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太来劲了！独臂部长办事可是有原则性的。这原则是：干什么事不能出格！更不能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损害，尤其是在石油开发建设问题上那种马马虎虎、不讲质量和安全的行为！
这回挨克的可是一抹到底了！用四个字可以形容余秋里当时听说后的气愤之情：暴跳如雷！
能不暴跳如雷吗？会战紧要关头，居然有几个钻井队在施工过程中一声震天的“轰隆”巨响后，整个钻机和井台陷得无影无踪……钻机和井台到哪儿去了？昨天还巍峨耸立在大草原上的钻塔竟然瞬间消失得莫名其妙。
“你们、你们给我作出解释！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吗？知道我们石油部有多少台钻机吗？知道一台钻机多少钱吗？知道国家哪个地方弄来的钱给我们去打井找油吗？啊？知道吗？”余秋里在电话里一连说了无数个“知道吗”，就像突然间自己家的孩子丢了似的，心疼和焦虑之心昭然。这个电话他是打给正在前方的康世恩的。
“我知道……”那边，康世恩沉痛地回答。
“知道就给我找出原因！找出责任！”余秋里“啪”地按下电话，依然怒气冲冲地在办公室走动，空袖子“嗖嗖”生风，如暴风骤雨。
钻机没了。被无情的井喷吞没了……康世恩其实比余秋里还要心疼，他是专家，又是会战的总指挥。这么大的事他不能不向“一把手”汇报，与余秋里之间默契配合，正是他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与相互辉映的结果。现在，他更感到责任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施工和技术生产的总负责，他知道任何关于石油的开发与生产方面的问题他都要负全责，这既是对党组也是对将军，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
康世恩放下电话，扶了扶眼镜，对秘书一挥：“上事故现场去！”
事故现场惨不忍睹：昔日雄伟的钻塔早已不见踪影，连根塔骨的钢管都找不着。再看井位，到处一片狼藉，冒着热气的油乎乎的泥浆仍在四处蔓延，抢救井喷时扔下的工具和衣服烂衫随处可见，几十个疲劳过度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一边哭丧着脸，仿佛世界到了末日……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康世恩叫过战区指挥李敬，问。
摇摇晃晃的李敬，本来是位文质彬彬的“石油师”党委秘书、石油战线的年轻才子，可此刻却如一个小老头似的穿着一身又脏又皱巴的施工服，几度想张嘴却就是发不出声。
“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康世恩怒吼了。
“我……”李敬嘶哑地发了一声仍然说不了话。只见他两眼泪水盈盈……此刻，他只能用心向总指挥汇报——
当时、当时是什么情况？李敬的眼睛一下模糊了：他是前天傍晚在前线时突然接到杏24井发生井喷消息的。凭着军人的敏感，他知道自己必须冲到事故现场去。那是个雨夜，暴雨大得根本不能行车，抢救的车子都陷在泥地里，能前进的只有人的两条腿，而雨夜的原野上又一片漆黑。无奈，李敬只得凭着自己的意识迈开双腿，在雨中摸黑前进。偏偏，他迷路了……当他重新辨别方位，再行至井喷现场时，已是下半夜。
井喷的现场十分可怕，呼啸的井喷挟着半斤重的石块到处乱溅，加上浓烈刺鼻的天然气味，谁想靠近都不太可能。再看从井口喷出的水柱，夹着原油、混浊的泥浆和石块，犹如一条饥饿的黑蟒，直冲天际。巨大的气流挟着石块和泥浆打在钻塔的铁架上，丁当乱响……李敬和井队的干部和工人们只能在相当距离之外用手比划着说话。闻讯赶来的机关干部和附近井队的职工们一批批拥来，但谁也无法制止这发疯的黑蟒作恶。不多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井架底座开始下陷，然后是钻塔出现倾斜……
怎么办？用拖拉机把设备拖出来？哪儿来拖拉机呀？没有。泥泞的原野被暴雨浇得寸步难行。即使有一百部拖拉机和吊斗车也是枉然。
李敬和在场的干部职工们心如刀割，又无可奈何。
“不行！不能这样白白看着钻机和塔架沉下去！能抢多少回来就抢多少回来！”李敬向井场副指挥杜志福做着手势，便不顾一切地带头第一个奋不顾身跳上钻台……
杜志福跟着跳了上去。
工人和机关干部们也跟着跳了上去……
巨蟒的呼啸声、人群的叫喊声，夹着雨水的击打声，将整个井场搅得昏天黑地。这是一场真正的肉体与钢铁机器间的大混战。这是一次真正的灵魂与油龙间的生死搏斗。
但，“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当杜志福想打开低压阀门时，一股高压气流将其冲出数米，重重地摔倒在地……“老杜！老杜——！”李敬抱着昏死过去的战友，拼命地喊着。可他的声音被巨大的井场呼啸所吞没。
倾斜的井架突然发出一声“咔嚓”巨响。
“撤！全体撤离！”万分危急时刻，李敬不得不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发出命令。当工人和机关干部们撤出井台的那一刻，整个井台随即也在众目睽睽下消失于地平线之下——像一个久经沙场又失去战斗力的猛士哀号一声后倒下了……
井队的工人哭了。
机关的干部哭了。
李敬也哭了。
那天晚上，井队的职工一夜未睡。李敬跟着一夜未睡。他是钻探指挥部的领导，他要在队伍最困难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看着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工人们，他想安慰大家几句，可他就是讲不出话，嗓子里冒的全是火。
“李指挥，你别说了……”
“李指挥，我们……”
工人们还在流泪，一边却在劝说他们的指挥。
“可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想说话。”李敬，这位“石油老战士”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当了副部长后仍没有丢掉这个传统。他在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晚上又召集会议，我破涕为笑，强打精神，向同志们讲了事故的经过。我说：‘杏24井损失严重，教训深刻，是件痛心的事情。但这口井也证明了油田顶部位移（油田面积比预料的要大得多），也表明油田压力比我们预计的要高得多。自古兵家一胜一败古之常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要表现得更加坚强、更有志气……’我的任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鼓足群众更大的干劲，做好工作，来弥补这次巨大损失。我清楚我自己心中的怨痛，同志们心中也同样怨痛。我越无心说话，却越想多说话，在情绪不正常的时候就越需要理智：我宁可在帐篷里流泪，也绝不能在群众面前默默不语。怨痛只能给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
井喷，是钻探中有时不可避免的事故。但井喷有不同的结果，尽管它缺少特别的规律。然而余秋里和康世恩始终不允许在任何事故中出现人为的因素而给国家财产带来损失。
在“杏24号井”发生井喷事故的差不多时间里，王进喜的井队也曾发生过突发井喷，然而由于王进喜组织及时，他们的钻塔机台设备保住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的干部有头脑！有预见！有出现事故后的得当措施！可是你——李敬！你的头脑长在哪儿？”在干部大会上，康世恩不依不饶地让李敬站在前台，指名道姓地批评他。
“那个时间风气真好！余部长和康部长他们就这么批评干部，可谁也不记恨他们，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并且认真改掉。”当年《战报》记者、大庆历史的见证人李国昌先生感慨说。
与许多“老会战”们交谈过程中我有种强烈的感受：余秋里和康世恩是一对珠联璧合得那么完美的“石油搭档”。余对康在业务上的信任和支持使康最终实现了他在石油事业上的光辉一生，而康从余身上得到的大将作风和气质培养又使康变成了同样能力挽狂澜的儒将。余和康相互影响着，甚至连骂人艺术都十分的相近——别看康世恩戴着眼镜，文绉绉的样子，发起火来虽不如余秋里那种雷霆万钧之势，但也足够让人心惊胆战的。许多人说，这是康从余身上学来的艺术。
什么艺术？
骂人艺术。
骂人干什么？
骂人是为了让你记住教训。骂人其实是一种特别的爱——俗语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
余秋里的骂是一种大爱。
也是他余秋里特有的一种工作艺术——独臂将军从战争中形成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有艺术。
钻井出现斜孔。严重的斜孔。
余秋里又是大发雷霆。这回王进喜要倒霉，因为他打的井也斜了。
这事发生在1961年4月。又一个新年的会战打响，南线战区的几十台钻机像甩开铁蹄奔腾的烈马一般，争先恐后地追赶着施工速度。正当这边的会战搞得热火朝天之时，问题却也接二连三地传到了余秋里耳边：开工不到半个月，南线作战所打的32口井中，有4口井误射孔，5口固井不合格，4口井底冲洗不干净，5口油层浸泡时间过长……
“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关键。再不狠狠抓一抓质量问题，会战工委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就会落空！到那时，还有什么速度？还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代？”余秋里的话通过北京—萨尔图专线响彻前线的各个干部耳边。
“王进喜的1205队也有口井打斜了3度半。3度半不算什么吧？”有人嘀咕道。
“不行！”余秋里吼道，“克拉玛依和玉门就是吃了这个亏。王进喜？王进喜打的井斜了，更得填！王进喜，你听着，你得给我把井填起来！”
“王进喜填井！”这声音通过扩音喇叭传遍了会战全线。
英雄的1205队五十多名钢铁汉子哭了，他们不忍心自己用血和汗打成的井再由自己的手一铲一铲地将它填起来……
“填！就得按照余部长的话——填！”井场上，王进喜用严峻的目光扫视着自己的队友，丝毫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地指挥着耻辱的填井一幕。“我知道填井在我们队的历史上还没有这一笔，但这回有了，目的是让大家要牢记住这个教训。咱队史上如果不写上这一页，那队史就是假的。”王进喜进而说。
井填了。钢铁钻井队的红旗仍然猎猎飘扬。经历这一幕的人都对“四·一九”那个日子永远地铭刻在心头——
4月19日，康世恩遵照余秋里意见，在前线“群英村”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钻井质量大会。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异常严肃紧张。康世恩的第一句话就够冲的：今天我想骂人！因为有些人做得太丢人了！
全场干部和技术人员及工人代表们个个如临大敌地忐忑不安地将目光聚焦在总指挥身上。
康世恩的眼镜片在闪闪发光，并且停在两个坐在前排的主要干部身上，他们分别是钻探指挥部的指挥李敬和书记李云。
“二李”又要倒霉了。代表们知道后面将要发生什么。
“我前两天就对你们说了，你们越怕丢人，我就越让你们上万人大会上检讨！驴粪蛋子外面光，贴金马桶里面脏。谁不讲质量，我就跟谁拼！”康世恩突然把手直通通地指向李敬和李云。
“二李”浑身打颤。
全场的人都在打颤——今儿个康副部长怎么啦？大家都在想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怎么啦？你说怎么啦？“李敬！李云！你们俩给我站到台上来！”康世恩突然大吼一声。
李敬和李云低着头，“是”了一声，老老实实地往台上走。
“不行！扛着被你们打坏的钻头和打斜的岩芯上来！”康世恩咆哮着。
李敬和李云又一声“是”后，回到原地扛着钻头和岩芯，吃力地走上台，然后面向大家，低头站着——像参加批判大会。其实就是批判大会。
“你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错吗？”
“知道。”
“知道还出现这个孔斜面、那个不合格？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
康世恩发颤的手指就差一公分戳到“二李”鼻子尖上。
“你们说呀？”康世恩的双脚直跺。
“二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额上直冒冷汗。
全场的一千多名代表屏住呼吸，后背跟着冒汗。
康世恩在“二李”面前来回走动。突然又收住双脚，完全换了一副近乎哀求的口气说道：“钻井战线是油田的生命线，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油田的命运。党把这个战线交给了你们俩人，这是组织的极大信任。我、我代表会战工委向你们鞠躬——”猛地，康世恩弯下身子，将头低到腰间。
“二李”吓得双腿直哆嗦，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后退——这回是一步。
会场前排的人不敢看了，纷纷低下头。
会场后排的人有人站立起来，又立即蹲下身子也不敢看了。
“钻井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能否解决质量问题，主要就看领导了。我希望你们能把队伍带到以确保质量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为此，我再次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致敬！”康世恩又一次弯下身子鞠躬。
“二李”早已冷汗如淋，恨不得有个地缝钻钻。
这个时候，会场出现小小的一阵躁动：原来王进喜进了会场。
“趴下！赶快趴下！”有人拉着王进喜的衣角，悄声说道。
王进喜有些莫名其妙，问：“干啥趴下？”
“没看见康部长正在发脾气批评我们呢！”
王进喜往台上一看：可不，他的两位上司狼狈不堪地站在那儿正用余光可怜巴巴地斜视着他。铁人明白了，便对拉他衣角的人说：“我不能表扬时戴花上台当英雄，受批评时就趴下当狗熊。”说完，迈开大步，走上主席台，学着“二李”的样子，并排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等待总指挥的批评。
康世恩看着王进喜，火气一下更大了，吼着嗓门：“你王进喜是红旗，可干工作就不能光有张飞的猛劲。再说张飞也是粗中有细的，该细的地方就得细！你王进喜做到了没有？”
王进喜也开始冒冷汗了。
干部和工人们看着每天与自己一样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拼命战斗的干部和标兵这样可怜兮兮地挨批受骂，纷纷心酸地落泪——“难忘‘四·一九’，钻井出了丑。问题答不上，想走不敢走。”有人在小本本上写下这首打油诗。
“四·一九”，大庆人谁都知道的这个日子。“四·一九”从此成为每年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系统要召开的一次质量工作会议，像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熟悉的“三·一五”打假日一样。这是余秋里和康世恩在石油战线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中的一个内容。而同在这样一个内容里还有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
输油管是油田生产后期将原油聚集和外送的“肠子工程”——余秋里比喻。意思是说，你一个人靠啥维持生命？得吃东西吧！东西是靠肠子进到胃里、又通过肠子排出消化物。油田就像人吃的东西，这输油管不就跟肠子一样吗？有一回，在对一段输油管加压时出现了焊口处冒油的问题。这回倒霉的是曾任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老抗联战士、正军职干部季铁中头上了。“季铁中？季铁中也不成！”余秋里听康世恩汇报后，毫不留情地将右臂往上一甩。于是康世恩就“执行任务”去了：他披着那件褪了色的棉军大衣，站在质量大会上的台前厉声喊道：“季铁中！你给我站起来讲讲是怎么回事！”众目睽睽下，时任工程指挥部书记的季铁中像一位听到排长点名的新兵一样，老老实实地挺着身子走向台上，然后低着头，语气沉重地开始检讨起自己的失职，那神情一点也看不出他曾是个统率千军万马的正军职大干部……
油建党委书记也不含糊，见标兵、队长李德武扶梯上的铁踏板焊得龇牙咧嘴的，便令李德武和自己一起背起那个梯子，然后俩人一前一后地到各个工地“巡回检讨”。李德武肩背沉重的铁梯，一副悲悲切切的样儿，嘴里念念有词地：“我焊了一条不合格的梯子，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所到之处，工人们没有一个觉得好笑的。
“哈哈哈……”这回轮到大笑的是秦老胡同里爆出来的。当康世恩向余秋里和李人俊等副部长们说起此事时，余秋里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好，干部能有这样的改正错误勇气，工人们就有提高质量的自觉性了。”将军说，前阵子听前线回来的同志也给我讲了王进喜身上发生的类似事情：他“老铁”有一天发现1284钻井队完钻固井后，试压不合格。一检查是工作粗糙造成的，施工时井上的人把套管管箍咬扁了。“老铁”就令该队长王润才自己背着套管管箍，一个队一个队作检查，现身说法，引以为戒。而且要求每个队在那王润才去现场后写出评语，签上字。这王润才就这么着背了六七斤重的套管管箍步行了数百里，跑遍了15个井队，据说委屈得直掉眼泪。就这个样，“老铁”还要让他回到大队部汇报思想感触。有人在我这儿告王进喜的状，我说，他王进喜铁人，铁面无私，好同志嘛！抓作风就得有这个铁石心肠。至于方法嘛，可能是过了点。后来李敬同志又对我说是有人把王润才的事传遍了，他王润才背套管管箍没委屈，只是一个劲儿在王进喜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悔自己工作没做好。王进喜就跟着王润才抱头大哭起来。你们说这“老铁”干的……
哈哈哈……众部长又一阵爆笑。
康世恩接着又讲了一个趣事，更乐得余秋里忍俊不禁：有个队长，为了监督工人们能不能保证施工质量，就蹲在水泡边的草丛里，一蹲就是五六个小时。那水泡子的草丛里，小咬多得吓人。当那队长完成任务后，走到机台想表扬一声工人讲求质量。谁知工人们一见队长，先是一愣，继而拔腿就跑。队长感到奇怪，问你们这是怎么啦？工人们这才胆战心惊地指指他的脸，说：队长，你的脸怎么成这个样？队长回帐篷一照镜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眼睛、鼻子和嘴巴都被小咬叮得像搬了家似的……
“办法可能过了点，但这种作风好得很嘞！”笑过之后，余秋里接上烟，猛抽了几口，忽而变得颇有心事地：经过两年多的会战，油田的形势越来越好，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就会越多。也许看起来这些问题跟会战初期我们为能不能找到大油田相比看来大不一样，好像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它对我们这个大油田的开发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康世恩的脸一下也变得严肃起来：我也有同感，前期会战，队伍的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大干快上争速度、争储量上，现在可以说我们大名堂搞出来了，可怎么样把大名堂变成子孙后代都能享福的事恐怕还差距很大。
是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事。余秋里边点头，边沉思。然后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油田现在已进入边勘探边开发阶段，我们既要保持前期敢拼敢冲的战斗作风，同时还得大力提倡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老康你听我说得对不对啊——现在前面的钻井队把一个个油井打好后，留给了采油队。以后钻探任务总有一天搞得差不多了，这队伍就得多数投入到采油和运油上去。采油和运油那家伙可跟打井很不一样！你再单靠勇猛是不行的，得靠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地心细。咱们队伍的作风跟人似的，都是从五大三粗的硬打硬拼中杀出来的，针线活那么细腻的事还不会干哩！怎么办？我看就得从现在开始大家要学会做针线活，严格要求工作的细致，否则我们这两年多来辛辛苦苦钻探出的大名堂，最后还是变不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名堂嘞！
我同意，就从学做针线活开始大抓工作作风问题。康世恩说。
最近油井的注水情况进展如何？余秋里关切地询问会战前线的生产情况。
大有成效。特别是几个注水站的建立，给采油生产带来很大跃进。康世恩抬腕看了一下手表：不早了，明天我还要赶火车回大庆。余部长你看还有什么指示？
余秋里随手递给康世恩一支烟，点上。说：最近中央和主席一直在跟赫鲁晓夫吵架，中印边境的形势又越来越紧，我一下还走不开，前线的事就拜托你了。
没事。你在部里主持工作担子也轻不了。那我走了。康世恩顺手扣了扣几个敞着的纽扣，说走就走。
一阵冷风从门外吹进，余秋里感觉一丝寒意，便不由得向外吆了一声：那边还冷，带上棉大衣！
唉——康世恩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喧哗了一天的秦老胡同只有在这凌晨两三点以后才会寂静下来。这天，等会客厅里的人都走了以后，余秋里还是没有睡意。他的脑子里不时转动着会战前线的事儿，还有就是耳边不停响起正在总参谋部日日夜夜为毛泽东制定反击印度入侵军队计划的那几位老帅们的声音：秋里啊，油！前线的军用油吃紧啊！
是啊，现代战争的仗一打，光凭“黄金万两”也没有用。缺了油，飞机大炮等于一堆废铜烂铁。这余秋里你是知道的嘛！这不几天中央工作会议上，独臂将军免不了对东边的“老蒋反攻大陆”和中印边境战事有些关切，好意问了一声一位总参谋部的副总长，结果人家戗了他余秋里不轻：打仗的事你别操心，你啊，能不能赶紧给我弄点军用油出来！
余秋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好大的气：弄油我还不知道嘛！我是石油部长不知道弄油？可你们以为弄油就那么容易？先是找得到找不到油的问题，找到了能不能有大名堂又是一个问题，有了大油田能不能开采好更是个问题，开采出来后的油怎么个运、怎么个成品问题就更大嘛！你们知道吗？嘁！
“余秋里，过来过来！”哟，是毛泽东在“七千人会议”时的一个休息室里叫他呢！
“主席，余秋里在。您有什么事？”余秋里像战士见了首长，立即上前敬礼报告。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用手拍拍左边的空沙发，然后笑眯眯地问：“又有什么新消息吗？”
余秋里知道毛泽东想听的是什么，便俯着身子答道：“主席，新情况还是有一点的。”
毛泽东怡然自得地将嘴上的烟拿到一边，眼里放光地看着爱将：“哦？说来听听。”
这是“七千人会议”的间隙，余秋里知道毛泽东今天情绪很好，有心想多听听他所关心的石油问题，于是便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沙发上娓娓道来：“我们的渤海湾有新情况嘞！”
渤海湾？毛泽东侧过脸，很感兴趣地看着石油部长往下讲。
是的嘞，年初我们在渤海湾的黄河入口处打了口井，在打到1194米处，发现了油砂，后来又打到1721米时，油砂就更厚了，达59米多。之后进行试油，结果获得日产8吨多的工业油嘞！
日产8吨多？算大油吗？
算哇！10吨以上日产就是高产油嘞！
你说渤海湾能打得出像你现在在大庆打的几十吨一口的油井吗？
我看完全有可能。
你是说，渤海湾可能又有大名堂了？
是的，渤海湾完全可能有大名堂。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然后像打听小道消息似的凑近爱将，带着征求的目光问：余秋里啊，你能不能多搞些品种啊？最近用油的地方越来越叫紧，有点……有点像老百姓抢购似的。毛泽东说到这儿，轻轻地叹了一声。
余秋里知道毛泽东说的什么，他老人家也在关心老帅们共同关心的事：油，成品的油。而且要越快越好。
“是，主席，我们一定多搞些油，一定多搞些品种！”余秋里“噌”地起身，在毛泽东面前一个立正。
……这已经都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但它一直在余秋里脑海里浮现。
油啊油！国家越有事，这油就越成焦点问题。有句话谁说的？叫什么来着——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可不，好像中国干什么事都离不开石油似的。这名堂！
余秋里站在秦老胡同的自家小院内，对着天上眨眼的星星，想自嘲一番，却又笑不出来：石油部长能决定中国的命运？笑话笑话。为毛主席服务而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而已。
东方既白。一缕晨光洒在屋顶的青瓦上……
而千里之外的东北大草原上的晨光却比北京的晨光要早一个来小时照在干打垒上。六点。头戴狗皮帽、浑身是水又是泥的宋振明神色忐忑不安地抬手轻轻敲了敲康世恩卧室兼办公室的门。
没有动静。宋振明便推门而入。每天都通常后半夜才睡的康世恩此刻仍鼾声不断地在酣睡。
“康部长，康部长……”宋振明轻声叫喊。
“嗯？”康世恩从床上坐起，两眼盯着宋振明，“什么事？”
“中一注水站发生火灾了，烧……烧光了。”
“什么？烧光了？什么时候的事？”康世恩大惊，一边从床上翻起，一边找眼镜戴上。
“是。都烧光了。我刚从现场过来……”
“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为什么？”康世恩突然失声大叫，怒气冲天地责问宋振明。
“我怕……怕影响首长休息。”宋振明不敢抬头，眼里噙着泪花。
“什么？你以为我是来做官当老爷的啊？”康世恩的声音更大了，“我是来搞石油的！搞会战的！不是来享清福的！”
“二号院”内住着的人都被惊醒了。可谁也不敢靠近康世恩的住处，只敢在远远的地方听着。
“我们有几个注水站你知道吗？这好，一把火就烧了一个！”康世恩焦虑、愤怒和惋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采油指挥部的几位干部自知责任不小，便一个个低着头，走近康世恩的房子，准备同宋振明一起接受处分。
康世恩看着排列成一队的这些浑身上下都沾满污油和浊水的干部，知道他们昨晚一夜未睡在与火灾搏斗，便长叹一声，口气缓和了几分：“立即通知开现场会！主管生产和安全的领导全部参加，各小分队去一名领导。你们几个也不要垂头丧气的，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回去发动群众查原因，堵漏洞。”
“走！上现场去！”康世恩披上棉衣，大步走出屋子。
中一注水站已经没了，有的只是满地流淌不息的污水与油污以及残留的灰烬……“一二百万哪！就这么一把火烧没了！”康世恩面对一片狼藉的火灾现场，扼腕痛惜。
昨天的注水站还是好好的，白墙青瓦，这在荒芜的大草原上和干打垒的海洋里，它可以说是最醒目、最耀眼的建筑了。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西北风吹打下到处飘落的灰尘在四处扬撒，还有就是注水站职工们痛苦的低泣声。
怎么烧的？站里回答：是柴油机排气管喷出的火花吹落在顶棚上的油纸和毛毡引发的大火。加上春天干燥，火一着，就失去控制，几十分钟，好端端的一个注水站烧了个精光……
“查！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这场火灾的！”康世恩命令采油指挥部领导立即找注水站的职工开会，自己则回总指挥部向北京要了个紧急电话。
“烧了？烧得精光？”余秋里震惊。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南海的电话也来了，问大庆会战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是有这回事。烧了，都烧光了。”余秋里只好如实汇报，可心里却像吃了个苍蝇。
“走，马上动身！”余秋里命令秘书。
“上哪儿？”
“还能到哪儿？油田！”余秋里气呼呼地端起杯子，一口气喝了，拔腿就往外走。
到达会战前线时，康世恩他们已经将火灾情况弄清楚：那是5月7日夜的事，东北风刮得很大。中一注水站3号柴油机排管漏出火花，被风刮进房顶的保温层内，引燃了锯末。值班人员发现从屋顶掉下的火星后，立即想用七个灭火器上房灭火，结果灭火器有两个不能用，其余的虽好，可工人又不会熟练操作。这时才想起用消防水龙头。谁知前些天水泵在检修，水源又成了问题。等好不容易解决水源后水龙头又喷不出去。这样七折腾八折腾，火势早已失控，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没了崭新的注水站……
“这是什么问题？证明我们的生产管理上的混乱，该有的环节上没有尽到责任，工作粗糙，不得章法！这样的队伍怎么不在敌人面前乱阵脚？”余秋里一针见血指出。
“基层的工作是基础，就像我们的连队一样。打大仗，要靠大兵团作战。可再大的兵团作战，最后打起仗来，还得靠一个个连队去冲锋，去肉搏！基层不抓好，满盘皆输嘛！”干部会上，余秋里的空袖子不能不“嗖嗖”生风了。
“说大道理，有人可能还觉得离得远了点。那我就说得形象点吧！你们谁坐过飞机？”将军要参加会议的人举手。
乘飞机的人不是很多，约有十分之一。
“坐过火车的举手。”
这回基本上都举了手。
将军点点头：“好嘛！看来飞机、火车大家都坐过。但你们是不是注意过一个问题：在飞机场上，那飞机一降落，机械维修人员就立即上前登机检查、保养机器去了是不是？火车站也是，你们没看到火车一到站，那些背着挎包、手持小锤的机械检查人员一会儿敲敲轮箍，一会儿钻到车子底下瞅一瞅？这是为什么？这叫及时保养，避免事故。看到机场和火车站的这些维修同志，我们是不是有种安全感？”
与会者会心地点点头。
“对嘛。这叫落实岗位责任。有了这岗位责任，就不易出问题。即使可能出现问题，也会及时被发现。可再看看我们呢？分散的队伍，满地的东西乱扔，有几个人管一口采油井的，也有一个人管几口油井的；有几个人值一个班的，也有一个人值班要看几台机器的。这么复杂多样的岗位，要没有点责任心、技术又不熟悉，阎王老子都会出事嘛！何况我们都是些吃五谷杂粮的人！”将军的目光咄咄逼人。
会场一片寂静。
“所以，我看哪，今年我们的会战方针应该作些调整：要加强基层工作，加强生产管理，把各项制度建立起来，完善起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会战的全面胜利，即使一时胜利了，也会最后失败得干干净净！”将军的话如声声警钟，久久回荡在会战前线的每一个角落。
总结教训会当天，会战《战报》全文刊出余秋里的讲话精神，并配发了评论文章。由此，大庆历史上诞生了有名的“一把火烧出了岗位责任制的佳话”。后来在执行这个制度中又遇到了靠什么态度和精神来执行这个制度的问题，于是有名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即：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与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组成了大庆精神的重要内容。余秋里回忆起这一由他亲自总结与培育起来的大庆传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工作作风本来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是个客观存在。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作风，它会对我们发生长远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三老四严’，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符合会战和石油工业现代化生产建设的客观要求。因而它对大庆油田开发和建设，以及后来的整个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都产生重要作用。”
“好事成风了不得，坏事成风不得了！”这是将军经常说的一句话。
军人要站岗，工人工作也要像站岗一样一丝不苟。这是他余秋里根据石油工作的特点所总结的又一经典思想，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代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运用这“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将其归纳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
大庆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它的生命力将是永恒的。2004年春，我到创造这两个精神的诞生地——北二注水站和李天照的北八队65井时，应主人之邀，在他们的留言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民族的诚信之光。这也许是我们在今天对大庆精神的一种新的时代的新解释吧！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在这两处极不起眼的小地方，有位大庆创业者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骨灰，因为他曾经在当年奉余秋里、康世恩之命，在这儿蹲点并发现和总结了这两个重要经验。
斯人已去，却精神永存。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位当事人亲历的一幕“余秋里风采”：
那应该是在1964年末的事。大庆油田的会战胜利已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公开，余秋里也将被毛泽东、周恩来重用到国家计委任主任前夕，那次他再次回到大庆，关于他的高就已经在大庆领导层里都知道了。几年艰苦卓著的战斗，全国人民一片叫好，毛泽东的“工业学大庆”号召响彻神州大地。大庆人从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一下成为人人皆知的光荣战士。大庆人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民族代表，大庆和原子弹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国人在帝国主义与“苏修”面前，扬我中华国威的两个铁拳。铸造大庆这个铁拳的无疑是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一批大庆创业者及几万会战大军，而这时难免使功劳与苦劳一起洋溢在大庆人的脸上。
这天中午，大庆人对老部长余秋里第一次似乎有一种需要“送别”的感觉，人之常情嘛！老领导要高升了，过去同甘共苦几年要吃没吃的，要想放松也不敢放松嘛！于是，中午宴席上，康世恩、宋振明等频频举杯：“来来，为余部长，为大庆的昨天和今天，干杯！再干杯！”
康世恩有些醉意了。
宋振明是清醒的，但也比平时多喝了好几杯。
所有参加午宴的人都比平时多喝多吃了不少。
一点半，还有个会。余秋里要再以部长身份向属下交代几句话。
将军在席上也没有少喝少吃，但他记住了下午的开会和开会时间。于是他准时到了那间他曾经无数次召开会战决策会议的二号院大会议室……
现在，他独自坐在台前的一张长木椅上。耳边依然是后院宴席上一阵高过一阵的劝酒声、碰杯声、欢笑声和叫闹声。但将军的目光一直对着那个长长的走廊——那个长长的走廊里有他呼风唤雨的空间，有他可以指挥得了的一支支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征队伍……他有些激动了。他的目光里流露着骄傲和自信，也流露着某种更强烈的责任，甚至是隐约的失落。
人呢？一点半了嘛！不是说好一点半要开会的嘛！
但没有人。庞大的会议室里就他一个人独自坐在主席台前的木椅上。长长的走廊里也没人，只有阵阵热闹的劝酒声和吵闹声。
将军有些烦躁，欠欠身子，想让秘书去叫人来开会。但他没这么做。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将军耐着性子在等待。
二十分钟过去了。将军的脸变了。他正怒不可遏地欲起身时，长长的走廊里听到了声音，也见到了康世恩他们正逍遥自得地晃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剔着牙，一边有说有笑地朝他走来——慢悠悠的，像永远走不动似的不往前行。
“哐！”终于，将军忍无可忍了！那只令敌人畏寒的铁拳，从高高的空中挥起又落下，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随即，是万炮齐鸣的火力：“你们这帮狗屎！狗屎你们！我要回北京去！回去！”
“哐！”又一记更重的铁拳砸在桌子上。
“我、我还没走你们就没了王法啦？就这个样，我把油田交给你们放心吗？我放得下心吗？狗屎！狗……”
长廊内的人惊呆了，一个个像木偶似的站立在那儿不知所措。他们见过将军发过无数次火，每一次都可能是雷霆万钧，但这一次比雷霆万钧还要雷霆万钧。
这可怎么是好？宋振明等人全把目光投向康世恩。
康世恩暗暗叫苦了一声：今天坏大事了！就算他康世恩反应快，只见他悄悄用双手背在屁股后面，向后面的人发出了一个信号：不要吱一声，往后退。回到隔壁的房子里去。说着，自己也轻轻地移动脚步，往后挪动，但不敢转身……
“狗屎！你们是狗屎！……”将军还在高声臭骂，骂得直冲云霄。
隔壁房间内，宋振明等焦急万分地询问康世恩：“这可怎么办？他要回北京了呀！”
康世恩搓着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儿，嘴里还在不停嘀咕：怎么把时间忘了……
“有了。康部长。”宋振明鬼，突然灵机一动，轻轻击掌。
“说，有什么办法？”康世恩和好几位油田领导赶忙围住宋振明。
宋振明伸出手指，神秘地：“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
“谁？”
“铁人王进喜。”
康世恩大喜：“妙。快叫老铁！”
老铁就是王进喜。
王进喜来了。宋振明赶紧在他耳边如此这般一说，王进喜拉拉鸭舌帽，笑笑，便朝身边的几位工人代表一挥手：进会议室。
将军仍然骂。越见不到人骂得越凶。“狗屎！狗屎你们……”当不知第几个“狗屎”的“屎”字还没有出口，突然会议室的大门口出现了王进喜。
“狗……”将军的嘴巴一下张在那儿。那个“屎”字没再出口。“老铁啊！你来啦？”将军的脸上立马暴雨转多阴、转晴了。
“唉，余部长，我来开会啦！”王进喜大步向会议室前排走去。
就在将军和“老铁”寒暄之瞬间，康世恩和宋振明等一大帮人，“哗啦”一下，全拥进了会场，那动作比兔子蹿得还快。
余秋里还没有跟“老铁”唠完三句话，却见会议室已满满当当了。又看看左右：康世恩和宋振明等领导毕恭毕敬地坐在他身边。
“那就开会吧！”他毫无表情地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余秋里平静、耐心和认真加忠告式地讲了许多关于下一步油田工作的指示。康世恩等认真地听着，最后康世恩还特意站起来深情而非常严肃地号召全体与会人员及广大会战职工，要牢记“余部长”的话，把大油田搞得更好。
晚饭时，余秋里吃得比较香。随后继续跟康世恩等叨唠，叨唠关于大庆油田和渤海湾的新油田……当然，他也颇有针对性地叨唠起干部作风问题：老康啊，我总觉得对干部，要求严一点好。为啥？因为党和人民交给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出不得一丝半毫的差错啊！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干部作风不好，带出的必然是稀拉松垮的队伍嘛！领导严，大家也严。严，就可以出责任心；严，就可以出战斗力；严，就可以出规格；严，就可以出高标准；严，就可以出办法；严，就可以出风气；严，就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就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就可以避免错误；严，就可以保证思想上、政治上一致；严，还可以保证团结。而讲严，不单是生产工艺上要严，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要严，按党的原则办事，按标准办事，按工艺办事。严，不一定要瞪眼睛、竖眉毛——当然我知道自己脾气大，瞪眼睛、竖眉毛的事经常发生。但其实严，主要是对问题的不马虎，对原则的不让步。这里包含了耐心说服教育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包含了经常的、不断的实际教育和思想教育……
这一夜，余、康俩人几乎是彻夜长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余秋里作为行将交班的石油部长向后一任新石油部长所作的“政治交代”，但我知道康世恩同志后来一直像余秋里那样按照一个“严”字当头管理着百万石油队伍，并使中国石油工业在他手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本人也最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成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康世恩逝世时，新华社发布的悼词语）。
