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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

作者:何建明 当前章节:15556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02:03

“好嘛,谁接着说?”余秋里干咳了一声,然后声音不高不低地问一声后,抬眼看了一圈身边坐着的人。

“那我就说说吧。”青海局局长李铁轮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着,其实看得出他心里的话已经憋了好久了。这也是头高原犟驴。话不多,也不绕弯,却火冲冲的:“希望以后石油部干什么事,先照顾照顾我们青海这个穷局。咱不容易啊!要什么底子没什么底子。部里有难处,我们小局下面也有难处呀!部里有难处时,往局里要人要物,可我们局里有难处时找谁去呀?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软里见刀子的家伙。代表们今天都在为余秋里部长和部党组捏把汗,特别是脾气大的余部长。他们心里在想:这阵势下去,结果只能有两种,要么风风火火想大干一番石油事业的余秋里部长从此做缩头缩脑的乌龟部长,人家下面几个顶着国家石油大梁的管理局和油矿吆喝什么你部长在上面就跟着吆喝什么;要么是下面的几个管理局和油矿厂领导的脖子软蔫,老老实实俯首称臣,听从他余秋里指挥调遣,不说一句怨言。总之,不管哪种结果,这回华侨饭店会议肯定是一次不见血的“鸿门宴”!

不一定不见血!有人私下窃窃议论道:瞧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他们的身上谁没几个枪子穿过的孔?他们怕过谁?说不准会一吵起来,拍桌子瞪眼还嫌不过瘾呢!

看吧:第一位老红军都哭了!第二位局长不是软里藏刀嘛!

我看余部长绝不会饶了这些家伙!他们算个鸟?想跟部长较劲?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没听说毛主席为啥让他来咱这儿当石油部长?就是他余秋里能干!能打开局面!哎,你们听说这个故事没有?1940年前后,我们八路军跟日本鬼子干得最凶的时候,兵力损失巨大。余部长那时就是支队政委。他奉命在冀中平原一边跟小鬼子干,一边发展八路军队伍,你们猜怎么着?嘿,短短十几个月,余部长他带的队伍,把冀中平原的小鬼子打了个稀里哗啦的,而他自己的部队由开始3个连队的二三百人一下壮大到了5000多人!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毛主席都表扬过余部长的本事呢!

嗯,我看呀,他们新疆局、青海局的人是吃错了药!就是嘛,我看他们太牛了!是呀,这几天他们打出了油,《克拉玛依之歌》也唱得太响了,还有柴达木人啥的,这本来也是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他们现在倒好,以为自己是谁了?柴达木油田是他们自己家的了?克拉玛依油田也是他们自己下的仔?呸,我看他们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是嘛,余部长他们有什么错?咱国家的石油底子就这么薄,不靠集中兵力作战,将来找油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油田也越来越多,如果都各干各的,找出一油田自己就独立一块地盘、搞一支应有尽有的队伍,那我看整个中国人都调来搞石油还未必够呢!

可不是!那么干法咱们石油部就不叫石油部了,该叫“全国部”了!

得了,还叫“全国部”呢!要真到了那时候,我看也是我们石油部灭亡的时候了!怕是连石油部的名分都不会有了!

是啊,要真到那份上,他们克拉玛依、他们柴达木也全给灭了,那时他们往哪个地方去牛呀?

哈哈哈,我看应该让他们尝尝苦头。要不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这油田那油田,这管理局那管理局,如果他不姓石油,也不姓石油部了,看他们还能牛多少时间!

真是不懂一点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搞社会主义就得有全局观念。我看余部长和党组的方向是对的,行动的措施也没什么错!咋,国家这么缺油,他一个克拉玛依、一个柴达木油田就能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啦?全国人民就该向他们供煤火烧啦?真是恬不知耻!

唉,说到底啊,还是去年川中搞砸的原因。他们四川也真是的,本来地质情况没搞清楚就在那儿瞎嚷嚷,就凭着几口井喷油便到处吹发现大油田了!弄得余部长跟着他们在毛主席面前都丢了丑……

我看这事不全怪四川局,部里决策也是有些问题,搞啥会战嘛!把几个局的人马都拉上去了,结果啥名堂都没干出来,被动吧!

你不当部长说话轻飘飘的,噢余部长他们容易吗?中央天天喊着要大跃进,大炼钢铁,粮食一亩要收几万斤,这“卫星”一天放一个!石油部咋一点动静都没有?让别人以为你石油部是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反调?把搞油的都整成“大右”了!这不是大笑话、大悲剧嘛!他余部长能这么干吗?

唉,其实啊要我看,他余部长啥都别操心,上面说啥就跟着吆喝啥就得了。你不是让大炼钢铁吗?那我们就都去炼吧!让新疆局、青海局去风光吧!

屁话!他们风光啥?拿好端端的国家进口无缝钢管去扔在土炉里烧瘩疙出来去风光?这叫败家子!余部长骂得好!还骂得不够!

行了行了,我看呀石油部眼下这种局面都是四川那边没搞出油来给闹的。

是是,哎,四川局的龟儿子来了没有?他们缩到哪儿去了?

“我是四川局的。那我就说说吧。”四川局的张忠良终于站了起来。他也是一名老红军,石油师的副师长,他身上也有敌人枪子留下的一道道伤痕,他平时的脾气也能吃掉人。可现在他变成了一只受气的小兔子——哪回会议石油师的人从上到下好像都不吃香似的。政委张文彬在新疆虽说是局长,但人家党委书记老王头觉悟更高,张文彬要不是余秋里保,早就是右派分子了。师长张复振也不硬气呀!搞运输去了,干来干去也是个受气包。本来副师长张忠良可以为石油师的全体将士直直腰杆的,偏偏川中一仗打得窝囊喔!

“是我工作没做好,拖累了各兄弟局的后腿,让大伙儿跟着我们四川倒霉。”张忠良真有绝招,这会上他一说话就向人检讨。特别是见了新疆局的王其仁和青海的李铁轮,就一头往胸前垂下,抱起双拳一个劲地赔不是,而且好几回是当着余秋里部长及其他几位部领导的面。

好你个张忠良,这不是拐着弯在我面前骂我嘛!余秋里不是傻人,这一点还看不出来?

“余部长,这会这么开下去不行啊!”有人满脸愁云地跑到余秋里的房间说。

余秋里奇怪地问:“怎么不行?我看挺好的。”

“还好啊!再这么下去,他们非得把你吃掉不可。没瞧这几天几个骨干局领导脸上都春风满面,得意洋洋的?”

“好啊!让他们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嘛!只要他们能说出心里话,那就让他们去洋洋得意吧!我要的就是这个!”

“可这样下去我们部里以后怎么领导队伍呀?每个局自己都有一套,上面的话没人听,我们怎么集中兵力找大油田呀?”

余秋里笑了:“对头,你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我心里想的,也是要在会上向大家提出来的。我们既然以后还要长期地在一起搞石油,现在就先得把心里想的,连同我们过去做的对与不对的地方都摆在桌面上,说他个痛快,直说到连屁都没有可放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样以后我们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队伍向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

“这么说你心里早有底啦?”

“没有底我还开什么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石油部上下要统一认识,思想往一处想,下一步我们才能在松辽和全国的找油战斗中取得突破性的战略与战役的伟大胜利!”

“余部长,你又要给我上战争军事课了……”说话者偷偷笑了。

余秋里的眼睛瞪得溜圆:“搞石油就跟打仗一样呀!我不用战争军事手段我能搞得赢吗?”

“嘻嘻,我看你打仗这一套行。”

“你以为我这个中将是捡来的?”余秋里说完这话就哈哈大笑起来,“走,继续听同志们放炮去!”

刚出门,工作人员就将余秋里叫住,并引到一边悄悄说:“李立三同志和李雪峰同志来电话说找时间想跟你谈谈。”

“嗯,他们要找我谈什么?我现在正开会呢!”余秋里一时没反应过来。

“肯定是有人将会上讲的内容向两位主管工交口的领导反映了。”

余秋里的脸沉了下来,又马上绽开:“让他们反映吧。”

后来李立三和李雪峰两位主管中央工交线的领导真找了余秋里谈话,并且好言劝他注意下面的意见,尤其是当下大跃进的形势,千万别让人抓住啥把柄。

见鬼了!老子从干革命那天起就没有想过自己怎么着!我抓石油怎么着?国家那么穷,毛主席和全国上下又急着要油,我不采取些特殊手段,不集中兵力去打歼灭战,我们什么时候能搞出大油田来?急啊!都是给逼出来的!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跟我们当年与小日本鬼子干仗一个样,他把我们的根据地毁了,又到处建了碉堡、伪村公所,我们八路军到哪儿都受到限制,可我们得站住脚跟,取得胜利呀!那就得想法在敌人的夹缝里求得生存,有了生存就有进攻和出击的机会,就有了战胜敌人的可能。那会儿我们搞石油就是这个样!国家没钱多给你,石油系统自己的底子就这么薄,你这么干猴年马月找到大油田?不行!这都是逼的!

余秋里在90年代初成为植物人之前,一次接受一位部队写作者时这样说。

但在华侨饭店的会议上,他知道靠简单的几句话是说不通那几个很会“蛮不讲理”的局长书记的。再说那会儿政治形势可不是对余秋里干的那一套很有利,弄不好整个石油部都会被人说成是“右部”——有右倾机会主义意识的部门。搞油的部真成了“右部”麻烦可就大了。这种先例不是没有。

了解一点新中国史的人都知道有个叫周小舟的人,当过湖南省委书记,一度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人物。可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跟彭德怀有过相同的对当时中国形势的认识和看法,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有个重要讲话,中间有这样一段话,“周小舟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周小舟哪是什么民主人士?他是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人,是省委领导。毛泽东这样说他,是因为过去毛泽东曾经把周小舟看作是有能力敢干大事的党内少有的几个“海瑞”式好干部的。现在毛泽东不相信周小舟这样的“海瑞”式干部了。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的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毛泽东传》,第1007页)

余秋里过去一直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好海瑞”,可会不会现在因为提出石油工业“又让又上”而被划到毛泽东不喜欢的像周小舟式的“右派海瑞”行列中去呢?

在1959、1960年的形势下,这可都是说不准的事。

崭新的华侨饭店在当时的前门一带是座别致的建筑,冬雪飘落的时候里面的气温很舒适和温暖,但独臂将军感到他的那只已经空洞了二十几年的残臂阵阵作痛……这是为什么?打仗那会儿条件那么差为啥没感觉?噢,是因为一个劲头地向前冲!冲!这样的情况下再有疼痛的伤口也不会感觉到的。解放也有10年了,一直没有作痛过呀?这是怎么啦?

余秋里推开窗户,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儿,将右手向窗外伸去……几片雪花儿飘在他手心上,很快融化了——他的手一直是滚烫的。

噢,是心在疼。是自己用滚烫的心在倾注对中国缺油的局面而焦虑而奋斗之后得不到人理解和共鸣而撞击在心头的疼!

窗外飘雪,飘得京城一夜银装素裹。余秋里关上门,不让一个人进屋,就连秘书也不准进。会议室里的争吵声仍在继续,而且一声比一声更高……

都说独臂将军生性脾气暴烈,哪知他内心世界却时常细腻微妙。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就不是他余秋里,而是许世友,许世友一生性格独特,刚烈有名,在其生命最后时候也一副虎豹之相。但余秋里不一样,我作为他几百万队伍中的一员,曾经在余秋里晚年时看到的他形象是一尊完完全全的佛相——善良至极、和蔼至极,心里能装得下天,脸上总一副笑眯眯的样。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向“中央首长”住的那种深宅朱门,跟左邻右舍那些站在马路边下象棋的爷们和赤着背的三轮车手聊上几个小时——那会儿没人相信他是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那么官职显赫的大人物。

“我怕啥?我一生没有给老百姓办过坏事!”多少次身边的警卫和中南海的人劝他外出要“注意”,余秋里实在生气了就口出此言。

不是一生积德的人是无法修道成佛的,更不用说有佛相了。共产党人是不信修道的。但共产党人也讲道德和修养。要不为什么现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提出“执政为民”和人文治理社会呢?

在军队,在打仗和完成任务时,没有那么多废话,下级就是服从上级,指挥员让你打到哪儿你就冲锋到哪儿!死了是烈士,回来的是逃兵。甭废话!什么正确不正确?执行就是正确!不执行就是错误,就是违纪!上级有错怎么办?当然可以改正嘛!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在大战来临之前,在决策已经下来的时候,你甭再怎么哼哼唧唧,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死了一个,死了一片,就是全军覆灭也得执行!

这就叫军队!这叫指挥打仗!干啥?仗还没打起来,就狗日的嚷嚷这不行那不行,那等你什么时候说行的时候,黄花菜不都凉了嘛!黄花菜凉了就算了,脑袋要是掉了你找谁去?

石油部的几个副部长和一些司局长看着会上下面的石油局领导那么“猖狂”,很为自己的余部长和党组抱不平。

咋,真是你们下面油田、油矿打个喷嚏,我们石油部的大楼就摇晃不停?那也太小看人了!

“哎嘿哎嘿,你们瞎嚷嚷什么呢?开会就是让人家把心里话掏出来的嘛!这有啥不好。我看好得很呢!”余秋里从房间里出来,一脸平静和温和之色。这反倒让机关同志捉摸不透了。

“将军这回咋的啦?给下面的人吓着啦?”

“去去,余部长怕过谁?”

“那他这是怎么啦?别人在他头上拉屎他也这样忍着?”

“他怎么啦?我怎么知道?你有本事自己去问问他!”

“得得,这段时间他和几个副部长天天找人谈话、征求意见,嘴皮子都磨破了,今天他不是要讲话吗?听听看他怎么说。”

“走,去听听——”

余部长终于说话了——“鸿门宴”正式开始!台下的各种角色心里头都悬着,七上八下的。只有玉门局的人心里比较踏实,因为前几天余秋里请他们发言,介绍他们顾全大局、支援兄弟油田建设的事迹经验。玉门人来这里谁都没话说,新疆能出克拉玛依、青海能出柴达木盆地,没有不是玉门人支援的结果。那个作家李季不是说“凡有油田处,都有玉门人”嘛!搞油田的人,谁也牛不过“玉门人”,因为玉门是中国的石油摇篮,而玉门在一边支援全国找油,同时又注意发展自己的“玉门经验”和“玉门风格”也确实让人佩服。

比比玉门的风度,再看看自己的雅量,新疆和青海局的早就心里有点发毛了。

现在又看到余秋里部长走向主席台时那只空袖子“飕飕”生风的样儿,新疆局、青海局的领导开始感觉脖子后发凉了……

“同志们哪!这个会已经开了十几天了。收获不小。现在我代表党组讲五个方面的问题:一、观大局、看主流、辨方向,对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和机关来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课题,也是检查我们机关和领导干部政治强弱的试金石……”听听,第一个问题就是“试金石”!啥叫“试金石”?你是革命者还是不革命者,你是好领导者还是个不好的领导者,“试金石”上一试就明白。

那也是要看余部长今天举出的是什么“试金石”了!要是像当年项庄在沛公面前耍的那把剑,这回新疆局、青海局还有前几天“牛”气冲天的头头脑脑们倒霉了!

“观大局,我们现在的大局是什么?搞社会主义!把国家经济搞上去,!毛主席和党中央天天都在操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不搞上去行吗?苏联赫鲁晓夫卡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搞上去;美帝国主义帮着台湾企图反攻大陆也是不想让我们搞上去!而我们呢,毛主席说了,一定要搞上去,新中国不能因为苏联和美帝国主义卡我们脖子,蒋介石在那儿嚷嚷,我们就搞不上去了!搞不上去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人!”

“这就是大局!不认识这个大局,光想着自己那么一点小天地、整天算自己的小账,就不可能理解国家的大局。我们石油工业建设的大局是什么?不是有了几个小油田就可以躺在那儿吃等老死了!那是不行的!国家建设大家都看到了,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建设发展了,就要用油!毛主席说了,没有石油,国家就发展不上去。他老人家着急,全国人民着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大局!我们石油部目前的大局:找油!找大油田!找出国家和人民建设所需的石油!”

“连这个大局也认不清,我们还算什么石油人呀?”

“鸿门宴”血腥味出来了。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主席台上那只独臂不停地在空中挥舞着。

“我们石油部的油怎么找出来?靠什么?我看就是要靠组织全面的、综合的、有效的大协作!有了这种大协作,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实现大跃进!”

“我们的潜力在哪里呢?企业内外,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协作,就能发挥很大的潜力!因此,可以说,协作本身就是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全面的、综合的大协作,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大重要特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最大地发挥这种协作的威力!”

乖乖,上纲上线了!台下的人用眼睛偷偷地在交流。

台上的人,继续挥动着右边的独臂:我们石油部为啥要搞大协作呢?看:独臂先是握紧拳头,然后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分开来——

“第一就是我们落后。一穷二白地落后,产量还少,少得可怜。可我们石油部也要实现高速度呀!怎么办?到毛主席那儿哭穷去?我不干,我余秋里不会干这种事的!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不会干,我也相信石油部所有的同志都不会这么干!毛主席让我们来搞石油,就是希望我们搞出名堂、搞出大名堂来!新中国建立起来不容易,我们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扔下的一个烂摊子上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现在国家要发展,要大发展,因为不发展不行,帝国主义欺负我们,连一直跟我们很好的“老大哥”也要欺负我们,怎么办?就得高速发展,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石油部建立时间不长,比别的部委更可怜些。但我们不怕,我们靠大协作精神。这样做,可以解决无论是油田建设,勘探也好,炼厂建设也好,都可以在某一点上,某一个方向上,把劣势变为优势。所以,我们要实现高速度发展,就非得协作不可,而且是大协作。青海冷湖是个荒凉的地方,那里草木不生,连麻雀也不去,条件很不好,但今年上得很快嘛!克拉玛依在采、炼、储、运等几个环节上能迅速建设,保证了高产!他们都是什么原因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们看就是全国石油工业系统中组织了大协作的结果。这叫大家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你帮我,我助你,七手八脚,一下就上去了!这就是大协作的结果。你单靠自己一个小矿一个油田办得了大事吗?一时你可能行,可再大上十倍八倍,你还能行吗?

第二是我们石油勘探工作的发展常常出现不平衡。这是我们石油工业本身的特点。为啥?就是因为油田经常是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它加起来可以归结为“有、无、大、小、东、西、南、北”。啥意思?就是油田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它没有;有的地方它大,有的地方就小;有的东边有油,西边就没油了!有时南面有油,北边可能有,可能就没有。同样是一块南边的地区,也不是都有油!有的今天油哗哗啦啦地冒个不停,明天你就是叫它老爹老妈它也不出油呀!这样就会给我们石油系统形成一种你无法改变的力量的不均衡性。你有时忙得不行,有时你就闲得不行。怎么办?我们是社会主义,整个石油系统是一盘棋,全国是一盘棋呀!这样就更需要大协作。特别是碰到找大油田时,我们就得集中兵力,加速地质勘探能力,尽快找到油田,而且在找到油田后也得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油量搞上去。

再一个就我们本身石油底子差,国家现在的底子也很差。怎么办?我们不能因为底子差就不干活,或者等底子好了后再干,成吗?不成!毛主席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们石油系统自己的同志不答应!可你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石油部就那么点底子!这是个不利因素,是个弱点。我们就得克服它。靠啥克服?靠我们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别人,主动、全力地支援兄弟单位、兄弟部门,而且这种支援和帮助从长远和全局看,是相互的帮助和支援。这样我们就能把有限的技术力量、有限的人力、有限的财力放在一起,以较小较弱的力量去完成我们的大任务!去争取我们石油事业的大突破、大胜利!

你们觉得这样的大协作,有意义吗?值得吗?你们把手伸起来我看看!大家赞同不赞同我的观点?

台下早已被台上说话的人深深感染了。这回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有人怕部长看不到,就干脆站立起来举手。

余秋里高兴了,他不仅看到他的战友们全都举起了手,而且连新疆局的王其仁、青海局的李铁轮,还有四川局的张忠良,他们全都举了手。

好嘛,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这证明我们开这个会是成功的,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我确实也要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以后不管打什么大仗恶仗,也不管像玉门这样风格特高的油田怎么不叫苦、不喊冤,我们在集中兵力的时候,也得讲究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能像割韭菜似的,或者像杀鸡取卵那样,那绝对不成的。新的基地、新的油田要开发,也不能把老的油田、老的基地丢掉和破坏掉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法!

“好——”谁在下面高喊了一声,一看原来是新疆局的王其仁。

“好好!”也不知谁附和了一声,于是整个会场里“好”声一片,掌声一片。

余秋里趁着大家鼓掌之际,往会场扫了一遍:他高兴地看到了想看到的人,于是站起身:秦文彩同志和李德生同志,你们都来了啊!去年我在四川会战期间没有认真听你们的意见,而且也不正确地批评了你们,还有张忠良同志也提了很好的意见,我没有接受。现在,我再一次代表党组,也有我个人的意思在里面,我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将军部长突然庄严地挺直胸膛,举起右手,向秦文彩、李德生等同志又敬礼,又鞠躬。

“哗——”这回掌声真是雷鸣一般。华侨饭店的服务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纷纷拥到走廊和会议室的门外,当她们听到里面随即传来欢笑声时,才微笑着回去干自己的事。

“同志们,现在我想趁这次会议的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下明年——1960年咱石油部的工作计划。明年可能对我们石油人来说,是个好年份。我们的松辽已经出现希望的曙光,如果勘探计划继续发展,我们要准备组织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彻底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同志们有没有决心啊?”

“有!”会议室的房顶出现了强烈震颤。

余秋里这回笑了。是该值得笑一笑了。石油部的华侨饭店会议已经过去了45年,当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一步一步走入这段历史并再回过头看看后来新中国石油走过的石油史,我才深深地理解了康世恩同志为什么说此次会议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了。是的,石油工业与其他行业很不相似,尤其是中国的石油工业,这个行业本身的基本特点是它的“未知数”,油在哪儿是未知数,能不能成为油田开发、怎样开发、开发的结果又会怎么样等等都是未知数。对待这样一个特殊战役,靠常规的工业化运作简直是无法前进一步。

“好,现在散会!”

代表们带着一身热血,纷纷离开北京,准备接受更大的任务。而新疆局和青海局、四川局等局的领导没有先走,他们围着余秋里和康世恩等部领导就是不走,说一定要从部长嘴里听到下一步如果松辽要大干,必须有他们几个局的任务、而且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才走。

“放心,余部长绝对不会轻易将啃松辽的硬骨头任务放过你们几个局的!他是干什么的?指挥打大仗打硬仗的将军!他最知道关键时刻用谁不用谁!回去吧,好好统一思想认识,做好松辽大仗准备!”李人俊对几个局长表态道。

仗,有的是给你们打的!这是将军们习惯用语。但余秋里没有理会王其仁他们几个,现在他心里想的是尽快弄清楚松辽到底是个啥情况!松基三井一口井出了油,并不能说明松辽是否有油的根本问题——当然它出油本身也是个希望,一个很大的希望,但川中的教训一直压在他余秋里心头,再不能轻举妄动了,否则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丢丑的话,他余秋里真的只能回家帮素阁抱孩子了——余秋里是这种人吗?四十四五岁,年富力强时,自然不会干这种“没出息”的事!

这时的康世恩有些弄不清余秋里的意思:按照他这一年多来跟独臂部长一起工作的习惯看,他余部长的性格绝对不会在见了松基三井这样“曙光初照”的形势面前那么沉得住气!干吧!甩开膀子在松辽上干他个翻天覆地!至少比四川那边的会战干得更欢势嘛!但康世恩很快明白了余秋里的意思。

“老康,这回松基三井的出油情况,以保守的数字向外说。宣传上更不要多说这事,现在还不是时候。”秦老胡同的再次聚会时,余秋里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

康世恩完全明白了:余部长在等待松辽下一步的进展情况。于是他报告说:“松基三井这两个多月的出油情况一直稳定,这说明地下储油情况和地质构造不像川中。”

“其他布置的井进展怎么样了?”余秋里更关心松基三井后部里所决策布置的另外63口井,尤其是布在大同长垣构造上的那56口井。地质部现场地震队送到石油部的资料已经证明,那个长垣构造长达千余公里、宽有数十公里,横卧于松辽平原的盆地中央,像一只巨大的长方形鱼盘,葡萄花、高台子和太平屯等几个构造则像大“鱼盘”中的几个小土豆。要是长垣整个构造都能证明是储油的,那将是个什么样的油田呀?!

不敢想不敢想,部机关好几个技术干部一听连连摇头,虽然他们心里也希望能为祖国找到一个大油田,但他们没有勇气去想到这回要找出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

怎么不敢想?中国就不能有“巴库”?何长工老将军不已经说要在三年内找到“中国的巴库”嘛!余秋里把右手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雄鸡头”上,丹田之气一提:我就要“中国的巴库”!

“部长,松辽的长途电话接通了。”秘书将电话筒放到余秋里的手里。

“喂,我是余秋里啊!什么?还听不清啊?”余秋里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把院子前后的人都吵醒了,可松辽那边的电话里还像苍蝇似的不停叫嚷着:“你能不能再声音大一点?”

余秋里用力抬起一条腿,跨在木椅上,想借助这力量把底气再往上提高两倍:“……同志们哪:你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争取速度!对,速度!在工作中要做到四快:快运输、快安装、快开钻、快钻进。哎,对头,四快!你们要知道,这一批打得快和慢,会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布局问题!也关系到明年全盘的工作布局问题和决心啊!是的,我很着急。你们早完成10天,我和部里就可以早10天下决心。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再次要求你们:务必在明年3月前将长垣构造上已定下的56口井打完它!哎,对对。目前松辽只有一口井出油还不能说明问题。能不能把松辽这个油田定下来,你们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现在的任务是加速勘探,鼓足干劲,分秒必争!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松辽那边回答得很响亮。

读者是否意识到,此时的将军部长心目中已经开始在酝酿一场共和国空前的建设大战了!从来到石油部后,将军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对克拉玛依、柴达木等油田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早已认识到,中国的石油之战,再靠过去分散兵力在这一处掘几个孔、在那一处再搞几块地普查勘探一下,或者像西方的公司式开发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才10来年,完全的计划经济形式也不可能让他采取西方式的石油开发模式。那么可以选择的只有一种:利用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兵力干大事。而石油工业的特殊性,又使他非常自然地想到了用军事手段、军事艺术和军事思想来完成和实现这样的大作战计划,便成了毫无疑问的最佳选择。

这是余秋里娴熟的一门指挥科学。他在战争年代,从毛泽东和贺龙、彭德怀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更多的实践是他自己的。关于余秋里在军事科学上的独特才能,我听过专门研究过他的军事专家们说:余秋里的本事在于他既有纯粹军事家的那种决断勇气、敢打敢冲和战之必求胜的战将风范,同时又有政治家的那种善于把握战斗人员的思想、觉悟,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政治鼓动,使每一个参战人员时刻处在自觉自愿的高昂斗志状态的政治韬略。

川中一战,余秋里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丢过脸面。但对余秋里个人和对后来的中国石油事业来说,真是难得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华侨饭店会议吵得很厉害,有人认为按余秋里的脾气,必定会把那些不听命于他、在关键时刻另有小九九的下属,以最严厉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将军这回没有,他镇静自若地驾驭着整个石油队伍的方方面面,以细致、耐心、实事求是和体谅、理解的工作方法,让人心服口服,最后达到他愿望的那种“万众一心,所向披靡”的目的。

好了。队伍不再是你行你素、我行我素的散沙一盘了。情绪高昂的战前准备已就绪。现在只等一声令下了。

战令好下,但“敌人”在哪儿?“敌人”的兵力有多大,又以什么方式采取行动?余秋里现在需要亲自决断——川中经验已经告诉他在没有弄清地下情况时,他的“石油之战”就不能发令。

战前的侦察是最必要的。布孔打井的勘探普查,是“石油之战”的基本侦察内容。余秋里因此特别关注新布下的几十口井,尤其是地质部现场地震资料所显示的那个“大鱼盘”——长垣构造上的那56口井。这是余秋里为了继续论证松基三井的出油是否真的稳定和高产,更为的是确定松辽是否真的存在大油田。

“老康,应该再派技术力量往那儿去,只有吃透吃准那边的地下情况,我们才能决定行动决策。”余秋里急切和焦虑地一次次找来康世恩,催促他调集更强的力量到松辽那边去。于是康世恩迅速把石油部几位技术“大将军”张俊、翁文波、李德生、童宪章等全部派到松辽前线,与已经在那儿的张文昭、杨继良、安启民、武依民及从苏联留学归队的胡见义、崔辉、李葆青等会合,展开技术评估松辽的“侦察尖刀行动”。这些技术专家来到前线后,分组行动,有合有分地死死盯住每一口勘探井的钻探进展,一有情况,立即汇聚一起研究分析。

即便如此布局,余秋里仍然不很放心。1959年12月26日将军部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松辽大地。也许谁也无法理解日理万机的他,为什么在本年度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还要赶到遥远的北国?

将军到底在想什么呢?

将军一路默默无言,只有那双深邃的眼睛透过苏式嘎斯吉普车窗口,在寻觅、在探究、在思考他眼前的这块陌生而充满神秘感的黑土地。

啊,这就是松辽,广袤无垠,一展平川,举目无边。

啊,这就是松辽,白雪皑皑,漫天银装。一个连一个的水泡子像一面面巨大的镜子,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而在几千万年前,这里曾是草木茂密、鸟飞雀欢、鱼虾满塘、玉珊碧翠、兽禽同乐的水泽天国呀!

太美了!美得透心,美得刻骨,美得热血腾升。

但也太苍凉了!苍凉得叫人恐惧,叫人寒战,叫人慨叹。

嘿哈哈哈!这就是我们的北大荒!将军突然一阵放纵的大笑。那笑声惊得近处的一群黄羊蹿跳躲闪,逃之夭夭……

松辽,以其原始的质朴和宽阔的胸怀,第一次迎接了我们的将军部长。

“真他妈的冷噢!”司机一次次叹息,一次次呵气——从他嘴里呵出的气,如同白色的狗尾巴,又忽而消失得影迹无踪。

毛领军大衣里的将军部长则露出头,朝司机笑笑,然后举起右手,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摘下头上那顶绿呢军帽,朝自己的脸上扇起来!

“部长你还热啊?”司机惊叫起来。

部长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说:“热!就是热!”

司机疑心重重地瞅了一眼将军那个头颅,可不,毛茸茸的发根里竟然有晶莹在闪动!

热!哈哈哈!这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谁能言热?唯有大将军斯人也!

“咔嚓嚓——”突然,吉普车前的轮下响起一声冰裂,于是四周的冰天雪地犹如一块电极板,顿起一串奇妙而悦耳的声音,一直传至天边……

怎么回事?司机惊得目瞪口呆。

什么也没有发生。大地仍然白雪茫茫,连天接地……

“嘿嘿,你们没有往前看嘛!看,那边是什么?”将军部长笑呵呵地抬起右手,指指略偏西向的前方。

“哎,快看!红旗!”司机惊呼。他的眼前,一面鲜艳的红旗分外醒目地在雪地里招展……

“是是,还有钻塔!我们的队伍呀!”秘书也看到了:一尊耸立在天地之间的钢铁钻塔……

“加速!上我们的井台去!”将军部长把右臂奋力地向前一挥,像当年带着红军纵队飞越雪山草地。

吉普车的四轮后顿时溅起一片雪浪……

“到了到了!葡萄花7号井!”在北京很少有笑声的将军部长,今天格外高兴,尤其见了自己的队伍,笑呵呵的脸没换过相。

“同志们辛苦啦!”吉普车的轮子刚刚停下,将军部长的双脚已经踩到了井台。

“是部长啊!部长您怎么来啦?!”工人们先是一愣,继而欢呼起来,纷纷围聚过来。

“我来看你们哪!”将军部长抬起左腿就往钻塔井台的甲板上迈。

“哎哎,部长别上来,小心滑倒!”工人们嘻嘻哈哈、咋咋呼呼地又想挡住部长,又想拉他上去。愣神间他们发现挡是不可能的,于是干脆扶住部长的左右胳膊,一把将他拉到了又滑又冰的井台上……

有人发现,他们揪住的是一只空空的胳膊:怎么回事?他们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又不敢吱声。

“部长在长征路上打仗打掉了一只胳膊。”有干部轻轻向愣着的工人耳语道。

原来如此!工人们肃然起敬。

“来,我们握握手!”余秋里将右手伸向每一位正在井台工作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小心哪余部长,您的手没戴手套,可千万别碰上铁器,那样会撕掉皮肉的!”轮到与一位青工握手时,那青工缩回手,这样说着。

这回是将军愣了:他想脱去青工的手套与他握手,但没有成功。

“部长您别动,我自己来。”青工慢慢地脱下手套,露出裹着纱布的手。

“怎么,手受伤了?”将军把那只裹着纱布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有一次换钻时,没顾上戴手套,结果摸了一下钻杆,就给撕下了一块皮……”青工不好意思地说。

余秋里不无心疼地问:“很疼吧?”

“不疼!”青工挺挺胸脯,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稚气。

余秋里转过头,对井台的干部说:“咱们来这儿工作的同志不少是南方人,他们不知道北方到底有多冷,千万要告诉同志们在冬季施工的注意事项!”

“是,我们一定注意。”

“这儿真是奇冷啊!”余秋里这回真开始感叹了。他看到井台上刚刚泼上的热水,仅仅冒了几丝白烟就变成了硬邦邦的冰碴。再看那铁塔四周的帆布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冰凌,阳光一照,如同瀑布一片。再看看零下二三十度下工作的工人们,因为不停地提钻下钻,那泥浆劈头盖脸地到处飞溅,于是他们的身上个个都像穿了厚厚的大盔甲……

“辛苦啊!辛苦!”余秋里一次次地喃喃着,脸上开始凝重起来。

“晚上让同志们多吃点热乎的东西!”余秋里对随行的干部连声叮咛后,又高声地问工人们:“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工人们一下愣了:什么日子?好像离新年还有几天嘛!是啊,12月26日,啥日子?

“对,今天是12月26日。是我们的毛主席66岁大寿的日子!”部长说。

井台顿时欢腾起来,嘻嘻哈哈地你一言我一语地:那今晚我们吃面条!庆祝毛主席生日!

余秋里笑了,大声说道:“对,我们吃热面条!吃长寿面,一是祝毛主席健康长寿,二是为我们在松辽大地上找到大油田!”

这一晚上,凡是余秋里去过的那些井台,全都吃上了热腾腾的面条,有的井台还弄了些酒。大伙儿吃得非常开心。

这一幕远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他正在和身边的一帮秀才们读书,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会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从12月10日就开始读了,而且一直读到新年的2月9日,前后历时两个多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毛泽东是个大诗人,他的诗充满了政治家的胸襟与情怀。他曾说过,自己的许多诗句是他对当时时势的一种抒怀。在他并不多的诗词中,他比较喜欢那首《沁园春·雪》——

(《毛泽东传》,第1037页)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银装冰封的大同镇街头一间土坯房子门口,一位胖墩墩的小伙子迎着呼啸的北风和扑面打来的飞雪,高亢地咏吟着,仿佛这世界上独他一人顶立在天地之间。

“杨技术员,你还在‘数风流人物’啊!”有人在门口大声叫道,“快进屋开会吧!一会儿余部长又要来问我们问题了!”

被称为“杨技术员”的吟诗者似乎诗兴未尽地闭上眼睛,然后深深地吸上几口带寒意的新鲜空气,转头钻进那间低矮的小土坯房。

土坯房内,与寒气逼人的外面截然相反,里面热气腾腾——而热气来自二三十名男男女女的年轻人的情绪与干劲。他们都是地质技术人员,中间有早一两年前就到这儿的“老松辽”,也有刚刚从西安等地质调查队过来的新同志。一块由七八米长、一两米宽的木板钉成的“办公桌”四周,围聚着这群热血青年,他们指指点点着铺在“办公桌”上的那张地质图,在热烈地讨论着、争执着。那是一张张被喜悦兴奋着的脸,那是一串串被曙光映红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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