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兵力总计数十万。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百数十年所未之有”。
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萧宏的前锋一部、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今安徽寿县东），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吃了败仗。
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又不像萧宝夤那样与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拿捏得颇准，他让自己的记室（也就是重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劝他投降。
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得过梁武帝的亲自认证。他的劝降书是我最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我们说过，陈伯之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也没什么品行（之前就反复了两次，已是三姓家奴了——虽则齐、梁两朝同姓同宗，多少有些“冤枉”他）。两军阵前，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等同于对牛弹琴，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
这篇陈情说理的美文，写于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三月：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先用好话把您老人家捧上天）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再刺激一下您作为军人的神经）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这句说得准确，其实陈伯之的降魏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手下人的蛊惑，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张）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再举前人的例子，给陈伯之作个保证：既往不咎）
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迷途知返的道理谁都懂，关键是碰上重恩不重刑的皇帝，更值得一试了）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女人都安好着，这是以亲疏利害劝诱回归）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从好的一面展望投梁后的出路）将军独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从坏的一面警告顽抗到底的可耻下场）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以我猜来，最终打动陈伯之的，正是这最后一段。前面都是说理，而至此煽情，以情动心。出生南方的陈伯之，客居别国，怎能不思乡？即便亡命天涯，永不舍弃的，依然是归葬故里的心愿……）〗
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从梁城投往南梁。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不到两个月，梁军前锋攻陷梁城，直指寿阳。
五、萧宏怯阵
梁军攻取的城池，不止一个梁城。从天监五年的五月到七月间，北伐军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南）、梁城、合肥、羊石、霍丘、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固城（今山东滕县东）等十几城。其中不少都是在齐末梁初被北魏乘虚夺取的，现在失而复得，梁军的士气正是空前旺盛。
最值得一提的，是收复了除寿阳之外中段最重要的边镇合肥，而率军攻克合肥的，就是梁初第一将、豫州刺史韦叡。
大多数南朝名将都是北方人，不过他们的先祖早在永嘉之乱就纷纷南迁，在南方安居乐业已有百年以上。韦叡则不同。
韦氏一族西汉时出过一位大儒韦贤，官至丞相，因此后世在关中三秦地区发展，一直颇为兴旺（西魏名将韦孝宽也出自这里）。后秦末年，韦叡的祖父韦玄为了躲避做官，隐居在终南山中。刘裕入关灭秦，钦慕他的才华，征召他当自己的助手，做太尉掾（掾在汉晋是助手的通称，正的助手叫“掾”、副的助手叫“属”，比如掾史、掾佐、掾吏等等）。他似乎看透了乱世的纷扰无奈，对这份主动上门并且很有前途的美差辞而不就。不过按照《梁书》的说法，韦玄的两个儿子韦祖征和韦祖归（一征一归，也算是有趣）却都被召到了南方，在刘宋一朝为官。
韦叡是韦祖归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韦家入宋才二十多年，上头还有两个早有名气的哥哥。韦叡自小好学，年轻的时候为人就很低调。伯父韦祖征到各地做郡守，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看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韦叡的内兄王憕和姨弟杜恽在乡里享有盛名，韦祖征就问他：“你觉得你自己和王憕、杜恽两个人相比，怎么样呢？”韦叡谦虚地摇摇头，不愿作答。
韦祖征笑道：“你呀，写文章或许比他们差一些，学识上则比他们强。若是说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我们这一族里，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你！”韦叡后来的确没有辜负这句预言。
韦叡先后在梁州、雍州做小官，依旧保持其低调的作风，在宋、齐两朝一片贪腐的大环境中，他独能做到清廉，拒绝接收别人的各种贿赂。
南齐末年，造反的队伍一支接着一支。他看不上陈显达的才干，也瞧不起崔慧景的懦弱，却偏偏看准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本州刺史萧衍，认定他是“天下真人”，率众投奔萧衍，与其成为忘年之交。韦叡的眼光，丝毫不差于自己的伯父。
这时候的韦叡，已经六十岁，整整一个甲子。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韦叡的年代，能有多少人活过六十？不会太多。古往今来，又能有多少人，活到六十未做成什么大事，这才找到向往已久的奋斗目标，并依然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去实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的伟愿？想来更少。但我能肯定，韦叡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是没有命世之才，却苦于政治昏暗、苍生潦倒。他的心境，或许与祖父韦玄一样，无奈于欲为而不得为。梁初的一批将领，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感慨，作为其中年龄最长的韦叡，感触应是最深的。
北伐大军挥师北进，身为都督的韦叡第一次有了一种报效国家的兴奋。
在攻打合肥东面的小岘时，他率领军队巡视敌军布下的围栅，城中忽然冲出数百人，在门外列阵，对梁军虎视眈眈。韦叡当即下令进攻，手下众将都说：“我们现在是轻装出动，只是巡查而已，不如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
韦叡答道：“不然，小岘是个小城，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如果他们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如今无缘无故派几百人出城，必然是他们最为骁勇的士兵，想要逼退我军。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军队，小岘自然就攻下来了。”
众人尚在迟疑，韦叡正色说：“朝廷命我都督各军，符节就在我手，绝非摆设，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士兵个个奋勇争先，果然把城外的魏军打得落花流水。梁军乘势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占领了小岘。
合肥城下，韦叡同样强调大胆用兵，并辅以策略。北魏派大将杨灵胤领军五万前来救援。韦叡的部下又认为众寡不敌，希望韦叡能够上表请求增兵。韦叡笑道：“敌军已到城下，现在我们才求增兵，于事无补。何况我们的兵力增加了，敌军更多的后援团也来了，还是得不到优势。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用兵贵在心齐，不在数量之多）”说罢挥师反击，大破魏兵。
韦叡不言后退、连战连胜的气势不仅让敌人丧胆，也让手下部将兵士心服口服。他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大的堰坝，疏通河道，孤立城池，准备水灌合肥；然后又在淝水岸边筑城守卫堰坝。
魏军并不示弱，他们乘着梁军防备不稳攻陷了新城，接着带了工具，杀到堰坝前，想要将其凿毁。韦叡再次斥责手下退兵的建议，亲自上阵，带领守堰的士兵击退魏兵，然后点起大型战船，居高临下，从四面围攻合肥，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合肥城重新姓了“梁”，并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南梁豫州的治所。
功臣韦叡声望大增，人们不但传说他“用兵如神”，也夸赞他“待人如己”，远近的民众慕名前来投奔，都愿意在他手下任职，为他效劳。为将之人，能得到如此爱戴，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梁武帝能有如此将领，也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可惜，他在用人上还是出了大问题。
梁军阵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强将很多，韦叡之外，前面提过的张惠绍、曹景宗、马仙琕、昌义之等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本事的人物。可是梁武帝安排的这个头儿，临川王萧宏，却是个“银样蜡枪头”，标准的纨绔子弟。
萧宏是梁武帝最为信任的一个弟弟，此人“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人帅样子好，上场加三分……的确，古时统兵打仗，仪容也很重要，主将的外表对于一支军队的号召力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打仗毕竟是打仗，不是选美，战争的胜利，需要主帅的勇气、策士的谋略、三军的用命，缺了任何一条，即便是选美冠军来也是白搭。
韦叡年老体衰，上阵打仗连马都骑不了，只能坐在平板车上发号施令（不知道后来的小说家让诸葛孔明坐上四轮车，是否受了韦叡的影响），他的一言一行却让人感到勇不可当的气势。仪表堂堂的萧宏则相反，他的“勇气”，都被用去搜刮钱财了。
《梁书》为萧宏开脱，说这次北伐时日已久，梁武帝颁了一道诏书，命萧宏班师回朝。这条记录，让人无论如何无法相信其真实性：且不说梁武帝锐意进取的决心，只看战场上全面飘红的优势，这事就不可能。
《梁书》是姚思廉及其父姚察撰写的史书，姚家在南朝做官，父子二人出于个人感情的因素，在书中用了许多隐恶的曲笔，关于萧宏的退兵，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处。
比姚思廉稍晚的李延寿父子，一直在北方为官，就没有义务“为尊者讳”了。王爷萧宏的胆怯嘴脸，被完完全全记录在了《南史·萧宏传》中。
当时的形势，北魏东南边境只剩下一个重镇寿阳位于淮南，东线的淮阳位于淮北，也面临着失守的威胁。鉴于防线连连吃紧，宣武帝不断调兵谴将，先派荆州刺史赵怡和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援淮阳，然后任命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领十多万军马抵御梁军，继而，又调来前不久攻克汉中的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与元英一同攻打梁城，最后由安乐王元诠统领后发各军，奔赴淮南以为支援。
这架势，便吓得萧宏寝食难安，特别是元英和邢峦，刚让南梁吃过大亏，他觉得不惹为妙。这个既无胆识，又无见地的家伙，想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尽量见好就收。他在洛口召集众将，讨论撤退的议题。
跟随梁武帝多年的吕僧珍了解萧宏的脾性，附和说：“知难而退，倒也不错！”
萧宏点头赞许：“正是正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着准备发撤兵令，下面就吵成一团了。
柳惔和裴邃首先不同意，说：“现在我大军压境，是我们攻，敌人守，魏国谁敢不服？难在何处？”
马仙琕决心更大：“王爷怎么能说‘亡国之言’？天子扫除境内之敌，我们大家只有前进一尺、身死沙场，绝无后退一寸、苟且偷生的道理！”
脾气最火爆的是昌义之，他怒发冲冠地跳出来吼道：“应该将吕僧珍斩首！岂有以百万之师，轻言退兵的？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皇帝陛下呢！”
朱僧勇、胡辛生等偏将则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
萧宏害怕军士不听将令，口中的“退兵”二字哆哆嗦嗦咽了下去，军事会议不欢而散。但他还是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不许军队进攻寿阳，统帅不愿打而将领们战气正盛，梁军上下出现了不满情绪。
萧宏的不进不退被北魏大将奚康生看在眼里，他派部将杨大眼到元英营中，指出萧宏明显的怯战心态，建议元英进据洛水，必能让梁军不战而败。元英知道萧宏智商不行，但却顾忌梁军势大，又有韦叡、裴邃等名将指挥，主张坐观其变。
两军对峙了大约半个来月，九月底的一天夜晚，洛口忽然天降暴风雨，水位暴涨。驻扎的梁军发生骚乱，日夜胆战心惊、害怕魏军袭击的萧宏以为魏军真的来攻了，也不跟部下打个招呼，就带着身边的几个随从，骑着马往南逃亡。大营里的将领们梦中惊醒，四处找寻统帅，哪里还有踪迹？原本一起局部骚乱迅速演变成一场混乱，各部士卒四散奔逃，光是自相践踏就死了将近五万人。魏军还根本没有出动！
隔岸观火的元英得到梁军崩溃的消息，喜出望外——萧宏果然是个草包，他点起兵马，乘胜追击，向梁军发起全面反攻。
怯阵的萧宏成了他们一路上取笑和戏谑的对象，从此北魏军中流传起一句顺口溜：“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
（姥，音“母”，与“虎”押韵。萧娘（萧大娘）和吕姥（吕大妈），指的是萧宏和吕僧珍；韦虎，便是魏军唯一忌惮的南梁将领，韦叡）
六、韦叡救钟离
洛口溃败，梁军的全面攻势随之化为泡影，之前在淮阳、义阳等地如火如荼进行的攻城战被迫放弃，宿预、梁城这些小城也先后弃守。
邢峦和元英的人马分别占领了宿预和梁城，梁军主力沿着淮水一路向东撤退，已无防线可言，而魏军的后援部队还在不断赶来。元英马不停蹄地追奔到梁军的屯粮要地马头（今安徽怀远南），将城中储备的粮草悉数运往淮北。
几无损失地得了数十万大军的粮草，元英赚大了。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反倒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魏军运粮的举动是北撤的信号，应该不会再渡淮南下了。
朝堂之上的梁武帝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说：“不对，此举必然是要进兵，先以运粮北上为幌子，放松我军的警惕。”战争远没有结束！他下命修缮钟离城防，并急令从梁城撤下来的昌义之带领三千兵马，进驻钟离，准备抵御来自北方的又一拨进攻。
梁武帝对于敌军的判断，非常准确，昌义之的守军刚在钟离城中整顿完毕，元英就从淮北卷土重来，几十万大军将南岸的钟离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攻防战拉开了序幕。
钟离城，位于今天安徽凤阳东北，是春秋诸侯国钟离的国都，到梁、魏对峙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复姓中有姓“钟离”的，便是钟离国的后裔，钟姓，也出自钟离氏的一支。春秋诸侯争霸，这里作为南北要冲，曾是诸侯聚会的地点。战乱时又有过霸王城、东鲁城的别名，相传项羽和鲁肃都修筑过此城，但已无迹可考。钟离城紧邻淮水的独特位置，在划淮而治的南北朝中期显得十分重要，钟离的西南是合肥城，东南的江东是建康，三个城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构成品字形。从钟离到建康，再无其他重要的大城，换言之，钟离若失，则魏军可以迅速挥师东南，饮马长江，兵临建康。钟离是南梁防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淮南沿岸几个重镇中，钟离城也是最难攻取的一个。离钟离不远的淮水下游，有两个比较大的小岛：邵阳洲和道人洲。邵阳洲较大，也更重要，连接北方的粮道必须经过这里；谁控制了邵阳洲，谁就控制了攻守战的主动权，而要在水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长期占据一个岛，何其之难？魏孝文帝那次攻钟离（参见《明主昏君》），就因为南齐军夺取了邵阳洲，而功亏一篑。
如何有效控制邵阳洲，保证攻城战的顺利进行，是困扰北魏君臣多时的难题。度支尚书邢峦深知其中窘境，对于攻打钟离很不以为然。宣武帝下诏让他领兵与元英会合，一起攻城，他却上表，认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更何况就算直接受降，大军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守备，不如暂且收兵，寻找机会再做打算。宣武帝不听，催他进军。邢峦仍以士卒易疲、粮草不济、钟离天险、城无内应四条理由竭力反对，并指出如果真要进军，还不如出其不意，直接攻打江北的广陵，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宣武帝屡催不得，只好尊重邢峦的个人意愿，用镇东将军萧宝夤替换他，与元英同围钟离。加上在北岸支援的平东将军杨大眼，仅集结在钟离附近的魏军不下四五十万。
以马后炮来看，邢峦是对的，不过他提出的观点不足以让战场上过于顺利的魏军打道回府。宣武帝恐怕忘了，这场战争的开端是南梁挑起，魏军并没有周密充分的作战计划，四五十万大军是接连几批援军叠加的产物；南梁的北伐计划虽然失败，但他们的反击能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最高决策者梁武帝，比南齐的几位皇帝都要高明不少。
梁武帝明白在城防上梁军处于绝对劣势，他派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建康前往救援。这基本上是京城能够出动的全部精锐了。出发前，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在道人洲驻营，等待其他各军的跟进。
曹景宗这个人，打仗厉害，但是贪婪成性，人品无法与韦叡相比。他不仅贪财，也贪功，一心想着要独霸救城的功劳，对于梁武帝谨慎再三的叮嘱不予理会。到达下游的道人洲后，他命援军逼近上游的邵阳洲，意图先期占领这个必争之地。
这时忽然天降暴雨，水位上涨，淹死了几个冒进的士兵。曹景宗无法行军，被迫退回到道人洲上，等待后援。（前一次的暴雨造成了洛口大败，这次老天总算帮了梁武帝一回）梁武帝闻讯大喜，心说天意支持我的作战计划，“破贼必矣”。
他又下令，命驻守合肥的韦叡前往增援，并受曹景宗节度。这一安排非常巧妙，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对手下的将领了解透彻。韦叡比曹景宗年长十多岁，但为人谦逊，淡泊名利，性格与好大喜功的曹景宗正好相反，两人又是同乡。以曹为正，以韦为副，既满足了曹景宗的心理，也发挥了韦叡的特长，是最恰当不过的将帅组合。
果然，韦叡收到诏令，立即日夜兼程赶到钟离城下，与曹景宗会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副手，而曹景宗也对老大哥礼遇倍加。两人合作亲密无间，进驻邵阳洲，筹划决战。梁武帝在朝中得报，欣慰地赞叹道：“二将和，师必济矣。”
韦、曹会师是在天监六年（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的二月。魏军围攻钟离城，已经有四个多月，城内的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死战百倍于自己的对手，居然没让魏军占得一点便宜，也很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淮水相隔，魏军主力多在北岸，几个月来一半时间在下雨，攻城的军队无法有效行动，另一方面昌义之确实是个守城的专家，艰苦条件下将守城的艺术发挥到极致，魏军攻城死伤近万。
魏军统帅元英很聪明，他吸取以前攻打钟离城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初春多雨的特点，变以往北方人不擅长的水路运输方式为陆路，在邵阳洲两边用木栅围建两座桥，连接南北，自己在南岸攻城，让杨大眼据守北岸立城，确保粮道畅通。宣武帝一度担心师久兵疲，诏他退兵，他反复上表强调“理在必克”（一定拿下），坚决攻城。
韦叡细致地观察了魏军在邵阳洲上的布置，破敌计划便了然于心，冷笑道：“魏人已经是我的盘中餐了！”曹景宗在邵阳洲尾建了军营，离魏军主力较远，韦叡就向前推进了二十里，挖长沟，搭鹿角，由善于用马步测量计算的专家级部下冯道根负责，连夜施工。第二天一大早，魏军士兵出营一看，邵阳洲上分明是一座武器精良、盔甲锃亮、军容盛大的梁军大营，一下子惊呆了。元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比自己造两座桥费了好些时日，他狠狠地用权杖敲着地，说：“韦虎莫非是天神！”
曹景宗又找了几个水性好的士兵乘夜潜水进入城中，接近绝望边缘的昌义之守军得知援兵来了，意志恢复了大半，有了继续守城的动力。
元英终于感到了可怕的压力，心高气傲的他不愿收回对宣武帝的承诺，临时改变计划，攻击韦叡的援军。韦虎虽然不好对付，但魏军人数和实力仍在梁军之上。他派出最为强悍的猛将杨大眼，要将韦叡一口吃掉。
杨大眼是仇池杨难当的孙子，骁勇无比，所向披靡，还曾亲手擒获山中的猛虎。因为在战场上总是圆睁双目，令敌军士兵胆寒，因此都叫他大眼。南朝人传得更奇，说他“眼如车轮”，人人怕他三分。元英让他率领一万骑兵，冲击韦叡的军营，是要利用他对于梁军的威慑，打破韦叡不可战胜的神话。
韦叡坐在小木车上，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一处，排成车阵。杨大眼的骑兵很快围了上来，将车阵堵在中间。你韦虎纵是插翅虎，也管教无处可逃。
杨大眼正欲缩拢包围圈，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韦叡在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只等杨大眼的骑兵近前，便架起强弩，一时齐发。魏军骑兵的甲胄，抵挡不住强弩的威力，死伤无数，杨大眼的右臂也被射穿，败下阵来。
第二天，主将元英整顿军马，亲自挑战，韦叡指挥若定，从容不迫。魏军又连败两阵。堂堂韦虎，名不虚传。
元英还想有所打算已经来不及了。三月淮水暴涨，决战的一刻到来。韦叡装备与桥等高的大船，安排冯道根、裴邃、李文钊等人各领水军，沿淮而上，进攻邵阳洲。自己则和曹景宗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北桥和南桥。梁军以大船载人，小船装草浇油，放火烧桥。火攻是梁武帝预先的授意，韦叡和曹景宗两人执行得很出色。
火借风势，红光冲天，再加上梁军士兵一阵狂砍，淮水又不断涌起，桥梁和木栅统统被毁。两岸以及邵阳洲上的魏军一片大乱，烧死、淹死、踩死、砍死的，有二十几万，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都堆满了魏兵的尸体。其余无处可逃，困在岛上、南岸的士兵，集体崩溃，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元英单骑逃往梁城，北岸的杨大眼也烧营而去。钟离保卫战，是南朝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胜利。
韦叡派人将胜利的消息通报钟离城内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什么话都不答，反反复复地叫着两个字：“更生！更生！”
“更生”意即复活，是绝处逢生的呐喊，仅这两个字，足以让人体会到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梁军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曹景宗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报捷，惟有韦叡孤零零一个人走在了后面。这位令敌人丧胆的睿智长者无意与同僚们争功，他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再一次选择了低调。不过史家还是把他记作这场战役的主角，《梁书·韦叡传》结尾评价他说：“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七、高肇擅权
钟离是元英一生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河北精锐，损失大半。梁武帝在建康城大赏群臣，北魏朝中则哀声一片。元英用兵失算，萧宝夤支援不力，死罪赦免，活罪难饶，被双双免官为民；只有杨大眼稍稍幸运，贬到偏远的营州（治所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充当兵卒。
元英在家只待了一年，宣武帝元恪就恢复了他的封邑，还了他的官位，代理征东将军之职。这是因为京兆王元愉造反，宣武帝环顾朝野，发现他才是负责讨逆最适合的人选。
宣武帝一朝，困扰最多的是宗室问题。宣武帝靠着兄长的意外被废，才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宗室，潜意识里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叔叔元禧的无故造反，对于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元禧死后，他把政事更多地交给了高肇来处理。
论血缘和感情，宣武帝与高肇之间的确亲。高肇的妹妹是宣武帝的亲生母亲，他的侄女，则是宣武帝后宫宠爱的贵嫔。不久后，高肇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也就是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与皇帝有这三层关系相连，朝廷上下，谁敢不对国舅爷敬畏三分？
然而高肇本人，却很缺乏安全感。他在朝中时日短，根基浅，更谈不上功勋和学识，要想在政坛上生存，就得拉帮结派，培养势力。
上面的人有心结交朋党，下面的人有心攀龙附凤，这是典型的供求搭配合理的经营模式。日久天长，投靠高肇的人多了，他的胆子也跟着大起来了。对于异己，尤其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散骑常侍赵修、冠军将军茹皓等人，他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
北魏迁都汉化，全盘搬用汉人的政治体制，文化上大有长进（比如儒学），腐化程度也大有长进。想要挑出几位没毛病的官员，还真不那么容易。高肇四处搜集赵修、茹皓的罪状，成果颇丰。他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和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向宣武帝亮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将两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给扳倒。
赵修仗势骄恣，茹皓弄权纳贿，朝野共愤，死得并不冤枉。可告他们的高肇又何尝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证弄死“眼中钉”茹皓，他不惜诬告，说茹皓伙同其他几名皇帝亲信，密谋拥立北海王元详作乱。
把皇叔元详牵扯进来，是高肇扫除异己行动的一部分。六辅失权时，只有元详不降反升，位在高肇之上，又与茹皓等人往来密切，高肇嫉恨已久。这一招，是高肇的杀手锏。
高肇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来就是，元详虽和元禧一样，是个贪横无耻的亲王，欺男霸女的事干了不少，但并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无中生有，实在有点难为我们的高国舅了），但在宣武帝面前正好对路——叔叔兄弟抢皇位，是他最怕的事。他召中尉崔亮入内朝，弹劾元详“贪淫奢纵”，又以“怙权贪横”的罪名，赐死茹皓等人。
至于元详，宣武帝不想杀他，名义上下诏免他死罪，废为庶民，暗地里把他软禁了起来。半个多月后，他的家奴想救他外逃，事情败露，他终究被秘密杀害了（很可能也有高肇的授意）。
黑吃黑的结果，高肇连胜两局。他的气焰愈加嚣张，将魔爪伸向了后宫，支持侄女高贵嫔抢班夺权。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皇后于氏莫名其妙地去世，人们传说是高氏下的毒手。
于氏生有一个皇子，名叫元昌，当时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才三岁，高肇和高贵嫔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将来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小孩。乘着元昌突患急病，高肇私下贿赂侍御师王显，让他有意延误治疗措施，不出几天，元昌就夭折了。
宣武帝痛失爱子，却怀疑不到是高肇做的手脚，宫内外的零星传言早被高肇的人严密封锁。正始五年（公元508年）七月，贵嫔高氏被册封为皇后，高家的权势更大了。（高肇专权施政，改动了许多过去有效的制度，以至怨声载道，人心愤怒。立高后之前，素来不问政事的彭城王元勰都出面反对，宣武帝执意不听，可见这时的高肇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厌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蹚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按照官方的说法通报家人：彭城王酒醉而薨。
痛失丈夫的李妃号啕大哭，骂道：“高肇枉理杀人，老天有灵，必叫你不得好死！”元勰的死讯传开，皇亲贵族为之哀叹，平民百姓为之流涕。洛阳城内的和尚悲痛得一天不进米食，喝水充作斋饭。（宣武帝和高肇大概都不会想到，元勰的人望有这么高，若真有心谋反，恐怕这对君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真是讽刺之极）
元勰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谥号武宣王（与元恪的谥号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从感觉上说，武宣还略强于宣武）。他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后来做了皇帝，追谥他为文穆皇帝。谥法上说：“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经纬天地曰文；布德执义曰穆。”这四个字，元勰都受得起。可惜，他居然死于小人之手。
八、宣武帝失政
高肇杀了元愉、元勰后不久，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继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势，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乘着酒劲，挖苦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按你的杀法，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篡了汉室江山；如今看阁下的样子，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
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不可以放松警惕，并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笑笑作罢，依旧袒护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他最擅长的，是佛教的义理。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北魏中后期的皇帝，佛学的修养都不低，而以宣武帝为最甚）。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还大打折扣，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
比方说“俸禄制”，其本意是杜绝贪腐，改良官吏队伍。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不是发配就是处死。宣武帝呢，则纯粹随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处理。被杀身死的元禧、元详、元愉，一个比一个贪，倒台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打压他们的高肇，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谁都狠：元禧被诛后，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的贵族，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也是一个劲地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
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魏书》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成帝和东汉的安帝、顺帝。以我看来，这是给了面子。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
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向马仙琕献城投降。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骑上马就跑，十万魏军跟着溃散。淮北普降大雪，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冻死的、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魏军损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那么钟离、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三年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修筑拦淮大堰，想要水灌寿阳，除掉这个心头之患。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浮山堰工程上马后，经过近两年耗人、耗力、耗钱、耗时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总长九里，高二十丈（相当于三十多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洪水泛滥，大堰坍塌，寿阳城没淹没，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梁武帝施计不成，险些自废武功，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他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大军出动两个月后，延昌四年的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岁，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作为却相差甚远。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也就作罢。此后，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直至灭亡。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