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它——穷，典章制度也不完备。建国的时候，尽管有山东诸国派来使节，向他们行聘问之礼，但展现在人家眼里的，大概只是百年以上的差距吧？
尽管秦襄公筑了别国都没有的祭祀台，叫做“西畤”，祭祀远祖白帝；尽管在他之后的秦文公，也制造了“神鸡”从天而降、为秦国带来王霸之运的神话（今陕西宝鸡的命名，就是由此而来），但这都是雄心壮志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秦国穷，物质谈不上了，他们就是靠这精神，慢慢地往前挪！
从秦襄公之后，秦国领袖的名字就好记了。不过，严格说来也不是他们的名字，从受封“秦嬴”名号的非子以后，秦人领袖居然都没留下名字，有的就叫做“秦侯”，有的则叫做“秦公伯”“秦仲”。秦公伯，是秦公老大之意；至于秦仲——晕，这不就是古语中的“秦老二”吗？
襄公往后这一百多年，我们先按照顺序理一下，那就是文公、宪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
先来说文公。文公对秦国“大国崛起”的贡献，是他继承父业，经16年努力，终于赶跑了戎人，夺得了周族的发祥地——岐，控制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
他从即位起，就张罗着讨伐戎人，先是领着700名武士从西垂宫（今甘肃礼县）出发“东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第二年到达“汧渭之会”（究竟是哪儿有争议，估计是在宝鸡以东），觉得这地方不错，四通八达，于是就在这里住下，把都邑迁至这里。这一举措，使秦国势力进入了关中腹地，为将来的起飞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立足点。
至此秦国之地，西起天水，中跨宝鸡，东达岐山，在地理上已经具有一个大国的规模了。
领土扩张以后，为取得周王室的更大支持，秦文公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了周王室，自己专心向西拓展。
他发兵驱逐了戎人后，岐山一带还有大量没有随周平王迁走的周人，秦文公就把他们统统收留。这些周人，都是农业上的好手，秦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种庄稼的本事。到此，秦人的游牧经济，就转型成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
经济的转型，与国家的政治进步、军事强大互为表里。可以想象秦人中的赳赳硬汉，在学习扶犁点种时的笨拙。可是再困难也不能骂娘，为了子孙万代，转型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
文公上台第13年，设立了史官，记录国家历史，老百姓也逐渐有所开化，开始向往文明了。文公在位第20年时，为解决秦人的宗族纠纷，设立了“三族之罪”法，开始以法治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也筑了高台，祭祀白帝。还别出心裁，在陈仓北坂（宝鸡之南）修建了一座大庙，祭祀为秦国带来王霸气象的“神鸡”。
当今也有历史学家说，从天而降的“神鸡”，不过是陨石而已。不管它是什么，秦国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有翅膀的民族。
在文公死后，是文公的孙子宪公继位。宪公也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他的主要功绩是：把都邑从“汧渭之会”迁到了平阳（今岐山县西），以利征战，又派兵讨伐“荡社”并灭之。荡社，是前商朝在西部一个封国的后裔，居住地相当于今天的西安以南。这个行动，说明秦国在主要对付西戎的同时，也开始向东边拓展了。
不过，宪公时期也有负面的事件，秦国发生了第一次内乱。乱子是因为国君的老婆太多引起的，宪公先是娶了鲁国国君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武公、德公；后来又娶了周王的女儿，生了出子（也就是出公）。这三个儿子，先后全都当了国君。
周王之女是王姬，身份当然要高过鲁姬一头，可是此前，宪公已经立了长子武公为太子，不好变了，这就为某些人制造动乱埋下了伏笔。
宪公一死，秦国位高权重的大庶长（相当于丞相）等三位大臣，废掉了太子，另立5岁的娃娃出子为国君。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揽权，把小君主当成傀儡。
等到出公长到10岁，大概是不大听招呼了，三大臣便又杀掉出公，复立武公为国君。
这样三翻五次的，哪成啊？武公上台三年后，羽翼丰满，就以擅杀国君的罪名，灭掉了三大臣全家。
变乱的教训是惨痛的。丞相揽权，自然是要谋私，于是武公又恢复了集权制。
武公为秦国扩张做出的贡献，可不是一星半点，他的战略，是东西并进。
向西，压迫西戎后退，一直打到临近西陲的地方；向东，讨伐戎人的小部落和周王室封的小国，一直打到了华山脚下；后来，索性又灭掉了周文王的弟弟虢叔传下来的一个“小虢”（今宝鸡虢镇，是“西虢”随周平王东迁后，原地留下来的一个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