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啦，张指挥，我们这边有工人因为没吃饱饭，结果从卡车上掉下去摔死了！
——了不得了不得呀，我们这儿也有因为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今早上班一不小心掉在油池里淹了个半死……
——总指挥部吗？我是油建食堂呀，这儿有30个同志因为吃了发霉的豆饼中毒了，你们快来救救呀！
——哎呀，你们领导快想想法子吧，我们队上已经有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现在连正常上班的人都排不出了。张指挥你说怎么办呀？
“我、我有啥办法呀？”张文彬冷汗淋淋，最后连电话都不敢接。这可怎么是好？
“快向北京报告吧！赶紧给余部长他们求救呀！”会战指挥部里挤满了各战区的头头脑脑们，他们个个都在跺脚拍脑袋。
被吵昏的张文彬仿佛刚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重新扑到萨尔图—北京专线电话上，操起话机，火急火燎地：“立即给我接北京！”
“文彬同志，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头，余秋里在询问。
“部长，我、我们工作没做好，今天已经发现356个职工出现了全身浮肿……”张文彬几乎是含着眼泪在说话。
“什么？356个？就一天之内倒下了这么多？”电话机里，余秋里的声音震得全指挥部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是。他们有的已经被送到医院，有的还在干打垒里躺着，有患病的同志还坚持要上班，结果半道上跌倒了又被人抬了回去……”张文彬的声音在哽咽。
“……”北京专线再度沉默。
“文彬同志，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向我和部里报一次。听清楚了没有？每天报一次！”余秋里终于说话了，声音是沙哑的。
第二天，张文彬在电话里报告说，会战前线患浮肿病的人已经超过600，几乎是前一天的一倍。
余秋里听到这个数字硬忍着。
第三天，浮肿病的人数达到800多……
余秋里听后还是强忍着，但心已经在焚烧。
第四天，浮肿的数字过了千人。
“不行！这样下去还了得？”忧郁沉闷多日的秦老胡同，终于爆发出余秋里无法排泄的焦虑和痛苦疾号。此时，他正和康世恩等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石油部厂矿长会议，会议还在半途，将军便对康世恩说：“老康，你赶紧过去！一定想法阻止和扼制浮肿病的蔓延，同时务必要稳定队伍！”
“行，我明天一早就走。”满脸忧云的康世恩猛地从沙发上站起，低头就往院子外面走，步子如箭一般。
余秋里抬头扫了一眼留下的几位副部长，异常沉重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机关也有同志出现浮肿。
“再怎么着，坐机关的人勒勒裤腰带，接电话、写文件时少花些力气能对付。可会战那边得把机器发动，得把钻杆提起来嘛！人要是都没了力气，机器就得瘫在那儿……”李人俊说。
一直沉默不语的周文龙瓮声瓮气地冲余秋里询问一句：“要不我给中央起份求援报告？”
余秋里摇摇头：“没用。主席和总理要管全国几亿人的饿肚皮问题，一些省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困难……”
“河南、安徽等不仅出现了成批成批外出要饭的，而且已经有不少死人……”
要饭？死人？！余秋里像触电似的身子一颤，两眼发直地看着天花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一刻，他的那只呼风唤雨的右胳膊，也像左袖子一样，无力地垂贴在裤缝上……
康世恩很快到了会战前线，又很快来了电话：今天一到这儿，我就上各处转了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油田的临时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已经住满了我们的人，多数患病的只能住在自己的原单位。要命的是患者还在成百成百地增加……
余秋里：再怎么着，也必须保证能让患者医治。发动各个战区建小医院和临时救护站。
康世恩：现在关键是要稳住还没有倒下的人和继续在战斗岗位上的同志，想法能让他们吃饱些。
余秋里：粮食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康世恩：短缺太厉害了。本来定量就少，可不少职工们还要顾远道而来的家属，一份定量有的要给三四个人吃……
余秋里：家属？什么时候让来家属嘛！
康世恩：没人说让家属来过。可她们都是因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才拖儿带女投奔到油田来的。她们以为这儿有吃有喝的，哪知……
余秋里打断康世恩的话：有多少家属？
康世恩：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吧！
余秋里粗气高声：让所有的干部千万要注意，就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那些来队的家属和孩子饿死一人！那种情况一出现，军心可就全乱了！
康世恩：我已经布置各战区了。但我最担心的还是照这样下去，会战的队伍稳不住了。今天到工程指挥部食堂，听他们的党委书记季铁中说，前天他在食堂帮厨，看到一个青年工人端着饭盒，大口一张，人还没有离开卖饭的窗口，一大碗粥就没了。老季好心，又给那青工盛了一勺，结果后面一大帮人拥到窗口要加粥，食堂师傅急了，说哪有那么多粥嘛！上百个人差点大打出手。
余秋里长叹：都到这地步了！
康世恩：老季还说，有次食堂蒸了馒头，工人们敲着碗又叫又嚷，恨不得把食堂掀翻。老季问一个工人说你到底能吃多少个馒头。那工人说，你给多少我吃多少。老季想验证一下，便把自己的钱和粮票都掏了出来，一共给那工人买了八个馒头、半斤包米子和两份菜，结果那工人没五分钟全部倒进了肚子，回头又咧着嘴冲老季笑笑，想还要点。老季不好意思地说他自己这个月的口粮也没了。那工人才朝他鞠了一躬，说：季书记，谢谢你这顿饭，我会保证拼命会战的，要不对不起领导……
余秋里感慨道：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康世恩：余部长，我还是把到今天为止全线患浮肿病的人数报告一下：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人了……
余秋里无语。
康世恩：我还要报告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有几个队报告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人擅自离队……
余秋里警惕地：干什么去了？
康世恩：逃回老家去了。
余秋里震惊：什么？当逃兵啦？他们怎么可以当逃兵呢？那会战还搞不搞了？啊？
康世恩似乎没有发现电话对方的声变，继续汇报着：离队的人数大有急剧上升之势。
余秋里跳起来了，声音冲出房顶：你让他们听着：谁都不能当逃兵！不能！谁还要当逃兵，我就扛着机枪，上萨尔图火车站把他们挡回去！听清楚了没有？你，老康，还有张文彬他们，都给我上火车站，把那些逃兵统统挡回去！
“哐！”铁拳砸在办公桌，压板的玻璃粉碎，震落的电话耳机掉在桌边晃荡着……余秋里无法自控内心的焦虑与愤怒。他是将军，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将士在任何时候成为逃兵。时下他虽然已是石油部长，但他的骨子里依然把自己的会战队伍看成是当年打鬼子、推翻蒋家王朝的钢铁部队。
当晚，余秋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最危急时刻，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前线亲自督阵。
“呜——”列车在北风的呼啸中似乎非常吃力地行进着，仿佛也像没有吃饱似的老牛。专列软卧里的余秋里无法入睡，干脆走出卧室，站在列车走道里大口大口地抽起烟来。一支接着一支……
“首长，您怎么还没有休息呀？”列车长走过来轻声问道。
“嗯？！噢，睡不着啊！”一闪一闪的烟火照亮着一副严峻的脸庞。“小同志啊，这趟车怎么这么慢哪？”余秋里有些烦躁地询问。
“对不起，首长，刚才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关外最近经常有人卧轨，所以要求我们减速行进，以防不测。”
“谁敢卧轨？是阶级敌人想破坏？”将军的眼睛瞪大了。
列车长的眼睛惊慌地左右扫了一眼，见没有人，便小声回答：“首长，可不是阶级敌人，是讨饭的老百姓……”
“老百姓？老百姓卧轨？怎么回事？”
“唉，都是关内逃难的呗！有人饿了，跑不动了，干脆就往轨道上一坐……险啊！我们上次走的一趟就差点轧了一堆人。您看，这不都是逃难的嘛！”列车长借着车内黯淡的星星光亮，指着窗外的铁道沿线，让余秋里看。
可不，成群结队的灾民，在列车的窗口外闪过，有人甚至举着双手在向火车窗内做着乞讨的动作。余秋里的眉睫顿时紧锁，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些日子的西北之行——
9月，余秋里奉周总理关于加强和提高西北石油运输能力之命而专程来到甘肃的敦煌。石油部的运输公司就在这儿。当时的运输公司在石油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庆油田尚未开发之前，国家的天然原油主要在西北。余秋里任命了原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任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兼公司经理。上运输公司后，余秋里本来是检查如何提高运输能力的问题，结果摆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职工们日益严重的生活问题。
“我这儿患浮肿的已经有2000多了！”年长于余秋里七岁的张复振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颤颤巍巍地站在余秋里面前，低着头汇报道。
余秋里一听都快跳起来了：“2000人？你公司总共才有多少人嘛！”
“我们……”张复振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他本来想说“已经都到这个份上，你还让我们提高运力”，可后面的话他不敢说。
余秋里看着身穿补丁军装、一副憨厚相的张复振，便降低了嗓门：“你先带我去食堂看看。”要看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看食堂是余秋里的一大工作方法。
上运输公司的路上，给余秋里开车的司机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又是当过兵的老战士，遇上自己的部长也不拘谨，大大咧咧地跟余秋里攀上了话，头句话就是个顺口溜：“进了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这苦涩的顺口溜让余秋里和随行人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
“你觉得吃这样的食堂还能开得动车子吗？”余秋里关心的是这个。
司机立即腾出一只手，让余秋里看：“不瞒你余部长，我是很想开好车的，可您瞧，我这手捏不拢啊！”
“怎么啦？”余秋里握住司机的手，细看起来。问：“也是饿的？”
司机点点头，刚强的汉子竟然掉泪了。
余秋里转过头，再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想对运输公司的张复振说什么“快马加鞭”之类的话了。现在他最关心的是队伍生存。这是最要命的事。
“走，上玉门去！”余秋里对随行人员说。
那会儿，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初见端倪，但玉门油田仍在石油部领导们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说别的，光松辽会战开始，他余秋里一声令下，时任玉门管理局局长的焦力人就前后带走了18000多人的队伍，其中干部就有6000多人，几乎能上前线的干部和职工都走了。当时玉门局一共才有49台钻机，上大庆会战去了48台，仅留下一台坚守后方阵地。自然不用说像王进喜和薛国邦这样的标杆队了。彭德怀派兵从国民党手里接过玉门油田时，就给康世恩和焦力人指示要把玉门矿搞成“中国石油的摇篮”。这一点上，玉门当之无愧。要不也不会留下诗人李季的著名诗篇：“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余秋里对玉门的感情就像对自己家的大孩子一样，既严厉又慈爱。此次他来玉门自然最想了解的是当下油田到底有多大困难。
双足未进油田，一路上的情景已经足够让将军吃惊的了：沿途，他接二连三地看到成批成批的讨饭大军在他车子的两旁闪过。更触目惊心的是，因饥饿而弃尸于荒野的也不绝视野之中——叫余秋里甚感心痛的是，老百姓穷得连给死人穿衣服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能给死者身上涂点酒精擦擦干净、再卷上一块破布或者旧席子什么的往野地里一埋就已经算不错了……
“你到下面多转转。”一到玉门，余秋里就对自己的秘书说。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
秘书李晔现今也是“古来稀”的人了，他亲口给我讲了将军让他在玉门进行“微服私访”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买粮”。
那天余秋里在走访了玉门大小十几个油田生活基地后，突然对李晔说：“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李晔问。
“去买一次粮食。”余秋里说得很平静，然后一甩手，“我还要到食堂去。”
李晔笑笑，心里明白了：首长来这儿当了一个星期的炊事员，现在他要为油田职工出口气了！
刚出门的余秋里突然又从门外回过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秘书，问：“你就这样去？”
李晔手拿借来的粮本，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怎么去？”
余秋里瞪了他一眼：“一看就知道你没当过侦察兵。你穿的一身机关模样，完得成任务吗？”
李晔恍然大悟，边笑边连忙脱下衣服。
当李晔再出现在大街上的那个粮店前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穿着油乎乎一身旧军服的人会是北京来的部长大秘书。排队。买粮。李晔一点没碰到与众不同的事。
当他拎着一小口袋买来的米回来时，将军早早等在那儿。不等李晔开口，他的手就伸进了米口袋。
一把“米”捏在拳里，然后再展开。余秋里的嘴唇立即颤抖起来：这就是卖给咱职工们吃的“米”？
几个干部凑过去一看：妈的，太欺人了，净是沙子嘛！
“去！你们去通知玉门市的市长、书记，还有那个——粮食局长！”余秋里胸中的火山要爆发了。
不一会儿，他带着玉门局的几位领导出现在李晔刚才买粮的那个店面。
哪来的大干部呀？北京来的！老百姓闻讯赶来，一时间，粮店前挤满人群。他们本来对一只胳膊的人就有种畏惧感，又听说他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并且如此怒发冲冠：今天有好戏！
那个粮食局长肯定是个倒霉蛋了。
果然，一只胳膊的人举起那只右手，从天而降地在粮食局长的脸前挥动着拳头：“你！你这做法叫丧尽天良知道吗？这粮店是谁的？是我们共产党的粮店呀！你把石油河里的沙子掺在米里，再卖给老百姓，你让老百姓说我们共产党是什么吗？”
粮食局长早已浑身像筛子似的在颤动，眼睛看着鞋尖，只感觉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像根钢鞭一般地在抽打着自己……
“你不配！你不配当人民的粮食局长！”一只胳膊说这句话时，在场的老百姓流着激动的泪水，发出一片叫好的欢呼声。自然，这个粮食局长后来为此丢了乌纱帽。
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四十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着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呢！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的眼睛瞪圆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被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由于表现好，所以多次被评为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两个偷木柴的，便三下五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两个党员干部被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马。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大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把两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他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还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被重新安排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沙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烟灰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时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非常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特别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扑通”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两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下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两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部长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定下一个遗嘱，每年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扑通扑通”地磕响头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搭上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乡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援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知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荡。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看到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得出奇，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吗？”当他得知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气冲冲地跑回家，让夫人做了碗红烧肉端到李晔家。这事让李晔非常感动，因为他对余秋里家的情况一清二楚：余家的五个孩子也已经有很长日子没闻到肉腥味了……
“好多了。您那碗红烧肉可是救了她的命。”李晔颇为高兴地答道。
余秋里苦笑地摇摇头，然后默不作声地进了软卧室，一头倒在铺上，扯起毛毯捂在胸口，长叹一声：“唉，天灾人祸啊！怎么会这样呢？”他想不通，也根本不曾料到。
李秘书从一个小药瓶子里倒出几颗安眠药，又把暖水杯倒满放在茶几上，然后轻声说道：“明天到了大庆再说吧。”
明天？大庆？这话更勾得余秋里一夜无睡意。
……五万余会战大军，又添了近万名来队家属，这么一大群饿肚子的人留在狗不拉屎的荒原上，真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就说饿不死人，可这油田开发的会战又怎么个弄法？
愁啊！愁死人啊！怎么比当年的长征还让人发愁呀？余秋里闭着双目，翻来覆去，可眼皮外晃荡的净是那些讨饭的老妪和脸如树皮肚如鼓的小孩，还有就是一排排躺在干打垒里的石油职工……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唯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一排排“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地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说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宋振明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患病中，有20个是党团员……
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除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座谈会顿时有些活跃。在场的干部都知道，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余秋里一生除了工作从来不会其他什么娱乐活动，而且也是极看不惯那些嘻嘻哈哈、搂搂抱抱的舞会啥的——用现在的话说，一点也不开放！我从余秋里的几任秘书那儿知道，余秋里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一次舞会，他本人更不会跳了，再说一只手也没法跟人跳嘛！“他？他就是生五只手十只手，也不会上舞场的！”余秋里的女儿们笑说。我还知道，即使在几十年后身为总政主任的余秋里，他也从来没有到过一次名声显赫并且经常需要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面前的总政歌舞团。有人曾经暗暗埋怨过他这一任总政主任：“余主任在位时，我们总政歌舞团是最不受器重的！你千请万请让他上团里视察一次，他就是不来，还说什么我对那些扭屁股、咧嘴巴、扯嗓门的事不感兴趣！你瞧他这个人！多没情趣！”从生活这个角度，余秋里绝对是个“不活泛”的人！但我知道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却帮助和关心过多位著名艺术家。现在名声很大、专写重大历史题材而闻名的王朝柱就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写出像《长征》、《延安颂》等名篇，就是因为当年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大笔一挥，调他这个“流浪文人”到了总政歌舞团当编剧。如果没有余秋里，他王朝柱不会有今天成功的机会。而像八一队、八一厂的特级运动员、特型演员中，又何止一两个是他将军亲笔批准调来的！
我在大庆采访时，当年会战的老同志把我领到“二号院”——这是会战时的最高指挥机关，一个北京四合院式的大院子，也是典型的“干打垒”。余秋里当年就在这儿指挥千军万马大会战。二号院后面有个篮球场大小的无梁大棚房，最早是三探区领导为了想改善一下职工娱乐生活而盖的“礼堂”。建设这“礼堂”时，余秋里和康世恩都不在前线，后来他们得知这事后狠狠地把张文彬和宋振明批了一通，说他们就知道享受安乐，而且明确规定以后不得再建类似的“楼堂馆所”，“谁要盖谁就是拿人民的血汗钱犯罪！”余秋里和康世恩对会战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看得比自己身上的肉还要重！在他们的时代，任何一点点的铺张浪费都绝不允许，这是他们创立大庆艰苦奋斗精神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理念。
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的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余秋里宁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抽闷烟，也不会去凑“那份热闹”——他的天性一生不曾改变。四女儿晓红告诉我，就是到了90年代初，他见女儿在房间里听港台流行歌曲时，还煞有介事地经常走过去问一声：“是不是在听靡靡之音啊？”女儿常常为此哭笑不得。
这就是余秋里。他一身是钢铁，又一生是钢铁，从里到外，甚至血脉里涌淌的也是铁流钢水。然而这铁流钢水是滚烫的，也充满着革命柔情。
在秦腔高手李敬他们激情高歌、张文彬等人跳着优雅舞姿时，他余秋里一个人甩着那只空袖子来到职工住的“干打垒”或者机关食堂那儿——
“嗨，你们吃什么呀？给我也来一碗啊！”在一户青年职工的临时家属住宅里，余秋里突然出现在小两口的饭桌前。
“是部长啊？！”青年夫妇又惊又喜，想让座又不好意思。
“坐坐。快坐呀！”余秋里毫不客气地屁股往炕头一挪，双腿往上一盘，双眼盯着桌上，好像几天没吃过饱饭似的。
本来紧张拘束的年轻夫妇一下笑开了颜：余部长没架子呀！就跟咱们老家邻居的大哥差不多嘛——余秋里那时也才四十六七岁！
“玉米糊糊！好！这是什么菜？”余秋里端起碗，“咝溜咝溜”地真的吃了起来。在筷子伸进碗的那一刻，他停住了。
“是野地里挖的……”女主人刚要说，却被男主人暗里使劲扯了一把。
“嘻嘻，这个……这个部长您不能吃。”说着要把那只菜碗端走。
余秋里不干了：“嗨嗨，我还没吃呢！”用筷子做着放下的姿势。
男主人无奈，重新把碗放上。余秋里夹起一大筷，往嘴巴里一塞，“吧嗒吧嗒”地嚼起来，脸上渐渐露出痛苦的样儿。
站在一旁的男女主人紧张到了顶：这下坏事了！部长要是在他们家吃坏了肚子可就是“政治问题”了。男主人一边再次将菜碗往炕头藏，一边上去要扶余秋里：“余部长您快吐了它！吐了它！”
女主人则把一只破脸盆端了上来。
余秋里憋红了脸，不解地看着两位主人：“怎么啦？我吃得挺香嘛！做啥要吐掉？”说着挪动了一下身子，自个儿把那只放在炕头的菜碗端到小桌上，又狼吞虎咽起来。
“香！香嘛！”余秋里吃得津津有味，“哎，你们一起动筷子呀！”
“余部长您吃这野菜不会有事吧？”男主人小心翼翼地。
“哈哈哈，没事没事！”余秋里一边吃着，一边开心地给年轻的小两口摆起“龙门阵”来：那会儿我们红军过雪山草地时，也没有吃的！哪比得上今天，大家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斤供应粮嘛！我们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一粒粮食都没有，全是靠挖野菜填肚皮。哎，你们别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练了一套本事：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什么野菜吃了有营养，什么野菜只能充饥不当饱；什么野菜能治病，什么野菜一吃就泄……嘿，你们别笑嘛！是这么回事嘛！有一回我们团的一位营长上一家地主家偷吃了一通豆饼，就是给猪吃的那种豆饼，那家伙一到肚里火大呀！胀得那营长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老实向我报告说自己犯了纪律——我们红军是不让随便偷吃东西的，就是到财主家也不行。我看那营长捂着肚子直打滚，便上山去给他挖了几棵野菜，然后找了两块瓦片，下面垫起，点上火煮。那营长喝了几口汁，肚子就咕噜咕噜叫起来了……哈哈哈，吃饭时讲这不卫生不卫生。换个话题。我再说说长征路上的故事吧：你们不是听说过我们过雪山草地后啥都没有吃的了吗？那才真叫啥也没吃的。几万人往一个方向走，连树皮草根都给扒得精光。有的部队包括中央纵队的同志就开始杀马吃。那马是通人性的噢！你杀它它就掉眼泪嘞！可掉眼泪也不行呀！它马也是革命的功臣，我们过雪山草地它也得为我们革命事业作牺牲嘛！它懂！可马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的，我们团就没有。人家吃马肉，我们馋哪！我这个当团长兼政委的也馋嘛！有啥法也让部队尝尝马肉味呢？我派通信员上他们杀马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剩骨头残肉渣给大伙儿塞塞牙缝！通信员捡了两只马蹄，垂头丧气地向我报告说什么也没找到，说人家连骨头都敲碎煮汤吃掉了，就剩下这铁掌钉的蹄子扔在一边没动。我捡起马蹄一看高兴地拍拍通信员的肩膀，说太好了！你任务完成得太好了！通信员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找来几块石头，命令他和我一起敲那马蹄，三下五下，那箍住马蹄的铁家伙断了，露出蹄肉。我拿着它对通信员说：你把这煮了！通信员一看，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了出来，说政委啊！这可是好肉哪！我说那当然，这是马身上最有营养的部分，不仅有营养，且能保你轻松走过雪山草地！我这招绝吧？通信员喝了煮好的马蹄汤后，精神大增，对我说：这是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吃的最好的东西。我对他说，你立即组织一个班，走到队伍的前面，专门负责在沿途捡别人扔下的马蹄。通信员高兴得连蹦带跳地接受了任务。嗨嗨，我又把他叫住，悄悄在他耳边告诉了几句，通信员听后哈哈大笑，便撅了屁股、提着枪，带着一个班的同志乐呵呵地执行任务去了，没过多少时间大获全胜回队……
余秋里像说书先生似的，话到关键时刻忽然停了下来。
听得津津有味的小两口忍不住叫嚷起来：哎，余部长，你对那小通信员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余秋里夹起一筷菜，又“呱唧呱唧”地喝上几口玉米糊糊后，抹抹嘴，说：我对他说，你们出去捡马蹄，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捡了吃的，要不人家再不会扔下马蹄留给我们团吃啦！
哈哈哈，余部长真有你的！哈哈哈……小两口笑得前仰后合。
余秋里这时的脸上也露出了颇为得意的笑容。不过，我也有失算的时候啊！将军部长继续摆“龙门阵”：那是在抗日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有一回我开会去，见了我的老首长贺龙、彭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老首长，所以也很熟，也很随便。我当时在前线也是旅长、师长的干活了，可那时生活也非常艰苦，啥也没得吃的。有一天我觉得肚子特别的饿，便乘开会间隙，上首长他们住的窑洞闲逛看看有没有啥吃的。进去一看，空空的，啥都没有，非常失望。刚想出门，转头一看，见他们的桌子上都有一盏豆油灯。我眼睛就立即发亮：这豆油是好东西呀！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过春节的时候给我们炒菜时能够放上一点点豆油那菜香嘞！我心想：老首长啊，你们这么可怜兮兮的一点不留东西给我吃，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我偷偷找了只碗，将三位首长的豆油灯里的豆油统统给扫荡了……嗨，你说巧不巧？关键时刻，给彭绍辉看到了！彭绍辉你们知道不知道？也是个大将军，了不起的人物！他看着我在偷首长的油，笑笑说秋里同志啊，你的身子骨太瘦了，胳膊锯了后也一直没好东西补补，这回你把豆油拿回去炒点小米吃，也算是为了革命，我保证不向首长泄露“秘密”。阿弥陀佛。我开心地回自己住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找人帮我炒了些小米，香啊！我越吃越感到香！哪知到了夜里，肚子就开始打起仗来，咕噜咕噜地折腾了一宿，拉得我连老本钱都全丢了……
哈哈哈……小两口这回听了不仅是笑得前仰后合了，那年轻的女主人一把眼泪一把眼泪地擦。余部长，余部长你、你……哈哈哈……
嘿嘿，哟，又说不卫生的事了！余秋里笑着收住话。来来，继续吃，吃！好像现在他是这个小屋子的主人似的。
余部长，你这么大的首长，怎么也这么逗啊！男主人忍俊不禁地笑言。
怎么？我也是人嘛！肚子饿到家了，谁不见啥都会眼睛发直嘛！再说，我当团长、旅长时，还没你们年龄大嘛！余秋里乐呵呵地为自己辩护。
可是……余部长，我们队上有个同志也因为太饿了，上老乡的地里偷了几斤葱，结果被安达公安派出所抓进去了！
嗯？有这事？余秋里的筷子悬在空中，脸色严肃地问年轻的男主人。
是。而且听说那边已经抓了我们不止一两个人了！
余秋里“啪”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不像话！凭什么抓我们的人嘛！那双盘在腿底的脚也下来了，将军愤愤不平地说：平时我们讲群众纪律没错，可他们是饿的！是逼得没有办法才这样的嘛！再说，不也就拿了点填肚子的东西嘛！怎么随便可以抓我们的人？岂有此理！要抓也得由我们来抓嘛！
空袖子又甩起来了！
余秋里愤愤出门。突然又回过身，脸色缓和地：“噢，我谢谢你们今天的这顿饭。”
礼堂里的舞曲还在悠扬地响着。机关党委保卫部门负责人却被余秋里叫到了跟前。
“多少人被他们关了？”余秋里胸脯一起一伏地厉声问道。
“总共有47名。这是安达公安局前天邮传来的一份案情通知书……”保卫部门负责人拿出一份材料放到余秋里面前。那上面的案情写着：
孙文良党员机械厂工人盗窃先锋生产大队葱二斤；
范华银团员装卸工人盗窃安达车站豆饼半块，计四斤；
王成运输队司机盗窃供销社粉皮一袋；
张贵钻井指挥部拖拉机助手有偷粮嫌疑，当场被抓；
……
“余部长，我听说公安局还把油建指挥部的副队长徐万生抓走后，扒光了衣服吊在梁上用木棍和草绳抽打呢！”机关工作人员说。
“扯鸡巴淡！”余秋里勃然大怒，桌子拍得“咚咚”响。“你明天就到那个安达公安局把人给我统统领回来！告诉他们，是我余秋里让把人领回来的！”
第二天，47名被关的石油工人全部归队。安达地区的公安局长亲自登门作了自我检讨。
“告诉他们，工人有错，他们可以管，但不许抓人！想想看，我们的工人真要想偷他们的东西，几万人哪！还不把整个安达地面上的东西全给铲平了？偷偷偷！几根烂葱几块破饼，那也叫偷啊？”协调会前，余秋里传出这话。
之后，会战方和地区达成友好协商，捕人的事情再没出现。
人放回来了，但职工们的饿肚子现象并没有解决，而且越发严重。干部会上，余秋里听到了许多他根本想象不出的事：
运输队的一个司机，因为饿，开车半道上看到一只野兔子，放下车，追了整整18里，野兔累倒了，那司机也累倒了，人和兔子一起倒在了荒地，最后是人把野兔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