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荒原上迎来“上甘岭”之战。
饥饿困扰会战全线，一夜间有几千人因饥饿患上浮肿而相继倒下。将军部长心急如焚：“下泡子逮鱼！上荒地挖野菜！扒树皮！吃雪水！就是用草根泥巴填塞肚子，也不能败下阵来！”
“谁做逃兵，我就在萨尔图车站用机枪挡他回去！”
钻井台上，一位正跪着双腿摆岩芯的女技术员说：“我的腿有毛病，站不起来。跪着好干活。”
吉普车上，铁骨铮铮的将军部长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在一座“干打垒”前，他飞脚踢开木门，对正坐在椅子上的一位领导干部开骂：“我操你个奶奶，工人和技术人员跪在地上干活，你却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听着：把你们办公室的所有凳椅统统送到施工一线去！否则我枪毙你！”
“轰隆隆——！”这是天上的一个响雷。
余秋里撑着雨伞，在萨尔图的一间牛棚里听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从哈尔滨打来的电话：“邪了门了！这以前还从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嘛！而且又下得这么早呀！”电话那边，欧阳钦书记好像因为天上的雨是他没有挡住似的，口气极为歉意。
“谢谢欧阳书记，你和黑龙江人民已经付出了许多许多。我和会战的全体人员是从心里万分感激的。请放心，我们一定以你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为榜样，战天斗地不动摇！雨挡不住我们找大油田和开发大油田的雄心壮志！这一点请欧阳书记务必放心嘞！”余秋里对着电话大声说道，眼睛却在看着牛棚外面的老天爷。
“余部长啊，告诉你一个消息：老大哥那边的天上也打起了雷啦！前些天美国的一架U-2间谍侦察机入侵时被打下来啦！”
“噢？好啊！这‘雷’响得有点意思嘛！哎，北京这边有什么反应？”余秋里把探出的头收回牛棚，压着嗓门问电话里的对方。
“中央办公厅已经发通知了，二十号北京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帝国主义入侵老大哥的声援大会……”
“好嘛！主席就是有远见。他老大哥虽然对我们做得不够意思。可我们仁至义尽，书记你说对不对？好，我这儿也准备来点声势，给老大哥点支持！”余秋里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放下电话时，余秋里再一次将头探出牛棚，一阵飞溅的瓢泼大雨打在他伸出的右胳膊上。“看来老天爷是存心想跟我较劲喽！那咱们就走着瞧！”余秋里转过身子，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备车！”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多云。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二百多万群众，毛泽东出现在城楼时，“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神情凝重地傲视着北方，显得心事重重。中苏之间的争吵已经很激烈了，而毛泽东此刻仍然期待着能够弥合已出现的裂痕，天安门前这声势浩大的声援便是一种姿态，但能不能换得赫鲁晓夫的回心转意，毛泽东显得并不那么有信心。
这一天，余秋里没能上天安门城楼。他乘坐的吉普车正陷在雨中的荒原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站在泥水里的司机急得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地叫嚷着：“这鬼地方怎么天天雨下个不停呀！”
余秋里无奈地打开车门，一手挑着盖在头上的雨衣帽，眯着被雨打淋的眼睛，向四周瞭望：四周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望不见边的水泽世界……那些刚刚露出绿芽的野草七歪八斜地漂浮在汪洋之中，仿佛在痛苦地向过路者求助。但它们得到的结果是更加的痛苦——几乎从它们身边走过的人无一例外地反过来求助这些野草，他们或双脚踩在它们的上面以求不陷入沼泽之中，或干脆将它们连根拔起，当作阻滑器，垫塞在拖拉机或者汽车的轮子底下……
嘎斯吉普车毫不例外地同样采取了野草垫塞车轮子的办法。司机和秘书几乎把长裤和短裤都浸湿透了，但由于陷得很深，车子不仅发动起来后前进不了半步，反而陷得更深。此刻的部长也成了“泥猴”，唯有那只贴在一起的空袖子还能让人认出他是谁。
“哎呀，余部长，你们怎么在这儿呀？快快，快上我们的拖拉机吧！”真是天助余秋里！在司机和秘书不知所措之时，老劳模薛国邦从一台送货路过的拖拉机上跳下。
“是薛国邦呀！我们抛锚啦！抛锚啦！”余秋里欣喜地握住薛国邦的手，问他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薛国邦直摇头：“大伙儿有劲使不上呀部长！你瞧这天，打誓师大会那天起，雨就下个不停。我们想抢任务，可物资供应不上来，这不，我们这批材料已经等三四天了，指挥部就是送不上来，我们只好想法从几十里的一个农场那儿借来了一台拖拉机自个儿去拉的。这不，本来一个星期就能干完的活，现在还不知误到什么时候呢！”
余秋里皱皱眉头：“工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更别提了。我们都是从西北过来的，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雨。队上住的又是地窨子，您瞧这水汪汪的，大伙儿住的地窨子里面，那床变成了能浮在水上划动的船了……”
“快领我去看看！”不等薛国邦说完，余秋里心急如焚地跳上刚刚从泥潭里拖出的吉普车，直奔井队。
眼前的情景，是余秋里不曾想到的：油井几乎全泡在水里，上班的采油工一半人在操作，一半人则用着各种可以抵挡雨水的布、篷、瓢、盆，站在雨中守护着采油树……而更令余秋里不安的是当他走进工人们住的地窨子时，那个半在地面半在地下的地窨子里到处都是水汪一片，原先搁在地下的木板床无一例外地漂在水里，被子和物品湿成一团……下班的工人们没有干衣服可换洗，只能光着身子在一只烤火盆边取暖……
“部长？！部长您怎么来啦？这雨下得这么大您咋还上我们这儿来呀？”正在烤火的工人们见湿淋淋的余秋里来到他们身边，感到十分意外。
余秋里解下身上的雨衣，裹在一位浑身瑟瑟颤抖的小工友身上，心疼地：“我怎么不能来？瞧瞧你们冻成这个样！又住这么个地方……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啊！”余秋里有些说不下去了。他顺手提起一个工人放在床板上的湿棉衣，觉得特别的沉，便让人拿过来称。
一称：整整18斤！
余秋里骇然变脸。
薛国邦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打会战誓师大会那天起，老天爷就一直“泪汪汪”的，大伙儿只能穿着又油腻又潮湿的棉衣上班，多数人为了保证能睡觉时有身干衣服贴在肉边，其他时间穿的全是湿衣。这三天五天下来，就成“铁衣”了。
“我……是我没当好这个部长！没当好嘞！”余秋里听着，一脸自责。
“部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得怪老天爷！它是想有意跟我们会战大军较量较量！我们不怕它！同志们说了：我们从大西北来到北大荒，如今大油田已经找到，我们就要为彻底甩掉进口洋油而奋斗。它天公想跟我们较量，那好，我们就跟它宣战：无雨时咱特干！小雨时咱大干！大雨时咱猛干！不信天公不低头！”薛国邦在余秋里面前握紧拳头，壮志凌云。
“对。部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战胜天公：无雨特干，小雨大干，大雨猛干！”工人们情绪高涨地在部长面前表决心。
余秋里真的被感动了：“好！同志们，我要向你们学习。同时还要把你们的战斗口号宣扬到整个会战所有战区！我们一起跟天公比个高低！就是上甘岭战役，我们也得冲上去！你们有这个决心吗？”
“有！”地窨子里震起比雷声响十倍的声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激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姿态？也许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但昨天的共和国建设就是这个样——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别的，只有为国家建设出力流汗，甚至不惜英勇牺牲的心愿。
余秋里离开薛国邦的采油队时，虽然被会战指战员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动，但他作为五万余会战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依然忧心忡忡：地处松辽腹地的大庆油田发现和开发初期，整个会战大军完全是在毫无依托的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展开的。这里霜期有近五六个月时间。进入5月，大地刚刚解冻，雨季便开始了，而且1960年的雨下得特别的多。松辽油田的所在地，又是地势低洼的松花江和嫩江两条江河的自然泄洪区，这给油田会战的五个战区全线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原有的几条土公路，已寸步难行。汽车出门，都得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上路，也不时陷入泥潭。更让人头痛的是当时气温很低，一般不过零上四五度。会战队伍面临想干活工地一片水汪汪，又等不到物资供应，想干也没法干；一旦停工，别说总指挥部定下的计划落实不了，就是职工们呆在工棚和宿舍里也遭雨淋遭寒冷……职工们的干劲和精神是一回事，但没有物质保障的会战必然会造成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一点当过司令员和政委的余秋里十分清楚。什么都不重要，人是第一位的。他想命令后勤人员迅速给各井场和分队的职工们送去能够暖身子的生姜和辣椒，后勤供给部门的同志告诉他，几十辆车子全部出去一天也送不了几个井场；生产部门的人更是叫苦，说空车子往外跑还能走上几里，一装上物资连几百米都走不动——全线物资供应断档。
“有一个油建小分队五个人，困在几百里外的暴风雨之中，已经五天失去联系，不知是死是活……”有人报告说。
“部长，今天装卸一中队七分队的三十名复员战士，为了赶抢一批泡在一米多深积水中的材料给井队前线送去，他们从早晨三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十五个小时奋战在水中，硬是把250吨钻杆和油管装上了车……”有人兴冲冲地前来报告一个战况，可余秋里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老张，当务之急，必须让所有车子都动起来，否则我们全线几万人会陷在大草原上的！”余秋里把张文彬叫到他的牛棚办公室，异常焦虑地命令道，“你得用主要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道路不通，物资送不到井场和野外分队，我们整个会战就是死棋一盘。必须限期解决，分秒必争！明白吗？”
“明白！我马上去执行！”张文彬二话没说，领了“军令状”就走。
余秋里有个特点，在关键时刻，他用兵总是爱挑那些曾经是军人出身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张文彬是石油师的老政委，许多人都这么说过，余秋里生前对张文彬总是特别的重用，余秋里欣赏张文彬办事稳当、脑子灵光又为人忠厚。会战几年里，张文彬不仅是领导小组成员，而且又是每次召开大会的主持人，或者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在五级三结合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张文彬被余秋里任命为工委副书记兼副总指挥、主持油田全面工作。
张文彬接受任务后，知道这份责任之重大和紧迫，可他其实一点经验也没有。过去在玉门和新疆油田工作时，队伍可能遇到的危险就是随时随地呼啸而来的沙尘暴。这沙尘暴说穿了，别看它漫天狂舞的挺吓人，可只要躲它一阵子它就没脾气了。然而眼下东北大草原上的雨水让张文彬有些束手无策。
怎么办？张文彬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交代的事办不好、办不利索，那是要受到“军法”处置的。轻则一阵狗血喷头的臭骂，重则撤职受罚。而这也是张文彬格外欣赏余秋里的一个地方：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的血性。黏黏糊糊，拖拖拉拉，还能干什么呀？当年战场上你慢一拍、愣一下，就是一条命、一场战斗胜利的结果可能就没了。石油会战就是战场，就是人与自然较量的恶战，含含糊糊，不是余秋里的作风，也不是他张文彬的作风，更不是全国人民时刻在期待扔掉贫油帽子的中国作风！
找群众去！这是张文彬从余秋里和其他指挥者那儿学到的秘诀，也是他本人多年养成的传统。车子动不了找谁呀？当然找会开车的人嘛！
果不其然，张文彬找到在三战区工作的运输处。运输处的同志发动全处职工献计献策，两天之内就设计出了40多种方案，画了59张图纸。一区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听说余部长给张文彬下的“军令状”后，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新活动。这郑师傅还真有能耐，他在汽车轮上设计出了一套“防滑鞋”——用钢板制成的又可固定在轮轴上的“铁鞋”，而且不仅雨天能穿上，晴天还可以卸下，又不磨损轮胎和钢圈。钳工、电工连的同志们加班突击，把郑师傅的“防滑鞋”进行技术加工，待完工后套上汽车一试：嚯，效果好极了！汽车再不怕翻泥浆和陷烂泥地了，装着货物也能跑得飞快。
张文彬让运输处的同志将穿上“防滑鞋”的汽车开到总指挥部。余秋里见后大喜，命令政治部的同志给郑学书师傅和运输处的同志记功嘉奖，同时又立即召开会战总指挥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抢送物资和防雨工作的大动员。
于是全线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出动，帮助供应部门突击抢运前线所需物资。各战区也针对前期对雨季的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纷纷成立了防雨指挥部和防雨突击队。指挥机关连续七天七夜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及时将3000多吨物资送到野外深处的40多个井场和工地以及数百个点的小分队。各战区的同志更是按照余秋里的统一部署，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区内和井场周围展开了挖掘排水沟等堵漏防漏的与老天爷争夺时间和比高低的阻击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九天九夜不休息”的动人故事。会战后来一直坚持的“九天制工作周”就是从这个时候全面形成，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的周十制。一周十天，这是余秋里和大庆人发明的。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上下的大法。毛泽东对石油工业还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加拼命”，余秋里领导他的队伍执行的就是这个法。
历史阶段不一样，“法”的内容和含义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在确保他的劳动权利的同时要保障他休息好福利好在内的权利。五六十年代那时，让所有劳动者拥有参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利是对他的最大保护，这种保护带着一种荣誉和自豪感，是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更多些。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利参加建设事业，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民和积极分子了，他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和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那时的人们绝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们宁愿干死，也不愿做让人唾弃为不劳动的寄生虫。
九天工作制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特殊产物。余秋里领导的会战团队在那个时候还发明了许多这样的产物，如“九热一冷”制，即把九成的时间用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实践上，一成时间用在冷静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认识上。每月月末有三天时间召开“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便是在他提议下、大庆人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好作风。其中有一项叫“大游地宫”的活动，便是会战初期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会议上由康世恩同志提议而形成的一种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学习技术知识的活动。“大游地宫”是针对当时会战队伍绝大多数的参战人员来自非石油专业和不懂地质技术及对地下情况不明而开展的一项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群众性活动。“地宫”现在仍是大庆油田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标志性博物馆和科普场所。会战时期的“地宫”可是多得不得了，不少施工钻井队也有自己的“地宫”——岩芯是“地宫”的主要成员，排列整齐、一目了然的效果，使得过去从未接触过石油勘探和地质知识的职工们很快了解和掌握了石油生成与开发的基本知识，从而对打井找油的大会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余秋里后来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个5月份的黑龙江松辽地区，是有史以来同期降雨量的最高峰，为107毫米，比有记载的历史最高记录的1919年5月的83郾2毫米高出近24毫米。老天爷给余秋里和石油会战大军来了个“下马威”。但一番激战之后，输家还是老天爷。老天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建设大军：
大雨滂沱中，他们连搬钻机的样式都变了——5月4日，1247队在萨15井中，利用雨水打滑泥地所产生的润滑，并依靠钻机自身动力，将钻机整体从这一井位挪动了100米。几天之后，他们第四次试行，仅用18分钟时间，将钻机移动250米，安全准确到达新井位……在石油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创举。这个队的队长叫段兴枝，也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他领导的这一创举，为会战的生产队伍提高劳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大雨滂沱中，一支野外地质小分队为了追回因泥泞耽误的时间，在冰冷的溪沟里，顺着湍流趟水八个多小时，一天走完晴天两个工作日的普查线路；
大雨滂沱中，“八一部队”的3000余名官兵在负责铺设管道中，几乎天天是在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挥锹挖、用手抠，突击完成输水管线28公里、输油管道28公里，共完成土方46郾4万方……
“余部长，哪一天需要，我准备到你这儿借一支队伍，再战一次上甘岭也不怕！”一位将军听余秋里介绍会战情况后如此兴奋地说。
余秋里笑笑，说我现在带的是找油队伍，不过哪一天真用得着让他们打仗去，我相信他们都是“硬骨头六连”式的好队伍。余秋里心想，我还有许多“雨中上甘岭”没给你讲呢：那天，二战区65名同志为参加生产技术座谈会和同时向会战指挥部汇报会战成果，为了赶时间，每人仅带了两个饼子，在倾盆大雨中走了22个小时，行程140多华里，而且这140多华里全是泥泞之路哟！
这不也是“上甘岭”嘛！跟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差不了多少，就差了前后敌人的追击与围堵而已。余秋里坚信，这样的队伍就是有敌人前后追堵也一定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5月25日，余秋里见会战队伍在雨季中站住脚跟、生产开始走上正规后，带着周文龙和康世恩赴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汇报会战首战情况。
“了不得了不得！石油战士们的冲天干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我们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要让各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你们那儿看一看，学一学。”欧阳钦书记握住余秋里的右手，直竖大拇指。宴会的饭桌上，欧阳钦书记悄悄问余秋里：“北京二十号声援老大哥的示威大会声势空前，你没看报纸吧？”
余秋里抱歉地笑笑：“这些日子整天被暴雨冲得晕头转向，没来得及看。”
欧阳书记又神秘地问：“你上次电话里说不是也想给老大哥助助威，怎么样，准备差不多了吧？”
余秋里听后笑笑，指指康世恩：“你问他。”
康世恩爽朗地点头说：“争取在六一。”
欧阳书记一听，高兴地站起端上酒杯：“来来，我代表省委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余秋里和周文龙等赶紧跟着起身，频频向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们敬酒致谢：“没有欧阳书记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几万会战大军真是寸步难行啊！来来，我们敬你们……”
高级干部们轮到有高兴的事聚在一起时，也弄得挺热闹的。那天酒桌上没有露底的事，后几天就在萨尔图那个小小的火车上爆了出来：装满21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油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开出……消息传遍了东北大地，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里。
毛泽东这些天在上海。他是专程为了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而从杭州来到黄浦江畔的。蒙哥马利是二战中的名将，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名声显赫。毛泽东对这位二战名将的访华十分重视，并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无束的谈话。处在苏美夹击中的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四国接近起来。他提出了“冷战共处”的构想。蒙哥马利对此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做能使这四国走到一起的工作。但将军向毛泽东提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五十年以后的中国命运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会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后，马上敏感到对方想的是什么，便答：“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然后坦诚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81、188、189页）
蒙哥马利将军后来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其中，有些成就已经可以让全世界震惊。
“六一”的第一列原油驶出大庆油田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那时连大庆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可再保密的事也不可能不透一点风声。更何况，苏联“老大哥”的专家组一直参与了松辽找油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开始同中国翻脸的苏联人知道的事，美国人不会一点不知道，美国人知道的事，他的欧洲盟国小兄弟们也不会不知道。
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四十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的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车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哧哼哧”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
“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死掉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千数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是六十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御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躺，十几条汉子，赤条条地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捡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
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
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
而有人说在冬天的北大荒上拉一回屎你累了可以坐在屎堆上保证不塌下去，你尿一泡尿转眼变成冰棒，这绝对不是玩笑话。滴水成冰，随处可见。
余秋里相信，因为在第一次上大同镇视察时他已经领教了北国冬的严酷。那时整个松辽平原上仅有几台钻机、几个野外地质调查队，无论如何石油部和地方政府都能用全力去保证这些队伍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如此，第一次他上松基三井等钻井队看到工人们穿着盔甲似的冰泥服，放岩芯的技术员，稍稍不慎手皮便被整块整块地撕拉出血淋淋的情景，这样的记忆无法抹去。
雨季无论多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10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屎可以当凳子坐和尿一泡尿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炮”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塔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落，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
“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十二个月，过冬就要花去六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和其他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窑，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挖地洞？到处水泡子、沼泽地，夏天雨季来了还像时下让职工们长年累月光着腚子、叉着双腿烤火盆？
不行不行！余秋里和会战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此苦思冥想，一时不得要领。康世恩更是急得眉头直皱：“目前油田开发的注水试验正在关键时刻，要是注水的工作一停下来，问题可就更严重了……”
“别急别急。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的。”余秋里嘴里安慰自己的亲密战友，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捋成草把子做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宜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瞧，大部长对这土房子的认识水平如此专业！如此专业的不止他一人，参加会战的几万名干部职工每个人都对“干打垒”很专业。大庆的老一辈告诉我，他们人人都会建“干打垒”。“不会建干打垒的，没住过干打垒的，就不是真正的大庆人。”现今三十岁以上的大庆人，他们也非常骄傲地这样告诉我。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二十多年前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居宿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余秋里是将军，熟知中外战争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少因孤军深入雪域疆塞之后，面对茫茫冰雪旷野、奇寒骤至时将士不战而倒、坦克大炮如同一堆废铁、最终铁骑雄师溃不成军的悲剧。因此他在雨季尚未结束之际，就向全线提出“以建干打垒为中心的冬防保温工作是确保会战存亡的一个政治问题”。各单位必须“第一把手挂帅，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和每月、每旬、每日的计划，抽调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定期检查规划执行情况。与此同时，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搞冬防的群众运动”。而且他把这样的全体动员、人人动手的建屋战斗，形象生动地搞成了“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人人动手，个个献策”的为自我生存而战的大比赛。
纵观余秋里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大工作特性，就是他娴熟的“群众运动”本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什么事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余秋里在领导军队和地方经济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几度出色和辉煌，与他这种娴熟的“群众运动”的本事密不可分。
在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的“群众运动”中，余秋里每一次都是创造不朽业绩的常胜将军。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一、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二、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干打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三、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7月份开始，“干打垒”行动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遍地丛生。到9月，历时一百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出现了众多村落，如同天上撒下的繁星……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应运而生……
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但绝对不要把“干打垒”想象成天堂一般。泥垒草秆房毕竟是原始的，更何况所谓的“火墙”也不是那么绝妙。加上当时根本没有通风通气的必要设施，取暖所用的也净是大伙儿从井场上捡回来的落地油。这油烟的污染和毒气自然少不了。特别是南方过来的干部职工，打小没睡过暖炕。睡时往暖炕上一躺挺舒服，可一睡下去半夜常常不是背上被烧脱了一层皮肉，就是衣服棉被化成了灰烬。更有甚者，由于通风不够，焦油熏出的毒气，也不乏有人在不注意时第二天再没醒过来……后来成为石油部副部长的李敬同志就有过如此险情。那是这年的11月12日早晨。北风怒吼，滴水成冰。第二战区的两名机关干部有事向时任副指挥的李敬请示。可当他们来到李敬同志办公兼宿舍的干打垒前见房门紧闭，便猛然紧张起来——因为这两名干部知道平时他们的副指挥有起早的习惯，不会像今天这个时候还不起床。于是俩人立即撞开房门，顿时里面冲出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和皮毛烧焦的气味。再看电话机上，尽是呕吐之物……李敬出事了！两名干部去看床上的李敬时，见他已皮焦肉烂，惨不忍睹，早已失去知觉。“医生！医生快来！”电话铃立即响彻战区。李敬被送到急救地。经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在一番紧张的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李敬终于得救。石油战线后来才有一位诗才横溢的“诗人部长”——李敬写过许多诗篇，也出版过诗集，可称石油高官中文采最好的一个。这是题外话。
尽管“干打垒”差点使石油战线少了一个“诗人部长”，但它终究还是救了余秋里和五万会战大军。之后的若干年里，大庆人每年都要动手筑起一批又一批干打垒，以满足日益发展和壮大的队伍。现今年轻一代的大庆人，他们虽然不曾像前辈人亲手参与那火热的建村盖房之战，但他们却多数是属于“干打垒”里呱呱落地的“小大庆”，而且“干打垒”还诞生了大庆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大庆会战多艰难！艰难是因为那个荒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还因为会战岁月偏偏遇上了共和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
那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两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洪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是，部长。”
张文彬放下萨尔图—北京的专线，会战各战区求援的电话却早已四起，震耳欲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