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你那边有没有点好消息呀？”又是毛泽东的声音。
“报告主席，从目前勘探情况看，这回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啊，大油田？”
“是的，主席。”余秋里回答得很肯定。
罗瑞卿大笔一挥：自己人，3万官兵给你了！
调兵遣将，黑土地上雄师呼啸。
挥师北上，和平会战史无前例。
“首长！首长您醒醒呀！”警卫参谋已经在301医院高干病房的走廊里睡了10个月了。他还像过去一样时刻不离首长。现在首长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而忠于职守的警卫参谋仍然形影不离首长，因为首长的安全是他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工作责任。
但现在的首长不再用他鞍前马后地奔跑了，甚至连叫他一声的可能都已经没有了。
“首长，小周我在您身边！天天都在您身边！您叫我一声，哪怕就像以前您临去开会忘了一样文件让我奔跑回办公室取我也时刻准备着！可您说嘛！啊首长，您咋这么长时间也不说一声。我、我憋得慌呀首长。
“什么？您说您还要睡觉？噢——那首长我不打扰您。首长您一生太累，是该睡个好觉。就像您过去对我说过的，困极时您说要睡他个天昏地黑！哈哈哈，那时您多么爽朗。说睡就睡，说起就起。
“什么？您说您还要做个长梦？嗯，你说什么？您又见到毛主席啦？”
病榻前的警卫参谋立即肃然挺身而立——那是神圣的时刻。
1960年1月7日。上海。锦江饭店。
还是一年前毛泽东问他“四川的情况怎么样”的地方。那次是余秋里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在最高统帅面前显出窘相。
时逝365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锦江饭店没有什么变化，这不能不让余秋里联想到去年的窘境。这回他是有备而来——因为他刚从松辽前线回来，那边的情况他心里有底，虽然不能保证已是“日出东方”，但石油曙光却已喷薄而出了。
余秋里在等待毛泽东的发问。当然是问石油的问题，石油部长嘛，该汇报的自然是石油。他知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石油问题越来越着急和关心。自打他余秋里来石油部后，虽然摘掉了“完不成任务”的黑帽子，但就全国的石油紧缺仍然形势严峻。就拿刚刚过去的1959年来说，全国石油消耗总量为505万吨，而国内自产的仅为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多一点点。国家依然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购置进口原油和成品油，那时国家受西方封锁，外汇少得可怜，甚至有时不得不拿出国库里的黄金通过香港等友人转手套些外汇回来。可是国家建设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哪个地方少得了外汇呀？石油一家就用掉了国家外汇总量的6郾7%，为此中央着急，毛泽东更着急。
毛泽东着急的不仅仅是用掉外汇的问题，他有更大的担忧：南边的印度一直在擦枪，北边的苏联赫鲁晓夫看来是铁了心想跟中共决裂了，台湾岛上的“老蒋”也不消停呀！
仗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是要准备打大仗了！毛泽东一直在对自己的助手们这样警告着。
一打仗，就得动炮动飞机吧？那时用油可是海了去了！石油部的同志们啊！得“革命加拼命”噢！
余秋里身为军人出身的石油部长，他耳边不时传来那些老帅和军委总部的老领导们对他的一声声提醒和催促。这样的提醒和催促，对他余秋里来说其实就是命令，其实就是批评，他是军人，他懂得这样的提醒和催促的分量。
在余秋里之下的石油部的同志是不会有这种感受和体会的，就连康世恩也不是有太多这种感受和体会。只有当过新四军“财务一支笔”的李人俊副部长可能还比较理解和同情将军内心的这种巨大压力。他们同是军人，而且都是会算账的军人。军队统帅人物中除了那些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外，还有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再有一种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保证供给的算账人——部队用语叫作后勤部长。军队机关按司、政、后分就是这个道理，这三种大员少了谁也不行。三种人才合起来就能打赢仗。而中国军队里能一人兼有三种军事才能的并不多，余秋里可以算一个，是非常杰出的一个。这也是我们的独臂将军为什么在解放前的战争中能得到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的特别赏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又从解放军总后财务部部长、总后政委，到石油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岗位。
这是后话。
现在，余秋里仍然在等着毛泽东问话。他从李富春副总理的口中得知，1960年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更厉害，得1000万吨以上。余秋里原来跟部里的几位副部长商定新一年的石油产量目标是：争取在1959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可再翻一番也就是400多万吨，到不了国家需求总量的一半。这事咋弄嘛！
余秋里急着在元旦前4天赶到松辽实地考察和布置战局，有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是：新一年石油部的产量怎么样跟中央要求统一起来的问题，这是大局，包含着政治内容的大局。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棋盘上要考虑进去的“车、马、炮”嘛！
以为国家的部长就这么好当啊？嘁！
“余秋里同志！”嚯，毛泽东终于问话了！
余秋里“噌”地站起来。
“你看过那篇文章吗？”不是问石油呀？是的，毛泽东这回问的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于3天前的《人民日报》，有两个版面，是专门评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对我西藏边界一块4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抱有野心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存有企图。如此重要的信号，毛泽东当然一直在关注，而且这样的文章必是经过他和周恩来之手认真推敲后发出的。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态势。但说老实话，那一段时间的《人民日报》上几乎三天两头有重要的长篇文章出来。领导同志们都看过没有？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你高级领导干部要了解，不看报还成？所以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前奏曲”是他毛泽东特有的提问式——
“昨天睡得很好，今天上午就抓紧开会吧。”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显得很愉快轻松的样子开始发问，“我问你们一个事：前几天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评尼赫鲁的一封信，你们看过没有？”
会场上鸦雀无声。别看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些平时个个能把天都压得塌的巨人和领导们，可他们在毛泽东面前经常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毛泽东一是最恨说谎话的人，二是最恨玩阴谋的人，再就是你什么事都没主见的庸人。
“柯庆施同志，你看过没有？”毛泽东像上课的老师似的，开始点起名了。这一招更令在场的与会者紧张万分。毛泽东才不管你是谁，他照样会对刘少奇、周恩来点名，问同样的问题。你以为他点点名，你说一声“看过了”就完事了？大错特错！毛泽东说不准冷不防追问你“哪段哪段讲了些什么”之类的话，你没看过想蒙他麻烦就会更大。
但还是有人怀有侥幸心理。大人物也是人嘛！他们也是从逃学的小学生开始成长起来的，再说他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又不都是像陈伯达、康生式的整天抱着书本的理论家，也不像柯庆施这样善于看毛泽东喜怒行事的人，他们难免像没有做完作业的小学生。
“吴德同志，你看过没有？”
“看过。主席。”吴德确实看过。
“×××”后面的人毛泽东不再另说“看过没有”这样的提问内容了，只点名。
会场变成考场一样，静得出奇，只有毛泽东和另一位被提问到的人的声音。
毛泽东的点名很随便，既有台下的，也有坐在他身边的。想点哪个就是哪个。让你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也有人怀着侥幸心理想逃脱提问——那些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余秋里就没有，他哪有时间看嘛！元旦那天他还睡在货车的麦草里，之后两天急赶慢赶地几乎一直在路上，那时火车也没有提速一说，从哈尔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少说也得三四天时间！再说他的心思天天盯着松辽那边勘探井的事，这中间他在哈尔滨还检查了几个炼油厂，4日赶到北京，5日那天开了一天党组会议，指派康世恩同志上哈尔滨准备筹建下一步大规模行动的事宜。6日他余秋里又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说实话，3日，其实还不止3日的《人民日报》，他就根本没来得及扫一眼。
等着吧！听天由命吧！
毛泽东真的点到了余秋里。
余秋里直挺挺地站起来，这会儿那只空洞洞的袖子一点儿都没有声响。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报告主席，我……我没有看过。我还在路上……”余秋里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偷偷看了一眼毛泽东，然后低下头，等待着“老师”的一顿克——因为会场上刚才点到的名他们都回答“看过了”，只有他余秋里说“没看过”——而且距去年的庐山会议不足半年，什么时候有倒霉的事落到自己身上，除了毛泽东自己外，谁也心里没个底。有人比余秋里更紧张，因为他们坐得离毛泽东更近，越近的人越紧张，一旦风暴刮起，先吹倒的肯定是那些在风暴中心的人。
余秋里在等待，眼巴巴地站在那儿。他抬起眼再一次看了一下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在示意他坐下。他坐下了。毛泽东说话了：“都说‘看过了’‘看过了’，其实真正有几个人看过了呢？我知道，你们许多人是没看过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轻松的自嘲。大家都在笑，毛泽东也在笑——今天他显得很高兴似的。
“余秋里啊，你可是给我帮了大忙啊！我也没有看过嘛！”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坐在余秋里旁边，低着头，用肘子捅捅余秋里的右胳膊，窃窃偷笑着。
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则一直没有问起石油的事。
余秋里不行啊，他的心时刻惦记着松辽那边，几乎半天就要往那边打个长途，好像就他忙似的。
“喂喂，今天有什么新情况？”7日晚饭后，余秋里又关上房门，给松辽那边挂长途。
“余部长，情况好极了！‘葡7井’今天试油，用了3毫米至7毫米4种规格的油嘴系统测试，日产达到9郾2吨至39郾66吨啊！”康世恩的声音。
“好嘛！这可比松基三井高产多了！”余秋里解开中山装的风纪扣，脸上像开了花。
“松基三井也有新情况，他们换了一个与上次不一样的油层，结果你猜怎么着，也喷油啦！”
“好好好！继续观察其他井！有情况马上给我来电话！”余秋里这一天心头实在高兴，出房门时嘴里还哼了几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
晚上继续开会。这是毛泽东的作风。在他那个时代，部长以上的领导们谁想晚上12点前睡觉，那肯定是会坐不稳太师椅的。毛泽东逝世后，这个作风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不过后来慢慢地好了许多，但晚上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是经常的事，所以高级领导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是深夜开会的次数比毛泽东时代少多了。这就让一些人麻痹起来。余秋里的管理员陈先学同志给我说过一件事，说在余秋里同志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有些日子没有深夜开会了，那天他觉得也不会再有事了，便在12点前让首长服了安眠药——许多年来余秋里睡觉前都要服一定量的安眠药，而且都是在12点以后才服的。这一天小陈提前了几十分钟给首长服药。也巧，安眠药刚服完几分钟，红头电话就响起了，说请余秋里同志马上到中南海开紧急会议。
“你看看，我说等一会儿再服药再服药，你说没事没事！这下好！”首长一脸怒气。年纪大了，又吃了安眠药，开会时睡着了这不是误大事嘛！余秋里从家门到上车子时，一路生气。
管理员小陈知道自己做错了，心里忐忑不安地等着首长开完会回来批评。
几个小时后首长回来了，进门时脸色比出去时要好得多。见了管理员小陈，有些幸灾乐祸地喃喃着：“今天王震副主席也肯定服过药了，我看他开会没多长时间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小陈如释重负。
“你以后再别在12点前催我吃药了啊！”余秋里突然声音很大地冲小陈说。
“是，首长，今天是我不对。”小陈牢牢记在心里。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1960年1月7日晚的上海锦江饭店。
会议内容没有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助手坐在主席台，一个一个地听各部门、各省市主要负责人汇报各自的情况和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像有些“侃大山”似的，谁愿意先讲就先讲，毛泽东还不停地插话，气氛非常和谐。只是余秋里没有抢在前头，他的心里一直在想着松辽油田那边一个接一个的喜事。他有些闷不住了，毛泽东怎么还没有问他话？
“好，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明天继续！”毛泽东宣布散会。
与会者纷纷起身，准备离开。余秋里跟着站起。
突然主席台上有人大声叫道：“余秋里同志……”
余秋里一震：是毛泽东的声音！
那些准备退场的人也跟着站住了。
“你那边有没有一点好消息呀？”毛泽东的问题终于提出了。
余秋里这回心里很爽，声音也变得很敞：“主席，好消息还是有一点的！”
“噢？怎么样啊？”
“从松辽勘探的情况看，这回大油田我们是拿到手了！”余秋里的话让会场气氛活跃。
“嘿，是真的吗？有大油田？”毛泽东欠欠身子，兴奋中似乎还有些不太相信。
“主席，不光是大油田，可能还是世界级的特大油田嘞！”余秋里今天的底气很足，因为他刚才从长途电话里已经得到松辽那边的确切情况，特别是葡7井出高产油喜讯来得及时，而且好戏还在后面呢！
“好哇！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好消息！”毛泽东这回从椅子里站起身，满脸笑容。一天的会议，余秋里最后的非正式汇报是毛泽东今天最高兴的事。
新年伊始，石油部高兴的事接二连三，有点目不暇接。
继葡7井1月7日喷出高产油后，葡20井、葡11井、葡4井等共有6口井相继喷油，且都是稳定在日产10吨—24吨的高产井，基本都大于松基三井产量。此外，还有正在钻探之中的7口井也相继钻到了油层。而仅这13口井所控制的油田面积就在200平方公里左右，粗略估计，地质储油量达到一亿吨以上，相当于克拉玛依规模。
“老康，你把技术人员召到你身边，你们一起好好研究讨论一下，看看松辽那边的情况到底优点是哪些、问题是哪些，然后你回北京，我们要商量后面的大事了！”余秋里在上海的会刚开完，就令正在哈尔滨的康世恩迅速准备大战前的技术准备。
康世恩遵嘱立即把松辽一线的翁文波、李德生、张文昭、杨继良等主要骨干召到身边，夜以继日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松辽长垣石油勘探目前的结果有16条有利因素和一条不利因素，它们分别是：油田大；构造平缓完整；储油层多；生油层厚；盖层好；储油层物生好；油井产量高；油层压力高；储油层埋藏深度适中；油井可以自喷；油层温度高；电测对油、气、水解释准确；地层可钻性好；地层自造浆；有丰富的地下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一条不利因素是原油油质有三高：含蜡高、凝固点高、黏度高。
“16条有利因素，好嘛！你们是说这个大庆油田哪方面都是得天独厚？”余秋里看了上面这些分析，十分惊讶地问康世恩。
“是的。从现在勘探和出油的基本情况看，大庆长垣构造属于整装砂岩油藏，其有‘教科书式’的穹隆背斜构造的特点，总之，比世界上像巴库等大油田的地质情况还要简单。可以说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好油田！”康世恩很专业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这一条不利因素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油质不好？”余秋里接着对油性的“三高”非常警惕。
“噢，这里说的三高并非我们的油质不好，而是油性有些不利于开采开发。”
“怎么个不利于开发？”
康世恩想了想，还是用个形象比喻来回答吧，于是他想起了那天张文昭在现场向他汇报的葡7井出油后的情景：“那天张文昭他们告诉我，说葡7井喷油时，外面寒冷，那喷出的油一会儿就凝成一个个黑豆粒似的从天上掉下来，大伙儿踩上去就像踩在软皮筋上一样。油滴落在脸上也会自己滚下来，不粘皮肤……”
这有趣的故事，余秋里听了却脸色很不好看：“你是说这油稠得很啊？”
康世恩点点头：“是这样。所以下一步炼油厂建设的问题要抓紧，再有我们在开发时如何保证原油从地下喷出后能够顺利地储运也是个重要问题。”
余秋里若有所思地：“这事老康不能马虎，得想点办法。”
后来在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人的亲自关注下，堪称石油战线“五朵金花”的攻关项目迅速上马，为大庆油田的原油开采和成品油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如当时大庆油田发现后，原油滚滚而涌，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喜气洋洋。可是原油从井里喷出来后不是马上就能用的，尤其从原油变为成品油，还有很多工序需要进行。大庆当时没有炼油厂，原油只能运送到大连炼油厂等地方去。过去大连炼油厂炼的油都是进口苏联库页岛油田的原油，凝固点很低。而大庆油田的原油凝固点在20度以上，加上那一年送到大连石油七厂炼的原油季节也正好是冬天，七厂的装置、设备和生产技术是很不错的，可他们对大庆油田的油从来没有碰过，被凝固点高的原油弄得狼狈不堪。据说从火车站卸车开始，一直到数公里外的炼油厂车间，没有一处不是“油毯”铺盖着的——原油掉落得到处都是，生产只能停停开开，工厂上下一片埋怨声，于是“大庆油不好”、“无法炼”的话到处传开了。余秋里知道后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是你们的本事没到家，却怪大庆的油不好！”正巧七厂的厂长姓苏，名得山。余秋里的火就更大了：“就是因为你们厂的厂长姓苏，你们就迷信苏联的油一定比我们的好啊？”这顶帽子够吓人的，从此再没人敢乱说“大庆的油不好”了。不过批归批，说归说，但大庆原油的“三高”确实也就像现在人们常得的“三高”富贵病一样，不是那么好治。余秋里后来专门派了生产技术司司长孙晓风和专家侯祥麟等人进行技术攻关，并经过反复试验，最后“五朵金花”终于绽放，朵朵开得鲜艳多彩，成为石油史上一景。此是后话。
松辽前线的勘探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摸清了地下情况，大油田信手可得，现在是怎么个开发的问题了！面对如此空前规模的大油田，怎样把它拿下来，这对余秋里和整个石油部来说是个全新的问题，即使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来说也是个全新的课题。那是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全面封锁，中苏关系已经日趋恶化，“老大哥”的专家已经基本撤光了，依靠外援已无可能。只有一条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好说，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自力在哪里？余秋里掰掰手指，算算石油部自己的力量少得可怜呀：松辽那儿总共只有20多台钻机，不足5000名职工。不过从全国石油战线看，还是有些力量的：老的新的加起来有17万职工，钻机嘛也有300多台，再加上国家一年给的总投入10个亿。应该说打一场战役基本具备。
干！要干就得痛痛快快干！
“我们搞石油勘探，跟打仗很相似。要勇于解放思想，敢于在情况基本搞清楚的情况下作出果断决策。有充分根据而不敢做决断，就会贻误战机，就会一辈子落后！”党组扩大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独臂，慷慨激昂，“现在国家迫切需要石油，松辽的资源又比较可靠，地质情况也搞得比较清楚，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从全国调集力量，组织石油大会战！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就在此一举！”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拿下这个大油田！”
“松辽石油会战，只能上，不能下！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就是天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把这个大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好！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
石油部大楼，此刻春雷滚滚。那只呼风唤雨的右胳膊在不时地掀天扫地，那只空洞洞的左袖子也变得急雨劲风……
“余秋里同志挥动胳膊的神情和这番荡气回肠的话，我们记了一辈子！每次回想起来，都十分激动！”康世恩活着的时候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在采访中也听到许多老一辈石油人说过同样的话。
余秋里不是演说家，但他一旦激动起来，那讲的话极富感染力、鼓动性，能把一颗颗冰冷的心扇乎得热血沸腾！能让本来已滚烫的火星熊熊燃烧起来！
余秋里不是理论家，但他一旦作起报告时，便会出口成章，而且把最想表达的主题用最明了、最准确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到位。能让那些本不在意的人迅速进入一个巨大磁场般的境地，然后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去赴汤蹈火，去冲锋陷阵，且丝毫不感后悔，反觉无上荣光。
“富春、一波副总理：从2月1日到2月5日，我们部党组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部署问题，反复进行了讨论……”夜深人静时，余秋里叫上笔杆子、机关的宋惠同志，一句话一句话地记录下来。这种习惯是余秋里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的，那时大仗激烈时，他都这样一边说一边让作战参谋记下战事报告和战斗通知的。现在松辽地区的油田大战役即将开始，余秋里完全又重新进入了战时的那种状态。
东方欲晓时，给中央两位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的报告已经写好。余秋里让秘书端来一盆冷水，擦擦脸，说：“上班后马上跟中央办公厅联系，我要面见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
“哎呀！秋里啊，这是啥时候嘛？别的部门都在下马，你们却要上马，而且是大上马！这么个大行动，我说了怕不算数，你得找小平同志，他是总书记。”厚道、实在的李富春以长者的身份对余秋里说。
“那我就找小平去。”余秋里夹起“报告”，便带着“石油部铁算盘”李人俊副部长找到邓小平。
邓小平仔细看完报告，又让余秋里说一说。
“松辽大油田已经摆在面前，国家又那么需要原油。我们是想在今年搞出些大名堂，但力量分散是不行的，所以想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在松辽地区开展一场勘探开发石油的大会战！”余秋里说。
邓小平吐着烟气点点头说：“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路子对头。我赞同。这样吧余秋里同志，你给中央正式打个报告。”
“好的，总书记。”余秋里悬着的心落定了，他从邓小平那儿明白了中央的态度。
真是马不停蹄。2月13日，石油部给中央的报告正式报送中南海，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东北松辽地区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历史意义，是余秋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定的稿，我们现在摘上几段一读，仍然能感受到一个伟大发现之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气氛：
中央：
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好，来头很大。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庆（原名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地质储量在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
这个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进展迅速，收效特大。我们和地质部一起，在黑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地质调查。1959年9月26日我们打的第一口探井出了油。此后，我们就迅速地抽调一批较大的力量，加强了勘探科学研究工作，打了22口探井，并取得了大量的地质和试油试采资料。从开始较大规模地钻探，到找到这块200平方公里的大油田，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像这样的大油田，全世界也只有20多个。它又处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这对加速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大庆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虽然经过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开始，要想把油田全部探明，并投入开采，还需要做更大的更艰苦的工作。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此，我们的部署是：
……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
石油工业部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三日
中央对石油部的《报告》很满意，仅7天时间就给予了批复，并向华东局、黑龙江和其他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委的党组作了批转，总之一句话：中央对余秋里的“大庆会战”一路绿灯。
“有人说我们的军队干部打仗可以，不能搞经济建设。我就不信！你们看，余秋里在搞石油大会战嘛！”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颇为得意地对人这样说。
中央批示下达，石油部有了打大会战的“尚方宝剑”。可战前余秋里还有千头万绪的难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缺口。那几天余秋里跟李人俊俩人反反复复、东抠西卡，弄出了一个会战的账目，可怎么算俩人还是直叹气：至少有2亿—3亿资金和几万吨钢材设备没地方出来。报告再打到中央，李富春一听就跳起来：“秋里呀，以前别人跟我争项目争钱，你在一边不吭声，我说你好话。现在你倒好，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我这个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真是没法当了。国家这么个一穷二白的摊子，我哪里给你弄这么多钱嘛！你啊，还是找小平去吧！”
余秋里只好硬着头皮，再和李人俊又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爱抽烟，余秋里上前先敬烟。烟雾中，余秋里让李人俊把缺口的“账目”给总书记递上。
“就这么多了？”邓小平一边吐烟，一边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李人俊，意思是说，你们别没完没了啊！
“就这么多！其他的缺口我们自己解决！”余秋里口封得很紧，回答得也干脆。
邓小平在石油部的资金缺口“账目”报告上大笔一挥，嘴里还喃喃道：“大庆会战是大事，国家再穷，也得支持这个事嘛！”总书记不愧大将风度。
余秋里与李人俊偷着乐。第一件难事办得利索。
第二件难事是战斗人员问题。
年初，余秋里在主持开党组会时，大家就提出：如果搞大会战，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人力不足。
“松辽环境恶劣，任务又这么艰巨。我看只有采取用部队的办法。建国初期，石油师成建制地改过来为我们石油系统所用是个好办法。这回我们还是争取中央支持，调退伍的部队来！”余秋里又开始挥洒用兵之道。他对副部长周文龙说：“老周，你跟总参谋部关系熟，你给他们写封信，先给几位总长报告一声。”
周文龙接令后立即给罗瑞卿总长和张爱萍副总长写信恳求道：“……最近在东北大庆（大同镇）地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远景非常乐观。我们已决定在最近时期内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会战中各种技术工种队伍及几千名石油技术干部的配备，我们已组织调遣中，但由于这个地区非常辽阔，又是平地起家，一切基本建设、道路、电讯以及后备力量的补充，需要工人的数量很大，我们实在无力解决，特请求您设法支持我们一下，在今年转业军人中酌拨2万至3万人，以解决目前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争取在夏秋两季就把这个大油田拿下来，尽早投入大规模开发。”
信写得既激情又恳切。
但余秋里还是不放心，便找到周恩来总理。
“好啊，这个想法很好嘛！”周恩来一听，非常赞同。突然他对余秋里说：“主席正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你快到广州去！”
“好喽！”余秋里谢过周总理，直飞广州。
下飞机后，见到军委的第一个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
“3万人？就你余秋里真想得出，一要就是3万部队！”被毛泽东叫出名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长子”，这回瞪大眼睛瞅了将军部长足足一分钟，然后嘿嘿一笑：“好好，3万就3万，只要你能干出个大名堂，我给！”
“总长你要给3万官兵，我就能在几年内干出大名堂！”将军部长挺直身板，说。
总长笑了，心想：你余秋里是谁？毛主席都那么信任你，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总长嘴里说：“好了好了，反正都是自己人，这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总长！”
“谢什么！哎，你说说，这回到底是不是一个大家伙？”总长高高的个头，一把拉住将军部长的一只胳膊，让其坐下，并叫警卫员：“快给余部长沏茶。”
将军部长听了总长这样的问话，内心是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耻辱感。为啥？当然还是为了川中油田那桩事。
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前，是执掌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后来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他当了总后的政治委员。之前，他奉彭德怀老总之命，率部队出征西南、西北的解放战役。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将军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一军副政治委员。刚上任，老领导贺龙就让他南下指挥作战。
那年他35岁。早已在我军队伍里赫赫有名。
也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诸位开国元勋们在对这位红军团长、政委出身的将军似乎有种特别的器重：哪个地方战役打得越加艰难惨烈，他就被召去指挥攻击敌人的顽强抵抗；哪个地方的非军事战斗的难题出现时，他又被召去打开局面。而他呢总是又完成得让毛泽东和几位老总满意称道。
什么叫爱将？这样的人才可以当之无愧。
拣近的先说。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贺龙带着几十万大军解放西南的战役，如利刀破竹。国民党残余军队溃不成军，我人民解放军连连接收解放后的各地城池。但那时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突然之间几十万部队拥进一个城市，吃饭成了大问题。如当时刚解放的成都市内，我军正规部队有10余万人，周边国民党起义投诚的有20万人，再加上十几万旧政府的公职人员，四五十万人一天的口粮就像一座小山似的。不解决这事插上五星红旗的共产党天下还能立得住？
跨马挥刀的贺老总从来没被前面的敌军难住过，时下倒被饿肚子的部队找不到粮食难住了。
“征粮嘛！西南这儿好天好地又好水，跟我老家洪湖地区差不多富饶，还怕没粮吃？”贺龙拿着烟斗，有些怒气地对部下说。
部下一脸阴沉地说：“已经下去过几次，但派出去的同志死的死，伤的伤，大多又回来了……”
“粮食征上来了吗？”贺龙更生气了。
“不多，还不够部队每人吃饱一顿的。可部队兵员损失却很大。”
贺龙气得直敲烟斗：“笨哟！笨哟！”老总的眉睫打了结，魁梧的身子在小木楼里来回走动。突然他眉飞色舞起来：“找余秋里来！他有招！快，召他到我这儿来。”
此时的余秋里刚从医院养病回来。贺龙找到他后，问：“病养得怎么样了？”
余秋里回答：“好了。老总让我干什么？”
贺龙满意爱将这样干脆直接的回答，便说：“找你来就是为我解难题的。刚才你一路来时没看到城里城外都是队伍嘛！这么多人吃饭的事愁死我了。派出去的征粮队伍又收获甚微。地主、富农们到处叫喊着‘负担过重’。其实他们是存心让我们挨饿。我想派你带工作组先到新都县搞个试点，你看行吗？”
“行，我马上出发！”
贺龙看着还像当年跟自己转战湘鄂边界的他，心头无比高兴，用手示意让余秋里坐下再说。“这次下去不仅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而且也有很大危险。现在土匪活动很猖狂，不断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你要去的新都那边也很乱。我给你派一个连怎么样？以防万一。”
余秋里“噌”地从椅子上坐起：“不用。我一个班都不带。只要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员！”
贺龙笑了：“那你也得小心些。”
“是。”
爱将走后，贺龙理了理小胡子，重新点着烟斗，终于将心思收回到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问题……
再看往征粮征程上行进的余秋里。风风火火，腰上别着盒子枪，坐在吉普车上，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边是警卫员兼司机正全神贯注地将车行驶在崎岖颠簸的山道，后面是持枪警惕巡视着道路两边的警卫员小张。
余秋里往后看了一眼，笑问：“小张，别那么紧张。几个土匪真有那么可怕？”
小张擦擦额上的汗珠，说：“首长，你可不知道，我原来的营长前些日子也是出去征粮，他们还是全副武装地住在一户贫农家里，结果有地主半夜上山向土匪通风报信去了，后来他们把我营长他们20多个全给杀死了，而且还将尸体挂在村口的树头示众，放言说谁要给共产党和解放军送一粒粮食，他们就要谁家的一颗脑袋。”
余秋里听后没有说话。
到达县城后，听取当地县委领导汇报情况后，有人问：“首长您住哪儿？我们保证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
余秋里跳上吉普车，问：“你们说这儿哪位地主的名气大？我就上他家住。”
随行人员不解其意，惊恐万分地：“首长您的安全我们可要负责啊！”
余秋里没有说话，坚持道：“你们领我上大地主家就行，别的不用管。”
住进大地主家后，县委领导怎么也不放心，非说要派个武装排来保护首长。
余秋里生气了：“我是来征粮的。你们团团把我围住了我找谁要粮食去？”他又转头问大地主的房东：“你对他们说说，我住你家，还用得着他们派队伍来吗？”
老地主毕恭毕敬地：“不用不用，我、我这儿也有几支枪，保护首长的安全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县委领导无奈，只好撤出，临走时把大地主叫到一边，严厉地：“放明白点：要是我们的首长出了事，你们全家人就得去见阎王去！”
老地主吓得连连称“是是”。
几十年后，小女儿晓阳看了父亲回忆录中的这段往事，问父亲为什么这么胆大？
父亲笑呵呵地说：“这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你们不想想，我住在老地主家，他老地主能不想想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住在他家，如果一旦出了事，他负得起责吗？这不。我住那个地主家，他后来不仅天天亲自布置自己的家丁负责我的安全，而且再不敢上山向土匪报信说他们家、他们村有征粮的共产党队伍了。相反，还要不停地派人到周围地区探听土匪活动的情况。地主老财才真正怕出意外呢！”
原来如此。
事后贺龙听了爱将的汇报，笑呵呵地称赞不已。可不，以前派出去的征粮队伍，他们一般都住在贫民家里。一住下，反动地主就偷偷给山上的土匪送信，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同志经常惨遭杀害。
余秋里的这招治得地主老财们有苦难言。西南征粮食工作因此由被动变主动，半年工夫，整个川西征粮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稳定部队和当地的民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大部队继续西进备足了物资。
当年10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成立，余秋里被任命为军校副政委，校长和政委是刘伯承。不多时，刘伯承奉命进京城筹建陆军大学，这边的军政大学由余秋里全面负责。当时他手下有两大要员：一位是教育长徐特立，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前者早年去世，后者后来成为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40岁那年，余秋里被一纸调令，调往北京的中央军委主持财务部工作。第二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一时刻对军人们来说是难忘的。
次年，余秋里任军委总财务部部长。
又次年即1957年5月，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为总后，余秋里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后政委，时年43岁。总后部长是洪学智上将。
作为解放军三总部的首长之一，余秋里与罗瑞卿也算是老交情了。现在就看交情深不深了。
“余秋里啊余秋里，你一下就要改编我们的3万部队呀！”罗瑞卿摇晃着他那高大的身躯，不停地用手指着余秋里，又是摇头，又是笑声：“就你想得出来！你可真会找窍门啊！”
“总长，我们有困难，是实在没的办法呀！”余秋里解释，一脸真诚和恳切。
罗瑞卿一挥手：“没问题，自己人嘛！我去向主席报告一下。”说着，就进了毛泽东住所。
余秋里还是不放心，又跑到贺龙和刘伯承房间。
贺龙笑眯眯地嘴上叼着烟斗，眼睛半眯着朝余秋里直使眼色：你还不向刘帅说话。于是余秋里就赶紧向刘伯承汇报来龙去脉。
“对头嘛！打虎要靠亲兄弟，出征还得父子兵！我赞同你向部队要人去！”刘伯承连连点头。
余秋里听了喜从心头涌。他看看贺龙元帅，元帅正理着浓浓的小胡子朝他挤眼呢！
“报告二位老总，主席请你们到他那儿去。”有工作人员进屋说。
“余部长，主席请你也一起过去。”工作人员补充说。
原来毛泽东是想了解松辽的情况呀！余秋里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厅才知道。
机会难得。余秋里知道今天的汇报直接关系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及几位军委副主席给不给他3万部队的大事。于是他用简单而明了、有力而急切的口吻讲了几十分钟时间，尽可能地把松辽油田的现在情况和未来前景及组织大会战的事让毛泽东和元帅们听后产生深刻印象。
“好……好嘛！这很好！”效果达到。毛泽东不停插话，一脸满意之色。“听说你们有个报告，要搞会战。好哇！准备上阵喽！”
元帅们频频点头，一片附和声。
有戏！余秋里站起身，向毛泽东一个敬礼：“报告主席，我可以走了吗？”
“好，上阵吧！”毛泽东笑眯眯朝余秋里扬扬手，然后问老帅们：“你们看他的事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