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就得这么干！”老帅们异口同声。
“谢谢各位老帅！谢谢各位首长！”余秋里又向元帅和军委领导们敬礼。
正是一路东风劲吹，大地到处春光明媚。
从广州回到北京时，周文龙副部长向余秋里报告说，总参谋部张爱萍副总长已经在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从军队里拨2万至3万人给石油部。
余秋里喜上眉梢。
2月22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决定动员3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之后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转业军官，他们中不少是党团员，有的还是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中央考虑得要比石油部自己想到的还要周全。
余秋里仿佛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年代。
那段时间里，石油部大楼就像大战前的总司令部，一份份调兵遣将的命令和通知，发往全国各油田、矿区、院校和研究机构……
“我去！”
“我们队全体报名！”
“请批准我吧，我已经把铺盖都卷好了，只等坐火车了！”
“……”
在石油部“开赴松辽前线，迅速拿下大油田”的战斗命令下，各地石油人无不以最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了紧张的会战行动。真是了不起！真是一群和平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各地石油人个个以参加会战为荣，人人都像战士上战场一样摩拳擦掌地争着到松辽去。从干部到工人，谁都生怕自己掉队。许多单位从动员到出发仅两三天时间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们纪律严明，完全是军队的作风。从西北来的队伍，必经北京换车，多数人是第一次到北京，连上天安门广场照个相的难得机会都顾不上就搭上了北去的列车。石油部机关则组织了以老红军、行政司司长鲍建章为首的迎送队伍，在火车站又是敲锣打鼓，又是送饭递茶，北京火车站一时间成了“石油人”的天地，好不热闹！
我采访在北京站附近住的一位老人，他风趣地回忆说：那会儿北京站上，今天是一批批头戴羊皮帽的人上上下下；明天是背着辣椒、扛着凉席的一群群人进进出出；后天是那些抬着锅碗瓢盆、举着红旗的队伍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地在站台上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我们还以为要去解放台湾的部队呢！可看他们手里又没拿枪，没拉炮，又觉得不像。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是到北边去抱“金娃娃”的。那时大庆油田还是保密的，石油工人们很神气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工作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告诉人呢！
干保密工作的人那时特别吃香。石油人的自豪劲儿难以言表。
再看看“总司令部”的石油部机关：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们一派作战姿态，各种地图、战斗命令、电话铃声，甚至相互指责和骂声不绝于耳……
“报告部长：玉门局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松辽的安达！”
“报告部长：新疆局的队伍今天已从嘉峪关抵达北京！”
“报告部长：四川局的同志说明后天就可以全部到达目的地……”
“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们问他们什么时候启程？”
“研究院的几十名教授请求部里让他们到最前线接受任务！”
“好嘛好嘛！老康，文龙，还有人俊，你们分别给他们布置一下各自的战区位置！”大会议室里，余秋里右手叉腰，左边的那只空袖子则随着他走动的身子在来回甩动。
“好嘛好嘛！‘拔萝卜’、‘割韭菜’、‘切西瓜’好！”独臂将军不停地甩着空袖子，嘴里喃喃有词地说着。办公厅的人听不明白他们的部长在说些什么？康世恩就在一边笑着告诉他们：“拔萝卜，就是从老油田那儿抽调一些标杆钻井队；割韭菜，就是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地调出；至于切西瓜嘛，是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走一半，留下一半。”
“嘻嘻，真是老农民打仗！”有人听后哧哧暗笑。
有什么可笑的？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靠什么推动的？还不是农民？！共和国缔造者还不是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照样还得靠农民嘛！农业大国不靠农民靠谁？别忘了经过马列主义灌输的已经觉悟了的农民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素质，是中国人中的精英和豪杰！也许他们还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性、农民的淳朴，但这无妨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光明走向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伟大抱负！他们是中国农民中的代表，也是农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更是农民们实现理想的领路人。
余秋里是这样的一批人中之一。毛泽东是更典型之一。
现在是战斗！是千军万马投入战斗的大战役。
战斗和战役只有懂得军事的人才能指挥。
这是中将余秋里部长得心应手的事。
首先要明确任务。会战初期的三大任务是石油部向中央报告的：第一，在松辽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争取打200口左右的探井，迅速探明大庆油田的真实地下情况，目标是找到10亿吨的可靠储量；第二，选择已经探明的有利地区，打出200口左右的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发试验，实行早期注水，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生产能力；第三，在大庆长垣以外的附近地区，进一步开展地震勘探，完成细测4万平方公里，争取再找到更多的“金娃娃”……这是余秋里他们最初的目标，而这个会战目标后来随着不断出现新的更大的油田前景而被迅速调整。
既然叫会战，就得按军事行动进行。一个油田目标，就是一个战区。因此长垣几百平方公里便被按照已经出现的油田显示划成5个战区，它们分别是：葡萄花战区、太平屯战区、萨尔图战区、杏树岗战区和高台子战区。每个战区由一个地方石油局负责。
因为是会战，还得按照军事行动来进行。余秋里下令：所有参加会战的队伍，不管来自何方，工资关系、人事关系、粮食关系还是在原单位！物资调配、任务安排则全部由会战总指挥部统一决定。
会战前期的时间安排：3月份调动人马，4月份开始动手，5月初正式打响。所有参战队伍包括附属单位必须在3月15日前完成集结，就是说要到达松辽会战现场！
真的是打仗了！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军事行动的地方职工，在大踏步奔赴松辽的途中，情绪格外亢奋，他们在激动中第一次感受着军人的那种战斗作风。
就是打仗嘛！那些刚刚摘下军衔标志和符号的转业军人和石油师的指战员，则像重新回到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斗部队。他们似乎想通过自己的精神风貌来证明曾经的辉煌和与众不同的军人性格。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自己能够意气风发的闪光度。
指挥员们毫不例外。“既然叫大会战，那么我们的指挥就得搬到前线去。为此我建议：石油部党组要成立大庆会战党的工作委员会和会战总指挥部。而且所有前线指挥人员必须到第一线去。从现在开始，石油部的工作将以前线会战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将军的建议在党组会上立即得到全体党组成员的赞同。
会战“总司令部”即刻宣告成立：部长余秋里任会战工委书记，副部长康世恩任会战总指挥；石油“余康”从此并肩共同挑起了新中国石油事业的艰巨重任。他们身后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如周文龙、孙敬文、李人俊、徐今强、张文彬、唐克、宋振明、焦力人、李敬和、吴星峰、李敬、陈烈民等等。
嚯，了不得！从3月初调兵遣将令发出，到3月15日止，松辽集结地的安达这块地图上还不易找到的方寸之地，一下已经到了1郾7万余人！其中部队转业官兵11000多人。而后续的队伍仍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开拔……
“那人哪，多得老了去了！”安达站的一位老信号工，抖动着双唇不知如何形容。
“就像当年解放军进攻沈阳……”一位志愿军老兵看着排山倒海似的人群从一列又一列火车上往下跳时，张开的嘴半天合不上。
人头攒动的队伍中，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左拐右拐地驰向前方。里面坐着一位头戴狐皮帽、身着军大衣的中年人，目光不停地在四处扫射，不时有人向他高喊：“政委”、“政委好！”
“同志们好！”中年人频频招手，脸上露着自豪和欣慰的微笑。
就在这时，车子里又探出一个中年人的脸来。他戴着单薄的列宁式棉帽。
“副师长好！”
“同志们好！”戴列宁式棉帽的人频频招手。
“看到了吧！我们石油师的同志们又可以在松辽战斗中一显身手了！”两个中年人显得异常激动地攀谈着。
“是啊，忠良，你要是也能参加会战该多好！我们这些老战友又可以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大干一场了。”
“有点可惜。四川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那会儿没打出油来，到现在工作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不过这次已经决定让李镇靖和李敬带队伍来与你老政委会合。”戴列宁式棉帽的中年人说。我们细细一看，原来他是前面我们早已提及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张忠良，石油师老副师长，红军老战士。
坐在他前面的正是石油师的老政委、现为新疆局局长张文彬。
同在五十七师南征北战的老战友今天在松辽重逢，俩人百感交集。尤其是看到自己的部队仍然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情景，他们既自豪又感动。
“老政委，松辽会战，全仗你把我们的部队再振雄风了！”张忠良从吉普车上跳下的那一刻，久久握住张文彬的手，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诉说。
“放心，老伙计：石油师的官兵不会在大庆丢脸的！”张文彬伸展双臂，将老战友紧紧搂在胸前。
雪地里，两位石油师首长留下了难忘的一幕离别情。
但更多的石油师官兵却因松辽会战又重新相聚在同一战场。新疆局来的有800多人。他们中有许士杰、陈烈民、张瑞清、王瑞龙、张云清等等；玉门局的也有近800人，他们中有宋振明、程国策、王思文、张会智等等；四川局和青海局少一些，但加起来也有四五百人，他们中有李敬、段兴枝、刘安时、孙荣福等。石油师的官兵不愧是新中国第一代军人转业过来的石油人，他们用自己顽强拼搏精神和战斗作风，在大庆会战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名留青史。他们中涌现出的共和国政府部长、副部长就有10多个！
大庆无疑是所有献身共和国建设事业者的大舞台。而在这个大舞台上表现最出色、功勋最卓著的无疑是余秋里，还有康世恩、李人俊……
战幕拉开，形势瞬息万变。
“余部长！好消息！好消息……”那一天，余秋里的腿刚刚迈进家门，只听康世恩一边喊着一边就到了他的跟前。
“老康回来啦？辛苦辛苦。”余秋里见康世恩浑身上下雪水融融，赶紧让过身子，让秘书倒上一杯热茶：“先暖暖身子。慢慢说。”余秋里笑呵呵地看着这位从哈尔滨回来的战友，几乎是头挨着头看着康世恩喝下第一口热茶。
康世恩笑了，心想：你这架势哪是让我慢慢说，分明是恨不得立马抠我嘴巴掏话嘛！“大好消息：萨66井出油啦！”
“多少？”
“现在用的6郾5毫米油嘴管，日产56吨！”
“可比松基三井大多了！”余秋里乐得合不拢嘴。
“你不知道，我在现场时，他们用9—14毫米油嘴试时，你猜达到多少？”
“有80吨？100吨？”
“哈哈哈，不对。148吨！日产！”康世恩像孩子似的在余秋里面前高兴地转起圈来。
“148吨啊！日他个娘的！这简直跟油库里倒油没啥区别嘛！”余秋里猛地将右掌往木椅上一击，身子从地上蹦起。
“可不是像油库里倒油嘛！”康世恩手舞足蹈地在余秋里面前绘声绘色地讲着他在现场看到的萨66井喷油的那一幕令人欣喜若狂的情景——此刻他依然欣喜若狂。
余秋里大步在会客厅走动着：“这不行！这得修改我们的会战行动计划了！得马上修改！秘书！秘书——”余秋里突然立住脚步，大声喊着秘书。
秘书过来：“首长，有什么事？”
“你马上通知各位副部长和全体党组成员，让他们到我这儿来参加紧急会议！”
“是。我马上通知。”秘书跑步去打电话。有几个党组成员住在秦老胡同，秘书干脆是跑着去将他们叫过来的。
这一夜，秦老胡同将军家的灯光彻夜通明。时间是1960年3月14日。
余秋里：“同志们，形势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啊！老康从前线带回的消息，让我坐立不安。这萨66井如我们先前所料，出大油了。它证明长垣北边确实有大油田！比南边的葡萄花构造还要富油！”
周文龙：“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调整战局？”
余秋里：“对！必须立即调整，否则错失战机，更加被动。”
康世恩：“余部长的意思是，趁现在队伍还没有全部到达安达一带，就位的也是少数，要往北行动现在就得下决心。”
李人俊：“这笔账应该是合算的，早调整比晚调整好。”
孙敬文：“可是南边葡萄花构造已经有多口井喷油了，而北边现在只有一口井，是不是也像南边把握这么大呢？”
余秋里点点头：“敬文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但葡萄花的情况现在看基本上是我们捏在手心里的东西了。这里的油肯定我们不能放弃，但我们不是为了抓大油田吗？抱大‘金娃娃’吗？萨66井出如此高产油就证明北边的情况大大好于南边，富油区在那儿无疑！这是个新情况，说明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有利于我们找油田、搞大会战的形势！既然形势变了，我们就要当机立断，调整部署。否则，当断不断，就会贻误战机，就像刘伯承元帅讲的那样，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孙敬文开始点头。
余秋里：“既然是抱大‘金娃娃’，那我们就先肥后瘦。在对整个长垣进行勘探的同时，把勘探重点从南部转移到北部，先控制住萨尔图、喇嘛甸子构造的含油面积，并着手搞生产试验区。”
康世恩：“萨尔图那边交通方便，有利于快速调动队伍。”
余秋里一挥手：“因此我建议部党组立即作出修改会战方案，立即将主战场从南部转移到北部！”
李人俊：“我同意。”
孙敬文：“我没意见。”
周文龙：“一着好棋，我完全赞成！”
余秋里和康世恩相视一笑。
好，就这么行动！明天发通知，命令后天16日全线队伍向北转移！余秋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摇晃了好几下。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著名的“挥师北上”行动！
关于这一幕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石油大军的战略大转移，我在大庆采访时，许多老同志一提此事，都会眼睛发亮，都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通，如果有时间他们可以讲三天三夜……
实在是太宏大了、太壮观了！是松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那种铁流滚滚的大迁移、大行动！想想看，四五万人的队伍，几百几千台铁塔、钻机和车辆组成的钢铁队伍，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齐步奋进，那阵势北大荒上有过吗？没有。那阵势，黑土地上祖祖辈辈住着的百姓见过吗？没有。
天，没见过这排山倒海的人流；地，没听过这隆隆作响的战车。云，停下来观看；雪，融化后等待……
“同志们，拿出干劲，拿着力气，向萨尔图进军！”
“同志们，脱下棉衣，挽起裤腿，向萨尔图前进！”
萨尔图？萨尔图是什么地方？真的很惭愧，在写本文之前，我不曾知道过这个地名。而到大庆后，我才知道原来今天的大庆市区所在地其实就是过去的萨尔图。萨尔图作为一个地名，今天还在大庆市区的许多地方仍然保持着。比如大庆市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就叫萨尔图区，大庆的火车站过去就叫萨尔图车站。大庆油田没有之前，大庆这儿就叫萨尔图。
这个听起来像是外域的地名，其实还真有些神秘。蒙语里的“萨尔图”，其意是“月亮升起的地方”，或者说是“有月亮的地方”。而到了满语里却很不一样，称它为“多风沙的地方”。截然不同的解释恰恰印证了这个神秘地方既有月亮又有风沙，既有温柔美丽一面，又有寒冷严酷一面。
传说在上上个世纪的某一个夜晚，一位蒙族兄长和一位满族阿弟带着家人游牧到这里，他们抬头望着刚刚升起的满月，沐浴着习习春风，各自对身边长满丰盛的大草原发出不同的感叹：一个说：“啊，月亮，多么美丽啊！”另一个说：“啊，风，多么强劲啊！”于是“萨尔图”便成了两种不同解释。但无论何种解释，萨尔图确实既美丽——美丽是因为它有宽阔无边的大草原，又令人恐惧——恐惧它荒无人烟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萨尔图有自己真正地域上的名字意义，应该从上世纪的1901年沙皇俄国修筑东清（中东）铁路铺设至此，才在地图上标了萨尔图这三个字。过去的萨尔图是什么样，今天已经无法见到一点影迹，只是大庆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大庆油田最富油的一块地方，就是以火车站为中心几平方公里的那个地底下。
余秋里当年统率石油大军“挥师北上”的目的地就是这一地带，即以萨尔图火车站为中心的地方。这里距当时打出高产油的萨66井仅5公里。
“同志累不累啊？”铁流滚滚的行军途中，一辆绿色吉普车飞驰而来，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从吉普车前座探出身子，不停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手。
“呀！是余部长啊！”有人惊呼起来。
于是，整个几十里的行进大军欢呼起来。
“余部长好！”
“余部长辛苦啦！”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
这一呼一应，如同一次盛大的阅兵式。是阅兵式，是余秋里将军在检阅他的石油大军！将军的脸上严峻而神圣，他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迎他而来的钢铁队伍。尽管这些拖机运输的队伍比起正规军显得少了些神气，但他们的步子一样坚定有力，一样铁流滚滚……
这让余秋里欣慰和自豪。
“会师萨尔图！拿下大油田！”
“同志们，前进！”
突然，吉普车来了一个180度转向。余秋里猛地竖起身子，奋力将手挥向前方，喊着震天动地的口号……
“会师萨尔图！”
“拿下大油田！”
“前进！”
口号声、脚步声、车轮声……汇成一片惊天动地之声。这不是导演的电影，这是1960年春天在东北大平原上发生的真实一幕。我曾对几个著名电影电视导演说这样的话：仅凭这一幕，你们就可以拍出新中国建设史上最精彩感人的一部惊世之作。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优秀导演。而现在我书中描述的松辽石油大会战中“挥师北上”的宏大场景，其“大导演”是余秋里。他所导演的这一出戏已经成为新中国建设史上的经典一幕而载入史册。
历史的真实常常比艺术的真实更具魅力。我们的领袖和人民经常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之深刻意义就在于此。让我们在伟大的历史时刻面前虔诚地学习和感受吧！
“哎哎！那劲头呀，我是描绘不出来的！”时任行政处长的刘文明感受也许最深。他是挥师北上中负责物资的一位处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
3月16日那天，刘文明和十几名处、科级干部接到挥师北上的命令后，立即乘卡车从高台子村出发，前往萨尔图报到。他是行政处长嘛，大小也是个官，也有车坐。可北大荒的1960年3月，仍然大雪纷飞，一路寒风刺骨，100多里路，停停走走，用了大半天时间。到萨尔图时，他的腿冻得半天伸不直。那时萨尔图啥都没有——除了传说中的“月亮”还在脚底下睡觉外，什么都没有。石油大军能找到一间牛棚便是好运了。
“老刘，你来啦？太好了太好了！”三探区指挥宋振明见自己的老部下出现，欣喜万分。他往四周一指：“你看看，这儿乱成了团，我快急死了。哎，你来当我们三探区的行政处长吧！”
“行，你给我多少人？几间房子？多少东西？”刘文明听说有活干，挺高兴。
“人有一个，就是你自己。房子和东西一样也没有。”宋振明说。
刘文明拍大腿了：“我的老天爷，你不是要我命嘛！这人山人海的都呆在雪地里，要吃没吃、要睡没地方睡，你让我当行政处长，人家不把我皮都要扒掉嘛，宋指挥你干脆让我上吊去吧！”
“少啰嗦啊！5天之内，你要准备出5000人的吃和住。完不成任务，我再找个牛棚让你去上吊！”宋振明人高马大，双眼一瞪，说完就忙其他的事去了。
刘文明愣在雪地里想哭都没地方蹲下身子。
“听说部里唐克司长现在在安达，你赶紧去找他。”探区党委副书记李云过来悄悄给刘文明出了个点子。
刘文明一听，没多想一下，立即赶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安达的票。听到石油部的会战领导们就住在离火车站一二百米的第二马车店，刘文明没费劲就找到了唐克司长。
“找我干啥？”一头埋在办公桌上正翻阅着堆积如山的各种报表和材料的唐克司长见面前有人站着，便问。
“我找你要锅、碗、瓢、盆，还要帐篷。”
“那你看着我这儿有什么你就拿吧！”唐克头也不抬地说。
“这哪够？我要5000套呢！”
唐克一惊，抬头颇具怒气地问：“你是谁呀？你把我的拿走不就得了，怎么要那么多？”
刘文明赶忙自我介绍：“我是三探区的行政处长，宋指挥刚任命的。他让我5天内要保证5000人的吃住问题。”
唐克明白了，直直腰杆，说：“东西是没有，可倒是有点钱，我让财务的同志开张支票先给你们拨点。”
刘文明连连点头，眼睛又不觉落在唐司长办公桌上的一个茶具：“还要这个。”他用手指指。
唐克一愣，继而笑了：“行，你再把这屋里的两个暖水瓶也拿去吧！”
刘文明伸开双臂，“呼啦”一下把唐司长的几样家当全都卷跑了。
回到萨尔图，刘文明立即着手支起行政处，他和宋振明又派来的几个同志一起在牛棚的一角设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仓库。又兵分两路：一路上哈尔滨、齐齐哈尔购买物资，一路则在萨尔图火车站旁负责接待参加会战的大队人马。
来的人太猛了，前五天就一下上了六七千人。开始是一个锅做饭，从早到晚地做也只能供每人吃一顿，不少会战人员只能到火车站的几个小店里买干粮吃。那萨尔图才有几个小店嘛！两天就把所有的小店存的东西全部吃了个精光。刘文明他们只好后来又架了三大口锅，仍然整天整夜地烧啊烧……到底一天烧了多少锅，给了多少人吃，刘文明他们都搞不清。反正有两点他们是清楚的：吃饭的人都是来参加会战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当地基本没有老百姓；二是说好了凡是路过这儿的下属队伍，行政处接待点只管一人一顿饭，常在萨尔图的机关人员一人吃两顿。那会儿人的自觉性高，不太可能有人多偷吃一顿。当然，吃饭是不用付钱的。
掌握会战物资大权的刘文明他们挺会动脑筋，凡看到披羊皮的，就知道是玉门、新疆和青海那边来的，给他们的物资就是帐篷和锅、碗、瓢、盆；凡是看到穿工服单薄的，就知道是四川来的，除了上面的物资外，还另加一条毯子和一件棉衣。人群中更多的是那些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他们最好对付，给一顿饭吃，再说一声“向解放军学习”，就完事了。
会战大军来到萨尔图，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人管他们一顿饭，可当他们再往战区的工作点落脚时，才发现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呢！
那是啥工作点嘛！一片荒原，除了冰天雪地，什么也没有！
薛国邦可能是运气最好的一个。他的采油队一到萨尔图，指挥部就把接收萨66井的任务交给了他——老薛是玉门油田的全国劳动模范，萨尔图眼下就一口出油井，他能得到这样的任务是挺光荣的事。老薛他们3月18日到的萨尔图，大伙儿没在萨尔图歇脚，第一天就步行到了井场。那时行李和工具啥都没有到，原来的钻井队已基本搬完了东西，只留下一间值班房。老薛他们就凑合过了夜。第二天钻井队连值班房都搬光了，整个萨66井成了一处光屁股井，还有就是周围的一片荒原。白天，老薛赶紧上萨尔图指挥部领到了一口锅和一袋粮食——刘文明他们告诉老薛：“你们可别再来领东西啊！这已经是特殊照顾你们了！”意思是再来领也不会有啥东西给你们了。
饭总得吃嘛！大伙儿从荒原上捡了些柴草，总算开了两顿饭。白天日子好打发，夜间可就惨了。十几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下，一无房子，二无被褥，老薛他们只好抱成一团，围在一堆柴火前跑着圈子取暖。实在吃不消，有人就干脆张开嗓门，来一段秦腔，那一夜他们把周围的狼群吓得不知是咋回事地蹲在地上不敢靠前一步。这是第三天。
第四天，老薛有些着急了，这样呆着不是事，好不容易在井台周围发现了钻井队遗忘的一把管钳，于是他分组让同志们轮流修理起油井，以保证继续出油。其他的人则跑到萨尔图去要回了一顶帐篷。这一夜大伙儿说是来松辽后过的最幸福一夜：他们把帐篷铺在地，当作大被褥子，铺一半盖一半，人就在中间睡着……
第五天行李和工具总算到了。大伙儿高兴得跳起来，一大早就上萨尔图火车站搬东西。指挥部的人说，没有车给你们拉东西，你们自己想法吧。这不算什么事。老薛他们连背带抬将工具和行李运到井场，下午大伙儿就把帐篷一支，行李还来不及打开，便开始忙着采油前的准备。哪知，突然老天变脸，一阵狂风刮来，并且越刮越猛，刚支起的帐篷，被卷起跑了好几十米。十几个人手忙脚乱去逮住帐篷，可就是敌不过狂风。
老薛火了：“我们到大庆是来干啥的？参加大会战的呀！可连顶帐篷都支不住，还拿什么大油田？”
队员们不言声了，憋足劲，说啥也要把“家”安住！十几人也不知哪儿添来的猛虎下山之劲。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狂风中，帐篷终于立住脚。这个时候东方已露晨曦……五天五夜，这是老薛他们上松辽的初历会战的日子。薛国邦是后来大庆“五面红旗”之一，南战北征的他，为中国石油事业鞠躬尽瘁，屡屡负伤积疾，现今他仍在大庆安度晚年。那天我说要采访他，大庆的同志说老人家肯定现在说不了多少话，限我采访他半小时。哪知我到他家后一谈起当年的会战，几个小时里老人家就没有停过话。
比薛国邦晚来几天的玉门石油大军中还有一个人更了不得。他一下火车，拔起双腿就奔到一片大草原上，“扑通”跪下双膝，用力抠起一把土，然后仰天大喊：“这下咱们可是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
这个中年男子，个头不高，说起话来，震地动天。他瞅着车站上人山人海的都挤在那儿不是找队伍，就是向接待处的人问这问那，便火冲冲地大步流星地跑到那个牛棚改的指挥部，也不问谁是领导谁是管事的人，劈头盖脸吼道：“我们的井位在哪儿呀！钻机到了没有？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
顿时乱哄哄的指挥部里被这吼声震得静静的，人们回头一看：嘿，这不是玉门的老先进王进喜吗？
王进喜来啦？王劳模好！
大伙儿有人见过他，有人听说过他，这王进喜原来果真厉害啊！指挥部的干部和前来领东西接受任务的人都向他围过来。
“我是来问任务的，你们快告诉我吧！”王进喜瞪着三角眼，只对指挥部的干部说话。
指挥部的同志只好笑言相答：“王队长，你们1205队第一口井是萨55号，在马家窑附近。”王进喜一听，转向就出了那个牛棚。
“哎，王队长！让你们队的同志在这儿吃一顿饭，我们准备着呢！”接待处的同志在后面拼命叫喊着，王进喜像没听到似的，直奔他的队伍去了。
全队30多个人在马家窑井场住下后，钻机却没到，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王进喜冲大伙儿一挥手：“走，上火车站去！”
上火车站干啥去？
“帮着卸货呗！没看到车站上忙成这个样？”王进喜将鸭舌帽往额边一拉，跳上货车就干了起来。队员们没辙，谁让自己在全国劳模的井队呢！
王进喜和井队的30多名同志就这样，一到松辽便先当了7天义务装卸工。第九天，他的1205队钻机到了，全队人欣喜若狂，七手八脚便搬运起来。当时整个车站上只有4台吊车，成千上万的货物都在等待排队，轮到1205队还不知何年何月。
王进喜急得直拉帽子，问打过仗的指导员孙永臣怎么办？
孙指导员说：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守高地时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跟敌人拼。
王进喜大喜：“对，我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也得把钻机运到井场！”说着，他就让大家去找棕绳和撬杠，自己又在车站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解放”牌汽车。
这回齐了，王进喜让汽车倒到火车皮的旁边，架好跳板，于是全队37个人，你吼一声，我吼一声，硬是用了近一整天把几百吨井台的设备靠人拉肩扛从火车上搬了下来，然后又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一点点往井位挪动。似乎现在读者们看我的笔下很简单，其实王进喜他们干这活费老劲了！你猜猜，光两台泥浆泵，每台就有7吨半重，4吨载量的“解放”被压得轮胎“吱吱”乱叫，那会儿超载不是什么事，而且应该说越超越有本事。王进喜他们就是靠这本事硬将自己队上的所有装备弄到了井位。这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经典作风。后来余秋里听到王进喜这句“经典语”觉得很好，就在大会上到处讲：咱们为国家找油田，就这么个条件，国家穷呗！等行吗？不行！那怎么办？就要学王进喜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话从部长嘴里一出，就是行动的命令了，就成战斗口号了。说多了，有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嘀咕：这有条件要上没说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是不是有点违背科学规律啊？于是有人悄悄把这话反映到余秋里那儿。
余秋里一皱眉头，猛地一甩右手：这样吧，我们就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OK！这就完整和科学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即使说没有条件也要上也没错到哪个地方去。就像王进喜队上的指导员说的那样，跟敌人打仗子弹打完了，不也是属于“没有条件”了嘛！可人家战士用石头跟敌人拼去！那也是既可称没有条件也要上，也可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里包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精神，一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其本身就是在科学地争取条件过程，因此笔者不认为余秋里和王进喜他们最初的原话有什么缺陷，相反更真实、形象和生动。
王进喜是了不得！别人到萨尔图后看到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一片，也不知打哪儿干起，或者等着上面分配任务、安排工作时，他早把队伍和设备拉到了井位。第一口井5天零5个小时完成了钻井任务，而他本人5天零5个小时没离过机台。还记得他下火车后跑到指挥部吼着问领导那几句话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他王进喜奔的是要在大庆会战中争挑头战绩。1959年——也就是他来大庆时的前几个月，他的井队在玉门创造了年钻井71000米的全国最高记录。这个数字相当于旧中国有钻井史以来42年的总和。
你说王进喜了得吗？他在松辽出现仅短短十几天时间，就把几万人的钢铁大军震得全都对他又敬佩又羡慕。你看他整天一身泥一身油地没日没夜摸爬滚打在机台，受了伤、拐了腿，一跛一拐地照常在风雪飞舞的井台上冲锋陷阵。钻机刚转起来那会儿，附近没有水。王进喜一吼，端起脸盆就往水泡那儿去，一边端着水，一边拐着腿说：“余部长说了，我们来这儿是拿下大油田的，早一天拿下大油田，就早一天向毛主席报喜！没水就难住我们啦？呸！老子就是尿尿也要把井打了！”
房东赵大娘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205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一个铁人啊！”
“铁人？！这个名字叫得好！对，王进喜就是王铁人！我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大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进喜那样的铁人！向王铁人学习！”余秋里在一次干部会议时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于是经他这么一振臂高呼，“王铁人”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松辽大地，后来又传遍了祖国大地。
没看出来？余秋里和王进喜都是天生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话生动——生动得每个字都似乎在你面前蹦蹦跳跳的；他们的话形象——形象得你不用作任何比拟就会听后哈哈大笑；他们的话有力——有力得能调动你全身的热血去沸腾、去燃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是王进喜的话。
余秋里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
我在采访那些曾经与王进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时，他们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了生活中真实的王进喜：他绝对是个“大老粗”，可又绝对不是个“大老粗”。他的语言和行为生动得不用导演。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关于王进喜跳泥浆池、振臂高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样的镜头，都是后补的——是周总理批准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们与王进喜交流后，用不着多说几句，王进喜立马“进入情况”，且保证能令导演们满意。
王进喜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个人语言，是在松辽的石油大会战中得到磨炼和开始完美的。能使这位中国工人阶级形象达到完美程度的“艺术大师”，既有会战生活的本身，还有便是余秋里等人的推崇。
余秋里22岁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但在他一生的工作和战斗中从来没有少过与他并肩奋斗、争取胜利的左右手。石油战线几十年，他得到了康世恩这样的左右手，还有就是他树立起的王铁人这样的标兵与标兵队。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应该都知道，部队中还有一面旗帜，叫“硬骨头六连”。这面旗帜就是余秋里在军队工作时借以鼓舞指战员们学习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夺取胜利的一面旗帜。六连出名是在1940年余秋里担任八路军某支队政委时，那一次他领导的部队所属七团三营官兵们跟日本鬼子打得极其惨烈。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六连在指导员张会田和连长的指挥下，几度击退敌人进攻，把日本鬼子杀得尸横遍野。小鬼子也急红了眼，靠着比六连多几倍的兵力，在山炮、机枪和掷弹筒的支援下，连续5次向六连阵地发起进攻。紧要关头，指导员张会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工事，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杀啊——”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冲出工事，如飓风般地扑向敌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而指导员张会田和许多六连官兵也壮烈牺牲了……余秋里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喊出了威震山河的“向六连学习！消灭小鬼子！”口号。“硬骨头六连”的名字从此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传遍，直至今日。2004年5月，我专门到驻守在杭州的“硬骨头六连”拜访，在那个光荣的连队荣誉室里，我知道了他们是全军所有连队中荣获最多荣誉的“全军第一连”。毛泽东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硬骨头六连”的珍爱就像对铁人王进喜一样珍爱。
独臂将军在他灵魂和精神世界里从不曾缺过胳膊。他余秋里一生树起的这两面旗帜就够我们亿万中华民族儿女好好学习和继承几百年几千年的。“硬骨头六连”所铸造的军魂和王进喜身上体现的民族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秋里对此功不可没。
罗斯福有句名言：政治家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个正确而明了的方向，并为之自觉奋斗。对此，有人总喜欢把余秋里归为那种善于发现典型、善于宣传鼓动的政治家。其实看看余秋里一生走过的战斗经历，我们会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建设事业领导者）。因为他在这两种不同角色里都有非凡的业绩和贡献。
毛泽东欣赏余秋里也许正是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全才者，在高级领导者中不是很多，余秋里理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来松辽时，余秋里是以会战工委书记的身份而来。既然是前线大会战的一员，他就不喜欢别人再用部长的规格来迎接他。这回他下车的地址不是上回的大同镇，而是“挥师北上”之前就定下的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安达县城。100年前的1903年这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俄罗斯人却远远多于中国居民。到1909年有记载的史料上说，当时安达的中国居民是7户，俄罗斯人则有75户。
不过余秋里带着他的石油大军来这儿时，安达已经与俄罗斯人的时代完全变了样，但这儿的建筑最像样的仍然是俄罗斯人建的。特别是那个并不大却很讲究的火车站及火车站旁边的那栋两层楼的铁路俱乐部，十分别致和突出。这些建筑在今天我去安达采访时，仍然感觉它的风采照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安达，俄罗斯人留的这些建筑几乎可以盖过安达小城里的全部风光。余秋里他们的指挥部没有设在俄罗斯人留下的那栋豪华建筑里，而是在距火车站一两百米的那个县政府财务局小楼里。安达县城再找不到第二处这样的中国建筑了。其实这小楼也是可怜得很，最多也就像北京城里我们以前经常看得见的那种烧锅炉用的临时建筑罢了。但当时的安达只有这个条件。会战机关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一律住在民房。至于一线的队伍不用说了，能有间牛棚、马厩、帐篷住就算是天堂了。即便如此，对当地政府和百姓来说，这已经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嫌自己住在牛厩里气味不好、虫子咬人，便嘴上带出了几句牢骚。余秋里听后勃然大怒，桌子一拍：“若在北京你发这么个牢骚，我会向你检讨，因为是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可是在这儿，你要再说一句这样的牢骚话，我就把你开出石油部！你看看四周：荒无人烟，有几个当地百姓？你想住什么？有牛厩住算是天堂了！”
余秋里后来没过一个月跟着队伍也从安达搬到了萨尔图。他跟康世恩等会战领导也住在马厩里。雨季里，大部长住的房间里竟然到处漏雨，秘书给余秋里挪床铺一夜挪动了六七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我站着吧！看这雨滴还能把我淋成落汤鸡不？”余秋里在会战时有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这一天，余秋里跨进会战指挥部的自己办公兼卧室时，一眼就盯上里面摆着的那张三人沙发。他的眼睛瞪圆了，一声高吼，便把行政处负责人叫过去狠狠训斥一番：“对你说了：会战的同志们住什么我就住什么！你把房间里的沙发马上拿走！立即拿走！”
行政处的同志吓得只好把沙发给了正在筹建的会战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