那么多人干吗？说到底还是不自信）原来张光洛也是宇文护的眼线，宇文护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宇文护听说宇文觉参与其中，心知非同小可，如果只是大臣要杀他，抓起来定个谋反罪就完事了，可是现在是君主的意思，处理不当，是会出岔子的。宇文护于是不动声色，找了个理由，把李植与孙恒分别外放，任命为梁州刺史与潼州刺史，不让他们再有机会凑在一起议事。
按说，宇文护没有像对付赵贵、独孤信、齐轨等人那样处置李植、孙恒，算是给足宇文觉面子了。宇文觉却不领情，几次提出要召回李、孙，宇文护表示自己忠心不二，希望宇文觉不要听信“谗言”。
宇文觉这才打消了与李植等人共谋的念头，可是宫里没被处分的那批人更怕了。乙弗凤一个劲儿鼓捣宇文觉立刻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以宴请群公的名义引宇文护入后宫，然后将其诛杀。结果呢，在场谋事的人里头仍然有内奸张光洛（宇文觉上回失败也不好好总结教训，好歹你先检查一下“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啊），没说的，他又去告密了。
这下宇文护对小天王彻底失望了，他当即召见贺兰祥，以及宇文泰的另一位外甥、总管禁兵的领军尉迟纲，详细说明了这件事。贺兰祥一听，说：“这不添乱吗？宇文家的江山怎么交到这么糊涂的人手里了，竟然要害自己的堂兄！”两人都认定宇文觉不配做君主，劝宇文护尽快下手，废掉宇文觉。
宇文护便派尉迟纲入宫，假传旨意，召乙弗凤等人议事。乙弗凤等人以为又是商议刺杀宇文护的事，自然不敢怠慢，兴冲冲地来见宇文觉，挨个儿被尉迟纲候个正着，绑了解送到宇文护府第。尉迟纲又把宫中所有的近身侍卫悉数调走，宇文觉这才有所醒悟，躲入内殿，又给宫女配备兵器，痴望保卫自身的安全。
宇文护并不亲自出手，只让贺兰祥“打头阵”，领兵进入内殿，逼宇文觉退位。临时拼凑的宫女卫队哪里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宇文觉乖乖听从“处置”，被带出王宫，软禁在以前的公府中。
宇文护控制了局势，召集诸位公卿，当着众人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先王（宇文泰，宇文觉即位后，追谥他为周文王）布衣出身，冲锋陷阵，为兴复王业奋斗三十多年，外寇未平，不幸辞世。我宇文护谨受先王顾命，与诸公共同推立略阳公（宇文觉），并帮助大周取代了魏朝。可是小君主自从即位以来，荒淫无度，亲近小人，听信谗言，谋杀大臣。如若成功，社稷必然遭殃，我死事小，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先王？今日我意已决，宁负略阳公，不负社稷江山。宁都公（宇文毓）德才兼备，仁孝圣慈，四海归心，天下瞩目。我打算废昏立明，诸公以为如何？”
大家都见识过宇文护的厉害，谁会在这个时候提反对意见，都说：“这是明公的家事，我们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宇文护转“悲”为喜，先将乙弗凤等押出午门斩首（跳得最欢的，往往死得也最惨），再派人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宇文毓时任岐州刺史）迎立宁都公宇文毓；接着，他又把与他作对的李植、孙恒等人召回长安，一齐处死。李植的父亲李远贵为柱国大将军，外镇弘农，宇文护也不放过，当年李远誓死捍卫宇文觉继承权的场景，无疑让宇文护顾虑重重。李远在宇文泰面前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被逼自杀的可叹下场。
宇文护怕宇文觉将来万一再掌权，会于己不利，干脆派人将他毒死，并强令他的王后元氏（西魏文帝的女儿）出家为尼。十多年后宇文觉的弟弟宇文邕除掉宇文护亲政，才平反宇文觉的名誉，追谥他为孝闵皇帝。
北周的继承人问题转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点。庶长子宇文毓接替天王之位，他就是北周世宗明帝。
四、“两面人”高洋
北周内部频出乱子的同时，与其相对立的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这个象征正统的国号，早就没那么大的号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齐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带）城主冯显就向北周献城投降，可见对于北方两国的将领，魏、齐还是周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为哪个政权效力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说来，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应该更容易搞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在统一天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
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作为皇帝，高洋的功业确实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面对宇文泰的试探进攻，迎头顶上，令一代枭雄宇文泰不战而退，显示出非凡的胆略。鉴于高欢、高澄时期吏制败坏、贪污成风，他重用吏部尚书杨愔主管刑律。杨愔是汉人，汉人集团认为这是向鲜卑旧贵复仇的好机会，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贪腐。高洋借着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击了旧贵势力，还获得了汉人的拥戴，一举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进，他认为东魏的《麟趾格》还不够完善，组织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础上，修撰法典。这便是对隋唐律典产生巨大影响的《齐律》（为区别于南齐的法律，也叫《北齐律》）。《齐律》是一部集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称得上科学与严谨。
不仅立法，高洋也重视在贵族阶层推动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认真学习法律条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制建设，高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成就也颇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诏合并了因北魏末年割据征战造成的大批冗余的行政区划，一举简化了行政机构与行政规程。他又从鲜卑与汉人中精挑细选勇力过人、以一当百的武士，分别授予“百保鲜卑”和“勇士”的称号，守卫北齐的边境要塞。
高洋时代的对外武功，几乎是一片辉煌。他在位的十年间，北齐与西魏－北周尽管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但却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则向东北对侵扰边境的库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战，不仅大获全胜，而且俘获了大量人畜，北方诸胡纷纷遣使朝贡，莫敢不服。
如果说对小部族的作战还只是以教训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高洋对新兴的突厥的战争，其意义则在于扬威与称霸漠北了。
突厥的兴起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化圈内与侯景之乱并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并不完全靠游牧为生，而是怀揣一项“独门绝技”——锻铁业十分发达。凭着这门绝技，突厥人逐渐成为给柔然贵族打造兵器的附属部落。随着突厥铁器在西域地区的畅销，突厥部落日益强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对柔然翻脸，发兵大破柔然，曾经不可一世的阿那瑰可汗自杀，柔然部落分裂，分别逃入北齐和西魏。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于天保四年挟取胜的余威南下，进入北齐境内。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高洋毫不示弱，亲自到晋阳整顿军马，然后北击突厥骑兵。气焰极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着北，赶紧请降，答应每年向北齐遣使朝贡。
完成了新时代的“北击匈奴”伟业，高洋为避免长期对北方的消耗与用兵，先后四次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修筑长城，这又是一项远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筑的长城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内长城（“重城”），西起库洛拔（今山西朔县与偏关之间），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灵邱一带），绵延四百多里，这段别出心裁的长城也是明代内长城的基础。
到此为止，高洋已经具备被后世评为杰出帝王的资格了。他显然还想再接再厉，入围中国十大帝王之列。在确保北线、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他派兵南下，试图向分崩离析的南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这一回高洋却打错了算盘，死中求生的南朝将士在陈霸先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发起绝地反击，不客气地把这位公子哥教训了一顿（参见《侯景之乱》）。
高洋的心理就好似一条正弦曲线，从最压抑点达到了最兴奋点，然后又从最兴奋点瞬间落回了最郁闷点。
这种波动对于承受能力稍差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心理阴影，何况是对于高洋这样性格的人。高洋从小长得不漂亮，受尽了歧视，智商很高却性格内向、心理阴暗，而从“高欢试子”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出他在性格上具有急躁和暴力的倾向。
十年蛰伏陋室，一朝大权独揽，原本他可以自由发挥才干，一扫昔日的阴霾，由一名抑郁儿童，转变为“阳光男孩”。可是当统一天下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南面无法渡江，西方也与北周形同拉锯），他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绝望了。
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突然陷入绝望，常会做出极端甚至疯狂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是可以任意妄为而不必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的皇帝，那么，不幸的就不只是他本人了。
高洋最初的疯狂还算“正常”，一般也就是疯疯癫癫而已。这个他拿手，早年在高澄底下就干过，现在不过是角色换成了皇帝。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很有点现代卡拉OK爱好者的特征），沉湎酒色。有时学女人涂脂抹粉，披锦戴彩（大约是北齐皇帝版的变装了），有时又披头散发，一身胡服，腰挎刀弓，上街乱逛。
比较夸张的是超限级体育运动——裸奔。在这方面，高洋很能“吃苦耐劳”，无论冬夏，时常赤身裸体在大街上狂奔，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身边的护卫随从倒被他折腾得疲惫不堪。
高洋还很热爱大自然，尤其亲近各种野生动物。他经常骑着鹿、白象、骆驼、牛、驴等动物外出，到各地赏玩风景，找不到动物的时候，也让亲信刘桃枝、崔季舒等人代劳，背着他四处游行，兴致极高。高洋的这些表现，很像是现代某些人所从事的另类“行为艺术”，只是他的“觉悟”要早一千五百年。
高洋的行为很快有所升级。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现在某个大臣权贵家中，堂堂皇帝像个鬼影子似地乱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发现了某个女子，兽性又正好发作，高洋就会立即推广他的“另类艺术”，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旬老妇，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见到一名妇人。因为当时荷尔蒙浓度较低，他并没有上前强暴，而是向她请教：“当今天子怎么样啊？”妇人早就听说了高洋的“奇闻逸事”，直爽地答道：“疯疯癫癫的，算什么天子？”说得高洋火大，当即就把妇人给剁了。
或许意识到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他的“行为艺术”，高洋从民间招集了许多烟花女子，把她们脱了衣服，交给侍从官员淫乱，自己没事就坐在一旁观赏。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带刺的荆棘编成木马，命令赤裸的女子骑在上面，牵来引去，把她们扎得一个个鲜血直流，以此取乐。
高洋还喜欢搞死刑模式多样化。处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杀害，而是将其肢解；此外，也经常采取火烧、投河的方式，怎么残忍怎么来。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亲不认。母亲娄太后见到醉醺醺的高洋，举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么生出如此的儿子来！”高洋抬腿就跑，口中还喊：“回头就把这老太婆嫁给胡人！”太后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会儿不行，就把太后的坐榻给掀翻了。太后倒在地上，伤还不轻。高洋酒醒之后，后悔得不行，点了篝火要自焚，被太后拉住。他命平秦王高归彦拿着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将高归彦斩首。太后听说后，又上前劝阻。高洋不依，最后娄太后无奈，亲自持杖将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决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没过十天就恢复原样，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后李祖娥的娘家闹事，把丈母娘的腮帮子射穿，一边用马鞭打，一边骂：“老子喝醉了酒连亲娘都不认，更别提你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
高洋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倘若一一罗列出来，恐怕本书就成了“很黄很暴力”的典范了。话说回来，正史上记录的高洋的劣迹，未必完全属实，至少夹杂着谣言的成分和敌对政权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险性尚处于“君失其德”的级别，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系列举动，其破坏力就要大得多。
五、大开杀戒
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